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起源論文：斯密對政權緣起論證的解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政府起源論文：斯密對政權緣起論證的解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武陽
政府作為人類社會的公共性機構，無論采用何種屬性的政體，其存在的一個最基本前提就是能夠得到人們的普遍服從。換言之，只有事實上被人們所服從的政府才是一個實際上被建立的政府，政府起源的問題在邏輯上因此也可以被合理地置換成為人們何時開始依據特定的原則對政府服從的問題。對政府起源問題的理論分析往往也以探究人們依據何種原則對政府服從的形式出現，亞當•斯密對政府起源問題的分析也采用了這樣的進路，即通過探究人們開始服從政府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來對這一問題展開分析。亞當•斯密是在談論政府與主權者等公法問題時切入對此問題的分析的。他認為人們對政府和主權者的服從使得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樣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所服從的第一個原則是權威原則。④在每一社會群體中，必然因為某種原因存在既成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形成的原因和標準時什么，這種一定社會范圍內權威的形成和存在是一種釋然的社會經驗事實狀態，正是這種事實性原因的存在使得人們對其服從也成為了一種經驗性的事實。從這一原則的形成機制來看，人們對權威的服從不是先驗建構性的，而是自然發生的。在亞當•斯密所論述的權威原則中，存在四種形成權威的原因或標準:智慧、強力、財富和傳統。⑤在人類社會之中，擁有智慧和強力的個人或團體在可支配資源總是有限的環境之下往往處于支配性的地位;又有財富的人則必然在事實上相較于缺乏財富的人處于優勢地位;從生物學的視角來看，年長的人相較于年輕人往往在智力或體力上占有優勢，在人的平均壽命很短暫的人類社會早期更是如此，因此與古老相聯系的傳統在人類社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當這四種原因性因素和標準在人類社會中出現的時候就一定會形成特定范圍內的權威，具備這種權威性的人或者組織就是人類歷史上不同政府形式的具體性體現。從本質上來看，權威原則強調的是弱者對強者的服從，在某一具體社會形態之中，人們對擁有強大力量和優勢的某個人或某個特定的集團表示服從，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力量或優勢的個人或集團便也因此而具有了正當性的權威，政府也就形成了。亞當•斯密認為權威原則在君主制國家中體現的特別明顯，在人民的氣質溫和質樸的地方表現的最為典型。而且亞當•斯密認為在當時英國的具體整治環境中，托利黨高度認同權威原則，他們認為反抗政府就是反抗一種具有天然正當性的權威，如同年輕人反對父母一樣是大逆不道的。①從亞當•斯密對權威原則具體表現的論述來看，人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誤認為亞當•斯密在這里所提的權威原則與約翰．奧斯丁的“主權命令說”②和羅伯特．菲爾默的“神權父愛主義”③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僅僅強調一種單向度的服從。其實亞當•斯密的權威原則與后兩種理論具備一種根本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亞當．斯密在對人民對于權威原則接受原因的分析當中。在亞當•斯密看來，人民之所以能夠接受權威原則并非是因為現實存在的某種具體權威對其進行了某種形式的具體外在強迫，也并非是某種先驗的必然性使然，人們之所以認同并最終服從于某種權威，使得政府的產生有了一個存在的基礎，主要是因為人類擁有一種共同的心理體悟感和能力。亞當•斯密認為，無論是對于富人還是對于長輩，人們對于一切較之自己處于優勢地位的人都容易產生一種“同情同感”，這種特殊的心理感覺機制會引導人們產生對既存權威產生一種強烈的認同感，進而使自己的行為服從權威的要求。④亞當•斯密還用了一個具體實例對這一點進行了說明，他指出，相較于暴發戶或一步登天的人，人們更加容易認同世襲制下的權威，其中的原因在于人們對于既存的權威更加能夠產生“同情同感”，進而在這一心理機制的作用下認同并服從權威。⑤由此可見，與奧斯丁的“主權命令說”和菲爾默的“神權父愛主義”不同，亞當•斯密論述的政府建立的原始原則之一的權威原則并不是基于外在情勢的強迫或是抽象的先驗規制，而是基于人們可以“同情同感”的心理能力。如果對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比較熟悉的話，我們可以在此立即感受到亞當•斯密在此處論述的人們對于權威原則的接受原因絕不是偶然出現的，其與亞當•斯密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中的某些理論之間有著內在的契合和關聯。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指出，“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⑥正是因為人具有這樣的本使得人們能夠產生和其他人類似的心理感情。⑦更為重要的是，正是人們具有了這樣的“同情同感”心理能力，人們可以通過“同情同感”他人的心理感情來判定他人的行為是否合宜，即是否具有正當性。⑧亞當•斯密認為“財富和地位幾乎是不斷地獲得人們的尊敬，”⑨因此“欽佩或近乎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請示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是為建立和維持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瑏瑠這也就是說，人們在“同情同感”的心理機制的作用下能夠體會到處于社會優勢地位的權威存在的“合宜性”，因此必要的社會秩序才得以建立。在此還要強調的一點是，亞當•斯密雖然認為政府建立的原始原則首先體現為權威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亞當•斯密認可一種專制型統治，亞當•斯密對人們認同并服從權威的心理機制作了分析，并不代表亞當•斯密認為人民在政府的統治之下只有服從的義務。最明顯的證據是，亞當•斯密是在分析對主權者權力的限制和那些情況下人民可以抵抗政府的主題下才引入對政府起源問題的分析的。瑏瑡其實在亞當•斯密的邏輯進路中，人民對政府權威的服從和人民對政府可能壓迫的反抗并不矛盾，前者是一個實然性的客觀起源問題，而后者是一個價值性的多元性可能問題，并不能由此得出亞當•斯密認可專制的片面結論。
