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制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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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別權力關系”理論演變背后的價值
變遷“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演變，從根本上說是其背后法律價值博弈和變遷的結果。
(一)人權觀念的復興最初
奧托•邁耶在將“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引入行政法時，主要是基于兩個基礎:一是在特別權力關系中，行政主體與相對人存在依賴性非常強的相互關系，如行政機關與公務員、軍隊與軍人、學校與學生、監(jiān)獄與罪犯等關系都有這種屬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優(yōu)先于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即“相關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這總是意味著對現(xiàn)有自由的限制。”顯然，其背后的法律價值首先考慮的是行政機關所謂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種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機關的附屬，是維持秩序的工具，毫無人性的尊嚴可言。二戰(zhàn)后，浴火重生的人們通過反省二戰(zhàn)期間種種涂炭生靈、踐踏人權的行徑，逐漸達成了法律要對人的基本權利給予充分的尊重與保護的共識，人權觀念的復興成為戰(zhàn)后最為矚目的政治思潮。傳統(tǒng)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因其嚴重忽視“特別權力關系”內部行政相對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體性認識以及人權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為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即使是罪犯、軍人、公務員、學生等這些“特別權力關系”內部的相對人，也不應當受到法律的區(qū)別對待，對他們基本權利的剝奪和侵害，同樣須受法律保留原則支配。“人”并非維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譴責即可剝奪其重大權益的對象，而是一種享有不受任意剝奪的權利與自由的主體，權利與人之主體性密切相關，任何涉及重要權利的高權行為均需接受公法規(guī)則約束和司法審查。應當說，二戰(zhàn)后的法律價值觀逐漸強調對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給予尊重和保護。烏勒的“基礎關系與管理關系”二分理論以及“重要性理論”均是對這種法律價值變遷的積極回應。
(二)“司法國”理念的興起
傳統(tǒng)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從其誕生至成熟，與極權思想、極權體制如影隨行。二戰(zhàn)后，隨著民主法治思想的勃興，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國”的浪潮席卷了德國法學界。所謂司法國的理論，是指一切行政權都必須臣服于司法權之下，法院對行政機關全部的行政行為都具有司法審查權，即便是傳統(tǒng)的“特別權力關系”領域下的行政行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權對所有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和監(jiān)督，非但在客觀上不現(xiàn)實，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關系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沒有精力對高等學校所有的管理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從專業(yè)及學術自由的角度來講，他們也不具備審查高校教學事務及對學生的學術評價行為的資質和能力，反而會被世人詬病為，對“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精神的蠻橫干涉和褻瀆，是典型的吃力不討好行為。基于此，烏勒的“基礎關系與管理關系”二分理論及隨后的“重要性理論”根據(jù)性質、重要程度將紛繁復雜的行政行為加以區(qū)分，將涉及當事人身份或基本權利的行政決定或行政處理，納入法律保留原則支配以及司法審查的范疇，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對建立“司法國”的理論浪潮的一種現(xiàn)實的、無奈的回應。
就中國大陸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實務上沒有明確確立“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但其對我國行政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的影響卻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論上，通說認為行政行為可以劃分為外部行政行為和內部行政行為，相應地將行政法律關系分為外部行政關系和內部行政關系;而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一直以來都被視為內部行政關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guī)定》均把學校給予學生的紀律處分和學校對學生人身權、財產(chǎn)權的侵犯加以區(qū)分，對前者只賦予申訴權，排除司法救濟。在實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只有外部行政行為才具有可訴性(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除外)，當高校與學生產(chǎn)生管理糾紛時，法院通常以其屬于高校的內部管理行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辦學自主權”“學術自由”等觀念長期而深遠的影響，高校實務界對法院介入高校學生事務管理也幾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國，支配高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理論雖無“特別權力關系”之名，卻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實。回顧“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演進之路，雖然，對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徹底，那么完滿，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變遷史，本質上是作為個體的人與強大的國家機器(行政機關)博弈的歷史，是權利與權力博弈的歷史，也是司法權與行政權博弈的歷史。深究“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演變及其背后所彰顯的法律價值的變遷，對處于不成熟狀態(tài)下的中國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設同樣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一)彰顯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基本權利之法律價值
