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語境中文學教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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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以來，對文學經典的戲擬、改寫乃至顛覆的做法已經屢見不鮮甚至令人觸目驚心。如香港女作家李碧華通過改編《水滸傳》與《金瓶梅》寫成了《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網絡林長治在《Q版語文》中以語文課本中原有的經典作品為“原型”和素材對其進行了無厘頭式的篡改和戲說；周星馳在《大話西游》中對《西游記》的解構更是慘不忍睹。當前，戲謔經典最常見的手法是將其置于新的語境中進行調侃式的闡釋，如《水煮三國》和《麻辣水滸》等。由于這類書中的一些作品常常以企業老總或員工為預期讀者，因此其又被有些人稱之為“職場寶典”。此外，商業大潮中將“紅色經典”改編成“桃色經典”的做法也在無情地消解著文學經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感。在這些改編中，以愛情取代革命往往是最為普遍的解構策略。如在《紅色娘子軍》改編中，改編者著力渲染吳瓊花和洪常青的愛情。

在《林海雪原》改編中，改編者大肆渲染少劍波與白茹的愛情。如果說對部分作品崇高感的消解還屬于對文學經典局部惡搞的話，那么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思潮，特別是“重寫文學史”所導致的經典作家英雄座次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就是專業文學理論家對某些作家作品經典地位的公開挑戰，是對文學經典大廈根基的動搖。如“重寫文學史”中對茅盾“大師地位”的挑戰，對趙樹理的非議，對《創業史》、《紅旗譜》等的強烈質疑。1994年，王一川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時，該書選定的20世紀九位小說“大師”分別為魯迅、沈從文、巴金、金庸、老舍、郁達夫、張愛玲、王蒙和賈平凹，茅盾顯然被排擠出了九位“文學大師”的行列。由于“重寫文學史”本身既意味著挑戰既成規范與結論，又意味著彰顯個性，所以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作家的座次排行常常存在著一些不同的聲音，如“有人將魯(迅)、胡(適)并列；有人提出魯(迅)、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的新經典；還有人推出了魯、郭、茅，丁(玲)、艾(青)、姚(雪垠)的經典提名”。正是因為重新排列經典作家的座次常常意味著對該作家創作成就的重新評定，所以有不少人就樂此不疲：地對作家作品重新排座次。

如由文學專家白燁、陳駿濤、倪培耕和賀紹俊擔任總策劃編輯出版的“世紀文學60家”系列叢書，采取專家評選和讀者投票相結合：的方式，給20世紀00位中國現當代作家評分，結果賈平凹排名第六，為中國當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錢鐘書之前翻；謝冕、錢理群編選的《百年文學經典》對一百年以來的中國文學進行了經典化的篩選嘲；經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的專家評委會評選，1998年8月6日他們推出了中國文學的“百年百：優”嗍；香港《亞洲周刊》也通過組織專家評審和網上投票，于2000年8月遴選出了“二十世紀中文小說00強”嘲在“重寫文學史”的過程中，沈從文、張愛玲等曾：經因為被邊緣化而墻里開花墻外紅的作家迅速向中心回歸，而當年因為“政治因素”而紅極一時的作家作品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由此可見，有關經典問題的爭論已漸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面對這種現狀，黃浩曾認為：‘‘經典文學時代’正在離我們遠去，而一個新的‘后文學時代’則正在向我們走來。”昀與黃浩的理論推斷不化潮流作為一種叛逆思潮不僅使文學經典本身面臨同，孟繁華還為文學經典終結的命題做了證實研究。著被解構的可能性，而且這種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其實，文學經典問題的核心是文學經典神圣性與崇高征呈現并易于對廣大青年學生產生影響，因此，文學感消退所帶來的整個文學的社會地位與價值功用危機。面對當前的文學經典乃至整個文學危機，陳嘉不』無擔憂，他認為：“(當前的)文學成為純粹的一次性消費品，其振聾發聵的精神力量和靈魂凈化的力量正在逐漸消解。文學對社會和人生的嚴肅性、深刻性思考的價值及其意義，遭到嚴重的顛覆和解構。

文學過于順應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場消費趨向，過于走向邊緣：化和世俗化，過于重娛樂休閑而輕社會人生與詩性審美。”網由此可見，文學經典在當下的生命力問題已引起了人們的擔憂。不過，有關文學經典終結的論斷確：有將問題擴大化的嫌疑。雖然如此，但文學經典在當下所面臨的諸多困境與危機卻是毋庸置疑的。既為經典，何以危機?季中揚認為，當前的經典危機主要是由r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隨著消費社會文化邏輯的展開，視覺文化與媒介文化不斷擴張，文學經典在精神生活與文化建構中的重要性明顯衰落，二是文化研：究從理論層面質疑經典化機制本身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其實，文學經典危機的原因何止這些，作品自身的時效性、經典作品的話語場、經典闡釋背后的意：識形態和受眾的審美趣味等問題都是導致文學經典遭遇危機的重要原因。季中揚認為：“超然的審美僅僅是幻象，文學經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飛地’，而是文化權力的競技場。如何在社會變革與理論消解兩面合】擊下傳承與重建文學經典，這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學術問題。”也正因為文學經典的確立與傳播和許多現實的社會人生問題密切相關，所以大凡文學經典出現危機的時候常常是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審美觀和信仰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當今文學經典的危機就是}在中國社會經濟發生深入變革的背景下所發生的。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文學審美范式的轉換乃至文學的當下轉型都是導致文學經典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學經典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文學經典的傳播必然困難重重，而文學經典傳播的困難又常常導致以傳播文學經典為己任的文學教育面臨諸多的困境。

