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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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立法論文范文第1篇

水利經濟的效益有一個很重要的難題，就是在水利工作的不同部門，收到的財政效益也不同。因此，對于不同的水利工程的管理部門國家要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維持社會穩定。讓各部門加強聯系，相互合作，共同促進水利水電事業的發展。部門不同帶來的經濟效益、質量結果都不同，因此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吸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因地制宜，相對應的制定不同的經濟政策，扶持水利產業，從而使得水利經濟達到良性發展。要制定適宜的能擴大水利社會效益的經濟政策，首先我們要對各個部門所能給我們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進行估價，然后考慮到各個業主的家庭經濟情況和享受到的服務大小不同，采取不一樣的經濟扶持政策，以達到逐步減少財政政策，擴大受益者應繳納的費用。在經濟條件不錯的地方，政府就要回籠資金，因為投入資金也會增加，所以受益者承擔的責任也增大；反之，若當地為經濟較為困難的地區，政府就會加大扶持力度，加強宣傳，擴大水利事業，盡量減小受益者應繳納的費用。

（1）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管理

水利建設的資金來自于人民，應造福于百姓。近年來，中央水利投入的大部分為國債資金，這是人民借國家的錢，政府部門必須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切實利用好這筆錢，使其發揮應有的效益。建設期間，政府要做好監督監測機制，防止的出現。一旦發現，立即上報組織和媒體。組織好施工隊伍，并保護其生命財產安全，做好福利工作。并且做好移民工作的相關事項，書面和口頭說服程序都要做好，真正的把水利經濟的事情落到實處，發揮水利工程的社會效益，并且促進移民安置區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2）實現水利經濟科學發展的有效方法

在水利工程的財務收益中，存在著各部門收益不均平衡的現象。針對此特點，政府就需要在水利工程建設的過程中綜合考慮、統籌兼顧、多面思考，既要滿足中國農業的發展所需，又要有意識地使各部門能夠相互配合工作互相幫忙解決問題，共同促進水利水電科學發展。這樣就使得水利的社會效益和財政效益共同體現，達到雙贏的目的。統籌兼顧的作用不僅是使得水利經濟能夠科學地發展，而且能夠提高人民對水資源的認識水平，從而能夠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資源，提高國民素質，目前我國對水利和水電不是統一管理，因此就需要加大科技力度投資，提高技術水平，讓水利水電共同發展，使得水利部門的財務收益再上一個臺階。

（3）依法治水

政府要全面推行建設監督監察機制，規范工程項目建設，依法治水，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嚴格按照《行政許可法》，按要求清理河道維護水利工程和做好移民工作等，全面推進水利局各部門依法行政科學管理工作。做好《水法》的公布和宣傳作用。深入普及水法知識，提高村民教育程度，各部門做好水利執法工作，做好因水利工程項目帶來糾紛的預防和處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4）科學治水

注重水利創新，加快水利研究體制改革，加大水利科技管理，培養水利型人才、大力獎勵水利科研技術開發，不斷提高水利科技水平，把水利工作做到扎實，保證質量問題，防止出現不必要的傷害。大力推進水利系統電子政務建設，實行網民網上評價、網上監督，真正的把水利工程這件事落到實處，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讓全社會都重視這件事。繼續實行南水北調這一重大戰略，做好沿途設施設備的安全維護，時時去檢測和觀察，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保護環境。促進水利經濟科學發展。

（5）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

繼續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水利工作順利開展。加強黨風廉政政策，做好黨員分子帶頭領導作用，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愛護百姓，促進水利水電科學發展。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有好的口碑才有好的未來。而不僅僅在意部門的財務效益。各部門要實事求是、腳踏實地，不搞花架子；要顧全大局、統籌兼顧。把發展放在首位。要堅持科學防治、綜合治理，注重從源頭上預防和根治水利出現的問題，把水利工作做到實處。致力于解決因水利工程帶來的一連串社會矛盾。加大對水利重點部門的監測力度，防止貪污事情發生和工作漏洞出現。嚴肅處理安逸無勞者，為水利改革和發展提供保障。加強學生在學校的節約和保護環境節約水資源的意識，在農村宣傳水利水電的好處，提高百姓的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向河道亂扔垃圾、污染物不亂排亂放，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政府更應該帶領全體人民奔小康，促進和諧社會。

2結語

科技立法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科學技術；生態倫理學；道德

1 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引發的生態問題

1.1 科學技術及其發展

1.1.1 科學與技術的含義

人類在創造科學之初，把它看成知識的同義語。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關于科學的定義。總體上將科學概括為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知識傾向，一個維度是活動傾向。然而在當今時代，人們已將兩者聯系起來。即科學是一種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與知識體系及其相關的活動事業。

技術是指為了達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及方法。技術具有兩個屬性。第一個屬性是它是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知識、經驗和技術同一定物質手段相結合的系統體現。第二個屬性是它是一種現實的生產力，并且滲透于生產力的各個要素之中，實際上不過是技術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

1.1.2 科學技術的發展歷程

在我國古代，科學技術就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可以說我國的科學技術有著悠久的歷史，并且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16世紀中期以前我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的科技舞臺處于中心的位置。經過漫長的發展到了中國近代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遇到了阻礙。隨著各大產業的發展，國民經濟也迅速提高，但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生態問題。

1.2 科學技術發展產生的生態問題

科學時代的到來，使人們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得到了富足。與此同時，人們也對科學技術產生了十分強烈的依賴性，科學技術產生的負面效應也影響到人們的生存環境及生態環境。

1.2.1 水體污染嚴重，水質變得渾濁，人類在飲用此類水后，會引發各種疾病。

1.2.2 大氣污染嚴重，空氣質量下降，使人體吸入的有害物質增多，會引發各種疾病，人類的健康狀況下降。除此之外，還會導致資源枯竭、酸雨形成、生物的種類逐漸減少，臭氧層破壞等。

2 生態倫理的探究

2.1 生態倫理及其基本內容

生態倫理是在人類的生存面臨危機、人們對這種危機進行反思，進而批判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上，生態倫理把自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在人類與社會的關系上，生態倫理是社會的一部分，并且與他人與社會是相互聯系的。在人與自身的關系問題上，生態倫理強調要適度消費，注重將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有機的統一起來，而生態倫理是把自然、社會與人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三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并且相互依賴的。

2.2 生態倫理在建設生態文明中的作用及意義

擺脫舊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尋找新的發展模式已成為一種新的趨勢。生態倫理作為生態文明的價值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義。

2.2.1 生態倫理指引著文明的前進方向。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總是以一定的倫理價值觀為其前提。工業文明的發展，一些弊端也隨之而來，生態倫理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沒有工業文明時代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身的倫理思考，生態文明便無從談起。

