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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統計; 協調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3-0-01
前言
在企業中做好財務工作是重中之重,是發展的基礎,而在財務工作的一大功能就是核算功能。企業的財務核算數據來源于統計工作,企業要想良好的發展,就需要將二者相結合,協調好二者的工作。
一、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1.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之間的聯系
管理體制上的聯系。在企業的管理體制上,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都是遵循“統一領導,分級管理” 的原則。統計工作是對企業的日常財務進行統計核算、管理,以更好地監督企業的經營狀況。財務工作是對企業的資金運轉及其體現的經濟利益關系進行核算與監督,進而為企業決策人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
工作范圍之間的聯系。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從核算的范圍來看,二者的核算起點一致,目的一致,都是反映企業經濟運營效果。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企業的財務工作和統計工作為其提供基礎的信息,且二者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相互作用、相互補充,使得企業健康的發展。
2.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之間的區別
工作任務的區別,統計工作的任務就是收集和整理企業生產經營現象,并進一步的分析調查,從宏觀的角度為企業經營提供真實有效的統計資料,并監督企業整個經營過程。財務工作的主要任務相較于統計工作的任務更加細微,詳細的記錄了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資金運轉的財務狀況,將其整理出來,為企業的決策提供信息,并監督企業的各種計劃執行情況。
工作方法的區別,財務工作是以貨幣為主要的計量單位,通過一系列方法對企業的經濟業務進行系統的記錄,具有系統、嚴密等特點。而統計工作則是以實物、勞動、貨幣為計量單位,通過調查,并運用方法對宏觀經濟活動的水平、效益等數量關系進行整理和計算,具有靈活、綜合等特點。
二、企業財務工作和統計工作協調的必要性
財務通過對企業發生的經濟活動進行核算與評價,可以為現代企業提供重要的財務信息基礎。而統計則通過對社會的經濟現象數量的研究,提供統計信息。財務與統計所提供的信息是企業管理所必需的信息,企業的很多信息來源均是來自財務與統計,或是二者所得信息經過整理與加工得來的。因此,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相互協調可以為企業提供重要的信息基礎。
提高企業經營決策的準確性。當今社會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在經濟發展飛速的同時,企業也應該快速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在這競爭不斷地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決策者會做出很多決策及計劃,一旦決策失誤可能會為企業帶來無法避免的損失,所以,企業需要掌握準確的信息,才可以將不確定的因素降低到最低。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就是運用不同的方法來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財務狀況以及預測未來狀況。將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相協調,使得企業獲得更及時、準確的信息,企業的管理者對這些信息整理和分析,從而可以合理科學的進行決策,以提高企I經營決策的準確性。
三、做好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協調性的幾點辦法
1.增加財務工作的基礎性
財務工作可以為統計工作提供一定的保障和支持,所以,在工作中加強財務工作的基礎性具有重要意義。隨著國家預算管理制度的改革,企業的不斷發展,對預算管理的科學性和精細性要求越來越高,就要求企業在財務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的加強預算的管理,監督預算的執行過程。還需要財務人員在工作中積極主動地去學習預算改革的一系列辦法,根據新形勢下的要求,來落實預算工作的相關內容,保證統計工作的順利進行。
2.建立合理的財務制度
企業各個管理部門都需要結合工作實際,制定出可行性的財務管理制度,使得財務人員在統計工作中有章可循。嚴格的執行此項制度,以來管理和約束財務人員和統計人員的工作。財務工作和統計工作的內容和方法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應該對二者采取的方式來不斷地調整、規范相關的指標,以來實現財務工作和統計工作的協調性。在建設制度的過程中,要使財務人員和統計人員相互協作,分工進行。在實際進行統計工作時,很多的是對財務資料進行進一步的整理和加工,涉及到大量的財務資料,所涉及的資料大都是來自于財務報表,在財務工作過著也會使用較多的統計原理。所以,應該加強財務人員和統計人員在工作中的協作和分工,做好二者工作中的交流,以來更好地協調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改變由傳統工作模式帶來的不利影響。另外,財務人員與統計人員在相互交流的同時,還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
3.依靠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持
隨著科技的發展,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逐漸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經營管理中。要想做好財務工作和統計工作的協調性,可以將計算機技術與網絡技術和財務與統計有機結合起來,能夠有效地減少財務工作和數據的重復性,從而可以減輕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增加企業數據的處理分析能力。另外,還可以建立科學的財務信息管理系統,以更好的協調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國家經濟不斷加快的腳步下,企業對財務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財務部門應該加強內部的合作與分工,實現財務工作與統計工作的協調性,發揮其優勢,使企業的資源利用最大化及實現信息共享,為企業的決策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以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關松青.協調統一統計與會計核算工作的關系[J].統計與管理,2014(05):78-79.