長期以來，文學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學經典，并成為培育：和傳承文學經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當今的去經典教育在經典危機語境下，不僅面臨著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臨著如何取得教育對象認同的困惑。雖然，當今中國各級學校文學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關職能部門審定的，教育者本人沒有多少自主遴選權，但文學教育還涉及到對作品的闡釋問題。從什么角度闡釋，在什么立場上闡釋，闡釋中彰顯什么、忽略什么等差異，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對象面前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和精神境界，這種差異主要決定于教育者潛在的價值觀、人生觀和文學觀。在經典危機語境下，文學教育者的價值觀、人生觀和文學觀難免與作者甚至教材編者有所不同，因此，他們闡釋中的作品就已經偏離了作者及教材編者的預設，甚至面臨欲說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文學課可能因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學教育喪失其應有的生機，而生機的缺失又使文學教育面臨喪失自身優勢的風險。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編撰者意圖言說闡釋的激情，還在于廣大青年學生接受期待的變化。由于廣大青年對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們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叛逆心理，因此，他們對去經典化的現象也有較高的關注度，甚至還有人加入了惡搞經典的行列。在這種情況下，經典對他們的魅力必然會相應地減小，并由此導致一些學生失去閱讀經典的沖動，這也是當今學生甚至是大學中文專業學生的文學閱讀興趣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學生也許能安靜地聽文學教師的授課，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們在內心深處是否按老師的期待來接受就應另當別論了，更不要說老師能否徹底除掉去經典化現象留在他們心目中的印象了。

正因為如此，當今文學教育的實際效果已受到了不少人的質疑。這種質疑實際上是對文學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果文學教育僅僅固守經典的文學觀，并使文學教育局限于指定教材列舉的篇目，那么文學教育就可能面臨著曲高和寡與遠離當下文學現狀的尷尬。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文學教育如果不關注文學經典，那么文學教育就可能喪失傳承傳統文明和培育主流民意乃至民族感情的功能。而且，許多問題不僅僅存在于目的層面，還存在于現實層面。因為文學教育如果不關注當下的文學現狀，那f么文學教育又可能成為遠離時代與大眾的孤芳自賞。由此可見，傳承歷代文學經典與關注當下的文學現狀}是文學教育不可偏廢的使命，尤其在文學經典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既然文學經典是文學教育繞不開的話題，那么在f文學經典面臨諸多危機的今天，我們怎樣才能兼而不J偏地進行文學教育呢?這是一個應該得到每一位從事{和關心文學教育之人重視的問題。在文學經典遭遇危機的形勢下，首先我們要有正確的經典觀和文學觀。任何文學的經典化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文學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因為千百年來文學史大浪淘沙的結果。因此，我們不能僅憑一時的文學思潮或文學現：象，建構自己的文學觀，更不能因此對經典說“不”。因為文學批評不是占卜學，批評家不是預言家，我們無法僅憑當下的文學現實準確地預測文學的未來。當一然，這并非是主張文學經典與文學觀的僵化。經典與文學觀形成的歷史性不僅說明其具有某種穩定性，同J時也說明了其具有某種流變性。因此，面對當下文學發展的現狀，我們的經典觀和文學觀也應該與時俱進。

其次，文學教育不僅要重視對經典的闡釋與傳承，而且要開創性地闡釋與傳承經典。在闡釋經典的時：候，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經典確立與闡釋中的意識形f態問題，要嚴格區分經典作品的跨時空特性與時代局『限性，深入發掘其諸如關懷蒼生、心系國家民族、珍惜生命及終極追問等話題的深遠意義，并要充分考慮到該經典的當下價值與大眾的審美期待，力求解出新f義。第三，在傳播文學經典的時候，我們不但要科學合理地使用當前的大眾傳媒，而且要有意識地糾正當前某些人利用大眾傳媒對文學經典的戲擬搞惡。對于種J種搞惡行為，我們不能回避，而要對受教育者進行正面引導，并開展有理有據的評說，肯定其可取之處，否定其負面效應并指出其問題的根源。為了使文學教育在傳承經典的同時還能兼顧當下，文學教育除了要發掘經典的當下價值之外，也要高度關注當前學界的熱點問題。面對那些有爭議性的文學現象，我們一定要{進行充分的討論，并盡可能地將受教育者的注意力引導到主流民意和國家政策的方向上來。當前文學經典：的危機，雖然在表面是社會轉型期文學轉型中的學術問題，但其深層次的原因卻應該是社會轉型期人自身的問題。

“因為民族文學往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之一，所以民族文學所遭遇的困境也常常暗示著民族精神建構的某些困境。”㈣因此，文學教育要大力加強人文素養教育，努力培育受教育者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觀，使其盡可能地堅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園而不是一味地獵奇逐新。第四，經典作品能否永葆活力還與文學教育的形式及手段有關。如果文學教育的形式與手段單一、落后，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差。相反，如果形式與手段能夠及時創新，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好。因此，在文學經典面臨危機的形勢下，文學教育的形式與手段更需要進行必要的創新。而且，這種創新要注意教育對象與教育內容的自身特點，并確保教育的形式與手段和教育對象與教育內容相適應。因為不同級別的學校不但其文學教育的目的與任務是不相同的，而且其受教育者的接受期待也是有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