2.2.2 生態倫理有利于人們生態責任意識的形成。傳統的倫理忽視了人類對于自然的倫理關懷，也忽視了對社會以及對于后一代的責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既要滿足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又要注重后代人發展的需要，以實現人與自然、社會三者的和諧共處。

3 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的生態倫理問題的原因分析

現代科學技術高速發展，體現在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各種新興的產業層出不窮，滿足了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因此分析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的生態倫理問題的原因至關重要。

3.1 科學技術的過度應用

3.1.1 科學技術在工業上的過度應用

首先，一些工業應用科學技術實現高效率的生產。在生產過程中，盲目追求速度與效率，造成能源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其次，這些工業排放的廢棄物，特別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質對空氣、水和土地造成污染，使人類處于亞健康狀態。最后，人口的急劇增長，導致了地球的承載能力下降，過度砍伐森林造成大面積水土流失，動植物的滅絕則會造成生態失衡，給人類造成重大的損失。

3.1.2 科學技術在農業上的過度應用

農業生產越來越趨向機械化。科學技術使大規模機械化耕種變為可能。因此，人們將大片森林砍伐，將林地變成耕地，水土流失日益嚴重，大量動植物失去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導致了生態失衡，各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

3.2 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

3.2.1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的生活質量日益提高，物質生活富足。當物質文化不能滿足需求時，人類應用科學技術過度開采，無限制的向自然索取，而不懂得尊重自然、合理開發、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

3.2.2 人類對科學技術進行操控，作為控制自然的工具。在意識上，人類認為自己是自然的主宰、是自然的主人，而自然則應該受制于人類。

4 針對科學技術發展引發的倫理問題提出的解決措施

4.1 增強生態倫理意識

4.1.1 加強生態倫理道德教育

加強生態倫理的道德教育，從而增強道德意識，改變人類的思想觀念，是人類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雖然我國的生態教育有了一定的發展，公民的意識也有所提高。

4.1.2 處理好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發展循環經濟

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而經濟的發展是我們從事一切事情的物質基礎。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要處理好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

4.2 在各行各業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

4.2.1 退耕還林、改善西部生態環境

退耕還林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促進了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在西部地區實行退耕還林是十分必要的，不僅可以改善其生態環境，還能使西部地區改善貧困的狀況。

4.2.2 禁止圍湖造田，保護濕地

濕地是處于水陸過渡地帶的一種特殊的自然綜合體，它主要包括水域、沼澤及周圍的植被等。濕地可以控制大氣污染，調節氣候，還可以抵御洪水，維護生態的平衡。

5 總結

科學技術與生態倫理是相互作用的。當科學技術被合理應用到各個領域，可以促進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促使生態平衡，反過來生態的平衡也會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參考文獻】

[1]柳蘭芳.當代生態文明視閾下的科技倫理探析[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1）.

科技立法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藥劑科是醫院的重要職能部門，隨著醫療衛生領域的不斷發展及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醫院以及藥劑科管理模式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本文重點論述了在新形勢下醫院藥劑科的地位，并對如何管理好藥劑科提出了幾點建議。

藥劑科是醫院的一個綜合性的職能科室，是醫院的重要組成部分，負責醫院藥品的供應并負責調劑、配制制劑、指導臨床合理用藥、監督檢查藥品質量，因而工作性質既具有很強的專業技術性，又具有很強的經營管理性。隨著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藥品的管理模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為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藥劑科必須從單純的藥品供應保障向藥學服務的綜合性多學科方向發展。本文將對藥劑科在新形勢下的戰略地位及如何加強其管理及自身發展進行簡要論述。

1新形勢下藥劑科的戰略地位

1．1藥品管理法賦予了藥劑科重要的職責《藥品管理法》、《醫療機構藥事管理辦法》賦予了藥劑科以下重要職責:①要認真貫徹藥品法規，根據醫院臨床與科研、教學需要購、銷合格藥品、把好質量關；②開發、研制新的制劑，加強制劑室建設；③承擔新藥臨床研究，參加藥品評價；④考察所用藥品的質量、療效積極開展藥檢工作，建立和健全藥品監控和質量檢查制度，防止不合格藥品用于患者，開展藥物不良反應監測，定期向衛生行政部門和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報告；⑤嚴格特殊藥品的供應與管理，防止濫用與流失；⑥開展臨床藥學研究，如血藥濃度監測，與醫師合作進行合理用藥探討，推廣用藥個體化，聯合用藥與藥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臨床給藥方案設計等；⑦協助醫師處理藥物中毒急救工作，通過對毒物的分析，加速診斷和合理選用藥物，或為中毒急救提供有關資料和信息；⑧嚴格審核、評估、調配處方，認真執行處方點評制度促進合理用藥等。因此，藥劑科已由生產、供應、調配、管理型逐步擴展到藥學研究、教學訓練、藥品質控、藥品監督、情報信息、合理用藥等多方位管理職能，并成為醫院藥政管理的職能機構。

1．2醫院的轉型要求藥劑科有新的發展隨著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和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加上外資以及民營醫院的產生，醫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競爭，并因而正經歷著重大的歷史轉型。作為醫院重要職能部門的藥劑科也必須順應醫院的發展要求，而不斷調整和改善，否則的話，將阻礙醫院的進一步發展。藥劑人員應加強學習不斷提高自身業務水平，主動參與臨床藥物治療活動，開展合理用藥咨詢，在為患者提供最全面的藥學保健服務中，謀求自身發展；藥劑科的服務模式也應轉變為“以人為本的，以為患者提供全程化的藥學服務為宗旨”的模式；同時藥劑科還應加強科學管理，轉變觀念，樹立市場意識引入竟爭機制，推行優質、高效、低耗的管理，科主任和全科骨干要向技術經濟管理型過度，以提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加強藥劑科質量管理的建議

如前述，藥劑科在醫院的發展中已經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藥劑科科學規范的管理就顯得尤其的重要，以下將就如何管理好藥劑科提幾點建議。

