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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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職稱；教齡；年級；方差分析

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心理學者對幸福的關注逐漸深入到工作、家庭與社會生活中，職業作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成分，職業幸福感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心理學工作者的重視。

我國古代哲學家孟子曾講過“君子有三樂”，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是一“樂”。反觀現實，我們的教師特別是一些中小學教師，長期處于身心俱疲的狀態。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缺失對教師自身及教育環境有很大的危害。研究表明，教師們開始感受他們的職業帶來的回報越來越少時，教師會產生消極的心情和態度。反映在教師的生理上表現為性急易怒，在情緒上表現為缺乏熱情，有一種衰竭、無助感；對于教學，也很少投入精力，導致教學質量的降低，學生的紀律問題增多，從而導致教師對教育環境產生污染。正如美國學者德肯沃（1987）指出“無論教師的消極態度對教師個體及學校組織產生什么樣的后果，這些教師的學生才是最終的犧牲者”。

在我國的教師隊伍中，小學教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他們的職業幸福感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小學生的基本道德的建立與綜合素質的養成。而國內對于小學教師群體的關注并不多，對于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

因此，本研究將小學教師作為研究對象，將著眼點放在國內小學教師的職業幸福上，希望通過對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測量，了解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現狀，發現小學教師群體中值得關注的問題，從而進一步提升教師的職業幸福感。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現狀。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在11所小學發放問卷650份，回收問卷612份，其中有效問卷586份，有效率為90.15%。

2、研究工具

采用《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問卷》。包括四個維度，分別是成就顯示、工作認可、情感支持與工作吸引力，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3、施測程序

團體施測，測試前由主試宣讀統一的指導語和注意事項。測時間為20分鐘，完成后當場回收問卷。

4、數據的統計分析

使用SPSS15.0進行數據處理。

三、研究結果

1、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基本情況

所有教師在職業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和各個維度上的得分情況見表1。

由上表可見，工作吸引力、情感支持、工作認可、成就顯示四個維度的均分分別為3.19、3.90、4.06、3.95，總量表的均分為3.77。由于本量表采用5點計分，中數為3，所以，結果顯示小學教師的職業幸福感中等偏上。

2、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在人口學變量的數據分析

為了便于進行分析，將頻次少的組進行合并。如職稱，把小高之外的組進行合并，分為小高與非小高兩組；教齡，將非11-20年的進行合并，分為教齡11―20年組與非11―20年組。

以職業幸福感總分為因變量，職稱、教齡和所教年級為自變量，進行小學教師在人口學變量上的數據分析。以職業幸福感總分為因變量，以職稱、教齡、年級為因變量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見，取P

鑒于教齡的主效應臨界顯著，我們對教齡在職業幸福感上的差異進行了時候多重比較，結果見表3。

從事后多重比較的結果可以看出，11―20年教齡的教師職業幸福感低于非11―20年教齡的教師，差異顯著（P

鑒于職稱與年級的交互作用顯著，做簡單效應分析，結果見表4。

從簡單效應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年級差異只表現在小高職稱教的方面，而對于非小高職稱的年級差異不顯著。對于小高職稱教師來說，教授中年級和高年級課程的教師比教授低年級課程的教師有更高的職業幸福感。職業幸福感的職稱差異只表現在中年級的方面，而對于低、高年級差異不顯著。對于教授中年級課程的教師來說，非小高職稱的教師要比小高職稱的教師體驗到更多的職業幸福感。

職稱與年級的交互作用見圖1。

鑒于職稱、年級與教齡的交互作用顯著，做簡單效應分析，結果見表6。可見在低年級上，職稱與教齡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0.903，P>.05。在中年級上，職稱與教齡的交互作用也不顯著，F=1.778，P>.05。在高年級上，職稱與年級的交互作用臨界顯著，F=3.751，P =.055

從結果看出，職業幸福感的職稱差異表現在教齡為非11―20的方面，而對于教齡11―20的職稱差異不顯著。職業幸福感的教齡差異表現在非小高職稱的方面，對于小高職稱差異不顯著。

