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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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思想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約翰·密爾是19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功利主義為基礎。其社會自由思想主要體現于《論自由》中。主要討論了三點，即言論和討論自由，個性發展，社會凌駕于個人權威的限度。這些思想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的。認為在追求個人自由時，不能損害社會利益，而后者利益優于前者利益。其思想博大精深，被稱為“19世紀最令人心悅誠服的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也成為傳統自由主義相新自由主義過度的橋梁。他的思想總體是有益于社會進步，但也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

約翰·密爾（又譯穆勒。JohnStuartMill1806—1873）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功利主義為基礎，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補充和修改，表現出折衷主義色彩。對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譽為“19世紀最令人心悅誠服的自由主義者”。[①]同時，由于他發展了古典自由主義，密爾的自由主義思想也成為“溝通傳統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橋梁”。[②]

一、密爾的生平

密爾1806年出生于英國。是著名思想家詹姆斯·密爾的長子。他的童年伴隨著父親和書籍度過，并沒有進入學校學習。在其父親的嚴格教育下，打下了豐富的知識基礎。密爾的思想早熟，遠遠超出了同齡人。在思想內容上也深受其父功利主義的影響。14歲時在法國攻讀法律，17歲回國，組織了“功利主義社”，[③]傳播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同年到東印度公司的通訊檢查公署任起草公文的文書，到1858年該公司解散時，他已升任印度通訊檢查部的檢查官。他在東印度公司任職長達35年之久。1866—1868年曾任英國下議院議員。是下議院中漸進派的代表。其主要著作包括：《邏輯學體系》（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論自由》（1859）；《代議制政府》（1865）；《功利主義》（1863）；《婦女的屈從地位》（1869）；《論社會主義》（未完稿）(1878)等。

二、密爾社會自由思想分析

密爾在其著作《論自由》開頭就指出“這篇論文的主題不是所謂意志自由，不是這個被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教義不幸相反的東西。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地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④]關于自由的定義，根據它的說法，也就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好處的自由”。[⑤]與以往不同的是，他不僅提出個人自由，同時也探討了自由的限度問題。《論自由》一書也譯作《群己權界論》，這其中的“界”實際上就是自由的限度。在《論自由》的最后，他總結了全書的要義，即著名的兩條格言。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厲害，個人就不必向向社會負責交代。他人若為著自己的好處而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對他人進行忠告、指教、勸說以致遠而避之，這些就是社會社會要對它的行為表示不喜或非難時所僅能采取的正當步驟。第二，關于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和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或是法律的懲罰，假如社會的意見認為需要這種或那種懲罰來保護自己的話。總之，密爾關于個人自由問題，致力于劃清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強調個人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不應該受到限制。

關于個人自由，或者說社會自由思想的具體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言論自由

密爾在《論自由》的第二章探討了“思想自由與討論自由”。他提出，人類的知識原則上不可能完美，每個人都可能是錯誤的。自由討論也就提供了糾正這些錯誤的機會。若不允許自由討論，則會犯錯誤。尤其是不應該輕易否定其他人的觀點。因為“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窒息的意見是一個謬誤”，假如我們確信其謬誤性，要窒息它也也仍然是一個錯誤。“假如那意見是對的，那么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他們的意見是失掉了差不多同樣大的利益，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沖突中產生出來的對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⑥]

他認為，無論是用人民的名義，還是用政府的名義來壓制這種自由，這種權力本身都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壞的政府較有資格來運用它”[⑦]

密爾認為，人們必須學會使自己的思想少犯錯誤，而糾正自己錯誤的最好辦法是在自由討論中，允許別人批評自己。他強調，一個意見因為在各種機會的竟斗中未被駁倒而假定為真確，這是一回事；為了不許對它反駁而假定其真確性，這是另一回事。任何人，即使人類當中最聰明的，也即最有資格相信自己判斷的人，也還應當提到少數智者和多數愚人這個會和集體，即所謂公眾面前去審查。他反對對一些目前是真理的東西反復重復，而不加思考和辯論，如果這樣下去，所謂的真理將成為謬誤。