關鍵詞:財務彈性;現金持有;剩余舉債能力;企業績效
一、研究背景
財務彈性是指企業為適應經濟環境變化,及時調動財務資源以便預防和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能力。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了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一旦陷入危機,企業若不能通過協調財務資源化解危機,那么企業價值或其績效將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傾向于主動采取行動來保持財務彈性,以避免因財務危機對企業帶來的潛在損失。但是,財務彈性的保持必須處于一個相對的適度。如果財務彈性過高,企業的機會成本和成本就會增加,從而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而財務彈性偏低時,企業資金的流動性較小,企業沒有利用杠桿經營的優勢,有可能會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效應。
當前對財務彈性的研究主要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是研究企業財務彈性對財務決策的關系,Arslan等(2013)指出財務彈性較強的公司能更好地利用危機時較低的資本價格來把握投資機會。二是探討財務彈性對公司價值的影響,Gamba和Triantis(2008)基于理論模型分析發現,公司總價值隨著現金持有量的增加而遞增。但是,這兩者的最終結果都應體現在企業績效上,從最終的績效就可以得知財務決策的正確與否,以及公司價值的大小,從而了解怎樣的財務彈性對企業而言是最理想的。因此,本文利用三個并列的財務彈性指標,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研究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本文選取2009-2012年中國深滬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企業財務彈性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探討。
(一)財務彈性指標
已有的相關研究中,較多地以現金持有量或剩余舉債能力等單個指標來衡量企業財務彈性,僅有極少數學者通過綜合現金指標和杠桿指標對企業財務彈性進行計量。本文將借鑒Daniel(2008)和馬春愛(2011)的研究方法,采用現金持有量、剩余舉債能力和流動負債比率等三個指標并列衡量企業財務彈性,并探討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二)企業績效指標PER
本文分別以托賓Q、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做為衡量企業績效PER的指標,代入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三)回歸模型
PER=α0+α1Cash+α2ROL+α3Lev+α4Dsize+α5Salary+α6Size+α7Drect(1)
其中,PER為因變量,代表企業績效,分別用Q、ROA、ROE和EPS四個變量衡量,Cash、ROL、Lev為自變量,代表企業財務彈性,其余變量如董事會規模Dsize、前三高管薪酬比例Salary、公司規模Size和董事長與經理兩職兼任Drect為控制變量。
三、實證結果
表1 報告了財務彈性與企業績效的回歸結果。由表中結果可知,以托賓Q、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做為衡量企業績效PER的指標時,無論是以現金持有量,還是以剩余負債能力或流動負債比例為指標衡量財務彈性,其與企業績效變量都在1%的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財務彈性對企業績效具有積極的影響,財務彈性越強,企業績效越好。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過適當增加現金持有量、提高資產負債率或流動負債比例來提高企業財務彈性,從而應對未來不確定危機,降低陷入財務困境的風險,提高企業績效。(作者單位: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Gamba,Andrea,Alexander J.,Triantis. The Value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8,63(5):2263-2296
[2]Daniel N D, Denis D J, Naveen L. Sources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Evidence from cash flow shortfalls[J].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Drexel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and Temple University, 2008.