教授高年級教師的職稱與職稱的交互作用見圖2。

四、討論分析

1、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總體情況

從研究結果看來，小學教師的職業幸福感處在中等偏上的狀態，也就是一般幸福和比較幸福之間。其中，總量表的均分為3.77，工作吸引力、情感支持、工作認可、成就顯示四個維度的均分分別為3.19、3.90、4.06、3.95，都高于理論中值3，所以可理解為小學教師的職業幸福感中等偏上。國外有關研究表明，大多數個體體驗到的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也即表現為正性水平（Diener，1984；Huebner， 2000a）。此外，該結果與姜艷（2006）對于蘇州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調查結果相一致。

對于職業幸福感的四個維度來說，工作認可維度的分數最高，其次是成就顯示，再次是情感支持，而工作吸引力維度的分數相對最低，并與其他三個維度相差較大，但也仍處在中等以上。該量表的工作吸引力維度主要涉及教師對工作本身的興趣以及從業動機。有研究表明，在職業幸福感測量中，男女教師在工作動機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男性教師的工作動機顯著高于女性教師（張忠山， 2000；胡小麗， 2006），而性別因素在職業幸福感以及其他維度上（如領導關系、工作成效等）并不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的被試中女教師為457人占總人數的78.1%，男教師為128人，占總人數的21.9%。由此可解釋工作吸引力維度上，由于女教師占了更高的比例，因此工作吸引力維度上的得分與其他維度相比較低。

2、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在教齡、職稱以及所教年級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數據統計的結果可知，教齡在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總分上的主效應臨界顯著，在工作吸引力維度以及工作認可維度上主效應顯著；所教年級在工作吸引力維度上主效應顯著；職稱在工作認可維度上主效應顯著；職稱與年級的交互作用在量表總分與工作吸引力維度上顯著；職稱、教齡與年級的交互作用在量表總分上顯著。其它因素則不顯著。

對教齡進一步事后多重比較后發現，在職業幸福感總分、工作吸引力維度和工作認可維度上，非11-20年教齡的教師得分顯著高于11-20年教齡的教師。非11-20年的教師由工作10年及以下的年輕教師和工作20年以上的中老年教師構成。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了非11-20教師群體，也就是工作10年及以下的年輕教師和工作20年以上的中老年教師群體在職業幸福感上的差異，結果表明工作10年以下教師的職業幸福感顯著高于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師。這是因為年輕教師剛剛從其他的角色轉換到教師的角色上來，新鮮感和挑戰性都比較強，較容易得到滿足。工作10-20年的教師多為中青年教師，早已對熟悉的工作環境失去了新鮮感，重復的工作任務也很難再帶給他們挑戰，對工作的不滿開始不斷增加，因而他們的職業幸福感較低。而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師多數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較高的職稱和較好的人際關系、熟練的教學技巧，與教齡10-20年的教師相比更容易體驗到幸福感，但與教齡10年以下的教師相比，成就動機有所下降，體會不到工作帶來的挑戰和新鮮感，因此職業幸福感指數較低。

在職業幸福量表上，職稱與年級的交互作用臨界顯著，從簡單效應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的年級差異表現在小高職稱教的方面，對于小高職稱教師來說，教授低年級和高年級課程的教師比教授中年級課程的教師有更高的職業幸福感。具備小高職稱的教師已經具備一定的資質和閱歷，相對非小高職稱的教師來說，低年級的課程對他們更沒有挑戰性和吸引力，因此體驗到更低的幸福感。職業幸福感的職稱差異表現在中年級的方面，對于教授中年級課程的教師來說，非小高職稱的教師要比小高職稱的教師體驗到更多的職業幸福感。這是因為中年級的課程對于非小高職稱的教師來說還具備一定的挑戰性和新鮮感，而對于已取得小高職稱的教師來說缺乏同等吸引力，因此體驗到的幸福感較低。

