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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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第1篇
一、落實各項稅收優惠政策
1．落實所得稅優惠政策。國家級、省級龍頭企業和國有農口企事業單位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和農林產品初加工取得的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對龍頭企業遇有風、火、水、震等嚴重自然災害，經有權稅務機關批準，可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一年。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新辦的龍頭企業和農產品加工企業，經省有關部門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自獲利年度起兩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兩年后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龍頭企業和農產品加工企業從事技術成果轉讓，以及在技術轉讓過程中發生的與技術轉讓有關的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的所得，年凈收入在30萬元以下的，技術合同經登記后，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
2．優化所得稅抵扣和征返辦法。投資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求改造項目的龍頭企業和農產品加工企業，其項目所需國產設備投資的40
％，可從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設備購置當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扣。生產企業自營出口或委托出口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實行“免抵退”政策，并在國家下達的指標范圍內優先辦理退稅。龍頭企業及農產品加工企業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所發生的各項費用，按當年實際發生費用的150％抵扣當年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用當年不足抵扣部分，可按稅法規定在5年內結轉抵扣。龍頭企業提取職工教育經費在計稅工資總額2．5％以內的，可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允許龍頭企業按規定加速設備折舊，企業用于研究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的儀器設備，單位價值在30萬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攤入管理費，單位價值在30萬元以上的，可適當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或加速折舊。
3．完善農產品增值稅管理。允許農產品收購發票在本省范圍內跨地區使用，增加萬元版農產品收購發票票種，簡化操作程序。
4．支持龍頭企業抵御市場和自然風險。龍頭企業因市場價格下跌、按保護價收購而造成的價差損失，以及彌補農戶因不可抗拒自然災害和重大病蟲害造成的損失，由企業承擔的部分，經有權稅務機關批準后，允許在稅前扣除。
二、加強金融信貸支持
5．放寬信貸業務范圍。各級金融機構要將符合授信條件的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列為優先支持的對象，增加授信總量。人民銀行要充分運用再貼現、支農再貸款等貨幣政策2-具，積極引導和支持金融機構加大對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信貸投放。農村信用社要加大對經濟作物、園藝、畜牧、水產等特色種養業的信貸投入，支持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等。農業發展銀行要在做好糧棉油貸款供應的同時，將業務范圍向農業產業化、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拓展，重點支持市級以上龍頭企業及各類農產品加工企業。農業銀行和設在市、縣的金融機構要安排一定的信貸規模和資金，優先支持符合貸款條件的龍頭企業。各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要依據龍頭企業正常生產周期和貸款用途，合理確定貸款期限，實行優惠利率。同時要充分運用信用證、保函等多種金融工具，積極支持龍頭企業引進國外優良品種和先進技術，擴大農副產品出口。對需要外匯貸款的龍頭企業，外匯指定銀行要積極給予支持。
6．拓寬融資渠道。鼓勵成立龍頭企業貸款擔保公司，按照“政府扶持、企業運作、風險共擔”的原則，引導和支持市、縣成立龍頭企業貸款擔保公司。各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要擴大對龍頭企業的貸款擔保。鼓勵龍頭企業直接上市融資或通過發行企業債券籌集發展資金。工商部門要積極幫助龍頭企業進行動產抵押物登記，有效幫助企業解決貸款難的問題。
7．加大農業保險力度。鼓勵由龍頭企業牽頭組織農民參加農業保險,投保金由龍頭企業和農戶按一定比率的比例分擔。
三、減免有關規費
8．取消地方自立的收費項目。政府性基金及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中，對縣級以上龍頭企業取消財政統籌基金、科技發展基金、公路建設基金、地方事業發展基金、龍頭企業發展基金、鄉級綜合基金、碧水工程費等市、縣地方自立的收費項目。嚴禁向龍頭企業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
9.免除和減半征收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免除市場物價調節基金、防洪保安資金、產品質量監督抽查檢驗費，其中產品質量監督抽查檢驗費按《產品質量法》由各級財政負擔；治安聯防費、人防建設經費、堤防占用費、勞動合同鑒證費、計量器具核定費等收費項目實行減半征收。企業生產用水和基地種植養殖用水，由所在縣(市)水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核定年度用水計劃，計劃內用水減半征收水資源費。
10．實施優惠電價。企業用電容量在315千伏安以上的，執行大工業電價政策。對符合農業生產用電規定的現代化或專業化種養業項目，執行農業生產用電電價政策。
四、適當放寬綠色通道政策
11．對國家級和省級龍頭企業運輸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繼續實行發放綠色通道通行證制度，增加通行證發放數量。對持證車輛免收所有普通公路(橋梁、隧道、渡口)通行費。
五．優先供應建設用地
12．對國家級、省級龍頭企業和有發展潛力的市、縣級龍頭企業建設用地，要優先安排，優先審批，各項費用按最低標準執行。龍頭企業直接為農業服務的用地，作為臨時用地辦理，各級土地管理部門要簡化手續，及時給予辦理。支持龍頭企業合理利用農村集體土地，按照“穩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保護收益權’’的原則，依法鼓勵多種形式的土地使用權流轉，促進農業資源向龍頭企業集中。允許農戶在承包期內依法有償向龍頭企業轉讓土地使用權，或以使用權入股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支持龍頭企業連片租賃、承包集體土地和參與土地治理。
六、支持農業產業化扶貧
13．加大對蘇北地區以及黃橋和茅山革命老區的龍頭企業扶持力度。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將發展龍頭企業與扶貧工作有機結合起來。鼓勵蘇南地區企業到欠發達地區進行投資，建設生產、加工基地，實現優勢互補，促進蘇北地區農業產業化。培育和認定一批對帶動貧困農戶脫貧致富作用顯著的扶貧骨干龍頭企業，予以重點支持。