2．1重視藥品質量提供好質量的藥品是藥劑科最基本的職責，因此藥劑科應把對藥品質量的管理放在首要的位置。對藥品質量的把關包括采購、驗收和保管這些過程。醫院在衛生主管部門的領導下，建立藥品采購監督委員會、藥品遴選專家和藥事委員會，對臨床使用的藥品從集中招標網上，以公開、公平、公正、誠信交易的原則，既要考慮滿足臨床用藥需要，又要考慮到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選擇質優價廉的品種并選擇有實力誠信、證照齊全的經銷商，同時應與經銷商簽訂質量保證協議書，明確經銷商所承擔的法律責任。藥品入庫時，還要對購進的藥品進行質檢驗收，嚴把藥品入庫檢驗關。需檢查藥品的合格證、藥品標簽或說明書、藥品外包裝、批準文號、批號、有效期、注冊商標、外觀等，對沒有批準文號、生產批號、有效期的藥品及質量有疑問的藥品，堅決不入庫。已經入庫的藥品，要加強庫房管理，為藥品提供良好的庫房儲存條件，保證庫房的溫度、濕度、通風性能達標。要配置防潮、防火及冷凍設施，保障各種藥品有與之相適應的儲存環境，以保持質量穩定，保證藥品安全、有效。品和的使用及儲存應符合《品和管理條例》的要求。

2．2開展藥品的電子化管理藥品的電子化管理是實現醫院系統化、規范化、科學化管理的必然趨勢，是現代化醫院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與技術支撐環境。實現藥品的電子化管理，可以合理、全面、準確地以藥品編碼體系為基礎，記錄藥品從入庫到出庫到各藥房及各個科室的整個藥品流通中各個環節所發生的事件，隨時提供藥庫的庫存、藥品流向和消耗的全面管理，能根據現有庫存，藥品效期情況，提供采購計劃或應暫停采購的信息。目前的多數藥庫管理系統還能提供全面的藥品會計功能，包括藥品采購申請、藥品出入庫、藥庫盤點、藥品調撥、藥庫藥品進銷存賬管理、藥品報損出庫以及藥品調價預處理、有效期示警等。藥品采用電子化管理，比以往的人工管理效率高很多，因此每個醫院的藥劑科均應加強這方面的建設，以提高工作效率，并適應醫院發展的需要。

2．3開展臨床藥學研究臨床藥學是近年來醫、藥結合的新興學科，它的主要任務是藥師深入臨床與醫師密切合作，參與臨床藥物治療方案設計與實施，協助臨床醫師選藥與合理用藥，維護患者不受或減少與用藥有關的損害，提高臨床藥物治療水平。隨著醫學的進步和醫院的發展，醫院藥劑科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管理藥品的部門，藥劑科還應該引進并培養高素質的藥學人才，開展廣泛的臨床藥學研究，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科學依據。就目前而言，應著重開展的臨床藥學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①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研究。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導致的最大危害就是細菌耐藥性的產生，而新藥開發的速度是遠遠趕不上細菌耐藥性的產生速度，過多的耐藥性細菌產生又會使人們重新面對病原微生物束手無策，傳染性疾病再次會在人類病因譜中名列榜首。因此，藥學人員應監測本院各科室抗生素使用率、使用種類、抗生素聯用以及病原體送檢等情況，根據監測的情況分析本醫院抗生素應用是否合理，并及時向臨床醫生通報。②開展血藥濃度監測。合理的給藥方案與給藥劑量是保證臨床治療安全有效的重要前提。用量不足便達不到治療目的，而長期盲目用藥不但會造成藥品浪費而且會造成中毒。尤其是一些神經精神系統方面的藥物，如抗癲癇藥卡馬西平等，安全劑量范圍窄，個體對藥物的耐受性及敏感性差別又較大，醫師僅憑經驗以常規劑量用藥難以有效控制癲癇發作，有必要對其進行血藥濃度監測，保證用藥安全、合理、有效。而今后開展血藥濃度監測的藥品范圍也應進一步加大，實現用藥的個體化;③開展藥物不良反應(adversedrugreaction，ADR)監測。ADR是指合格的藥品在正常用法用量情況下出現與用藥目的無關的或意外的有害反應。現代藥物治療學的發展，不僅要治好疾病，而且要防止可能或潛在的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要合理、安全、有效地用藥，首先必須對某藥可能發生的ADR譜有明確的認識。藥品使用過程中藥品不良反應的監測，是臨床藥學的一項重要工作。醫院藥劑科要結合臨床開展臨床藥學研究，協助醫生制定合理給藥方案，力求達到提高療效，降低毒副反應，確保用藥安全有效。《藥物不良反應監測管理辦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的藥物不良反應監測工作開始走向法制化、規范化、科學化。醫院藥學工作人員應認真貫徹和執行該辦法，并及時上報和分析監測數據。

2．4重視窗口服務當今醫院之間面臨的競爭不僅是醫院技術的競爭，也是服務水平和服務特色的競爭。藥劑科作為一個提供窗口服務的科室，應該以患者為中心，提供以人為本的服務。在窗口直接接觸患者的藥劑人員應規范服務語言，講究服務的藝術性，注意自己的語氣、語調及語速，要讓患者感到親切柔和及心情舒暢。目前，在廣大人群中已經形成了“大病去醫院，小病去藥房”的局面，為適應這一已形成的形勢，藥劑科應成立咨詢臺，由執業藥師負責接受患者的咨詢，這樣，患者可以直接從藥房購買到一些自己需要的非處方藥，以減少患者掛號、開處方排隊等現象，在方便患者的同時也可以提高醫院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3結語

伴隨著社會進步，醫藥衛生領域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醫院的藥劑科也必須成為集醫療、科研、教學和管理一體化的重要職能部門。因此藥劑科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在科學規范管理好藥品的同時，更要開展臨床藥學研究，并為患者提供優質的服務，以適應醫院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潘廷玉.計算機網絡在我院藥劑科管理工作中的應用.中華臨床醫學雜志，2006,7(l0):104．106.

2劉衛衛,王爽,王小虹.我國醫院藥劑科發展方向.華臨床醫學研究雜志，2006,12(12):1695.

科技立法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學科

在現代知識體系中，學科已成為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的體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學者們賴以界定自己學術活動范圍和限度，以及專業活動合法性的依據，另一方面在學科內部對從事于該學科的研究者起著自我規范、自我約束的作用，從而使同一學科的學術活動具有某種共同性，形成某種“研究傳統”或“學術共同體”，并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展開有效對話。[1]無論是高等院校的教學，還是通常的學術研究活動，都是以學科為基本的建制而展開的。可以說，學科已成為一幢幢分門別類的知識大廈的基石。

在近來的中國哲學界[2]，從《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開始至今所產生的汗牛充棟的“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豐富成果，都有失去學科保障，從而在該學科失去原有的價值和意義的危險。中國哲學學科基石是否穩固，成為學科內部令人擔憂的重大問題。于是，中國哲學界的許多研究者紛紛就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質疑，并試圖化解目前存在的學科合法性危機。“中國有無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或者從中國哲學學界自身的立場來看，將問題置換為“我們在做什么？”、“我們應該怎么做？”諸如此類的疑問困擾著中國哲學界。如果我們不能對學科的合法性問題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說服力的說明，我們就無法對我們所從事的學術活動的意義做出合理解釋，也無法說服我們自己繼續開展這種學術活動的根據。因而，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同時也是學術活動的意義危機和從業者的信心危機。由于“中國哲學”又和民族精神、文化傳統、中西文化的對話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義體系相關，所以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又是一個在人文領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問題。