關鍵詞:中石油集團;財務共享服務中心;財務共享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205-02
“本屆榜單最大變化莫過于中國石油超過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綜合排名躍居第四,緊隨排名第三的埃克森美孚。”這是1月上旬美國《石油情報周刊》(PIW)公布世界50大石油公司2012年度排名的開篇語。此次排名是根據原油儲量、天然氣儲量、原油產量、天然氣產量、煉油能力和油品銷售量6項指標的綜合測算,中國石油綜合排名從2003年的第10位躍居第4位。中國石油的業務遍布中東、北非、中亞、俄羅斯和南美等地區。目前,中國石油與排在第3位的埃克森美孚公司主要指標的差距明顯縮小。同時,在2012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中,中國石油從2001年第83名躍升至第6名,綜合實力不斷提升。
當前,中國石油全面建成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已進入決定性階段,國際合作程度日益深化。為適應公司國際化發展需求,公司需要在多個方面進行改革和調整,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改變現有的會計和報告業務管理方式。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FO王國樑在接收埃森哲(Accenture)高層訪談時提出“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會計工作模式是世界的潮流”。目前我們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意見非常堅定。中國的企業的文化是上層做的決定,下面執行。中石油在2000年重組上市以后,在財務管理體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三個集中”為目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當于在原來不動格局的集中管理。而共享中心走出了原有格局,面對內部第三方。雖然剛開始會覺得不習慣,但是企業要提高競爭能力,提高透明化。比如,我們下面各個公司之間支出差距就很大。要想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建立共享中心將是必由之路。通過共享中心強制實現標準化、流程化。共享的目的雖然是節省成本,但是最后解決的不僅僅是節省成本,還帶來管理水平、財務透明度、標準化程度的大幅提升。 將來所有的財務報賬通過共享中心來審查,有助于科學決策,建立共享服務中心這個戰略方面公司管理層看法是一致的。”
財務共享服務中心是近年來出現并流行起來的會計和報告業務管理方式。它是將不同國家、地點的實體的會計業務拿到一個SSC(共享服務中心)來記賬和報告。這樣做的好處是保證了會計記錄和報告的規范、結構統一,而且由于不需要在每個公司和辦事處都設會計,節省了系統和人工成本。但這種操作受限于某些國家的法律規定。與普通的企業財務管理模式不同,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優勢在于其規模效應下的成本降低、財務管理水平及效率提高和企業核心競爭力上升。
一、有效降低運行成本
通過分析共享服務中心人員每月處理憑證的平均張數、單位憑證的處理費用等數據,計算比傳統財務運行模式減少的各類消耗。共享服務中心的效益主要通過減少人員數目和減少中間管理層級來實現。如果共享服務中心可以建立在一個薪資水平較低的地區,通常成本的降低效果更顯著。通過在共享服務中心建立新型的組織結構和制定合理的激勵制度,能顯著地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并形成不斷進取的企業文化。2012年,中國石油銷售收入3 523億元,擁有各類財務人員4.1萬人;而世界排名第一的殼牌公司2012年收入4 845億元,擁有財務人員1萬人左右,其中50%在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工作。單從財務人員數量上就可以發現共享服務中心的成本效益優勢。
二、財務管理水平與效率提高
例如,對所有地區公司采用相同的標準作業流程,廢除冗余的步驟和流程;共享服務中心擁有的各地區公司的所有財務數據,數據匯總、分析不再費時費力,更容易做到跨地域、跨部門整合數據;財務專業人員相對集中,公司容易提供相關培訓,培訓費用也大幅節省,公司也可以承受招聘資深財務專家的費用,這樣,共享服務中心人員的總體業務水平較高,提供的服務更專業。此外,共享服務中心的模式也使得IT系統(硬件和軟件)的標準化和更新變得更迅速、更易用、更省錢。目前,中石油集團總體有10大板塊,主要包括勘探開發 (E&P)、煉油化工、銷售、天然氣與管道、海外業務等板塊,這幾大板塊都有自己的財務,都是為了支撐板塊的分析而設立的。如果將這些板塊的財務整合到統一的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必將大大提高集團的財務管理水平與效率。
三、有效支撐企業集團的發展戰略
集團公司在新的地區建立地區公司或收購其他公司,財務共享服務中心能馬上為這些新建的公司提供服務。同時,公司管理人員更集中精力在公司的核心業務,而將其他的輔助功能通過財務共享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完成,從而使更多財務人員從會計核算中解脫出來,為公司業務部門的經營管理和高層領導的戰略決策提供高質量的財務決策支持,促進核心業務的發展。目前中石油在海外設立的分公司正在試點共享服務中心的財務管理模式。2008年8月中石油成立的昆侖燃氣公司業務分布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覆蓋近100座城市,供氣能力達50億方以上,擁有全資子公司、分公司、控股公司、參股公司100多個,目前已經在公司內部實現了“共享服務中心”財務管理模式。
四、向外界企業提供有償服務
目前,成功運行財務共享服務中心的公司已經開始利用共享服務中心向其他公司提供有償服務。例如,殼牌石油(Shell)建立的“殼牌石油國際服務公司”(Shell ServicesInternational)每年約8%—9%的收入來自向外界提供服務。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是發展中國家,世界500強企業中的絕大多數在中國開展業務,同時中國企業也在大力開展海外業務,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中石油能夠成功運行財務共享服務中心,不僅能夠提升財務管理水平,同時也可以通過提供有償服務形成新的盈利業務。
綜上所述,中石油集團公司建立自己的財務共享服務中心是必然趨勢,所以,應當加快這一進程,為建設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發展目標奠定基礎。