14．擴大貧困地區龍頭企業享受優惠政策范圍。省級以上龍頭企業跨地區進入蘇北等貧困地區聯營或獨資創辦農產品加Z-企業或分支機構，以及省級以上龍頭企業的分公司和控股公司．享受省級龍頭企業的各項優惠政策，稅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七、加大財政支持力度
15．省財政逐步加大對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重點支持與農戶形成產、供、銷利益聯結機制，能夠通過定單生產、保護價收購、技木服務等形式，切實帶動農民增收的龍頭企業發展。在項目立項、審批、考核等各個環節，都要與帶動農民增收掛鉤。市、縣各級財政也要設立龍頭企業發展專項資金，重點扶持本級龍頭企業發展。
16．鼓勵外商資本、民間資本、工商資本多渠道投資興辦龍頭企業。對新辦的農產品加工、流通龍頭企業，按稅法規定享受所得稅有關優
惠政策。對蘇南、蘇中地區投資者到蘇北地區興辦龍頭企業，以及蘇北地區當地企業、個人、投資機構創辦龍頭企業的，以項目補助形式給予獎勵。扶持有規模、有實力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直接參股、控股或興辦農產品加工、流通等龍頭企業。對符合農業產業化要求的“四有”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給予同等優惠扶持。
17.優先安排涉農項目資金。國家及省級涉農項目資金，特別是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農產品深加工項目以及國家安排的各類科技開發項目，積極鼓勵龍頭企業參與平等競標。省級龍頭企業發展專項資金、農業綜合開發資金、高效設施農業資金、外向型農業發展資金、農業三項更新工程資金以及科技成果轉化資金等，都要向重點龍頭企業傾斜。各級安排的技術改造項目要把龍頭企業納入支持范圍。
18．加強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農業部定點市場、省級重點農產品批發市場以及成長型產地特色農產品批發市場．改善交易環境，完善服務功能。加強市場箔息網絡、電子結算網絡等系統建設，提高市場檢驗、檢測、儲運、加工、配送功能。強化龍頭企業與市場對接，鼓勵省級龍頭企業名特優農產品進入蘇果等超市銷售。
八、努力提高對龍頭企業的指導和服務水平
19．加強組織領導。各地各部門要將龍頭企業工作擺上重要位置，根據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要求，制定龍頭企業發展規劃，明確長遠目標和階段性工作重點，狠抓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不斷提高龍頭企業工作水平。加大對龍頭企業的監督考核力度，實行動態管理、優勝劣汰，形成良性競爭機制，并按照發展高效外向農業的要求，逐步調整優化重點龍頭企業結構。積極推進高效農業規模化生產基地建設，加快形成龍頭企業產業集群。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在農業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努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圍繞實施農產品出口振興行動計劃，大力發展園藝、畜禽、水產品、特糧制品等出口產業。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積極做好龍頭企業和銀行之間的牽線搭橋工作，及時幫助企業協調解決困難。鼓勵建立龍頭企業行業協會(商會)，支持外向型龍頭企業、行業協會(商會)積極應訴國外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20．加強指導和服務。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部門問的溝通協調，形成工作合力。省農業產業化經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要強化對龍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第2篇
一、日本產業政策的歷史演變和特點
產業政策是日本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所謂產業政策，是指“影響該國的產業結構的所有政策”。日本產業政策二戰后就開始出現，并隨著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幻體現出不同的特征。
（一）戰后復興時期（1946年～1960年）。二戰后，日本經濟體系受到嚴重打擊，面臨恢復生產、重建經濟秩序、恢復物價穩定等任務，同時與世界的經濟聯系也有待恢復。這一時期產業政策應用得最為廣泛，并為以后各期的產業政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產業政策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體現為產業立國，希望通過重要產業的復興來推進整體經濟增長和重新啟動工業化過程，重點支持了鋼鐵和煤炭兩個基礎產業的發展。產業政策體現為“傾斜生產方式”。
在第二階段，開始采取“產業合理化”政策，希望通過引進技術、降低成本來促進工業的發展。日本的產業政策開始以法規的面貌出現，重點支持了鋼鐵、煤炭、海運、電力、石化、合成纖維等行業。
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的主要特征是資本缺乏，缺乏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對外國原材料及技術嚴重缺乏。
（二）高速增長時期（1961年～1970年）。岸信內閣的《新長期經濟計劃》（1956年～1962年）第一次提出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一項基本政策。而池田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年～1970年）繼續該政策，并提出實施重化學工業的具體計劃，并開始采用筱原兩基準原則來篩選重點發展的產業，同時以包括政府、民間企業與學者的產業結構審議會成為承擔產業結構制定的主要機構。
在這一時期，日本企業面臨著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內在要求，出現了反對市場過度競爭，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的討論。雖然同時也采用其他的政策手段，但產業組織政策的推行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特征。
（三）產業結構調整時期（1971年～1980年)。經過高速增長階段，日本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迅速提升，并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出現持續性貿易順差。這一時期在內部的主要問題是，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大量的工業污染、消費垃圾、城市的過度擁擠、社會福利和公共設施的欠缺等。外部的主要問題是兩次石油危機對高耗能的工業如煉鋁、石化等行業產生嚴重影響，而日本汽車機械等產品的出口猛增也使日本和美國、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在此情況下，日本調整了其產業政策的方向，主要體現在：首先，發展節約能源和高加工度化的產業，加強公共設施的配套建設。其次，產業結構將由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轉向知識密集程度高的加工裝配業，鼓勵技術引進和研究。第三，對在石油危機之后處于衰退的產業，則采取了成立蕭條卡特爾、縮小生產規模、停產轉產、鼓勵海外轉移等措施。第四，在應對貿易摩擦方面，日本在壓力下逐步降低關稅和簡化關稅手續，減少進口商品配額和限制，經濟的開放程度不斷增加。