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相關的討論意見進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討合法性危機出現的特點、意義以及可能的回應方式。

一、追源――歷史性的錯誤

“中國哲學”的存在或許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中國本無“哲學”一詞，自古也無“哲學”這樣一個學科。中國人所使用的“哲學”一詞是晚清時期的學者黃遵憲從日本引入中國的，而日本人對該詞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西周用“哲學”這兩個漢字對應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說，在中國談論“哲學”，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一個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個“錯誤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學術，與中國固有學術或中國當代學術進行會通，并不一定就發生類似“中國哲學”的歷史性“錯誤”。在黃遵憲的時代，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大家，他們常使用“學術”、“思想”等字眼，來進行中西哲學的會通。雖然他們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好依傍”與“名實混淆”是“中國思想之痼疾”（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但大都走的是一條“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匯中西并發展中學的道路。中國人剛開始大規模接觸和移譯西學，存在著相當的困難，只好用中學來格西學之義，“緣附”之類的毛病是在所難免的。先生“開風氣之先”地撰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和中國到底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哲學”學科的問題就產生了，并開始發生本文所說的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錯誤性后果。

受過良好的美國實用哲學以及現代學術的訓練，在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時，他是非常嚴謹的。他的嚴謹體現在明晰的定義、嚴謹的學科規范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三個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只寫一了部上卷，但卻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范式。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個典范。由于這個典范是眾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贅述。

所確立的這個經典范式本身或許即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西方有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來重新規劃（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從思想史上看，這個問題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辯的一個結果。從東西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在當時不如說是相遇）來看，是西方強勢文化擴張的全球化，以及東方弱勢文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個后果。從當時學術界的心態來說，這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等民族自強的一種反映：對于別人有的，要么我們原本就有，要么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要么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有。別人有哲學，我們也有哲學。別人有哲學史，我們也一定要有哲學史。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就應運誕生了，并從此就開始了以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史料的學科史和學術史。這正如為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說的，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重困難，一是漢學的工夫，也就是國學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學的訓練，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這里，不再是過去的學者們所熟悉的“漢宋兼宗”，作為古論思維代表的義理之學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訓詁的漢學相對，而是“漢學”、“西洋哲學”的“兼治”，西洋哲學已取代“宋學”成為指導思想和方法，因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3]

雖然說所樹立的經典范式是一個歷史性“錯誤”，但本人確實是大手筆，說得很是中肯，有著深厚的“漢學”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鑒和仿照西方哲學的學科規范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另一方面在對中國哲學史的講述中，則更多地照顧到中國學術本身的特點和內容，較多地采用漢學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說明。我們現在讀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發覺其中非常平實的行文風格，他更多地是以當時人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解古代的學問，而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史料，當然一些附會也是免不了的。在對中國哲學史料的解釋上，緊隨其后而且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馮友蘭先生[4]，則有顯著不同。馮友蘭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學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5]馮友蘭的哲學史實踐也是依照這個主張來操作的，例如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朱熹的“理氣關系”，用柏拉圖的“理念說”來解釋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這種解釋是否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哲學，是很值得懷疑的。在港臺學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會以儒學、佛學為主的中學與以康德哲學為主的西學時，也創造了一套相當有影響的儒學話語系統和中國哲學范式，其影響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臺的一些治中國哲學的學者心目中，只有一種“西方哲學”，那就是康德的哲學，只有一種“中國哲學”，那就是經由牟宗三詮釋的“陸王心學”。當這代學人飽讀了西學，再把西學來格中學之義時，由此，又形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一個新典范：以不斷變化著的西方哲學來演繹中國哲學史料，于是，學者們開始談論作為存在主義者的莊子，竟然討論朱熹的“理”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諸如此類的可怪之論。“通過哲學家們對傳統哲學的整理和詮釋，傳統不是愈來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來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學作為文化系統的一個功能部門，它使人們不是愈來愈親近傳統，而是愈來愈疏遠它。”[7]在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中，我們面對和處理的無疑是中國的史料，然而對這些史料用西方的種種觀念詮釋時，我們所獲得的所謂中國哲學史，究竟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學科中的運用史，還是中國哲學自身的歷史，我們是靠近了中國哲學的精神，是遠離了她，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8]。

這些苦心經營中國哲學的前輩學者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所創立的范式的影響是深遠的。被譽為韓國東洋哲學第一人的學界前輩柳承國教授在回憶牟宗三、馮友蘭等人的學術影響時說：“他們的影響很大，是當時亞洲哲學研究的先驅。不管現在人們對他們的學術如何評價，但可以說，當時比他們更好的沒有了。他們在國際上的影響也很大，他們在介紹亞細亞學術文化時所說的，人們是絕對信從。其中，馮友蘭是名聲最高的。”[9]當然，我們并不能指責前輩學者們走錯了路，因為他們作為學科的領路人，同時也是探路者，在無現成的路可走的情況下，他們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這些前輩學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學術背景，他們從跨文化的視野出發，來探討所謂“中國哲學”問題，在今天看來，他們所苦心經營的“中國哲學”，可以說只是文化際的比較哲學而已。

二、辨惑――中國有無哲學

既然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個后果，那么就不免產生這樣的問題：在依傍西方哲學而建立起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10]如果問得再直接一點，可以說，這個問題也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史）呢？”對于這個問題，馮友蘭的態度是，“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國有沒有哲學”為題的演講中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12]根據這樣的哲學定義，他認為“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史，當然有悠長的人性活動與創造，亦有理智及觀念的反省說明，豈可說沒有哲學？”[13]馮友蘭與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決這個問題的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以西方哲學為參照或標尺，來“發現”中國的“哲學”；一種模式是側重于從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當然是以“哲學”作為通名來使用為前提的[14]），強調中國哲學相對于西方哲學的特性。這兩種方式都屬于“中國有哲學”的論證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對立的，只是各有所側重而已。