近年來,因董事會治理失效而導致財務危機發生的時間頻發,四川長虹因董事會制定的以規模取勝的戰略思路導致巨額應收賬款無法收回,而發生了嚴重的財務危機。中科健公司因治理結構不完善,對高管層嚴重缺乏監督和制衡,導致公司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巨人集團在成立不到六年就陷入了財務危機,以上事件中所提到的財務危機的爆發,內部治理結構失效是關鍵,而內部治理的核心是董事會治理,因而可以見得董事會治理十分重要。
二、研究假設
(一)伴隨董事人數的增加,董事成員間的交流溝通會有障礙,會導致“群體性思維”這一現象,董事們會產生偷懶行為,決策的質量會隨著降低。因此,本文認為隨著董事規模的擴大,增加了財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提出假設1:董事會規模與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正相關
(二)目前我國董事會“內部人控制”現象突出,問題較為嚴重。董事長在兼任總經理時,權利過于集中,監督機制失去效力,所以,相比較兩職分離而言,兩職合一將加大財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提出假設2:二職合一與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正相關。
(三)由于委托問題的存在,從而造成股東、董事會和經理人中間,始終有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獨立董事的比例越大,就越能抵消內部人控制的負面作用。提出假設3:獨立董事占董事會人數比例與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負相關。
(四)從目前我國的董事會會議現實情況看,存在許多問題。比如董事的出席率不高,議事規則不健全等問題,不能起到增強董事會治理的效果的作用。
提出假設4:董事會會議次數與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正相關。
(五)董事會成員越高的持股比例,董事們將要承擔因財務決策的失誤造成的損失。董事持股將個人利益與公司的長遠利益聯系起來。
提出假設5:董事會成員總持股比例與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負相關。
三、統計檢驗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
本文選取了2010~2014年間在我國滬、深兩地上市的A股公司,并對樣本進行如下篩選剔除:(1)剔除金融、保險行業公司;(2) 剔除數據缺失不全的公司;(3)剔除數據存在奇異值的公司。最終取得2752家上市公司的8542個樣本觀測值,行業類型18個行業大類。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統計分析均使用STATA12.0軟件完成。
(二)變量與模型
本文以經典的Altman模型中的Z值作為衡量財務危機可能性的關鍵指標,z=0.012x1+0.014x2+0.033x3+0.06x4+0.999x5,其中X1=營運資本/總資產,X2=留存收益/總資產,X3=稅息前利潤/總資產,X4=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總負債,X5=銷售收入/總資產,Z值越大,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越小,解釋變量為董事會規模(LNBSIZE)、董事會兩職設置情況(DUALITY)、獨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董事會會議次數(FREQUENCY)、董事持股比例(PERCENT),控制變量為:公司規模(LNSIZE)、財務杠桿(LEV)和總資產增長率(GROWTH)。本文控制了5個年度啞變量和18大類行業啞變量。
(三)統計結果及其分析
1.描述性統計。為了消除極端值對統計結果的影響,我們對Z值與GROWTH指標在1%水平(雙側))上進行了winsorize縮尾處理,描述性統計結果詳見表1:
從上述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
①財務危機衡量指標Z值方面,根據Altman模型可知65.72%的樣本公司財務狀況穩定,其Z值大于2.675;1671家樣本公司可能走向財務危機的邊緣,其Z值小于1.81;剩余1257家樣本公司Z值位于1.81與2.675之間,屬于灰色地帶,無法判斷其財務狀況。全行業Z值的平均數為7.102,遠遠大于2.657,說明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總體財務狀況穩定②董事會規模方面,董事會人數的自然對數最大為2.8904(18人),最小為1.3863(4人),且平均值為2.1571,說明董事會規模差異略大,但人數基本控制在9人左右。③根據理論,為減少“內部人控制”的影響,我國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約74.53%)實行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兩職分離。④獨立董事所占比例方面,從樣本數據來看,99%的上市公司均達到證監會的最低要求。⑤董事會會議次數的標準差為3.7528,表明公司會議的召開次數相差懸殊,一年內召開董事會會議次數最小為1次,最大為57次。⑥董事會持股比例方面相差巨大,約三分之一上市公司持股比例為0,嚴格遵守我國公司法中有關“董事在任職期內不得購買本公司股票”的規定。同時還發現:上市公司規模(LNSIZE)相差較大,標準差為1.237;資產增長率(GROWTH)均值在20%以上,遠遠大于我國GDP的平均增長率;財務杠桿即資產負債率(LEV)水平在44%左右,整體償債能力尚可。
2.回歸分析。模型回歸結果表2所示,根據模型回歸數據發現,樣本R2值為35.26%,調整后樣本的R2值為34.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F檢驗,說明該模型擁有較高的擬合優度和較強的解釋能力。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小于2,說明模型中的各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本文通過上述理論與實證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結論:
1.董事會規模與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的關系顯著為正
2.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與財務危機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即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公司更不易發生財務危機。