亞當•斯密論政府建立的原始原則之二:實利原則
亞當•斯密認為政府建立的第二個原始原則是實利原則。所謂實利原則，在亞當•斯密的論證進路中，意思指的是一種可以被社會成員所切身感受到的實際利益。在一定的社會范圍之內，人們之所以會服從政府，自覺接受政府的統治，是因為對每個人而言，服從政府都存在著切實的實際利益。正是在這種現實性利益的基礎上，政府才得以起源并建立。①按照亞當•斯密的邏輯進路，服從一個具有權威性的政府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有益的。這種實際性的利益首先體現為一種安全的生存環境，人們普遍地對政府的服從能夠導致一種相對安全的局面產生，否則整個社會必定混亂不堪，這種安定的環境對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種最大的現實性實際利益，是人類其他需求和需要的基本前提條件。②而且人們對政府的服從不只會帶來安全這一項實際利益，還會產生其他的實際好處，比如社會正義性。任何一個既存的政府必然有維護社會正義的基本功能，在服從政府的前提下，每個人在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都有可能受到政府的保護。亞當•斯密特別指出，“雖然在個別情況下(政府)可能有的枉法行為”③使得社會正義并非在所有的個案中得到了同樣的體現，但是這種情況總體而言是偶性隨機產生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正義能夠在政府的主導下得以實現，每個社會成員因此都潛在地有可能從政府的通知中獲得自己受損的權利補償，都具有獲得這類實際利益的可能性，正是基于這一點，人們才服從政府的統治，正是因為這一點政府才得以起源和建立，實利原則也因此才成為政府建立的原始原則。亞當•斯密認為，在當時英國的現實政治生態中，輝格黨的政治主張本質上而言就表現為一種實利原則，他們認為人們對政府的服從基礎是人們對從服從中獲得好處的期待。從亞當•斯密對人們對于實利原則接受原因的邏輯進路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隱含著一種邏輯假設的前提，即每個人都是理性的主題，能夠對于自己利益作出最大化的判斷，人們的行為和選擇正是基于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判斷之上的。正是基于這樣的人性假設，人們才判斷出服從政府是符合自己的實際利益的，因而才選擇接受政府的統治，政府建立的實利原則這一原始性原則也才通過這一特殊的機制被接受。由此也可以認為，亞當•斯密的實利原則能夠為人們所接受的心理原因也正在于人人是自己最大利益的最佳判斷者這一理論假設。正如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樣，亞當•斯密的整個思想體系是一個邏輯完整的縝密體系，其中的各個部分的理論證成之間存在內在的勾連，我們再此處亞當•斯密對實利原則的論證中可以發現其與亞當•斯密思想體系中其他部分之間存在的關聯，特別是與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的相關理論間存在內在的契合和一致性。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主要討論了人類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基本但卻是最重要的經濟行為的內在規律與動因。在分析人類社會之中人類一切經濟行為時，亞當•斯密認為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內在動因在于人的“自私”，即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亞當•斯密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④人在社會之中要想獲得別人的協作以實現自己的利益，首先頁要給予對方一定的利益為前提，“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⑤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斷者，而且人人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所形成的狀況往往比政府通過事先計劃好的外在調控更加符合大眾的公共利益，正如“內地商人的利益，無論乍看起來時怎樣與人民大眾的利益相反，但實際上，甚至在大荒年，卻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利益在于，按照真實歉收情況，把谷物提高到應有的程度，但若提高得超過了這個限度，那就對他不利。”①因此人人追求自己個人利益最大化所形成的自然演生行為“合力”往往是最有利于人類社會的財富積累和發展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亞當•斯密論述人們對于政府建立的實利原則接受的原因時所持的邏輯進路與后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持的基本邏輯假設之間具有內在的契合于勾連。在亞當•斯密看來，人們對于政府實利原則的接受機制在于人們能夠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做出最恰當的選擇，而人們針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選擇最終在形成對政府的普遍服從之后，又會在最大程度上給個人帶來實際的利益。正是在這同一種邏輯進路之下，不但政府的建立于服從的基礎在于個人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后來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更是將個人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視為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內在動力和基礎。因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關人性行為動機基本假設的力量在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課中的法律理論時就有了最早的萌芽。
相關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