在當前中國哲學史界，“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例如，張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來都明確地發問并作了解答。“中國有無哲學”這一涉及學科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在中國哲學界需要重新加以“證明”，加以“澄清”，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在當今的時代，雖然我們從傳統虛無主義的極端中逐漸走出（當然，這種虛無主義仍然很令人感到擔憂和可怕），但業已放松了“強國保種”的生存壓力而可能保有一種平和的文化心態的文化人，則不能不對事實上已經斷裂的文化傳統發自肺腑的悲鳴。如果我們把這種文化情緒稱作文化民族主義，那么它和中國哲學學科之所以發生關聯，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哲學學科在傳續中國文化傳統的功能上的表現令人失望。對中國哲學學科內部的從業者們來說不無諷刺而又應當認真加以關注的是，這樣的批評不僅來自于學科內部，而且越來越多地來自于學科的外部，尤其是來自于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人們已習慣將哲學作為文化的核心，習慣于通過對哲學的把握來理解整個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國哲學史未能提供給人們一種有效的通達傳統的路徑。

重提學科問題的第二個背景是中國哲學主體意識的覺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影響至深的一部分人對民族文化的斷裂表現出麻木不仁和幸災樂禍外，我們大多數人都深刻地經歷了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們并不乏“傳薪”之外還要“傳火”的自覺。傳薪，亦即傳學；傳火，亦即傳道。無論是馮友蘭的“闡舊邦以輔新命”[17]，還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飄零”心態下主張的“返本開新”，都有著傳道傳火的自覺。然而世事畢竟不盡如人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把哲學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來規范哲學創造與哲學活動的一元化。哲學的發展權成為政治權力的專利和特殊待遇。在當前的中國哲學界，自覺努力實現從哲學史家向哲學家轉變的，逐漸成為中國哲學界一種日益多見的理論訴求。和合學、心靈哲學、中國經典解釋學等，都已逐漸浮出水面。一個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論思維，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已開始得到中國哲學界的確認，而這一點卻對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重提中國哲學學科問題的第三個背景來自于西方哲學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變化對中國學界的影響。黑格爾曾經武斷地斷定中國人的思維是主體“沉陷在客觀的實體里”，是主體與客體的直接合一，因而將中國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學史之外[18]。現代的海德格爾把“哲學”理解為西方傳統上以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和“概念思維”為特征的“形而上學”，而將中國人以“非概念思維”或“詩性思維”為特征的論說系統稱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東方的“思想”，企圖借鑒東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維”的“形而上學”。2001年9月，德里達在他的中國之旅中與中國學者對話，明確地說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19]德里達的說法在許多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中國學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如果說民族主義在哲學上的表現，我們可稱之為“哲學民族主義”的話，那么從海德格爾到德里達的這種類似黑格爾的把哲學作為西方哲學的專名使用的方式，同樣激起了中國哲學界的哲學民族主義，雖然德里達聲明：他的說法“絲毫沒有文化霸權主義的意味”[20]。這種哲學民族主義的產生同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是聯系在一起的，人們期望著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至于中國有沒有哲學，有哲學還是有思想，都需要從中國哲學自身的發展來做出說明。中國哲學界已經厭煩了圍繞著西方哲學的“指揮棒”來轉。現代西方哲學具有活力的創造活動也給中國學人以很大的刺激，他們不僅想學習西方人的哲學或思想，還想進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國哲學或思想也獲得西方哲學或思想那樣的生機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哲學界又開始就“中國有無哲學”問題進行“辨惑”工作。人們大體上仍是結合著普遍性證明和特殊性證明兩種方式來證明中國有哲學的。從普遍性證明出發，人們或者力證中國哲學中有許多與西方哲學有許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給出一個哲學的普遍性定義（這個定義顯然是具有更寬泛的適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證明中國哲學也符合這個定義（這種證明實際上在給出定義時就已經暗含著了）。從特殊性出發，人們認為哲學具有不同的形態，中國哲學具有中國哲學的形態，不能用西方哲學的特殊形式來判定中國有無哲學[21]，而中國學人應當重視中國哲學的形態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學的語言和范式[22]。普遍性與特殊性結合起來，就意味著中西哲學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不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統，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從事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張士英教授[23]和從事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們的回答，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能否化解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呢？我個人認為，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機――中國哲學是否可能

中國哲學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表象上看，是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與解答著眼于過去，即中國“哲學”的“史”。我們向更深層的方向考察，并著眼于現在和未來的話，這個危機可以歸結為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中國哲學能否發展、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三個相互聯結的問題。

首先，既然所謂的“中國哲學”只不過是一個“歷史性錯誤”，我們本來有自己的傳統學術以及傳統的學科分類，那么我們現在還要不要延續這個“錯誤”？中國哲學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存在？對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馮友蘭先生對這個問題曾提出兩種方案供大家選擇：一是堅持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嚴格地篩選中國義理學史料，而獲得“中國哲學史”；一是不必理會西方哲學，中國義理學我行我素，而獲得“中國義理學史”。[25]當然，能否以義理之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或“思想”的統稱也是成問題的。對于第一種選擇，幾乎成了中國哲學界相當普遍的一種選擇；對于第二種選擇，現今也有人贊同，認為中國沒有“狹義的哲學”，不如稱作“中學”或“中國的古學”。[26]也有學者不贊同此種態度，認為這種“自我放棄、退出、拒絕”“哲學”的做法，“既不合現代學科分類的時宜，亦遷就了西方哲學中心主義”。[27]實際上，當我們按照西方哲學家的指引，以“思想”來定義中國的理論思維時，又不免入“中國有無思想”的窠臼。“思想”在這里又有著特殊的含義，并非我們日常語言所說的“思想”一詞的含義。海德格爾等人“發現”了東方的“思想”對于克治西方“哲學”或“形而上學”以及作為后果之一的“科學”或“科技主義”的弊病的意義，“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界有一種自由的關系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作出斷言嗎？”[28]中國傳統的復雜性就象西方傳統的復雜性，而海德格爾將東方思想理想化，與我們慣常將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樣，都有著價值取向與解釋維度上的一廂情愿。海德格爾雖然略通老莊，然而對于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中國不僅有“思想”，而且有“哲學”。當然，張祥龍先生主張退出“哲學”，并不等于放棄“哲學”，因為在他看來，這里作為西方哲學專名使用的“哲學”，已經被置換為“思想”了。無論是主張“哲學”，還是主張“思想”，當然無損于中國理論思維的歷史存在，但卻能夠影響到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學科建制、范式和未來發展方向。

陳來教授認為，在馮友蘭提供的兩個選擇之外，事實上人們在實踐著第三個選擇：即理論上認定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而事實上是以中國義理之學為范圍。[29]俞宣孟則否定了馮友蘭給出的兩個選擇，認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們去重新思考哲學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張立文先生主張“根據中國哲學的特點，給（中國）哲學作出自己的規定。”他認為可以這樣來表述中國哲學：“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31]這個定義可能受到朱熹的啟發，《易傳》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朱熹認為，“一陰一陽”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陰一陽者”才是“道”。這個定義與、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輩學人對于哲學的定義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學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學的特殊性，亦即“中國哲學”之為“哲學”的定義。