密爾在討論言論自由時，并不認為言論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他主要強調要注意方式問題。“一切意見是允許其自由發表的，但條件是，方式上必須有節制，不要越出公平討論的界限。”[⑧]即強調辯論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緒上不應帶有惡意、執迷和不寬容，而應冷靜對待對方的意見。反對謾罵、譏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的辯論。另外，在對待過激言論上，他強調，那些產生直接煽動社會禍害結果的言論應受到處罰。如：有個意見說糧商是使窮人遭受饑餓的人，或者說私有財產是一種掠奪。這種意見若僅僅在報紙上流傳，那也不應遭到妨害，但如果是對一大群聚集在糧商門前的憤怒的群眾以口頭方式或以標語方式宣傳，那就應加以懲罰，而不失為正當。

（二）個性發展

密爾的社會自由思想十分強調個性的發展，強調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強調個人的“首創性”，而極力反對社會趨同的“大眾的平庸”。他強調，人們要自己選擇生活方案，不能僅靠猿猴般的模仿力。他講到“人類的官能如覺知力、判斷力、辨別感、智力活動、甚至道德取舍等，只有在進行選擇中才會得到運用。而凡系習俗就照著辦事的人則不做任何選擇。因而他無論在辨別或者要求最好的東西方面就得不到實習。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也和肌肉一樣，是只有經過使用才會得到進展的。而一個人做一件事若只因為別人做了那件事，那正和相信一個東西只因他人相信了那個東西一樣，他的官能便不會被運用。”因此，他認為全社會的人都重視個性的發展，才能使個方面的“官能”得到鍛煉，從而使社會不斷發展，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一個人只要暴雨一些說得過去的數量的常識和經驗，他自己規劃其存在的方式總是最好的，不是因為這方式本身最好，而是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方式”[⑨]

另外，密爾還特別強調天才需要一種寬松的環境，讓其天性得到張揚。他說“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義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較多個性的”。因此，對于這些人，就應順其自然地發展，而不應受到習俗等的制約，讓他充分打碎身上的枷鎖，去進行“首創”。并且為了首創性，我們應當容忍怪癖。“在今天這個時代里，只要是僅僅不屑茍同的一個例子，只要僅僅是拒絕向習俗屈膝，這本身就是一個貢獻。”首創性這個東西是無首創性的心靈所不能感到其用處的，凡性格力豐足的時候和地方也就豐足。一個社會中的怪癖性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社會中所含天才異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的。[⑩]

他對德意志思想家罕波爾特十分推崇，罕含波爾特的話來說，人類發展所必須的兩個條件就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這或許是對密爾思想精義的高度概括。

（三）自由的限度

密爾的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進行了修正，不僅強調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強調自由的邊界。即自由不是絕對的，社會整體利益應高于個人利益。當個人自由危及社會或他人時，便不再擁有這種自由。這種行為也將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懲罰。為此，他明確規定了幾個限制條件：第一，個人彼此互不損害利益。互不損害法律明文規定成員在默契中認作權力的確切利益；第二，每個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遭損害的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的一份責任；第三，如果某些行為有害于他人，或對其福利缺乏應有的考慮，但又不到違犯其任何既得權利的程度，這時，違犯著應受到輿論的懲罰而不是法律的懲罰。[11]

至于個人性格、表現、行為上的一些缺點，如魯莽、剛愎、自大、嫉妒、放縱等等。這些只能引起別人對他觀感上的不佳，但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社會就無權加以制裁。但是若有些行動，其直接損害只及于本人自身，因而不應說哦到法律的制裁，但若公之于眾則破壞社會良好風氣，因而可以劃入犯及他人利益的范疇，予以禁止是不失為正當的。

另外，為了“偉大的善”（GreatGood）也是可以限制個人自由的。為了保證其他人及社會的公共利益，政府在某些方面必須進行進行適度必要的干預，以確保社會整體利益不受侵犯。如國家為了提升國民素質，而推行義務教育等。

綜上所述，密爾的思想充斥著“個人自由”、“首創性”、“個性”、“多樣化”、“有限干預”等詞語，表現出新舊自由主義的結合體特征。

三、密爾社會自由思想析評

一切思想都與其所處時代有密切聯系，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反映。密爾所處的時代，英國正處于資本主義飛速發展的時代。隨著工業革命的進行，工業生產迅速發展，逐漸躍居世界第一位。對外貿易擴大，在世界市場中占據壟斷地位，被稱為“世界工場”。同時為了獲取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擁有大量的殖民地，被稱作“日不落帝國”。在政治上，到了19世紀，資本主義已從早期的社會理想發展為普遍的社會現實。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相對成熟階段。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尤其是階級矛盾開始突出。英國經過1832年和1867年兩次議會改革，[12]工業資產階級實際掌握了國家的領導權。英國也掀起了運動，要求擴大選舉權等。這些政治經濟的現實，正是密爾自由主義思想產生的基礎。