（四）國際化進展時期(1985年～1999年)。這一時期提出了“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政策。九十年代之后在實現“地球時代人的價值”的信念指導下，倡導“環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政策。日本“以科學領先、技術救國”的方針，調整產業結構、建設知識密集產業、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由單一增長為目標，轉向以“生活大國”為目標，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五）經濟全球化時期(2000年至今)。在“國際社會共同推進世界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信念指導下，推行“宏觀結構調整、微觀經濟改革、產業結構政策”的三位一體的經濟結構改革。在產業結構中注重技術革新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特別是實現全體國民的生產富裕化，在考慮產業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同時，確保能源需求供給與環境等方面的協調性。產業技術政策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
經過前述幾個時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已逐漸由戰略性的產業政策向補充性的產業政策轉移，政策目標由積極趕超轉變為彌補市場失靈，政策手段上也由行政調控而逐漸轉變為信息指導，通過產業結構展望的方式來引導產業結構的調整，企業成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
二、日本產業政策的歷史經驗
（一）制定和實施合理的產業政策是實現經濟迅速、健康發展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有效手段。縱觀20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的發展史，可以發現戰后幾十年是日本產業發展最快、產業結構變動最大的時期。究其原因，可以說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政府合理制定并實施產業政策無疑是日本產業迅速發展和產業結構迅速趨向高級化的重要推動力。因為有合理的產業政策，一方面能夠彌補“市場失敗”的缺陷，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能夠有效解決后發性國家所面臨的“市場環境不利”，通過各種政策措施培育起了一大批高素質的產業企業，對處于不利競爭地位的產業給予適當的保護，傳遞了產業企業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完善了產業基礎設施，保證了資金供應，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二）產業政策只有與相關的經濟政策合理組合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首先，產業政策必須和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相互協調發展。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是在和其他經濟政策的相互作用中發揮出來的，因而它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保持經濟政策體系的完整性和發揮作用方向的一致性。這就是說，雖然產業政策在整個政策體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能凌駕于其他各項政策之上。因為產業政策的目標相對集中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之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比各項政策總目標窄，甚至有時會和其他經濟政策發生沖突。其次，圍繞產業政策的配套政策措施必須合理組合。一般說來，當一個政策目標僅用一種政策手段就可以解決時，問題就比較簡單，而現實的情況卻是一個政策目標往往要運用好幾種手段才能實現。所以，在選擇政策手段時，必須建立起有利于目標實現的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并加以有效組合。
（三）產業政策發揮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不應妨礙市場經濟本身內在規律正常的調節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業政策的作用只是對市場力量的一種補充。綜合分析日本的產業政策可以看出，日本運用產業政策不是要把市場機制改為其他機制，而是堅持了給產業企業以適當的鼓勵來促進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本方向。為了保證不使市場機制失去應有的調節機能，必須保證：（1）產業政策是針對行業部門這一層次的政策。（2）維持競爭性的市場結構。（3）扶植和保護的重點產業必須以國際市場為目標。（4）盡可能地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導機制。
（四）產業政策要盡可能地促進各產業部門的協調發展。日本政府十分重視產業的協調原則，其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1）產業結構及產業部門內部結構的協調。這種協調并不是指產業的發展必須按某個固定標準或一種量化的指標來進行，而要求各種經濟組成部分基本能夠正常銜接，沒有制約產業發展的重大“瓶頸”因素。日本的“傾斜生產方式”、“產業合理化政策”以及其后的許多產業政策都是針對當時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而展開的。這些薄弱環節的解決為其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同時，日本產業政策所扶植的都是一系列關聯產業，這本身也體現了一種協調原則。（2）產業整體素質的協調。這種協調并不是要求各產業部門或產業組織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盡可能一致，而是要使各種互相關聯的產業部門和產業組織之間不存在強烈的技術和勞動生產率反差。日本許多工業部門的發展得益于基礎材料部門效率的提高，而汽車工業的迅速成長更得益于汽車零部件生產技術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日本的中小企業政策不僅使中小企業受益，也使整個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更加協調。
三、日本產業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結合我國目前經濟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們可以從日本產業政策的變遷與理論中得到以下啟示：