3.獨立董事比例與財務危機的發生呈負相關關系,但負相關關系并不顯著。
銀行業引入公允價值會計的動因
國際會計計量發展趨勢的要求
雖然加強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在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曾引起過激烈的爭論。但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傳統計量模式缺陷的日益暴露,加強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在國際上已是大勢所趨。例如,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1999年的《初步意見:以公允價值報告金融工具與某些相關資產和負債》中建議,要完全按照公允價值計量金融工具。又如,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FASB對金融工具會計確定的最終目標,就是在資產負債表中按照公允價值計量所有的金融工具。此外,歐盟、澳大利亞等90多個國家和香港等地區都要求或建議從2005年1月1日起使用國際會計準則,進一步加強公允價值計量在銀行業的運用。
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內在需求
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金融發展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會計制度。自1992年以來,我國對會計制度進行了多次重大變革,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直到2006年出臺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之前,我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還存在較大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經濟與金融的發展。
例如,歐盟2004年公布的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初步評估認為,我國在歐盟制定的五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中只有一個達標,而未達標的指標之一就是我國尚未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會計慣例的會計準則體系。同時,世界貿易組織的某些成員國因為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拒絕接受根據我國會計準則計算的成本會計數據,要求改為采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計算的相關數據或第三國準則下的數據,這使得我國企業在反傾銷訴訟中經常處于不利地位。
此外,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客觀上也要求制定符合國際標準的會計準則,以避免海外上市公司不得不編制兩套不同標準的財務報告,減少跨國融資和投資的成本。
公允價值計量對國外銀行財務波動的影響
從國際經驗來看,反對在銀行業全面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公允價值計量會加大銀行財務的波動性,從而影響金融穩定。這是因為,在混合計量模式下,雖然資產或負債項目經濟價值的減少會及時得到確認,但經濟價值的增加卻只有在實際實現時才會被確認。而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資產或負債項目的經濟價值無論是減少還是增加,在實際實現前就能及時得到確認。因此,與混合計量模式相比,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能夠更為及時、全面地反映資產或負債項目經濟價值的變動情況,從而也相對地增加了銀行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波動性。或者更為準確地說,在公允價值計量下,銀行的財務報告將更加及時、準確地反映其自身財務的波動性。
有學者對美國206家銀行1995年至2000年的財務報告進行過具體分析,通過計算其凈收益、綜合收益(包括部分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和公允價值收益(包括所有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三種替代收益指標的波動程度,并檢驗波動程度的風險相關性。他們發現,從平均數角度來看,銀行綜合收益的波動程度是凈收益的兩倍,而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是凈收益的五倍;同時,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更能反映銀行的內在風險。
公允價值計量對我國上市銀行財務波動的影響
本文選擇了14家上市銀行連續三年的財務報表作為分析樣本,從資產、負債和權益等多個方面進行比較,并從財務波動性角度來分析公允價值計量對我國上市銀行的影響。
上市銀行資產負債總體情況
對于以公允價值計量的上市銀行的資產情況,本文通過將資產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以非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來進行考察。總體來看,2007~2009年,我國上市銀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不超過總資產的10%,且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占比有持續下降的趨勢。而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公布的數據,美國上市銀行2008年的這一比例為31%,遠高于我國情況。
從單個銀行來看,城市商業銀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占比最大,股份制銀行次之,國有控股銀行的比例最小。城市商業銀行中,北京銀行和南京銀行所占比例連續三年均超過10%,個別年度甚至達到25%;股份制銀行中,占比最大的為招商銀行,三年均超過11%,其他銀行占比均未超過10%;國有上市銀行平均占比不到8%,除中國銀行2007年和2008年達到13%以外,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農業銀行的各年度占比均不超過9%,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這說明,相比城市商業銀行,國有上市銀行在配比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方面更加謹慎。