（一）修正了的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曾提出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所以快樂主義構成了功利主義的基石。[13]由趨樂避苦發進而認為有助于產生快樂的行為和事物是善的，反之是惡的。周輔成曾講到“功利原則指的就是當我們對任何一種行為予以贊成或不贊成的時候，我們是看行為是增多還是減少了當事者的幸福。”[14]因此快樂幸福目的構成功利主義的核心。密爾在其父詹姆斯·密爾的影響下，全面繼承了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并對其進行了修正，主要表現在：第一，快樂有質與量的差別。邊沁的功利主義認為快樂作為人們對苦樂的感覺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差異。正是因為這種這種庸俗的快樂觀，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被稱為“豬的哲學”。與邊沁不同，密爾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區別，也存在質的不同。按照質的不同，密爾把快樂分為兩類：即肉體的或物質的快樂和精神的快樂，后者比前者高尚得多。[15]他認為“做一個不滿足的人比作一個滿足的豬好；做個失意的蘇格拉底比做一個滿足的傻子好”。[16]第二，功利主義的利他主義特征，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邊沁的功利主義體現出明顯的個人主義色彩。他認為“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的利益”。社會是一種虛構的團體。由被其認作成員的個體組成，社會利益是“組成社會的單個成員的利益之和”。而密爾則與之不同，密爾的側重點在社會利益。他認為，要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不可避免需要一些人做出自我犧牲，而且密爾對自我犧牲倍加推崇和贊賞。他說“只是在社會的組織很不完善狀況的期間，我完全承認甘心做這種自我犧牲是人類的最高美德。”[17]體現了社會利益優于個人利益原則，顯示出明顯的社會功利思想。以上這些構成了密爾思想大樹根基。

（二）密爾思想評述

關于言論自由的思想表現出對言論自由的最大寬容。他不僅支持看似正確的言論，也支持看似不正確的言論的發表，主張人們對不同的觀點進行辯論，以達到“真理越辯越明”的目的。他的言論自由思想有利于現實政治發展的需要，公民的言論自由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憲法所確定的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些與密爾思想密不可分。總之，言論的自由將推動政治的公開性和民主化。另一方面，社會的進步也離不開言論的自由。在古代社會，由于言論的不自由而導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滯后。如我國清朝的“文字獄”等，以及歐洲中世紀的的黑暗統治，都阻礙了社會的言論自由，從而不利于社會的發展。他的關于言論自由的思想，也體現著對人的尊重。體現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強調了作為人應有的尊嚴。

對于個性的發展密爾強調多樣性和自由選擇，這種思想將有利于推動社會的變革，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創新。畢竟社會由不同的人所組成，他們有著各自的生活習慣和思維習慣，思考方式。只有讓個性充分張揚，才能使個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現。從而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若全社會都以一種固執的習俗或道德標準去衡量人，那么整個社會將會出現“趨同化”現象，從而有“大眾的平庸”的危險。它的關于天才的論述，也表現出精英主義色彩。但我認為，無論怎么說，天才畢竟有其獨特之處，這是客觀現象。因而需要一種自由的環境，才能達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另外他的精英主義也無可厚非。畢竟能夠引領人類發展的仍然是天才。而人們也普遍期望政府是精英統治的政府。

關于自由的限度，主要體現出他的利他主義思想。眾所周知，有權利就有義務。因而有自由，也就有限制。沒有所謂無限的自由。他強調的自由的限度是，不能損害他人及社會之利益。而且社會利益原則上高于個人利益。這都體現著利他主義，也體現出他對社會福祉的關懷。這些思想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都是通用的道德。他的這一思想是對傳統自由主義那種個人主義傾向的批判，也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鞭策。

四、結語

總而言之，密爾的社會自由思想博大精深，強調了社會自由的重要性，為功利主義奠定了新基調，有利于社會的進步以及自由民主的實踐，使自由與社會福利的聯系更加緊密而自然。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他的思想的理想主義成分。雖然他對自由進行了定界，但這個“界”畢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必須有相應的法律道德體系作為其保障。另外個人不可能離開社會而生活，個人既然生活在社會之中，便存在各種聯系，所以“群集權界”便不易劃分出來。