（一）發展中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時，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又要注重知識密集型產業。日本的雁行論可以說是對戰后日本實施追趕性產業政策的理論概括，日本比較成功的工業產品都是在美國完成基礎研究，再通過技術引進等方式在日本進行應用研究和商品化。日本在追趕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日本發揮“后發性優勢”從國外大量引進技術，并在消化、吸收和改造之后應用于產業。從日本的經濟成長過程來看，其產業政策采取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政策。在發展重化學工業時，采取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政策取代勞動密集型的政策。當重化學工業得到迅速發展之后，日本又及時根據重化學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與石油危機引起的沖擊，提出了產業政策由資本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轉換。可見，日本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采取了不同的產業政策。這種由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分階段推進的戰略，能夠穩打穩扎。這種階段性變化與其產業結構轉換的具體進程基本一致。但是階段性推進的戰略，由于“時間差”，容易使后起國在趕超過程中步發達國家的后塵，亦步亦趨。但日本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競爭中敗北于美國，顯露出這種趕超戰略的缺陷。世界經濟正處在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時代，科學技術進步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發展中國家在趕超發達國家過程中，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又要注重發展知識密集型的產業。在產業布局時，如果國情國力不允許大范圍內三種密集型產業齊頭并進，也可以選擇重點部門行業地區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規模經濟 管理創新 性價比
近年來,全球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導致洪澇、風暴、地震等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人類的生命不斷受到威脅,為了保護人類的生存家園,各國政府紛紛將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上日程,我國也不例外。在剛閉幕不久的“十七大”上,我國明確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尤其是近期,隨著全球石油等能價格的不斷飆升,節能減排已變得刻不容緩。而汽車是石油的主要消耗者,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我國的汽車產業該如何應對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吳秋(2007)分析了我國汽車產業空心化現象,吳晟、龔國平、吳茜(2006)就我國民營企業的困境進行了研究,杜蕾(2006)深入研究了中國的轎車工業,郝義國(2005)指出了我國汽車產業綠色發展的方向與路徑,等等。本文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著眼于市場,采用大量的數據并通過比較來研究我國當前汽車產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展望汽車的未來趨勢――環保節能型汽車,最后為我國的汽車企業提供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的現狀
自1956年7月13日,我國一汽生產出第一輛汽車――解放牌載貨汽車以來,我國的汽車業發展史就正式拉開了序幕。經過了幾十年特別是近幾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汽車產業已由過去機械工業中的一個小行業發展壯大為國民經濟中的主要行業之一,汽車制造業在整個工業中的比重不斷提高。而且汽車產業具有很強的關聯性,據估計,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的影響力系數為1.16,對制造業的波及效果直接消耗系數為4.58,間接消耗系數為9.92,汽車產業每創造一個但為了增加值,可為GDP帶來4.5倍的增加值,汽車產量每增加1萬輛,GDP增加277.38億元。因此,汽車產業被稱為“工業中的工業”,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技術進步和民族特色的重要標志。它的迅速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加入WTO以來,我國汽車產業仍保持著迅猛增長的勢頭。2004年,制造業分行業比較,按產值排名,汽車制造業位居
第三,按增加值排名位居第四,按產品銷售總和利潤排名居第三。2005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分別為570.77萬輛和575.82萬輛僅次于美日德,已列世界第四位。2005年我國汽車制造業產值接近12000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5.2%,汽車制造業增加值2500億元,占GDP比重的1.8%,已成為國家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2006年我國汽車銷量達到了730萬輛,其中出口的汽車超過了34萬輛,中國因此成為了繼日本、韓國和泰國之后的亞洲第四大汽車出口國。2005年汽車產業對制造業的波及系數為3.4,對GDP的波及系數為9.4。預計今后10年,每年GDP的增量有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由汽車產業提供,因此,汽車產業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二、我國汽車產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1.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
在我國目前的汽車市場中,合資企業的產品占據大部分份額,擁有強大的實力,而本國企業的自主品牌產品卻很少。雖然按照國家的政策,合資企業中中方股權比例不少于50%,但實際上真正掌握企業話語權,掌握產品開發技術的關鍵環節的是外方股東,即跨國公司。自主研發能力不強,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創新意識薄弱。行業研發費用不到收入的3%,多數企業不到1%,我國的汽車產業基本處于“核心技術空白”的局面,以“市場換技術”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無論是出于技術控制還是為了延長產品生命周期以獲得最大利益的目的,跨國公司采用了拖延向中國市場投放換代車型的策略,中國汽車產業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有資料表明,我國的汽車工業技術的對外依存度高達80%,而品牌的對外依存度更高,因此,我國被稱為“依附型汽車生產國”。
2.企業規模小、產品檔次低
汽車產業是一個規模經濟明顯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相當的規模和較為雄厚的資金實力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改進技術、提高質量、進行創新,并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如果以年產20萬輛作為轎車廠的最低經濟規模,2003年中資企業無一家達到。而從品種來看,中資企業的產品和競爭優勢主要在低中端產品,比如奇瑞QQ、奇瑞風云、吉利豪情等。二在生產技術要求高、附加值和利潤高的高檔甚至中檔轎車領域,尚未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3.模仿成風
近年來,我國的一些企業競相模仿國際著名汽車公司的一些車型。其中幾家主要的汽車企業已經進入了模仿怪圈。一味地抄襲模仿,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則很難形成自己的風格,僅僅是別人的“翻版”而已。由于嚴重抄襲模仿,一些國外著名汽車企業相繼將我國的模仿大戶告上了法庭,這不僅在我國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而且更影響了我國汽車在國際上的聲譽。