“生存還是毀滅”，面臨這樣一種選擇的不可能是中國的理論思維，而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以及在這個學科下得到庇護的學術研究和豐富成果。面對這個問題，也許較為明智的選擇是不必定于一尊，讓所有人走一條路。我們仍處于探索階段，不妨讓人們各抒己見和各持己見，按自己認定的路走下去，使我們在整體上擁有著開放性和豐富性。魯迅先生曾說過，世人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我們在探索中，逐漸形成新的學術傳統。這樣的傳統或許還不止一個。

其次，無論是用“哲學”還是用“思想”來界定中國人的理論思維，這種形上的思考傳統即使從先秦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國哲學史作為一個學科，其歷史也有將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個傳統，雖然我們對這個傳統有著許多不滿意。這二千余年積累了豐富的精神財富的形上傳統，能否流入現代之中，成為我們邁向未來的文化資源，取決于中國哲學是否能夠發展，能否展現生命活力。馮友蘭先生很發人深省地提出“照著講”和“接著講”，張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講”。由“照著講”和“接著講”，出現了承續宋明理學的程（二程）朱（熹）道學（也稱程朱理學）、陸（九淵）王（守仁）心學、張（載）王（夫之）氣學三系的現代“三新學”：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由“自己講”，出現了不限于承續諸子之一家的“和合學”，此外，“新仁學”、“境界哲學”、“心靈哲學”、“現代新墨學”等學派或新的哲學學說已在形成之中。

從中國哲學史學科內部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照著講”、“接著講”和“自己講”之間，并不是孤立的三種“講法”。其中，“自己講”是“照著講”和“接著講”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講”，沒有依據傳統而又在回應當代的哲學課題中超越傳統的現代哲學理論作支撐，我們就無法很好地“接著講”和“照著講”。一味向西方尋找理論工具，“接著講”與“照著講”的結果，卻使我們陷于究竟是“接著誰講”和“照著誰講”的迷惑。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從實質上說，是當代中國哲學自身發展力和自身創造性的危機。

再次，中國哲學如何存在和發展，在學科上著重體現為方法論危機。這里所說的“方法論”，是指落實中國哲學存在和發展的具體操作方法。解決的途徑可能有三條：一是向西方尋找，援西入東，“以夷治夏”。這是人們所慣用的一種方法。例如主張用現象學方法來會通中學的張祥龍很坦率地說出：“我自認還沒有那樣的能力，能夠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讓華夏的古文獻自己說出新話語，獲得當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嘗試讓“中國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條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響，而又復興自己的非形而上學思想的道路。”[33]二是從中國哲學自身的傳統中尋找方法，例如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繼承和發展了朱熹的弟子陳淳《北溪字義》和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范疇解釋學方法，從范疇分析、范疇與范疇聯結而成的邏輯結構分析入手，來解釋中國傳統哲學義蘊。[34]現在“邏輯結構分析法”已成為中國哲學界常用的一種方法。最近張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學者也擅長用“漢學”的方法來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走歷史學與文獻學的進路。只是對中國哲學史的史學研究應當與哲學研究結合起來，否則達不到哲學史應有的深度。[36]湯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國經典解釋學，恢復經典解釋傳統，在“我注六經”中使“六經注我”，從而恢復經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鑒中西和會通中西中，可能出現的新的創新性的哲學方法。同樣，我們對此三條路也應抱有一種多元開放的態度，分頭探索。三種道路無疑都會各有短長，各有所蔽，但卻可以為我們提更多的選擇。

四、展望――中國哲學的生生之路

“危機”往往與“機遇”和“轉機”相連。中國哲學能否通過在化解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的機遇中，出現某種好的轉機呢？

首先，關于哲學還是思想。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究竟有無哲學，或者中國究竟是有哲學，還是有思想，不僅僅限于一個學術爭論的話題，還是一個話語權力的問題。在西方哲學和文化居于全球優勢地位或強勢地位時，中國學者的聲音往往湮沒在西方哲學家的斷言之中，西方哲學家的意見很快地全球化為普遍性的主張。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或許不必執著于哲學抑或思想的爭論。就學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學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與東方文化相遇而產生的一個“錯誤”，但“哲學”已成為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共名”，人們已經習慣于不僅用它來標示西方的哲學，而且來表示世界各文明體中的相應的內容。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現在東、西方哲學界所應做的，應該是自覺地從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實出發，來重新界定“哲學”的內涵，以使“哲學”這一共名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宗教學界，“中國有無宗教”成了類似的學術訟案。一些西方學者堅持從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發，認定中國沒有宗教，而只有哲學（這回倒是承認中國有哲學了）。西方宗教學家依據于基督教經驗的宗教概念，無法涵蓋諸如佛教這樣的東方宗教，然而把諸如佛教等東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顯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學家積極修正他們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夠涵蓋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學界也應該積極地向西方宗教學界學習，改變自身的固執姿態，改變局限于西方文化經驗的狹隘性。就中國哲學學科而言，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哲學的普遍性出發來界定哲學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從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來確定中國哲學的概念。

其次，關于中學與西學。就學科范式、方法和話語系統方面來說，中國哲學學科先天地就與西方哲學有著不可或缺的關系，因而如何處理中西哲學的關系，就成了中國哲學學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保持一種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們可以繼續用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文本，也可以“在參照西方哲學和相對獨立發展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38]，試圖“找到一條比較靠近中學，借鑒而不依傍西學的理解之路，從而架起傳統與現代的智慧橋梁”。[39]在這里，我們切忌范式的單一化。

同時，在我們著手以某種現成范式去從事中國哲學研究之前，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反思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反思這種范式能否兌現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前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可以完全拋開解答“中國有無哲學”的比較哲學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嘗試確立中國哲學作為世界多元哲學之一元的獨立性，使中國傳統哲學作為一種有特性從而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進入現代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史家們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語言和思維，去向現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學史詩，因此，探索主要依據中國哲學自身的資源來建立中國哲學的學科范式和話語系統，是更為基礎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學之間，一些學者還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從目前學界的實踐來看，這種會通帶有強烈的單面性，即總體上是以西方哲學來輔助理解中國哲學，并且是讓中國學界通過西方哲學來理解中國哲學，而不是使西方學界通過這種會通來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也許一些學者的本意在于為中西哲學找到一個具有共同點的對話平臺，然而西方哲學界又有幾人能夠讀懂漢語哲學界的文本，又有幾個重視中國哲學界對西方哲學的論說？令中國哲學界尷尬的是，似乎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出發反而無法理解中國哲學的意蘊，要想理解中國哲學，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學。在今后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或會通中，我們可以繼續這種“以西解中”的事業，但不要輕易地、武斷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們的確是無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語言和語境中去，但我們仍然可以用現代的中文語言和中國語境去重新解讀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國哲學的世界化問題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來詮釋中國哲學只能是讓西方學者初步了解中國哲學的“便宜法門”，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那么他就必須學漢語，通古文，設身處地地試圖用中國傳統思維來進行思考，以圖理解中國的古典文本。