參考文獻：

①【英】約翰·密爾《論自由》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

②顧肅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9。

③吳春華《當代西方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④朱建華《淺論密爾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內容及形成原因》。載《理論研究》2006年3月號中旬刊。

⑤童中平《密爾自由主義思想述評》。載《哲學研究》2005年第6期。

⑥王連偉《密爾自由主義思想論析》。載《學術交流》2004年第4期。

⑦吳春華《密爾政治思想的自由主義特征及其形成》。載《浙江學刊》2002年第3期。

注釋

[①]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②]吳春華《密爾政治思想的自由主義特征及其形成》。載《浙江學刊》2002年第3期。

[③]顧肅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9

[④]【英】約翰·密爾《論自由》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p1

[⑤]同上p14

[⑥]【英】約翰·密爾《論自由》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p19-20

[⑦]同上p19

[⑧]顧肅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9p364

[⑨]【英】約翰·密爾《論自由》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p80

[⑩]同上p79

[11]同上p89-90

[12]童中平《密爾自由主義思想述評》。載《哲學研究》2005年第6期。

[13]王連偉《密爾自由主義思想論析》。載《學術交流》2004年第4期。

[14]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87.

[15]朱建華《淺論密爾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內容及形成原因》。載《理論研究》2006年3月號中旬刊。

社會思想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費邊社會主義；社會福利；評價

英國工業化后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社會對于貧窮的責任歸屬和國家干預的合理性問題產生新的看法。費邊社是1884年由英國倫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立的一個以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為目的的資產階級改良社會主義團體。費邊社會主義的思想首先在1884年蕭伯納撰寫的《費邊宣言》中反映出來，1889年出版的《費邊社會主義論文集》系統地表述了費邊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們一方面對英國工人中普遍存在的貧困感到震驚；另一方面，十九世紀80年代的各種罷工運動使他們意識到工人階級正在崛起。于是，他們企圖尋找新的“理想社會”來代替“自由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費邊社研究宣傳社會平等和福利思想，呼吁建立相關的保障制度解決社會問題。他們認為應自上而下實現“和平長入”道路。在費邊社會主義等的影響下，英國逐漸走上了具有英國特色的“福利國家”道路。

一、費邊社會主義社會福利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首先，19世紀的英國處于工業化后社會轉型期，經濟進入了衰退與不穩定期。1873年的經濟危機使英國經濟開始了波動與衰退，經濟危機導致大量工人失業，“每種產業皆有成群的失業工人，載于工會薄籍上的失業工人比例有時高達25%，資本家利用此艱難時期，企圖收回前幾年允許工人的讓步。”[1]面對貧困問題，英國仍采用傳統的致力于懲罰的濟貧模式。但隨著貧困問題成為社會的普遍問題，人們逐漸意識到貧窮是由社會經濟和體制不合理所致。因此建立一個以國家為主導的新制度來解決社會問題勢在必行。

其次，19世紀以來，英國的民主制度有了較大完善。1832年中產階級在選舉法改革中獲得了選舉權。1867年，英國政府針對選舉權進行了再一次的改革，通過降低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將選舉范圍擴大到所有的城市工人中，選舉權的擴大意味著廣大工人階級的力量在逐漸成長壯大。[2]此后英國又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基本上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民主政治環境為費邊社會主義提供了政治參照物，其理論中的市政社會主義、“和平長入”道路都帶著英國民主政治的烙印。

再次，19世紀后期工人運動重新高漲，工人階級力量進一步發展壯大。工人階級的斗爭方向轉向工資工時和勞動保護方面，且更多的是經濟斗爭。一系列的現實使當時興起的各種社會思潮質疑自由主義，強調國家的適度干預，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總之，費邊社會主義的福利思想是在英國經濟、政治、社會思想發生巨大變化的條件下產生的，是英國轉型期社會發展的產物。

二、費邊社會主義社會福利思想的內容

費邊社會主義福利思想受社會改革理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工廠法和國民最低生活標準的保障、關于教育福利的建議和失業問題的解決途徑四個方面。