職稱、教齡與年級的交互作用顯著，做簡單效應分析后發現，在高年級上，職稱與年級的交互作用臨界顯著。職業幸福感的職稱差異表現在教齡為非11―20的群體，對于教授高年級課程且教齡為非11-20的教師來說，非小高職稱的教師比小高職稱的教師有更高的職業幸福感。這是由于高年級的課程對于非小高職稱的年輕教師來說有更高的挑戰性和吸引力，也能從中獲得更高的滿足感。

五、結論

小學教師的職業幸福感整體處在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非班主任教師的職業幸福感顯著高于班主任教師；11―20年教齡的教師職業幸福感顯著低于非11―20年教齡的教師。

由研究結果可知，教齡為11―20年的教師在職業幸福感、職業認同、時間管理水平上均低于其他教齡教師，應引起教育部門和學校管理機構的重視；此外，可以通過對職業認同感以及時間管理能力的培養，促進小學教師的職業幸福感的提升。

參考文獻

1.姜艷.小學教師職業幸福感研究[D]. 碩士論文， 蘇州大學，2006

2.劉穎麗， 任俊. 高中教師職業幸福感與資源的交叉滯后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1（6），173-140

3.束從敏.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的思考[D]. 碩士論文， 南京師范大學，2004

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1. 適當的收入

2. 和諧的性生活

3. 相互忠誠

4. 健康可愛的孩子

5. 婆媳和平相處

調查顯示，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強，但他們的婚姻穩定性卻不高。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一代，引領了中國人婚姻“高質量、低穩定”的新動向。

調查結果1：幸福感強穩定性低

報告顯示，在各個年齡段中，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強，達81.2%，超過各個年齡段的平均水平。80后超過70后，而70后又超過60后。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穩定性卻不高。北京市崇文區法院民二庭提供的一連串數字說明，80后正成為離婚的“主力軍”。在該庭2009年受理的360件離婚案件中，80后的離婚案件占四分之一，其離婚率年均增長近50%，其中有近九成夫妻因性格不合離婚，五成夫妻結婚時間不到3年。

分析80后的離婚案例發現，沖動結婚、理性離婚成了他們的鮮明特點。

專家觀點：80后難忍“家庭瑣事”

著名婚戀專家木禾認為，80后群體中許多人以自我為中心，社會責任感和家庭責任感淡薄，缺少忍讓性、寬容度，這導致了他們的婚姻穩定性下降。

同時，這一代人對婚姻感情質量的要求更高，對平淡生活的不滿使得他們不愿意湊合，一些由生活瑣事引發的“婚姻死亡”現象就越來越多。

調查結果2：66%的80后滿意性生活

幸福婚姻需要具備哪些要素？調查顯示，適當的收入、健康可愛的孩子、和諧的性生活、相互忠誠、婆媳和平相處這5個要素最受重視。

而80后將“和諧的性生活”提到了“最看重的幸福婚姻五要素”榜單第二的位置，排在“健康可愛的孩子”之前。和其他年齡段的受訪者相比，在80后已婚人群中，對婚內性生活感到“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總計達到66.1%，比例最高。而34%的人“”感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壓力大。

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外來務工人員 幸福感 薪酬收入

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幸福是什么？這個貌似沒人解釋的清楚。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來至中國內部邊遠的山村，他們不屬于城市，但是卻在默默地為城市服務，他們是中國城市建設的奠基人，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真正的促進者，但是他們往往“被遺忘”、“被沉默”。在這樣差異的環境中，他們內心也在自我定義著屬于自己的幸福感。

一、外來務工人員幸福感

（一）幸福感的定義

很難給幸福下個定義，因為個體的不同導致個人感受的不同，影響幸福感的因素：財富，住房，社會福利，下一代的教育程度，人際關系，目標，健康，婚姻家庭，人格等。針對于我國現狀，引用《中國農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報告》，報告報告對農民工的“幸福感”、“情緒倦怠感”、“社會距離”、“社會支持”四項指數進行了分析。對農民工幸福感進行解析，當前農民工主要來源于個人生存層次的需求滿足，對未來發展所帶來的幸福感最低。

