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農民工生存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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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民工”是中國現有戶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體，也是城市被雇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產業工人中人數最大的群體。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現了少量的第一批入城打工的農民；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第二代民工群體。這個群體與第一代相比，無論從觀念上還是在現實生存方式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從他們的生存現狀談起，探討他們的權益問題，試圖找到改變他們現狀的途徑。
“農民工”是中國現有戶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體，也是城市被雇傭者中勞動條件最差、工作環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體；同時也是中國產業工人中人數最大的群體，據估計2005年有1.5億人，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第二代民工群體。
一、現狀
“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這個名稱已流行很久了，大家似乎習慣了。每逢春節，交通部門要開“民工專列”；春節后，媒體又會紛紛報道“民工潮”；有些社會學家在關心著“民工生存狀況”；一些教育工作者評說“民工子弟學校”；其他如“拖欠民工工資”、“為民工討薪”……但人們是否意識到：在這種稱呼中，實際上包含著潛在的身份歧視。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提起農民工,人們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頭亂發”，但現在出現了不少與此大相徑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年齡普遍在25歲以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不時地從包里掏出名牌手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和就業觀。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筑工地是他們的聚集地，新一代農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里買房，能像城里人一樣生活。因為有著更多的企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他們身上已經沒有了東張西望、土里土氣的老一代農民工的影子。注重個人物質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時髦的服裝、輕松體面的工作以及時尚的休閑方式，使他們明顯區別于老一代民工。這些20歲上下的進城務工者，多是在199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他們被稱為“新生代民工”。勞動部門提供的信息表明，2006年春節后去廣東、福建、上海等方向的新生代民工增加，這些地方每月的工資都在1000元以上，年齡18～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與父輩的差別：“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臟、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里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用更為“學術”的語言對他們進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新生代民工的消費特點：個人消費支出快速增加，不再為攢錢而使自己變成“苦行僧”——這是不同于父輩的顯著特點。
二、權益問題
確實二十多年來，農民工的血汗勞動和低廉工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迅猛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他們卻由此受惠不多。1980年后出生新生代的打工仔打工妹越來越多。現在的打工仔打工妹們已經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訥，僅想出來掙點活命的錢的農民，他們是現代傳媒和通訊技術教育出來的新一代工人階級，他們有更強的城市生活動機，更不能容忍社會不公和身份歧視，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往往會采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對抗性行為，來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他們的不滿。
國家統計局公布，2004年全國農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鎮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說，因為雇傭農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節省796元。全國因雇傭農民工而節省的開支相當于當年GDP的8.5％，這大體相當于中國當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這還不包括福利、保險的節省，可以說是農民工的勞動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民工群體有1.2億人，其中進入制造業的占30%，占全國出口加工制造業就業人數的68%，中國的進出口額11547億美元，主要靠制造業，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人正是這些新生代的農民工，沒有這個群體的發展，就沒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更比低待遇不可容忍的是這些低工資還不一定能兌現。近年來，國內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引發的糾紛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屢屢引起廣泛關注。除了拖欠工資外，農民工合法權益被侵害還表現在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超時疲勞工作現象十分嚴重，以及由此引發的職業病和工傷頻發。出人意料的是，有調查顯示，許多工人還是想加班，常見的說法是，“因為不加班工資很低”，由此可見，雇主把單位時間的勞動報酬壓到最低，迫使工人選擇用加班形式多掙一點錢。
這就是兩代農民工的差別所在，背景是兩個時代的不同。時至今日，出生成長在改革開放時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動機是尋求個人發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輩是為了解決自身和家庭溫飽問題；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從小到大衣食無憂，或多或少讀過小學和初中，深受電視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與其父兄一輩相比，缺乏吃苦耐勞的品性，卻又崇尚個性張揚、追求自我價值；反映在求職就業過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揀瘦，敢于用腳投票———炒老板魷魚。他們是農民工中最活躍的“跳槽者”。從勞動力市場供求角度看，這是新生代農民工敢于同市場博弈的結果；作為勞動力供給者，新生代農民工面對廠方提供的低廉工資待遇和惡劣工作環境，不再像其父兄一輩那樣忍辱負重，無所作為；相反，他們一走了之，重新尋找適合他們發展的地方和舞臺；近些年來這些年輕的農民工薪酬行情大幅上漲，不僅僅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價格博弈中的一次勝利，更是具有社會積極意義的一次進步，說明他們更容易融入城市的氛圍和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三、新生代民工的發展困惑
社會學家們的調查顯示，由于農村依舊貧困，返鄉的外來工大多數仍然會尋找機會外出打工，打工幾乎成為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但城市又不允許他們定居下來，于是，農民工就只能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進退，并隨著民工潮的漲伏而鐘擺式地在城市與鄉村間來回擺動。
未來在哪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第一代民工和新生代民工有著顯著的差異。對大多數第一代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歸宿也在農村。對于新生代民工來說，他們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他們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所接納；根在農村，卻對農村日益疏遠。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不一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告別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經歷更讓他們深刻地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聲。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他們的城市夢。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斷消解著他們對家鄉存有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也使他們漸漸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總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們真正成了既融不進城，也回不了鄉的“邊緣人”。四、根本解決之道
民工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是讓農民成為市民，讓他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建立社會支持體系，讓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市民。目前，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標志的城鄉分割制度，是農民流動和城市化適應的最大障礙，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城市不是農民工的家，他們當然也不會全身心地愛護這個不是家的地方。各種犯罪和不文明行為就是農民工過客心態的體現。城市對農民入城，既歡迎又有些排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的確填補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方便，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涌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拒斥意識。入城務工人員所受到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待遇，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相比確實也是“二等工人”。他們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還把他們當做另類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規定限制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就業。這些現象，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妨礙城市發展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人們直接的感覺，就是它放大著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公。
第二代農民工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敬業精神差。這批孩子大多是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不免有嬌生慣養、過度注重自我的缺點，西裝雖然穿在身，其心依然是農民心。由于受成長環境局限，與同齡的城市人相比，新一代農民工大多底氣不足，文化知識欠缺，社交禮儀匱乏，甚至連過馬路都爭先恐后，整體素質有待提高，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應進行適當引導。有學者指出，第二代農民工的心理特征正像邊緣性人格障礙癥患者一樣，現實對欲望的無法滿足帶來了他們對現實的憤怒，農民工在對城市、農村雙向逃避的同時，也有對城市、農村的雙向對抗，如對現實社會的反感、不滿及敵對情緒，背離傳統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詐、行騙、及時行樂等極端個人主義等。這一觀點似乎在對農民工犯罪問題上得到了回應。學者呼吁，應給予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社會支持，增強其耐受、應付和擺脫緊張處境的能力，建議有關部門加強管理，改善農民工的生活條件，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從而有益于他們的身心健康。
除了人文關懷外，更需要的是政策體制的保障。面對社會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問題，政府不得不更多考慮農民工問題。2005年2月7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出《關于廢止〈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及有關配套文件的通知》，并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民工維權手冊》。擔任總理以后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并開始整治惡意拖欠工資的雇主，2006年1月18日國務院推出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2008年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更注重保護他們的利益，出臺了很多可以操作的政策，還農民工一個相對的公平的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