1、國民收入的再分配

費邊社會主義者希望通過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縮短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因此必須要把工人身上的負擔全部轉嫁到地租與利息的收入者身上。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辦法：廢除關稅和國產稅（烈性酒除外）；增加z產所得稅，并把所得到的稅款作為資本來應用，而不作為所得來消費；廢除各種就業執照費；收取所得稅時應對不勞而獲的收入收取重稅，并采取差額累進稅制。

國家應將納稅收入用于公共事業。對兒童教育給予支持和資助，儲備失業保證金；建設普遍社會保障制度，給工人提供醫療保險；給貧困公民提供住房補貼等，這樣才能將集中于少數人手中的資產盡可能多的分配到群眾身上去，才能減少貧困現象，才能逐步消除不平等現象，才能穩定社會秩序，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2、《工廠法》保護工人健康，提高生活水平

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工人階級的社會福利健康也廣泛地受到人們的關注。社會應該為給社會做出貢獻的公民個人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發展保障，應通過各種途徑盡可能消除貧困，保障公民的生活水平。費邊社會主義者認為，制定相關工廠法是為了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工廠法內容主要有三方面（1）把工廠和工場條例的一般條文的適用范圍擴大到包括所有使用勞動者的雇主在內；（2）大量增加工廠視察員的人數，其中應當包括婦女，而且這些視察員主要應從工資勞動階級中去挑選；（3）立即在所有的各級政府部門中，所有的礦區以及所有的特許壟斷組織中，把最高的工作時數減少到每天八小時，而且在其他任何一個行業中，只要大多數工人要求，也應照樣辦理。[3]費邊社會主義者韋伯夫婦認為，國家必須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且保證公民的生活標準不低于最低生存標準，這是維持國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基本前提。

3、關于教育福利的建議

費邊社會主義者認為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質的重要途徑。教育屬于公共事業，國家應撥出專款來支持和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費邊社會主義者格拉罕?瓦拉斯曾說：“假若我們這一代是聰明的，那么，我們這一代就應在教育方面不僅較以往任何一代人花更多的錢，而且也需要較將來任何一代人花更多的錢。”[4]他們認為教育福利事業是政府最需要關注的公共事業之一。他們認為國家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來改善教育現狀。如：廢除一切學雜費，在公立初級學校中增加政府補助；登記并檢查所有私人辦理的教育機構等。以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實現兒童教育的普及化，幫助他們順利接受教育。費邊社會主義關于教育福利的建議還有：建立公共圖書館、擴大教育范疇等。

4、失業問題的解決途徑

失業不但使人們的生存受到威脅，而且無法體現個人的價值和社會地位。費邊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是引起失業的主要原因，社會應采取措施解決失業問題。失業者養活自己的方式是自力更生，因此不應該單純地通過社會救濟來救助失業者，而應該給他們提供相應的崗位。失業者必須自己積極地去創造社會財富，成為自己所需消費品的生產者。

針對雖已失業但卻有一技之長的工人，政府應對其進行培訓。經過培訓后的工人根據市場的需要，分配到各地工作，政府給其提供就業機會。對于只有將有些失業者的才能聚集在一起才發揮才能的行業，政府應將這些失業者集中起來從事某一行業。當然他們所提出的對失業工人的解決途徑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他們認為，對于那些失業卻又隨意拒絕工作的失業者，政府就不應該對其給予任何救濟。在給失業者提供工作機會的同時，還應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他們認為，提供就業機會和保證良好的工作環境同樣重要。良好的工作環境會保證就業者的身心健康，提高其工作效率，創造更多的財富。

三、對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思想的評價

首先，費邊社會主義社會福利思想其目標具有一定空想性。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幾乎難以實現。其次，費邊社會主義思想本身缺乏創新性。即使是民主漸進的改革方式也不是其所特有的，工黨等工人階級團體也都持相同的政治態度。最后，福利思想自身的局限性，還體現在權利保障種類、受益群體、保障范圍等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需要保護的群體利益越來越多，保護的范圍也越來越大。他們曾提出要建立普遍養老計劃，但是卻沒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因此其提出思想的可操作性降低。

其次，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思想在英國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它適應了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也對20世紀初連續三屆執政的自由黨執政綱領產生了重要影響。自由黨在執政期間采取了一系列有關社會福利的改革措施，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立法。而這一切正是費邊社會主義者采取滲透政策取得的成果。費邊社會主義最大的成功在于“以大量事實和依據為后盾，從而進行扎實的、持續不斷的宣傳，終于造成了一種形勢，使得很少有人能夠抗拒他們。”[5]

最后，就社會福利問題而言，費邊社會主義者改變了英國社會的觀念。使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成為一個必然趨勢。“通過實施社會最低標準和資源的社會管理，當然還包括累進稅制以消滅貧窮――構成了費邊社對于20世紀英國‘輿’的主要貢獻”。[6]

【參考文獻】

[1] 韋伯夫婦.英國工會運動史[M].商務印書館，1959.247.