4.國民對自主品牌的認同度偏低
目前,人們對外國品牌比較認同,競相購買美系、歐系、日系車。而我國汽車的自主品牌在國內和國際的認同度都偏低,因而導致其市場占有份額偏低、出口價格偏低。如與韓國相比,2006年中國汽車出口總額32億美元,按34萬輛計算,每輛汽車平均價格為9400美元。而韓國2006年共出口270萬輛,出口總額330億美元,每輛汽車平均價格為12000美元。因此,無論是出口數量還是出口質量,我國汽車與韓國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更無法與歐系、美系、日系車相比。
三、汽車的未來發展趨勢
汽車產業的綠色制造正向環保、節能方向發展,隨著環境污染的日益加劇和資源的逐漸減少,尋找高效率和低能源、低排放新的動力源已成為世界汽車工業研究和開發的熱點。
1.國外電動車研究與發展的狀況
日本汽車公司燃料電池的研發技術先進,混合動力汽車日趨成熟;歐洲很崇尚純電池驅動電動汽車,各大汽車廠商爭先恐后地推出了本公司研制的混合動力汽車;美國寄希望予燃料電池汽車,同時也加大了對混合動力汽車研究力度,早在1964年,通用汽車公司就進行了第一個燃料電池試驗,并于1968年生產出第一輛可使用的燃料電池汽車。美國能源部與3大汽車公司相繼簽訂了關于混合動力汽車的開發合同,其中通用汽車公司投入1.48億元,克萊斯勒投入8480萬美元,進行為期5年的研制開發工作。2002年1月,美國政府支持的《自由合作汽車研究計劃》(FREE-DOMCAR)出臺,該計劃目標是開發具有商業前景的氫燃料電池汽車技術及氫氣供應基礎設施,以極大地改善環境,目標是加快汽車燃料電池商品化。
2.國內電動汽車發展狀況
我國在“八五”、“九五”期間開始的電動汽車開發研究工作,經過近20年開發,我國汽車產品的高科技含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在安全、環保、節能方面也有了突破性進展。
“十五”期間,國家科技部專門設立863計劃,撥款8.8億元發展電動汽車重大專項,同時企業和地方政府進行配套投入大量資金,在純電動汽車、混合動力和燃料電池汽車及電機、電池和控制系統等關鍵技術上的研發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國家在產業政策上有明確的政策導向。2004年6月1日頒布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別指出:汽車產業要結合國家能源結構調整戰略和排放標準的要求,積極開展電動汽車、車用動力電池等新型動力的研究和產業化,重點發展混合動力汽車技術和轎車柴油發動機技術。國家在科技研究、技術改造、新技術產業化、政策環境等方面采取措施,促進混合動力汽車的生產和使用。“國家支持研究開發醇燃料、天然氣、混合燃料、氫燃料等新型車用燃料,鼓勵汽車生產企業開發生產新型燃料汽車。”
四、提升我國汽車產業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1.轉變傳統的增長方式
一直以來,我國汽車產業依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長方式不斷發展壯大,但這種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我國在2004年6月1日頒布實施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中已經提出中國汽車產業結構要優化與升級,要選擇一種注重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進步、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持續發展的清潔生產之路。尤其是近幾年,全球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在汽車產業中發展循環經濟、實行清潔生產已成為當務之急。
2.提升汽車產業的研發能力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引進國外制造技術,仿制國外同類產品的層次,而應當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提高自身的研發能力。這就要求加大汽車產業的科技投入。目前,我國國內各企業的科研經費僅占銷售收入的1%~2%,而國際知名企業大多為3%~10%或者更多。因此,我國汽車生產企業要不斷增加研發投入,盡快提高中國汽車產業的自主開發能力。
3.發展自主品牌,走出模仿困境
模仿本沒有錯,全世界的汽車工業也是在模仿中走過來的。從汽車工業的發展史來看,每一個汽車品牌的發展也都是從模仿開始的,美國模仿歐洲,日本模仿歐美,韓國模仿日本。但每個汽車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其先進的研發技術,而非華麗的外表。外形的借鑒也許不失為一條“捷徑”,但是汽車產業的精髓更在于無法“借鑒”的“內核”。經過幾十年的合資,加上技術基礎和政策支持,中國的企業已經有條件也有能力發展中國自己的品牌汽車了。只有建立自主品牌,掌握自主發展的控制權,我國的汽車產業才能在競爭日益加劇的今天生存和發展下去。
4.實現國內汽車產業的重組與兼并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汽車產業重組體現了世界汽車產業發展的結構優化和結構升級的過程與趨勢。我國的汽車產業應借鑒西方的經驗,盡快實施重組與兼并。同時,石油短缺、鋼材等原材料漲價與產成品降價,使大批中小企業虧損,這進一步加劇了產業整合的進程,促進了產業集約化發展。汽車產業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因此,有效的重組與兼并有利于優化汽車產業的結構布局,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競爭力。
5.重視管理創新
提升汽車產業的競爭能力,僅有技術創新是不夠的,還需要管理創新,即建立一套適合于我國企業的管理模式。汽車產業誕生于歐洲,20世紀上半葉,美國超過了歐洲,成為實際汽車產業的霸主,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國的福特公司發明了以流水線生產為代表的先進的管理方式。后來日本又取代了美國的地位,其原因也是由于日本汽車企業開發了精益的生產方式。縱觀世界汽車產業的發展,管理創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此,我國汽車產業的真正崛起,不僅需要技術創新,更需要管理創新,需要形成一套可以提升我國汽車產業競爭能力的管理模式。
6.提高汽車的性價比,鼓勵百姓購買國產車
在當今的韓國,大街上基本都是韓國自己的國產車:現代、起亞、雙龍等,極少數的富人開德國、英國、美國的進口車,多數韓國人喜歡買國產車。原因有二:一是國家小,國內幾個汽車企業生產的汽車已經完全滿足國內狹小市場的需求;二是韓國車物美價廉,符合韓國大眾的要求。與韓國相比,我國的國產車的產量是相當大的,包括奇瑞、紅旗、夏利、吉利等。只要我國的汽車企業提高產品質量,提高售后服務水平,適當降低成本,提高自主品牌的性價比,同時積極鼓勵百姓購買國產車,支持我國的汽車產業,那么我國汽車產業的競爭力就會得到逐步提升。
五、結束語
雖然從全球角度來看,我國的汽車產業競爭優勢不強,但是,只要我國汽車生產企業積極主動地找出其存在的問題,并一一克服,我國的汽車產業一定會有光明的未來。
參考文獻:
[1] 郝濤:由博弈論的思想看中國的汽車市場[ J].商場現代化,2007,08
[2] 吳秋:我國汽車產業空心化現象及對策分析[J].特區經濟,2007,04.
[3] 郝義國:論中國汽車產業色制造系統能力提升的方向與路徑[J],特區經濟,2005,08.
[4] 徐景波 余紅梅:面對全球化的中國汽車業[ J].經濟論壇,2002,12.
[5] 吳晟 龔國平 吳茜:我國民營汽車企業面臨的困境及對策
[J ].特區經濟,2006,08.
[6] 陳建國 張宇賢:我國汽車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4,12
[7] 王珊:中國汽車工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分析[ 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6,04.