人性尊嚴不可侵犯，乃人類固有之基本人權。基本權利系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作為一個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權利;而基本權利之保障可說是憲法制定的最終目的，不僅為憲法秩序中最重要構成部分，也被公認為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重要指標，基本權之存在要求國家各種權力乃至人民的社會行為皆須對基本權給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為國家培養(yǎng)“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的高素質人才，這一本質屬性決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設中，更應該彰顯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之法律價值，真正樹立“以學生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應僅僅是將學生看作被管理的對象，以維護教學、生活秩序之名，輕易侵害甚至剝奪學生的基本權益，也應避免年輕學生因某一兩次過失而被秩序維護者剝奪終生的前途。
(二)科學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權
在我國現(xiàn)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權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層面。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所規(guī)定的教學自主權，如高等學校可以依法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yè)，組織實施相關教學活動(如制定教學計劃、人才培養(yǎng)方案、指派教師、組織考試、選編教材等)，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作為事業(yè)單位法人享有財產(chǎn)上的處置權等，其共同特點是主要涉及教學和學術范疇，且未對行政相對人(教師或學生)的權利作出直接處置;二是雖無法律明文規(guī)定，但屬于不直接影響行政相對人的權利，是高校基于“大學自治”及“學術自由”的理念，純粹對內部事務進行安排所衍生的權力。在傳統(tǒng)認識下，除法律、法規(guī)在程序和救濟上作出特別規(guī)定的重要事務(如學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務由高校自主決定。然而，在人性尊嚴之維護及基本權利之保障日益彰顯，以及學生權利意識日益高漲之情勢下，高校以“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為名而實施的上述諸多事務并不能截然歸于排除司法審查的領域，而應根據(jù)事務的重要程度及其對學生合法權益的影響程度來確定是否應當給予充分的外部救濟。在此，“重要性理論”不失為科學界定我國高校自主管理權可資借鑒的一種法律思維形態(tài)。
(三)厘清大學生享有的權利類型
在科學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權的基礎上，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大學生的合法權益進行科學的劃分，厘清大學生權利的類型，以便依據(jù)不同類型的法律關系及訴訟規(guī)則對大學生的合法權益給予切實的保護。按照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規(guī)定，大學生的合法權益從理論上可以分為受教育權、人身權、財產(chǎn)權以及政治權利。其中，受教育權主要包括獲得學生資格權、學籍權、考試權、獲得公正評價權、學歷及學位獲取權等;人身權主要包括名譽權、隱私權、婚育權;財產(chǎn)權包括債權、物權以及知識產(chǎn)權;政治權利主要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結社權、集會、游行、示威權等。上述權利，有些是作為大學生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權利，如受教育權;有些是作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權利，如人身權、財產(chǎn)權及政治權利。依據(jù)上述對大學生權利類型的劃分，大學生權利損害無外乎受教育權受到侵害、人身權與財產(chǎn)權受到侵害、政治權利受到限制和剝奪三種類型。不同類型的侵權行為，其權利救濟的方式、途徑及法律適用不同，應當明確加以區(qū)分。在上述權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據(jù)“特別權力關系”中的“重要性理論”，關系到大學生身份的權利及基本權利，如學生資格權、學歷及學位獲取權、學籍權、人身權以及政治權利等受到侵害，學生理應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尋求司法救濟。而若財產(chǎn)權受到侵害，主要應通過民事救濟途徑解決。除上述侵害大學生基本權利的行為外，法律應當允許高校為維持正常的教學、生活及公共秩序，對學生權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構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濟制度
有權利即有救濟，無救濟便無權利實現(xiàn)之可能。尊重和維護學生人性之尊嚴，保障學生之基本權利，必須依賴完善的行政救濟制度提供無死角的、完整的保護。1998年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拉開了我國法院司法審查高校自主管理行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過去，我國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濟制度的建設上仍無根本意義上的進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權侵害學生尊嚴，損及學生基本權利的事件仍屢見不鮮，類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學院“學生表白被開除事件”的現(xiàn)象屢屢見諸媒體。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體地位之爭議性，法院受案范圍之不確定性，高校校內規(guī)章制度合法性審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復議如同虛設等，是導致我國當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濟制度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為此，我們應吸收“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合理內核，構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濟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確高校的行政主體地位;二是科學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權，確立法律保留原則，對涉及學生基本權益的事項納入法律保留范疇;三是清理高校違憲、違法的校內規(guī)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權違憲審查制度;四是重構教育行政救濟機制，遵循有權利必有救濟、充分救濟及權利救濟途徑漸進的原則，構建和完善漸進式、無縫式的學生合法權益保障行政救濟機制，即教育申訴→教育行政復議→教育行政訴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學生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三、總結
綜上所述，高校的辦學自主權與法院的司法審查權、高校的自主管理權與學生的合法權益保護是一直困擾各國高等教育法制的難題。雖然各國法律界、教育界提出了種種理論用以解決這一難題，但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巨大的。雖然“特別權力關系”理論也存在諸多爭議，但深入研究其演變的路徑，汲取其合理內核，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我國高等教育行政法治建設有積極的意義。
作者：衷華郭維喜單位：廣東工業(yè)大學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