[2] 徐孝明.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淵源[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7.5.

[3][4] 蕭伯納主編，袁績藩譯.費邊論叢[M].三聯書店，1958.111.212.

[5][6] 瑪格麗特?柯爾著，杜安夏、杜小敬等譯.費邊社史[M].商務印書館，1984.344.344.

社會思想范文第3篇

一、西方自然法思想的發展歷程

在西方，自然法思想發端于古代社會，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從純粹的事實角度看，自然法思想的歷史給了人們一個極為清楚的教誨：“自然法是人心靈中永不磨滅的遺產。”“自然法”的概念被不同的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著不同的目的而使用，自然法的形式不斷翻新，但自然法這種思想傳統和政治意識形態卻經久不衰。它提供了人類自我反省的一個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一塊試金石、保守與革命的正當理由。”

自然法思想經歷了從初生、繁榮、衰落然后復興的過程。西方學者對自然法和自然法思想有著許多的解釋和概括，但是為了更準確地評價自然法思想及其學術上和政治上的意義，最重要的不是記住這些解釋和概括，而是沿著自然法思想的長河進行一番歷史的考究。通過考究可以清楚自然法的真諦、歷史作用及其演化規律，也可避免把不同時代、不同形態的自然法理論混為一談，許多深刻研究自然法理論的古圣先賢，他們在不同的年代提出了許多具有對社會需求建立和諧公平適用法律強制力和約束力的自然法思想和理論依據。

二、古羅馬 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的自然法思想

在西塞羅的思想中，他認為“法源于自然”，自然法具有最高的理性，他鼓勵人們履行自己的義務，約束人們不去為非作歹，這種規則就要依靠自然的強制力和約束力來實現。在西塞羅看來，真正的法律是一種與自然符合的正當性，具有普遍適用性，人類制定的法律必須是依照自然法制定出的，并且必須是出于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考慮而制定的，這樣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是代表著最高智慧的法。西塞羅提出的這些思想是非常具有?F實意義的，對后世很多國家的法律工作方面都具有指導作用。

三、意大利 托馬斯?阿奎那（納）的自然法思想

阿奎那認為國家乃是起源于人的本性，是上帝的創造，他理想中的最好的國家政體是君主制，他這是對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繼承和神化改造。

在于法律的分類，阿奎那將法律分為四類，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神的理性的體現，是上帝用來統治、支配宇宙的根本大法，是最高的法，是所有其他法的源泉。人法具有管理社會、安排公共幸福事項的作用，是從自然法的基本原理出發進行推理所得到的對人類公共幸福的特殊安排，它來源于自然法，且受到理性的約束。神法是對自然法和人法的補充，只不過是需要通過《圣經》這個媒介，對人們的思想、信仰進行調節和引導，也就是說《圣經》就是上帝或所謂的神的法律意識在世俗的體現，在人類依靠世俗實體法或者人定法無法定紛止爭的時候、無法達到目的的情況下，就有必要接受神法的指導，因為人們單純地認為神法確實不會產生錯誤的。

四、西塞羅自然法思想與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的比較

社會思想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傳統文化；理念；思想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中蘊含著豐富的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探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之處對于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意義重大而現實，本文將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一、具體含義：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世界

從具體含義上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個人、社會、國家與自然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間的社會關系狀態都納入到了它自身的范疇之內。換言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是自身的身心和諧，接著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在此基礎上是社會各系統、階層之間的和諧，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與自然以及國際社會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狀態。這一具體含義所包含的邏輯思維、思想觀點和價值取向正是優秀傳統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鮮明體現。《禮記•大學》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禮記》也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堅持由小及大、由里到外的人才培養模式與道德修養方式，即首先從自我個人的點滴實踐做起，在加強自身德行的基礎上逐步惠及家庭鄰里，再進一步拓展到社會、國家乃至天下，當人類社會實現了以個人身心和諧為基礎的社會、國家、民族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時，就是步入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同世界建立的基本思路方法，深刻體現了儒家大同思想的思想原則與價值追求。

