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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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逐步確立及穩固，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重心重新轉向城市，城市化建設成為時展的重中之重。在政策傾斜、市場經濟機制轉型以及城市化建設的多重影響下，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凸顯并成型。然而在發揮了特定時期的輝煌之后，城鄉二元結構逐步演變成為制約我國社會經濟和諧穩定發展的桎梏和頑疾。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利益博弈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城市取向”?！俺青l分治建構是一個從中心城市出發、依行政權力而衰退的等級框架?！比绱耍耙谎蕴谩薄耙贿叺埂钡默F實使利益分配的多方博弈轉變成了“獨家經營”，城市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資源的牢固占有者。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之一，職業教育發展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結構的影響。因此，在城鄉二元結構的時展脈絡下，城鄉職業教育發展的不對稱成為影響我國職業教育未來發展的最大“絆腳石”。當前，我國強化了對城鄉職業教育的統籌規劃和發展，頒布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強調“把職業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傾斜，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校際差距”，明確了“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以發展為主線、以農村為重點”的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思路。在政策導向下，職業教育在辦學規模、師資隊伍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背后，農村職業教育發展滯后的問題依然存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農村職業教育仍然存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需求與農村職業教育發展滯后的矛盾、教育協調發展的要求與農村高中階段教育普職失衡的矛盾、農業人力資源匱乏與農業類專業嚴重萎縮的矛盾、市場競爭與農村職業學校適應能力不強的矛盾、農村居民收入低與接受農村職業教育成本高以及升學和就業機會少的矛盾、農村人口對職業教育的多樣化需要與農村職業教育體系不完善的矛盾。
二、零和博弈：城鄉職業教育發展的錯異思維
博弈論是矛盾和合作的規范研究，強調“博弈中的參與者各自追求的利益具有沖突性”和雙方行為的“策略的相互依存性”。也就是說，當一個主體的決策受到其他主體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又影響到其他主體選擇時的決策問題和均衡問題。0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博弈論又稱為“對策論”。它要回答的是“均衡”，即如何能夠求得均衡解。而這個求解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在博弈的動態過程中，通常會產生兩種結果：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所謂零和博弈，即整體的利益不變，一方所得為一方所失，它們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非零和博弈則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兩敗俱傷的“負和博弈”，即都沒有所得，或者所得小于所失；另一種是互利互惠的“正和博弈”，指博弈雙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損害。在博弈論的許多變體中，一個重要的假設——參與人是理性的，即決策主體的行為始終都是在給定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除非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否則不會考慮其他決策主體的利益。同理，在我國大多數區域的城鄉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城市職業教育與農村職業教育在特定的利益分配場域內也經歷著反復的利益博弈，且兩個博弈主體的利益差別是客觀存在的，他們各自參與規劃過程的方式和地位也各有差異。從理論邏輯而言，在資源既定的情況下，城市利用其所占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優勢，通過各種方式努力吸取辦學資源，創辦高質量、高水平的職業教育機構，以提高城市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水平；農村也努力爭取盡可能的資源，創辦自己的培訓體系，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技能。
總之，在理想層面的博弈過程中，城市職教系統與農村職教系統把各自的利益訴求投放到區域整個的社會經濟結構系統中，從而使得雙方利益關系不斷得到調整，產生的博弈局面則是城市與農村這對博弈主體對區域職業教育資源及其“附屬品”的再分配和利益格局的重塑。但現實的博弈局面往往是雙方對立的“零和博弈”：在區域內職業教育總體投入既定的前提下，城市職業教育往往能夠“搶占”更多的資源，城市大多職業院校實現了各自的利益訴求，而農村職業教育大多只能在“舉步維艱”中或“負隅頑抗”或“銷聲匿跡”，城市職業教育“輝煌”的背后往往是農村職業教育的“無奈”和“破產”。從眼前來看，在這樣的一個博弈過程中，城市職業教育之所“得”或許就是農村職業教育之所“失”，兩者此消彼長。但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妨極端地假設：如果一個區域內農村職業教育系統完全不復存在，所有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都涌入到城市職業教育系統之中，那么，城市職業教育系統必定一派繁榮，城鄉職業教育一體化問題似乎迎刃而解。但是，這只是短期的表面的“繁榮”，在“繁榮”過后，城市職業教育系統輸出的大量勞動力必然遠遠超出城市勞動力的合理需求，出現區域人才積壓現象。而這些剩余的勞動力因為就業困難，或滯留在城市，或帶著在農村無“用武之地”的技術返回農村。如此產生的最終結果是城市混亂，城市職業教育在就業率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也只能走向“破產”。由此可見，城市職業教育在短期內看似是勝出一方，取得了利益的最大化，但實質上雙方和社會都承擔了潛在的巨大成本，因而可以說是負和博弈。