不一樣的幸福結構，可以清楚地看出報告中群體的一些訴求與失望。對于幸福感僅僅依賴于社會安全和個人的身體健康，還有薪酬指數等“生存”層次，而其他“人際關系”“發展”層次的幸福感不高。從中可以看出。相當大的一部分務工人員的幸福感結構單一，對發展和自身社會地位改變的失望。但是“下一代的發展”卻是這個群體的只要目標之一，也是他們去訴求的自身改變的希望，但往往是除去“生產”層次幸福感之外，相對有幸福感比率，當在下一代，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一步一步在城市扎根，這是一件非常幸福乃至驕傲的事情，但是往往這個所占比率不過。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眼里，財富（收入）92.8%，健康問題100%，文化程度94.5%，下一代的發展88.6%，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其在這個社會中的生存感的價值之一。而政治方面的參與43.5%，社會公平49%的因素往往得不到重視。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在影響幸福感提升過程中其最關心的因素有：身體健康問題，收入問題和整體生活水平問題，住房問題，下一代的發展問題。

（二）調查分析

由上表可以知道，變異系數隨著年份不斷的上升，這也就證實著，外來務工人員的收入正在逐年變大，且平均工資的增大不明顯（為4.57-4.67之間），在兩者的落差之下，很容易造成外來務工人員心理失衡，影響其幸福感。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中需要層級，往往影響著這個特殊的群體。生理層析與安全層次是這個群體渴望滿足的層次，至于社會層次，尊重層次與自我實現的需求層次對于他們來說就是可有可無的狀態。

由此可見，幸福感與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直接對應，在很多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特別高，社會經濟競爭并不劇烈的城市，農民工的幸福感會比較高。

（四）發展中的重要環節――下一代的“重生”

由于自己身處于城市，依賴著城市，卻缺乏城市歸屬感，所以通常他們把這份情感的轉移到對下一代的希望，通過對下一代的教育，希望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有著良好的發展，基本上是每一個有孩子的外來務工人員，奮斗的動力。當孩子取得優異的成績，得到城市里同學與老師的認可，對于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不可取代的幸福，但是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導致孩子的受教育情況，發展狀況受到阻礙，這也是外來務工人員中最揪心的一件事。

新生代務工人員的尷尬，對于他們來說，他們已經不屬于“被照顧”的階層，遠離了學校，受教育程度有限，家長又是外來務工人員，沒有給他們留下過多的條件，所以，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但是對于他們來說收入重要的一個環節，但是他們在城市中的“迷茫”感是影響他們幸福的一大因素，忙碌的生活，微薄的收入，攀比下的壓力，空虛的思想，迷茫的未來，那里才是扎根處，到底自己追尋的城市夢是什么樣子？幸福？至于需要有點穩定，開心，還有尊重。

二、關注外來工人員的“回避化”趨勢

回避式的選擇：

這是一種矛盾的問題，主要的形成是因為新生代務工人員，與當前社會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經常出現的勞工就是最突出的表現，快速的工作流動也體現了在這個矛盾中得不到調和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用回避主動辭職來改變現有的情況。但是這種回避的方式往往給企業而后社會帶來不好的影響：企業找不到人員，而因為回避，使得外來務工人員失去了工作，需要再找工作，浪費時間成本、機會成本。

改變乃至解決農民工回避的問題，從根源上來說：還是因為務工人員，對工作的不滿意，得不到自己幸福感的滿足，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回避，選擇下一個工作，但是也造成了短工化等現象，我們該做的是：一是體制上，構建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賦予他們充分的公民權，改革用工體制，保障外來務工人員的就業權利，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發展的空間。同時，通過勞資自主博弈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生存條件勞動條件，同時強化福利功能，逐漸剝離戶籍制度上的社會福利，讓外來務工人員融入城市。二是企業：重視人力資源的價值，不單單把外來務工人員當作一種勞動力，而是一種財富，應該給以照顧，福利和保障，改善工作環境。三是主體外來務工人員：接受更多的教育，提高自身能力，并學習法律法規，用法律保護自己。

三、結語

外來務工人員是我國最大的人力資源群體，也是政治上沉默的一個群體，經濟上的奠基人，社會財富的締造者，在這個社會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是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他們的生存狀況，幸福指數，影響著轉型期的我國，值得這個社會去重視，去關注他么們。至少社會應該去尊重他們，從一個稱謂開始，請不要再叫他們“農民工”一個帶有歧視的詞語。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2011年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R].北京：國家統計局，2012.