[8] 王保林:提升我國汽車產業競爭力的政策體系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07,11.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第4篇
1 引言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國家戰略布局，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的重大舉措。與一般產業相比，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產業生命周期的初始階段往往存在市場與技術的雙重不確定性，具有鮮明的高技術含量、高投入、高成長和高風險等“四高”特征，這些特征需要政府發揮獨特作用，建立有效的引導、協調、激勵與約束機制，從技術研發、市場培育、產業規劃等不同層面制定政策以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1]。
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引導和激勵政策，有關學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了相關研究。
第一，關于當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體系的評價，吳敬璉（2011）[2]、劉志彪（2011） [3]等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由政策導向和市場共同推動的，在某種程度上政策導向推動性更大，然而，當前政策體系存在著“越位、錯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契合戰略性新興產業各個發展階段的政策工具相當缺乏。李文軍（2014） [4]認為應整合現有技術政策，合并相似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關于政策對產業發展的作用敏感性，朱云歡（2010）[5]和婁賀統（2008） [6]的實證研究表明，同樣的政策在產業不同發展階段中，其作用效果存在很大差異。
第三，關于政策的調整機制，于詠昕（2010） [7]和李穎明（2008） [8]研究結論表明，政策調整的重點在于政策組合，政府既需要決定每個政策工具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政策工具的搭配，在不斷試錯過程中提高政策效率。韓霞和朱克實（2014）[9]指出要從優化研發投入結構、加強組織協調與規劃、強化知識產權助推戰略等政策選擇上入手。已有研究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體系評價、政策作用機理以及政策調整機制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然而，在如何構建符合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特征和不同發展階段的政策調整機制方面，現有研究較少涉及，構建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軌跡高度契合且能形成覆蓋新興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政策鏈條及其動態的調整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2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特征
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特征，學者們從戰略性、不確定性（技術、市場和組織）、正外部性（研發、產業化）和復雜性（技術、產業化）等特征方面進行了諸多探討，基本形成共識。宋河發等（2010）[10]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的滲透力強的高新技術產業，具有先導性、友好性、導向性、依靠性、戰略性等產業內涵與特征。孫國民（2014）[11]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突出特征主要體現在地位戰略性、影響全局性、技術前瞻性、市場風險性、發展可持續性、產業生態性和區域競爭性等七個方面。費鐘琳，魏巍（2013） [12]認為按照一般生命周期過程漸次發展規律，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樣具有引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調整期等一系列階段性特征。胡斌（2014[13]從技術創新、組織模式、產業鏈和市場狀況四個維度的不同特征將戰略性新興產業劃分為孕育期、成長期 、發展期和衰退期四個階段。
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演進特征及發展規律的深入分析表明，戰略性新興產業往往誕生于技術的突變性變化之中。Ehrnberg（1995）[14]系統研究了突變性技術的演變特征。技術的突變性變化體現在佛斯特S曲線非連續性跳躍點上，它既可以是從一個技術生命周期轉移到另外一個技術生命周期，也可以是從技術生命周期中一個子循環轉移到另外一個子循環，如圖1所示。
圖1 技術周期與突變性技術的變化演進特征
技術的突變性變化往往會改變產業原有的競爭基礎，這為我國企業實現彎道超越提供了機會窗口。突變性技術的整個發展歷程是由多個里程碑式演進階段構成，綜合Benner（2010） [15]實證研究，這里將依托突變性技術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歷程分為六個里程碑式階段：技術孕育期、技術龍卷風期（同時存在多個技術發展路徑）、技術大道期（相互競爭的技術標準歸一化）、產業鏈架構期（新的產業在形成）、市場鴻溝期（市場需求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和市場大道期（市場趨于成熟）。伴隨著突變性技術演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歷程具有顯著的階段性、多重性和動蕩性等特征。多項研究表明，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產業投融資政策、市場培育政策和國際合作政策等）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不同演進階段中的作用敏感性存在很大差異。
例如，在技術龍卷風期階段，政府應對由兩個以上的企業構建的研發聯盟采用研發補貼政策，而在產業鏈架構期階段，政府應對風險投資公司采用傾斜式稅收優惠政策。與其它政策相比，在同樣財政資源消耗的情況下，這兩種政策的實施效果比較顯著。從全球范圍看，當前新材料產業正處于技術爆炸性增長的階段，產業整體處于技術范式的構造期;而光伏產業已處于大規模商業應用階段，完整的產業鏈在迅速形成;新能源汽車產業處于技術持續增長階段的產業，其中部分產業已經處于技術突變和需求導向的過渡時期[16]。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競爭的進一步加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務之急是在把握相關新興產業發展特征的基礎上，依據不同的新興產業不同的技術階段，構建動態的混合型政策鏈條，以突破單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提高整個政策體系的動態適應性[1]。
3 現行產業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結合近幾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狀況，通過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技術政策、市場培育政策、稅收政策和專項政策等整體政策架構的系統分析，可以發現，當前在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制訂和實施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現行政策體制無法涵蓋和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新特點、新訴求，契合戰略性新興產業各個階段性發展特征和需求的政策工具比較缺乏，政策協調機制尚不完善[2]。張??矗?2011）[17]和朱迎春（2011）[18]研究表明，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結構的缺位錯位現象嚴重，政策體系呈現非均衡狀態。總體看，我國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調整的機制，而且也缺乏有效的產業政策實施效果的考核機制，難以滿足政策及時調整的需要。一些宏觀的產業政策缺乏明確的責任主體和實施主體，難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的落實。