再次，關于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海德格爾并不是一個漢學家或中國哲學史專家，但這并不妨礙他像叔本華一樣對中國哲學進行解說以建立某種意義體系，也不妨礙他把中國哲學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發揮。關鍵之處在于無論是叔本華還是海德格爾，無論他們如何憧憬東方，都能“援東入西”，并能夠“化東為西”，在借鑒和融會中繼續西方哲學的傳統或形成新的哲學傳統。中國哲學界無疑有許多東西要向西方哲學界學習，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還是努力培養西方哲學界那種活躍的創造力，相較而言，近幾十年的中國哲學仿佛是犯了“貧血癥”，自我更新和自我調節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國哲學的繼續發展，曾經是許多中國哲學大師對于未來的期望。例如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的《結論》中都做過充滿期待的展望。張岱年說：“西洋哲學及其方法已輸入了中國，人們雖一時不免為西洋哲學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學的呼聲已可以聽到，我們可以期待著一個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學燦爛的情形之到來。”[40]這些話雖寫于前一個世紀的上半葉，但對于今天的中國哲學來說，仍具有著昭示作用。從最近的情況來看，中國哲學界的情況似乎有了好的轉機，一些主要依據于中國傳統哲學資源的新的“中國哲學”開始漸漸由潛入顯，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中國哲學界的努力，中國傳統哲學必將獲得她的當代形態，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預告，一個中國本土哲學自主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41]或許哲學界將來從學科上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將是兩個有聯系但并不相同的學科。“中國哲學”指中國當代的哲學，它既包括當代的“中國的哲學”，也包括“哲學在中國”，而且是“哲學在當代中國”。“中國哲學史”則是關于從傳統到現當代的中國哲學的歷史。或許我們還應當意識到，將來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范式和傳統具有相當重要影響的，很可能就來自于當代的“中國哲學”。只有這樣，我們也才能把“哲學史”變成“當代史”，也只有在開發和利用中，使歷史上的中國哲學由可能的文化資源，成為現實的文化資源。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從當前的整個中國學界來看，人們無論是從研究傳統上還是從學術心態上都還未對中國傳統哲學獲得其當代形態而成為“中國哲學”做好準備。

注釋：

[1]本文參閱了知識社會學的相關成果，如（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劉健芝等編譯：《學科·知識·權利》，三聯書店，1999年3月版；（美）華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魯旭東譯：《局外人看科學》，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國傳統哲學以及中國傳統哲學在當代的繼續發展的意義使用“中國哲學”一詞。

[3]：《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同上。

[4]關于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學科的典范意義，請參閱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已有詳論。

[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頁。

[6]可參閱拙文：《理一分殊新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作者自序。

[8]參閱景海峰：《學科創制過程中的馮友蘭――兼論“中國哲學史”的建構及其所面臨的困境》，《開放時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國教授訪談錄》，《原道》第7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見《東亞文化研究》第1輯，東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審查報告二》，《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頁。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14頁。

[12]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頁。

[13]同上書，第4頁。

[14]同上書，第1頁。

[15]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16]李錦全、馮達文主編：《中國哲學初步》，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馮友蘭先生于1988年2月寫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掛在書房的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見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第十五章《〈中國哲學史新編〉與馮友蘭的終極關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頁。

[18][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5～99頁。

[19]《是哲學，還是思想――王元化談與德里達對話》，《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國哲學初步》導論。

[22]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三章“本體論與中國哲學的道”。

[23]張士英：《哲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書，跋。

[25]請參閱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附錄《世紀末‘中國哲學’研究的挑戰》。

[26]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第190頁。

[27]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譯文轉引自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526頁。

[29]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第355頁。

[30]俞宣孟：《本體論研究》，第122頁。

[31]張立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32]張祥龍：《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序。

[33]同上書，第307頁。

[34]一些學者誤以為范疇解釋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學，實質上是不了解中國的范疇解釋傳統。參見俞學孟：《本體論研究》，第123－124頁。

[35]張立文：《和合方法的詮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哲學研究與史學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1997年7月31日。

[37]請參見劉述先：《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波蘭）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沒有上帝》“寫作緣起”，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曉：《在借鑒中深化對中國哲學的認識》，《光明日報》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序。

科技立法論文范文第5篇

一、我國水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

1、水資源貧乏，供需矛盾加劇制約經濟發展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人均水資源2200M3，人均水資源居世界第119位，世界人均水資源8800M3，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為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個國家之一，據專家預言，2010年后我國將進入嚴重缺水期，2030年我國人口達16億，水資源缺口400~500億M3，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工業用水、城市用水量急劇增大，水資源供需之間的矛盾顯現，造成工業生產停滯、城市供水限時、、、、、據統計：80年代全國缺水城市236座，缺水量1200萬M3/d，90年代全國缺水城市300座，缺水量1600萬M3/d，2000年代全國缺水城市450座，缺水量2000萬M3/d。加之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業人口約占70%，而在廣大農村節約用水觀念普遍不強，農業用水利用率相當低，造成了巨大的水資源浪費，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劇，水資源型干旱導致廣大農村農作物減產絕收、農村飲水困難、農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嚴重影響人民的生產、生活，給工農業生產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是農村實現小康社會，工業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桎梏。

2、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衡

我國水資源與人口、土地、經濟發展組合狀況不理想，我國降雨在空間上分布不均衡，降雨量南方比較充沛，年平均降雨超過1000mm，而北方內陸地區降雨量少，年平均降雨量少于400mm，這種降雨分布的區域性差異導致水資源分布南北不均衡，北方資源性缺水嚴重。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36.5%，但水資源占全國的81%；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63.5%，而水量僅占19%，其中西北內陸河地區資源性缺水更嚴重，這種南北水資源分布不均衡造成北方資源性缺水嚴重。

我國降雨受典型季風氣候影響，全年降雨在年內時間分布極不平衡，降雨呈明顯的季節性，其中70~80%降雨集中在汛期的6、7、8月內，汛期降雨強度大、雨量太過集中，往往地表徑流匯聚而引發洪澇災害，當降雨集中的汛期過后，工農業用水量依然巨大，因水量大部份都集中在了汛期，水資源集中期偏離農業用水集中期，水資源供需矛盾顯現，季節性缺水嚴重，降雨的季節性造成災害的季節性，大洪之后又遇大旱，汛期抗洪汛后抗旱，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3、流域內、流域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不合理