從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類別來看,主要包括: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投資性房地產。考察各上市銀行的總體情況,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這四類資產中所占的份額最大,2007~2009年,分別占以公允價值計量的主要資產的86%、87%和92%。其次是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三年占比分別為10%、9%和5%。排在第三位的是衍生金融資產,三年占比分別為4%、4%和2%。投資性房地產占比最小。
由此看出,2007~2009年,我國14家上市銀行選擇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比例有所上升,而持有的風險相對較大的衍生金融資產則有所減少,表明在美國衍生金融工具泛濫進而導致次貸危機后,我國銀行業對投資方向進行了調整,偏向風險相對較小的“保守”投資工具。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上市銀行的負債相對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規模要小得多。整體來看,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占負債總額的比例在2007~2009年分別為0.34%、0.43%和0.21%。而根據SEC的報告,美國銀行業在2008年的這一比例高達15%。
從單個銀行來看,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占總負債的比重最大。中國銀行的這一比例在2007~2009年最大,2007年達到2.056%。在股份制商業銀行中,中信銀行和招商銀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占負債總額的比例較高,2009年占比分別為0.383%、0.136%。而城市商業銀行的這一比例相對較小,其中南京銀行完全沒有使用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從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的類別來看,主要包括交易性金融負債和衍生金融負債兩種。2007~2009年,交易性金融負債額是衍生金融負債額的1.5倍、0.8倍和2.4倍,以交易性金融負債為主。
公允價值計量對上市銀行財務波動的影響
公允價值計量對上市銀行凈利潤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公允價值變動的損益科目上。該科目綜合反映了交易性金融資產、投資性房地產等項目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上市銀行當期損益的影響程度。從2009年14家上市銀行的年度數據來看,有六家銀行存在公允價值變動凈收益,八家銀行存在公允價值變動凈損失。總體上,14家銀行的公允價值變動凈損益合計為-85.34億元,占凈利潤合計比重的絕對值為1.95%。由此可以初步判斷,公允價值變動對銀行凈利潤的整體影響不大。
從2007~2009年連續三年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凈利潤的比率(即凈利潤對公允價值變動的敏感程度)來看,南京銀行的敏感系數相對較大,三年平均系數絕對值大于10%,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
從單個銀行來看,2009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絕對值最大的是中國銀行,其公允價值變動凈損失為92.44億元,占凈利潤的10.83%,中國銀行也是公允價值變動額占凈利潤比率最大的銀行。絕對值最小的為深發展銀行,公允價值變動損失為0.02億元。從標志變異指標來看,14家銀行2009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凈利潤比率的極差為13.44%,標準差為6.56%。這說明公允價值變動對銀行凈利潤影響的個體差異比較大,公允價值變動對個別銀行的凈利潤造成了較大影響。
公允價值變動對上市銀行股東權益的影響主要包括直接計入資本公積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股東權益對公允價值敏感程度可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與股東權益的比值來衡量。
總體來看,2007~2009年,14家上市銀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與股東權益比值的平均值分別為0.45%、2.38%和0.24%,標準差分別為4.26%、2.05%和1.16%。由此可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對股東權益的影響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具體情況如表4所示。
從單個銀行來看,民生銀行2007年股東權益對公允價值變動的敏感系數高達13.51%;在2008年,僅有中信銀行和寧波銀行的股東權益對公允價值變動的敏感系數為負;在2009年,有五家上市銀行的股東權益對公允價值變動的敏感系數為負值,變動幅度較大的是建設銀行的2.35%和招商銀行的-2.47%。這說明,公允價值變動對銀行股東權益影響的個體差異較大,公允價值變動對個別銀行的股東權益造成了較大影響。
結論與建議
從宏觀上看,公允價值會計未對我國上市銀行的整體財務狀況帶來實質性影響。但從微觀來看,公允價值計量對我國上市銀行的財務狀況帶來了較大影響,一些上市銀行凈利潤或股東權益對公允價值變動的敏感程度較高,而且在連續三年中出現較大的波動,說明公允價值會計的使用確實增加了我國單個上市銀行財務的波動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雖然目前我國的會計準則體系比較全面地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但仍有一些資產和負債項目由于缺乏活躍的市場或有效的估值技術而不能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二是監管當局“謹慎適度選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