[2]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系.中國農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報告[R].北京：工眾網，2012.

[3]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外來務工人員“短工化”就業趨勢研究報告[R].北京：工眾網，2013.

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第4篇

掀起一輪輪“幸福”熱潮的雖然是幾個不同的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但引起人們的思考卻是一致的――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700美元，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政府在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中，怎樣滿足財富增加后人們不斷變化的幸福感？

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也從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這一系數雖然與發達國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離，但專家在比較后指出，目前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水平達到了啟動以居民住房消費和交通、通訊消費為標志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臨界點。

上世紀70年代的手表、縫紉機、自行車，8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進入到一個以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大件”消費時期，這種變化是否讓人們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國社科院的經濟藍皮書《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分報告《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稱，在對生活幸福感的調查中，七成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同樣，也有七成城鄉居民對未來生活持樂觀預期的態度，認為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或“變得比較好”。

但有意思的是，這次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財富并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個人經濟狀況滿意度、個人職業狀況滿意度、個人社會保障滿意度和養老憂慮是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了一份與幸福有關的調查，他們的數據表明，一個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與居民對其城市的幸福度沒有顯著的關系。與收入水平和賺錢機會相比，城市的生活節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環境等軟性因素對城市幸福度的影響更大。

其實，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們從對國外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的研究已經證實，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財富將不再是人們感到幸福的絕對要素。

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當GDP和民眾的幸福感之間不再有聯系的話，政府的政策還要僅僅致力于讓GDP處于上升軌跡嗎？

2003年，當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學界有這樣的聲音，稱我國面臨兩類轉變：一方面是當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3000美元時，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公共需求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而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逐漸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轉變。

兩類轉變的交叉點是政府怎樣通過轉變職能滿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級，專家的另一個說法是，要讓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劉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退休研究員，最近，他寫給國家發改委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被放到了這個部門的政府網站上。他說：“要實現小康，首先要解決就業這個頭等大事。只有充分就業，才有收入來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娛樂、教育和醫療的費用，才談得到實現小康。同時要提高社會福利保障水平。”

或許在劉玉文看來，就業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礎，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間做的民心工程。其實“十五”期間，我國在就業、社會保障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值得圈點的數字，官方的數據是2005年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達到7.6億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萬人。

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幾年來，在促進就業特別是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十五”期間，有1800萬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

盡管專家們認為，民眾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政府部門并沒有停止對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質的關注。

瘦肉精、吊白塊、農藥殘留……在人們的飲食越來越豐富的今天，在食品生產加工和流通領域中，一些企業受利益驅使，鉆了國家標準缺失的空子，偷工減料、以次充好。

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第5篇

你是有閑一族嗎？

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由央視經濟頻道發起，整合國家統計局的專業調查優勢和郵政的渠道優勢，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參與分析工作。調查聚焦了公眾最關注的經濟生活話題，通過數據描繪2011年中國經濟走勢，提煉國民幸福觀。

“調查通過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較多，回收率達到80%以上，這在大規模調查里是比較罕見的，回收率高，調查結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認為，不同于社會調查的發放問卷，本次調查是按統計規律來做的抽樣調查，也叫概率調查，結果非常接近全國的實際情況。

除了一直以來備受關注的居民幸福感調查，今年的亮點是新增加了國人休閑時間和休閑活動的調查，調查試圖尋找國人收入增加后，在時間分配上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同幸福感的關系。

早在2008年，國家統計局就在全國十省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時間利用調查，調查樣本涉及1.8萬戶家庭的4.5萬人，選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蹤受訪者，并按時間順序每隔15分鐘記錄其活動，調查很細致，數據量很大。