零和博弈的結果具有非均衡性和非穩定性，往往容易導致“以牙還牙”，且這種沖突性的策略會因雙方對策的不穩定和無法預期而直接加劇博弈主體之間的對立，因此，零和博弈不是最佳的博弈結局。負和博弈對博弈主體而言更是意味著“兩敗俱傷”或“同歸于盡”，同樣需要摒棄?！霸谒^文明的沖突中，其實常有相當大的合作空間。那些看起來是零和的抗爭，可以在一些存在的善意中，被轉化為互利的非零和游戲?！?。因此，強調博弈主體之間的“雙贏”或“共贏”才是博弈最佳的解。正和博弈恰好為博弈雙方提供了這樣的空間，博弈雙方可以聯手合作、共同受益，而不必斗得頭破血流、兩敗俱傷。
(一)正和博弈及其依據
正和博弈，亦稱為合作博弈，通過合作機制將博弈雙方納入溝通、談判和協商的平臺，化解零和博弈、負和博弈的負面結果。就博弈參與各方的整體利益而言，正和博弈的結果是最為理想和持久的。正和博弈的理論邏輯在于：正和博弈實質上是一種妥協讓步，即博弈者在競爭中遵循事先制定的有約束力的條文規定(既可是書面上的，也可是口頭承諾)，通過主體之間的討價還價，發掘、建立和完善良性互動的合作機制，從而達成共識，進行合作，實現無輸家的雙贏局面。因此，合作博弈強調的是集體主義和相互配合，追求以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等原則來分享利益。依靠正和博弈解決區域城鄉職業教育失衡發展的實踐邏輯在于：盡管城市職業教育和農村職業教育在各自爭取有限資源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上存在必然的沖突，但兩者在發展目標上是一致的，且兩個系統在信息資源上具有極強的互補性。首先，城市職業教育擁有的優秀師資、先進技術、市場信息等資源與農村豐富的剩余勞動力、廣闊的辦學場地、大量的農村市場需求存在著極大的合作空間，如果雙方得以合作，那么不僅可以實現集體總利益的最大化，也會實現單個決策主體得益的最優解和雙方利益的均衡。其次，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在擴大了農村經濟市場的同時，也為城市帶來更多的實用型人才，如此有效避免了人才剩余，使雙方在契約的制約下產生了一種合作剩余，增進妥協雙方的利益以及整個社會的利益。當然，合作博弈并非追求博弈雙方之間絕對的均衡或利益對等，因為不同博弈主體在博弈能力上必然存在著差異，城市在職業教育條件的外部投入、政策的保障、資源的配置流向、信息的分布掌握、辦學的市場效益等諸多方面占領著絕對的優勢，兇此，正和博弈還取決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對比和博弈技巧的運用。
(二)正和博弈的實現要件
正和博弈存在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對聯盟來說，整體收益大于其每個成員單獨經營時的收益之和；第二，對聯盟內部而言，應存在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分配規則，即每個成員都能獲得比不加入聯盟時多一些的收益。因此，要保證實現和滿足這些條件，聯盟內部必須存在達成共識的契約，即聯盟內部成員之間的信息是可以互相交換的，有可轉移支付(收益)的存在等。
1．一套共同認可的博弈規則。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前者強調聯盟內部存在有約束力的叮執行契約。聯盟能否獲得凈收益以及如何在聯盟內部分配凈收益，需要有可強制執行的契約來保障，也就是“博弈規則”。此，注重強制執行的契約是合作博弈的本質特點。毋庸置疑，當前我國區域城鄉職業教育的失衡發展與缺乏一套合理的博弈規則或與利益博弈規則的嚴重偏離有關。岡此，要實現城鄉職業教育的協同發展，必然需要一套共同認可的博弈規則。當前，政府是公權力的唯一合法壟斷者，政府通過具體的制度安排，在教育布局、資金投入、人事安排、公共平臺搭建等方面擁有決定權。因此，政府有責任發揮主導作用，建立一套城鄉職業教育共同認可的博弈價值機制。顯然，城市作為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特殊的區位優勢、權力優勢必將使城市職業教育在辦學資本投入、基本教學設施、師資力量、資源擁有與享用上占有優勢，但政府應改變城鄉分割的投資政策，考慮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需求，制定一套公平、公正的促進城鄉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的戰略規劃、經費投入機制、管理體制等，從而力求在制度上達到一種均衡。
2．開放、共享的信息交流機制。充足的信息資源是整體利益得以實現的基本保障，信息互通和共享是形成合作的首要前提和基本條件。因此，強調博弈主體之間的信息教育與溝通是正和博弈的又一實現要件。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城鄉職業教育發展的不均衡必然表現為雙方在信息資源掌握上的不對稱。而正和博弈要求的是博弈雙方信息的平等開放和自由流通，這就需要建立一套開放、共享的信息交流機制。信息交流機制的構建有賴于政府和市場雙重主體的努力。一方面，各種市場主體通過個人獨資、合作投資、股份制辦學、城鄉合作等形式拓展辦學資金的來源，豐富職業教育的辦學模式，發揮聯系城鄉職業教育的紐帶作用，實現城鄉職業教育與各市場主體利益的同生共享和博弈共贏0。另一方面，政府以市場需求信息為根本導向，通過利益誘導機制吸引企業、專業化合作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市場主體積極廣泛參與，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圍繞產業鏈條延伸、城鄉產業銜接等進行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為城鄉職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等信息資源。當然，諸如人才、市場、外部投入等信息則需要政府、市場發揮合力。
3．一個穩定的協商、談判平臺。在理性的前提下，博弈雙方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會選擇自己的占優策略，而正和博弈卻是要通過決策者長期的協商、對話、理解和合作，超越自己的利益或小團體利益，達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協商、談判平臺的建立需要多部門、多行業和多群體的有效協作。第一步，確定影響區域城鄉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的相關部門和群體并形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如教育部門、勞動保障部門、農業部門、就業部門、城市職業教育(職教中學)、農村職業學校(職教中心)等；第二步，在確定的相關利益者中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選出其代表作為伙伴代表；第三步，召開伙伴代表大會；第四步，由伙伴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協商委員會，常設“城鄉職業教育管理委員會”或“職業教育一體化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專組(如中等職業教育組、高等職業教育組、技能培訓組、農民工培訓組等)；第五步，定期召開伙伴會議，在民主協商中表達利益訴求，共同制定合作發展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