3.1 在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同發展階段方面，相關政策存在結構不合理、缺位錯位現象。
政策制定者和實施者之間缺乏協同性，使得相關政策呈現“碎片化”現象，政策的整合體系更是缺失。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路線往往具有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在這樣的情景下，政策與政策之間須形成動態有機耦合關系，以使各項政策產生正向互動作用，最終形成一種有效的政策合力。然而在現實的產業發展環境中，由于政府職能的劃分，財政資源、權力資源、信息資源和制度資源實際是由分散在政府不同層面的不同部門把控，不同部門之間在政策制定和實施方面缺乏協調性，甚至互相掣肘。在這種情形下，政策的缺位與錯位造成整個政策體系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演進路徑上的分布呈現“碎片化”現象[1]。
3.2 政策主體缺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動態演變進行持續性跟蹤，造成政策“粘性化”現象[1]。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決定了政策主體產業政策的推出必須隨著產業環境的變化而調整，適時掌控政策之窗開啟與關閉的最佳時機，適時進行動態跟蹤和控制調整，防止政策的“粘性化”現象，以實現政策體系的既定戰略目標。財政部、科技部、國家能源局等多部委2009年啟動的旨在促進國內光伏發電產業技術進步和規模化發展的“金太陽”工程，采取財政補助方式，對并網光伏發電項目原則上按光伏發電系統及其配套輸配電工程總投資的50%給予補助，偏遠無電地區的獨立光伏發電系統按總投資的70%給予補助。然而，幾年來政策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推進速度遠低于業界的預期，多地出現了虛報甚至只報不建等諸多不良現象。沒有動態跟蹤就沒有控制調整，存在監管漏洞和缺乏調整的激勵政策對產業是難以產生預期效果的。
仍以光伏產業為例，項目投入階段有財政補助資金，經營過程中可以享受稅收減免與返還，在土地、供電價格等方面得到優惠。產品在投入到太陽能項目中又會享有投資補貼、高上網電價等支持措施。實際上，光伏產業一直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這些政策疊加支持帶來的產能擴張遠遠超過了國內市場的吸收能力，企業過度依靠國際市場，因而受到金融危機和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沖擊，出現了步履維艱，并最終還依靠政府動用公共資源救援。
由此看出，如果產業政策支持過度，不僅大量消耗國家的財政資源，而且會強化該產業對政策的依賴性，使其喪失活力和競爭能力。所以必須特別關注政策的時效性，當政策環境發生改變時，繼續執行下去勢必導致政策成本大于政策收益，政策的適時退出或調整與政策的適時導入同樣重要，避免政策出現“粘性化”現象。
3.3 政策主體在政策調整方面（儲備、出臺、實施和終結）缺乏前瞻性、一致性和連貫性。
如在電動汽車領域，要加快推進其產業化，必須要有包括補貼、基礎設施、提高油稅、提高傳統燃油車排放標準等在內的一攬子政策，既不能有所缺失，更要做到政策間彼此呼應。但我國電動汽車產業化幾年來，出臺的政策仍比較零散，而且政出多門，政策間相互扯皮，延緩了電動汽車產業化的進程。
4 產業政策動態調整機制的構建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競爭的進一步加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無論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還是產業發展的規律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都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和引導。當務之急是在把握相關新興產業發展特征的基礎上，依據不同的新興產業不同的技術階段，構建動態的產業政策調整機制以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演進發展。
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階段性演進特征，政策主體應在政策管理實踐中系統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的演進規律，分析研究產業技術政策、國際合作政策、產業投融資政策和市場培育政策在技術不同發展階段的作用敏感性，構建一條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發展軌跡契合且能覆蓋其技術不同發展階段的動態混合政策鏈條，發揮不同類型政策的協同作用，有效地管理政策的生命周期，提高整個政策體系的動態適應性[1]。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第5篇
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也稱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是一個與個人創造力、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概念[1]。首先由著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先生提出，他因此被稱做世界創意產業之父。199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采納了霍金斯的建議，正式提出“創意經濟”的概念并開始扶持創意產業發展。隨后，創意產業的內容不斷豐富和延伸，發展成了一個涵蓋電影與錄像、電視和廣播、時尚設計、音樂、表演藝術、出版業、計算機服務及旅游和體育等巨大產業。很快，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馬上意識到了創意產業的廣闊前景和巨大商業價值，迅速制定推出了符合自己本國國情的創意產業政策。因此，霍金斯受邀為包括中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和新加坡等國在內的20多個國家的政府和公司提供咨詢服務。轉眼間，全球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英國的創意產業發展比較突出，并對其自身，特別是英國民族電影產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近年來，英國電影在國際影壇的出色表現成功地向全球傳播了英國文化和國家形象。全球知名雜志《Monocle》2012年度“全球軟實力”調查顯示，英國第一次戰勝了美國，成為“世界上力量最強大的國家”[2]。英國創意產業政策具有鮮明的實踐性特征，不僅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二、創意產業產生的背景及其英國電影的發展現狀