據胡大源教授介紹，今年央視關于閑暇的調查結果同2008年很接近，調查發現，閑暇的利用方式能影響受訪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會很熱愛他的工作，工作時間就是最幸福的時候，但絕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時產生。換句話說，在很多人看來，工作時間延長，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產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就是產生幸福感的時間——閑暇時間。

閑暇之于幸福

閑暇時間，是指除生存必需時間、社會義務時間、家庭義務時間之外的所有個人可支配時間。閑暇時間可被分為三種類型：必要型閑暇時間、受教育時間和享受型閑暇時間（包括休閑時間、旅游時間、文化娛樂時間）。

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顯示，休閑時間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閑時間少，過于忙碌，會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在感覺“很不幸福”的受訪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沒有休閑時間；而在感覺“比較幸福”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約為5%。有休閑時間不一定覺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閑時間，幸福感一定會大打折扣。

調查同時反映了現階段我國人均休閑時間較少的現狀。其中，8%的受訪者沒有休閑時間，超過65%每天休閑時間在3個小時之內，休閑時間在3小時以上的受訪者只占調查人數的26%，其中大于5小時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紹，從國際水平來看，雖然每年“有閑”的標準會有浮動，但整體趨勢是歐洲人每天有5小時休閑時間，美國稍低于歐洲，每天約有3.5-4.5小時。比較看來，國內的工作時間比歐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國人的休閑時間同國際水平還有距離。

在地域上，閑暇地區的分布和經濟發展程度也有一定關系。根據調查，休閑時間比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從遼東半島到長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這些區域收入水平比較高；而休閑時間比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較低的西南地區。將這兩種分布比較時可以看到，收入和閑暇，似乎處于兩者不可兼得的狀態。

但進一步研究調查報告，可以發現年休閑時間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關系。年收入2萬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沒有休閑時間，在這個收入水平的受訪者中，擁有1-2小時休閑時間比較普遍；而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沒有休閑時間，2-3個小時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閑時間段，閑暇在3小時以上的超過30%。

調查中，70%的受訪者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由此可見，我國大部分人還沒有達到“閑錢兼得”的境界，對他們來說，休閑是種比較昂貴的商品，需要靠收入來購買。這多少說明一個道理：在收入沒有達到“門檻”之前，人們很難實現“有錢有閑”的狀態。

如果說，閑暇是幸福感的基礎，那么收入水平則可影響這種幸福感的層次。但根據這次調查，國民休閑活動比較單一，大部分人都熱衷于上網和看電視，而且多數會選擇娛樂類節目，選擇出門看電影、戲劇，參加培訓的人并不多。這種休閑方式多少有些被動，不利于激發創新意識。

但這也是很多人無奈之下的選擇，筆者一個在外企工作的同學就曾感嘆，高收入者能選擇的休閑活動很多，我們卻不得不用些“經濟”的方式，有時候，不是我們不想休閑，而是沒有資本休閑。

“這種情況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據魏翔在美國的研究，習慣于被動休閑還有文化方面的問題。“中國人網聊的時候美國人喜歡閱讀。還有，我們崇尚靜態休閑，很多人對體育鍛煉潛意識里就不積極。”

魏翔還談到了一些在美國的見聞，比如中國人鍛煉時間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從整體上看，鍛煉的比例在下降，這和美國的數據形成鮮明的對比。美國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們崇尚積極生活的態度，追求勻稱、健康的身體。

“因此，休閑教育是重要議題，需要在中國推行。同時，國家有責任將更多稅收用于公共休閑設施的建設，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機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絕對優勢，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這樣。”

另外，收入確實會影響休閑質量，但本質上關系并不大。生活觀、性格、社會保障體系、民主化進程等因素，才是影響休閑質量的主要因素。“在個人層面，要轉變觀念，學會用生活引領經濟，了解生活的目的。”

總之，要擺脫這種無奈，收入分配調整和社保提升勢在必行，這是對閑暇的基本保障；同時，人們在學會工作的同時，更要學會休閑、學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