二、原則特征：古代中國對道德和禮儀的價值追求

整體來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相結合，現代性主要體現為諸如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特征，傳統性則主要表現為誠信友愛、和平正義、穩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特征。而這些基本特征又需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才能加以實現，這些原則既有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等指導性原則，也有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這些根本性原則。《資治通鑒•周紀》載：“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體現了古代中國社會以德為本、為先的價值取向，即便是現代性特征也是在充分借鑒以道德禮儀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而其基本原則既是黨革命與建設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優秀傳統文化中道德禮儀內涵在新時期黨治國理政之中的深刻體現。主席曾指出：“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道德的力量也是無窮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蘊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是故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就更離不開以道德原則為核心根基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支撐，而反過來，正如中國傳統價值觀所堅持的那樣，這又使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理念深刻體現出對道德和禮儀的一貫追求。

三、踐行措施：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實踐觀

十六大以來，同志針對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要把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加強調查研究和理論研究，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實現安全發展，推動教育事業科學發展，大力建設和諧文化，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踐行措施正是著眼于中國社會最現實的民生問題以及最迫切的經濟、文化等問題，立足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通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個方面的發展來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尤其是其對建設和諧文化和堅持公平正義原則的做法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實踐觀十分契合。荀子云：“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這一說法從根本上體現出古代中國社會以道德為本、著眼生活實際的實踐思想，即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舉止還是平日工作學子中的言語思想，都應該在立足實際的基礎上，堅持文明禮儀、落實道德原則，從而在不斷提高自身德行修養的過程中實現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幸福和諧。而黨和國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措施的提出也正是遵循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實踐觀的基本理念與思路方法。

四、結論與行動：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和諧社會的精神根基所在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離不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支撐，無論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思想，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踐行措施，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論來源、精神支撐與思想智慧的源泉。從具體含義的角度來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體含義的提出不僅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延伸拓展，更是其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背景下的新應用。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原則特征的形成則是古代中國史傳統思想價值體系在當下中國社會的新體現，意味著其以道德禮儀為根本的思想追求與價值觀傾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被著重參考借鑒。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貫徹落實的具體實踐措施也深刻蘊含著中國社會傳統的“著眼現實、以德行修養為根本”的實踐觀。由此可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的借鑒參考，也是其得以真正實現的內在精神根基。由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基礎作用。黨和國家要在堅持以為根本指導的前提下，立足中國現實，大力弘揚和踐行優秀傳統文化，推動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著重借鑒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智慧以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最終，為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基礎。

參考文獻：

[1]線裝國學館編委會編著.四書五經第一卷[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2頁

[2]張文治編:國學治要（經部史部）[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76頁

[3]（北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一冊）,卷第一周紀一[M].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月1日第2版

[4]: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158頁

[5]: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4月1日第1版

社會思想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變革；法律思想

歷史的發展總是呈現出“在曲折中上升”的規律，我們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往往在政局動蕩、天下紛爭之際，思想界卻呈現出大放異彩的局面。為何會出現思想繁榮與政治穩定相背離的現象，時代變革與思想發展有著怎樣的相互關系，那些偉大的靈魂和不朽的思想為什么常常“生逢亂世”？筆者截取春秋戰國時期和明清之際兩個橫斷面，試圖研究中國法律文化發展的獨特路徑。

一、社會變革的時代背景

春秋戰國和明清之際的思想繁榮都與社會動蕩不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其表現雖然各有特色，但背景上卻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

（一）生產力對于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

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明末清初，在這些時期生產力都出現了跨越性的發展，帶動農業和其他行業進步，引發了生產關系的調整，進一步帶動上層建筑中政治法律思想的變革。

1、春秋戰國時期是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期，這種變革首先出現在生產力上，進而推進到生產關系上，隨之滲透到思想文化領域。最初，以鐵器的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生產力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隨之帶動和促進了農業和其它各行各業的發展和進步，生產力的發展與變革，必然會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這種新的生產力必然要打破舊的奴隸制生產關系，而隨之產生與之相適應的以土地私有為標志的封建制生產關系。禮崩樂壞，諸侯兼并，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讓思想家開始反思，先秦諸子從自身的立場出發，探尋濟世救人的出路。而法律思想上的交鋒主要集中在維護尊卑有序的奴隸制禮教，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制秩序。