創意產業首先在英國提出絕非偶然，其中蘊含很多必然性的社會背景。第一，英國作為一個老牌的工業化國家，如果不產業轉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就只能愈發走向沒落，徹底淪為二流國家。城市的衰落及傳統產業一蹶不振促使英國及其他西方工業化國家把粗加工工業、重工業生產向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從而使政府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把目光投向服務業、高附加值制造業和文化產業。對英國來說，經濟轉型變成一條必由之路，沒有第二種選擇。其次，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各種社會思潮席卷歐美，給社會結構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改變人們的觀念。社會文化開始變得多元和多樣，英國人比以前更重視差異，為個人創造力發揮和施展營造了有利的氛圍和條件。第三，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飛速發展，再加上互聯網的普及運用，使很多產業逐漸趨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如何尋找無法取代的獨特產業就變得尤為關鍵，而每個國家獨有的傳統文化和歷史是無法替代的，還有個人創意也是無法取代的，這樣的產業是易于開發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產業。由此可看出，文化和個體差異為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再加上撒切爾夫人提出更加鼓勵私有化和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個人和企業都要創新，有差異化才能有市場，以及布萊爾執政后，提出“第三條道路”的新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英國經濟穩定增長。并最終在1998年的《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創意產業新經濟的戰略概念，英國的創意產業迎來了劃時代的發展機遇。經過幾年的發展，到了2002年，英國創意產業增加值達809億英鎊。英國人這樣介紹自己的科技優勢：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研發經費占全球的5%，創作占全球科學著作的8%，被引用數量占9%；科學家獲得70多次諾貝爾獎，僅次于美國[3]。
英國電影不但歷史悠久，而且成就輝煌。后來受好萊塢的沖擊，曾一度一蹶不振，現在英國電影開始了民族電影的復興之路，正一步一步走出困境。縱觀整個20世紀，英國電影一直籠罩在好萊塢大片的壓制之下，由于相同的語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及強大且精良的制作，好萊塢電影在英國占據了很大的市場，英國本土電影根本無法與之抗衡。英國的電影生產多屬小作坊式經營，制片公司規模小，制片預算低甚至資金籌措艱難，拍片數量少，有很多公司專為拍攝一部電影而成立。英國電影可以引以為傲的代表作品就是《哈利?波特》和007邦德系列。進入新世紀以來，好萊塢大片的威脅依然形勢嚴峻，純國產片的平均預算從2003年的290萬英鎊下降至2010年的120萬英鎊。2012年英國有392家制片公司拍片，其中363家（93%）只拍了一部電影[4]。與電影制作舉步維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是世界上第三大電影消費市場，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據統計，2012年，英國電影娛樂市場總收入為40多億英鎊。由此可見，英國電影消費市場繁榮，不過大部分票房都進入了好萊塢公司的腰包。
三、創意產業及政策扶持對英國電影的影響
英國政府在1998年制定了《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隨后在2000年，動用國家彩票資金和其他資金扶持電影產業，并且成立了英國電影委員會。迄今為止，至少已向900多個電影發展項目提供了1.6億英鎊的資助，極大地促進了英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新世紀以來，英國電影委員會制定并實施了多個“三年計劃”發展戰略，確保英國電影在數字時代的成功轉型，并資助制片人、培養創造型和技能型人才、鼓勵數字時代的創新、為觀眾提供更多觀影的機會和保護英國電影檔案文獻遺產并向民眾開放[4]。
盡管近年來由于經濟危機，政府減少了部分投入，但仍然能看到利好消息，2013年秋財長宣布的一系列決定。首先是關于稅收減免更寬松的條款。根據《2006年財政法案》，稅收減免適用于英國制片開銷，符合“英國”國籍鑒定的影片必須將至少25%的核心開支用于英國境內才能獲得稅款減免。新條款規定電影只需將10%的預算花在英國境內即可獲得稅收減免。現在檢測電影國籍的文化測試更為寬松，表現歐洲文化被等同為表現英國文化[5]。
除了減稅措施外，英國政府還扶持電影走向世界，鼓勵電影出口。2012年，英創意產業增加值同比增加9.4%，達714億英鎊，占經濟總量的5.2%，產值增速僅次于房地產。另據英國電影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對英產電影的投資超過10億英鎊，較前一年增長14%。
近年來，特別是新世紀10多年來，在政府的扶持下，英國電影逐漸走出陰霾，邁向新的輝煌。在2008、2009年，英國電影產業總共贏得十一座奧斯卡金像獎，其中僅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就抱回了八項奧斯卡大獎。2011年《國王的演講》也獲得了多項提名和廣泛的贊譽，2012年《007：大破天幕殺機》不僅獲得了高票房的成功，更代表了英國電影的新高度。
四、中國電影發展的問題和所需借鑒的經驗
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播力度，文化帝國主義表現突出，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各種媒介有意或無意地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生活。即便是在純粹娛樂性節目當中，有時也刻意植入意識形態觀念，倡導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可口可樂、麥當勞等產品都變成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現象，開始沖擊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創意文化行業，尤其中國電影事業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國產電影僅在一些情感或文藝片領域還保有一席之地，其他類型的片子全線淪落，各地影院被好萊塢大片占據。甚至一些中國傳統故事也變成了好萊塢制作。如《臥虎藏龍》、《花木蘭》和《功夫熊貓》等。雖然文化素材和資源是中國的，但是由于中國電影產業整體能力有限，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文化故成國外公司的創意作品，就連版權都屬于美國公司，經濟效益更不用說了，都被國外電影公司掙走了，一言蔽之，就是外國公司拿中國故事掙中國人的錢。
中國電影在好萊塢的沖擊下風雨飄搖，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大量電影院無法經營，紛紛改成臺球廳或者錄像室，觀影人數急劇下降。這樣的狀況在近十年才逐漸好轉。盡管中國最近幾年影片產量增多，質量卻堪憂，能出口并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的作品少之又少。約翰?霍金斯在《創意經濟》一書中指出，全世界創意經濟每天創造220億美元，并以5%的速度遞增。而我們的創意產業產出的效益還很低。創意經濟發展有個3T原則：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寬容（Tolerance）[6]，我們應該加快這三個方面的建設，增強作品的競爭力。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電影市場。好萊塢也越來越重視中國市場，甚至很多影片到中國取景借以迎合中國觀眾。中國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適應好萊塢大片，因為到了電影院里可供中國觀眾選擇的高質量國產影片確實太少，有的觀眾甚至慢慢到了一種非好萊塢大片不看的地步，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前景令人擔憂。
我國應及時學習英國的創意產業經驗，通過資金、政策及一些稅收優惠措施加快中國電影事業發展。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