我國目前水資源的開發極不合理，局部流域內上游不顧下游，左岸不顧右岸，攔河修壩截流，在上游對水資源進行過度的開發利用，導致水資源在上下游，左右岸分配利用不合理，嚴重影響居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流域之間，水資源豐富的流域，用水浪費嚴重，水利用率低，而在水資源貧乏的流域卻是河流斷水，水庫干涸，無水可用，連最基本的生態環境用水都無法保障，流域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不合理。建議國家加強對水資源進行統一管理、統一調度，保證水資源在流域內、流域之間的合理配置，綜合考慮流域內、流域之間的用水需求，科學配置、合理調度，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污染嚴重形成水質性缺水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工農業污水排放量逐年加大，近年來全國污水排放量達600億T，其中絕大部分未作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全國700多條河流中，有近50河段水域污染嚴重，水污染嚴重形成水質性缺水，生活水資源總量因河湖水源污染而不斷減少。

5、各種用水需求不合理，導致生態破壞

我國北方的高緯度地區由于長時間的持續干旱，用水相當緊張，工業用水擠占農業用水，農業用水擠占生態環境用水，生態環境用水瀕臨枯絕，如果這樣無休止的擠占生態環境用水，不合理的配置工業、農業、生態環境用水之間的比例，必然會對生態系統和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導致植被覆蓋率減少、自然綠洲萎縮、草場退化、土地沙漠化嚴重，目前我國沙化面積已擴展到174.3萬KM2，占全國面積的18.2%，而且年擴展速度呈增加的趨勢，由20世紀70年代的1560KM2增加到90年代末的3436KM2。

目前我國有些缺水區，為了保證當地的生產、生活需要，對地下水開采過度，全國超采地下水約74億M3，形成了160多個地下水超采區，導致地下水位降低海水倒灌，地面下沉，地下水鹽堿化嚴重。

二、科學合理協調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1、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基礎

我國水資源貧乏，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用水總量也在不斷加大，水資源供需矛盾曾加劇趨勢，對水資源進行合理開發、科學利用勢在必行，只有實現對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才能保證經濟的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對于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即要服務于經濟發展又不能開發過度，即要服從于經濟又不能破壞生態環境，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在水資源的合理開發限度內促進經濟發展。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而對水資源的開發應立足長遠，不僅要為當前經濟發展服務，還應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保障，不能對水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應充份考慮子孫后代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目的

我們對于水資源的合理開發、科學利用，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只有經濟高度發展，物資產品才會不斷豐富，人民生活水平才會不斷提高，國家綜合國力才會不斷增強，因而我們應大力加快國家的經濟發展，當然經濟發展并非速度越快越好，應控制好這個度，經濟發展速度不能超過水資源的的承載力，水資源開發過度必將導致生態系統造受破壞，經濟發展會出大問題，經濟發展會倒退，會出現回過頭來搞治理，因而經濟發展速度一定要合理，以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

3、協調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詣發展

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基礎，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目的，我們應積極協調好這兩個方面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育目發展，要做到人與自然和詣發展，經濟發展一定不能超過資源、環境承載力，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內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如果超過了資源、環境承載力，必然會制約經濟發展，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大力促進經濟發展，而不能制約經濟發展，科學協調好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詣發展。

三、綜合保障措施

我國對于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科學規劃、合理應用，采取綜合措施充分緩解各種矛盾，協調各方面關系，實現經濟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講有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工程措施、技術措施、經濟措施。

1、行政措施

國家應積極加強宏觀調控，運用行政手段來合理引導，調整國家工農業產業結構及產業內部結構調整，經濟發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建立健全適合我國水資源現狀的產業結構模式，我國目前單位產值工業耗水少于農業耗水，國家可以適當提高工業比重，在經濟總量不減少的情況下，降低水資源需求總量，減輕水資源供需矛盾，同時對于工業、農業結構內部進行產業轉化，鼓勵農民向節水型農業發展，引導農民大力發展漁業、林業、牧業等低耗水型農業，節約寶貴的水資源；對工業企業中高耗水低產出，強制進行技術改造，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對工業項目進行政審批時，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還應考慮環境生態效益，科學分析當地的水資源情況，對于超過水資源承載力的項目不充許上馬，國家應積極加強宏觀調控，實現水資源供需的總體平衡。

2、法律措施

在全國范圍內加強《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宣傳，提高全民節水意識，積極參予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依靠法制節水，節約寶貴的水資源，但目前我國對水資源管理法律體系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依法治水必須以法律為基礎，這樣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國家應加快這方面的立法建設，以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

3、工程措施

我國降雨因分的的區域性，致使地區之間水資源不平衡，相對而言南方水資源豐富北方貧泛，北方地區特別是黃淮地區水資源供需矛盾尖銳，農業干旱性缺水、河流斷流、湖泊干涸，地下水超采，水資源環境惡化越來越嚴重，制約了當地經濟發展，為了從根本上緩和我國區域性的干旱災害，減輕水資源供需矛盾，興建大型跨流域調水工程是必須的（如：南水北調工程），以緩和北方地區的資源性缺水，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保障南北地區經濟同時協調、健康、快速發展。

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源比較豐富，但降雨在時間上分布上極不衡，呈明顯的季節性，季節性缺水嚴重，在降雨集中期因降雨強度大，降雨太過集中往往引發洪澇災害，降雨集中期過后由于雨量希少而引起旱災，為緩解這種季節性旱災，應在流域內興建小型灌溉工程，在降雨集中期蓄水用于降雨集中期過后灌溉之用，除水害興水利，同時還可以結合發電、養殖開展多種經營，活躍地方經濟。

4、技術措施

我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率低，一般只有30~40%，生產單位糧食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2~2.5倍，農業用水占全國用水總量的70%，水資源存在極大的浪費，因此應積極推廣節水灌溉新技術，發展節水型農業，如滴灌、噴灌比傳統的漫灌水資源利用率要提高約10~20%，可以大量節約寶貴的水資源；我國工業水資源利用率偏低，用水浪費嚴重，據統計資料，日本每增加一萬美元GDP耗水208M3，美國為514M3，中國則高達5045M3，是美國的十倍、日本的24倍，如此大的差異主要差在科學技術，我們應依靠科技進步，大力進行工業部門的技術革新，發展節水型工業，充分發掘節水潛力，降低發展對水資源的消耗。依靠技術措施，發展節水型工業、節水型農業，為建設節水型社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