2、明清之際，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現代化因素。雖然在史學界對于明末清初中國是否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尚存爭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農作物產量增加。當時手工業內部機器的運用促使著人們的分工協作，因此改變了生產方式。社會中出現了大量的剩余產品，商品經濟進一步繁榮。①浙江《太平縣志》就有關于嘉靖年間：“富則為商，巧則為工，蓋以山甚稠，田甚狹，以故食多不足，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富家巨室，不至于巨萬。”②的記載，萬歷二十九年，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疏言：“亂民葛賢等造言聚眾，焚劫殺，圍逼織造衙門，要挾罷稅，其詞頗激。”③與此同時，而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明中后期形成了追求個人利益的風氣，社會中因利爭訟的現象較為普遍，這一切都促進了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推動明末的反傳統的自由平等的思潮形成。

（二）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觀

春秋戰國和明清之際都處在世界文化跨越性發展的格局中，對后世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奠基性影響。

1、文化史上，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稱為人類文化發展的“軸心期”，當時人類文化同時并獨立地在中國、印度、伊朗、巴雷斯坦、希臘開始奠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價值觀和基本發展路向，時至今日，這些地區和民族的文化發展依然附著在這些“軸心”上。④春秋戰國時期正是處在這個“軸心”上，其間涌現的儒、墨、道、法等先秦諸子及其煌煌巨著至今影響著中華文化的走向。從與其他地區文化的對比我們也可以得出我國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是符合“軸心期”文化發展的共性的，可以看做是一種社會發展過程中思想發展的普遍規律。

2、明清時期，是中國儒家傳統法律思想向近代民主法治思想過渡的開端，有著內發性和民主性質。與之同期的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思想有著相似的地方，他們都肯定了作為獨立主體的個人的正當利益，認為正義的法律應當體現多元主體利益，但是在多元主體的利益出現沖突時，該如何保障天下人民的利益不受到專制權力的侵害，他們并沒有設計出完備的制度。但是，他們的思想為近代思想家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

二、時代變革與思想繁榮的相互關系

（一）時代變革對于思想產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如前所述，在春秋戰國時期和明清之際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動蕩形成的鮮明反差，為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內源型動力。

思想輿論環境相對其他時期較為自由寬松，為其發展提供了外部條件。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三皇五帝時期也就是卡爾·雅斯貝斯所稱的“神話時代”遺留的文明已經一去不返，當時的思想家對自身和所處時代開始有了整體性認識，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了系統性的理論。

明清之際，理學所宣揚的維護君主集權統治和家族倫理秩序的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政權更迭中遭到了質疑，加之明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私權意識的萌動，人們思想開始沖破理學的羈絆，有所解放，使得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有了發展的空間。

（二）思想繁榮對于變革推進的助力作用。

制度的新舊更迭是諸多因素的合力，但思想對舊制度的滅亡，新制度的確立有了明顯的促進性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由于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思想被統治者采納，才能促進新秩序的建立，而春秋戰國的亂世也因最先進行改革的秦帝國的統一所終結。

明清之際，“天下公利”的批判君主專制集權和經世致用的法律思想雖然影響深遠，但并未對君主專制集權有所撼動，兩千余年君主專制思想的深厚根基不光要靠內部重構，還要經受外部刺激，才能破碎新生。

結語：

如果從宏觀的世界文化發展格局觀察，先秦儒法之爭與古希臘人治與法治之爭有著暗合之處，但是由于中國專制制度的早熟，儒法思想在西漢融合成為專制的工具。而相對于洛克和孟德斯鳩已經構建出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框架來說，明末的啟蒙思潮的反封建作用就更加迂闊。從秦王朝到清王朝，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它在維護王朝運轉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我們并不能就此得出論斷稱中國古代就是法治社會。中國社會對于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接受最初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如果說百余年前世紀交替時中國法律制度與思想的改變是被動接受的結果，那么今天，是我們主動選擇改變自己的法律制度與思維方式以適應世界的模式。法律的現代化，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因為資本與文化的沖擊并不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愿和方式來發生。我們的問題是在實踐中探索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保持平衡⑤，在融合中探索傳統法律文化對于現代法治建設的創造性作用。（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

注解

① 吳承明：《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載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② [清]查慎行：《西江志清刻本》，康熙五十九年版，第26卷。

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神宗實錄》，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第36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