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法制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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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確處理好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制的關系

黨領導下的科技法制建設是在科技政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技政策對科技法制建設有著直接的指導作用。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成立及至改革開放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先政策后法制的固定模式，使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制的關系過于密切，乃至造成二者的重疊，降低了科技法制的地位和作用，以致無論是科技立法的數量，還是科技立法涉及的內容，都遠不及科技政策，科技法制建設的步伐明顯滯后于科技政策的發展。因之，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上，黨和國家對科技工作的領導，更多的是通過制定和貫徹科技政策來實現的。及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科技戰線上以科技政策為主導的調控手段才逐漸改變，代之以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律的并存，并向以科技法律為主導的調控手段轉變。在革命戰爭時期和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黨建立的紅色政權發展科技事業在借助科技法制的同時，更主要的是依靠科技政策。然而，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主要依靠科技政策本無可厚非，但科技政策畢竟側重政治上的指導性和權威性，不僅缺乏法律上的強制性以及硬性的關于權利義務關系的明文規定，而且沒有法律救濟的保障措施，加之科技政策有與生俱來的靈活性和臨時性，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穩定性，一旦執政黨出現路線錯誤，科技政策的制定與貫徹往往就會出現偏差，以致走上不必要的彎路。不過，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時期，黨領導科技工作主要依靠科技政策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對此，彭真曾分析指出，“在戰爭時期，黨也好，軍隊也好，群眾也好，注意的是黨的政策。一件事情來了，老百姓總是問，這是不是黨的政策”，因為“那時，只能靠政策。當然，我們根據地的政權也有些法，但有限，也很簡單。就全國講，法是國民黨的或外來侵略者的。如果要講法就不能革命，就是維護三大敵人的統治”，并進一步指出，“這是一個歷史階段。我們大多是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也或多或少養成了那個時期的一些工作習慣。”這樣，政策不僅具有了很高的權威性，而且被非常廣泛地運用，法律則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實踐中一度出現“以黨代法”的做法。當時，作為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科技政策自然也是如此，科技法律只不過是以法律名義表現的科技政策而已，其本身并不具有獨立的含義。當然，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制兩者之間不可否認，是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的。具體而言，一是，科技政策涉及的內容較為寬泛，表現形式靈活多樣，而科技法制涉及的內容則較為集中且更具有針對性；二是，科技政策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勢隨時調整，其靈活多變，穩定性不強，科技法制則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任何修改和廢除都要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三是，科技政策側重于總體規劃和宏觀調控，只規定行為方向而不規定具體的行為規則，科技法制則側重于維護權利方面的具體操作和法律救濟，都必須以規則為主，而不能僅限于原則性的規定。可以說，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制各有所用，既不能以科技政策拒絕科技法制，也不能用科技法制代替科技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漸退出，代之以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法律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發生了質的變化，其影響和作用自然也隨之不斷增大。這為我國科技法制建設向現代法治轉變提供了機遇。對此，曾明確指出：“要把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新機制和新體制，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并繼續加以完善。”即在我國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科技戰線要建立起以科技法為主導的科技規范和調控系統，必須對科技政策與科技法進行有效地協調和銜接。

中國共產黨領導科技事業經歷了從主要依靠科技政策到既依靠科技政策又依靠科技法律，再到主要依靠科技法律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黨和政府科技政策的合法問題是科技政策與科技法協調的關鍵。對此，中共十八大報告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指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就要求黨和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須與憲法精神相一致，符合憲法與法律的要求，具有合法的內容和程序。當然，現代社會在構建以科技法律為主導的科技調控體系的同時，也應該重視科技政策的輔助指導作用。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科技事業發展而言，黨的科技政策和國家的科技法律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必須把符合我國國情的科技政策措施，以及在科技發展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新體制和新機制，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體現國家意志并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其實施的法律規范，并建立起有效的執法機制，從而為科技進步與創新提供日趨優化的法律環境。總之，鑒于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和精神，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須遵守客觀規律，必須以科技法律為準繩，在國家相關法律的框架內行動。當然，科技政策也要善于面對變化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適時提出對新形勢的主張，完善相應的科技政策，為校正和修改不合時宜的科技法律奠定基礎，以充分發揮科技政策和科技法律各自應有的功能。

二、將科技法制建設與科技事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

作為中國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從其誕生之日起就秉承著馬克思關于“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理論。因此，在極其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就開展了有組織的科學研究、科技教育、科學普及和科技立法活動，并將科技法制建設與科技事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了較為初步的認識。如早在1939年4月，邊區政府就十分重視獎勵科技人員，頒發了《陜甘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規定“凡邊區人民在生產運動中有特殊成績者，按條例呈請獎勵”，有意識通過科技立法來促進邊區科技事業的發展。新中國的成立，不僅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且也標志著我國科學事業開始歷史性的轉變。《共同綱領》第43條規定，我國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是：“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與之相適應，新中國成立之初，為配合國家各項建設，在黨的領導下先后制定了一些鼓勵科學研究、獎勵科技發明和創造的科技法規。這些科技法規的頒布，不僅激發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推動了我國科技事業的恢復和發展，而且成為新中國科技法制建設發展的源頭活水。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隨著國家建設的全面展開，為適應社會轉型的實際以及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需要，20世紀50年代先后制訂了15個科技法規，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又在科技獎勵、科技試驗管理和科學儀器生產供應及科技干部管理等方面，相繼制訂了一些法規。雖然當時科技法制建設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在促進科技事業發展方面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十年動亂期間，在“左”傾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當時，由于政治運動的沖擊，科技法制建設不僅陷于停頓狀態，而且原有的成果也被破壞殆盡。及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的同時，又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任務。這不僅提高了全社會發展科技的意識，而且加快了科技法制建設與科技事業發展緊密結合的步伐。對此，曾強調指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把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加速全社會的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這就需要大力加強科技法制建設，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供堅實的法制保障。”即科技進步與創新呼喚著科技法制建設，科技法制建設保護著科技進步與創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科技事業的蓬勃發展，以及科技體制改革的整體推進和重點完善，我國不僅在憲法、民法、經濟法、行政法乃至刑法等法律中對科技問題作出了一些法律規范，而且還專門就研究開發制度、技術市場制度、科技成果的保護制度、科技獎勵制度、科技成果轉化制度、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制度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立法探索，初步建立起了促進科技進步的立法、執法、司法和社會保護的監督保護體制。這些為我國科技進步與創新提供了日趨優化的法律環境，充分發揮了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目標，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強調發揮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推動科學技術為經濟建設服務，并對發展高技術研究和高技術產業作出了具體規定，標志著我國科技管理體制的改革邁入了法制化的新階段。而1996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則加快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步伐，促進了高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與之同時，黨和國家又從戰略的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

根據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我國及時對《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進行了必要的修改，以符合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要求。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06年頒布的《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中又強調指出，要“建設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健全法律制度，依法嚴厲打擊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為知識產權的產生與轉移提供切實有效的法律保障。重視自主知識產權的應用和保護，支持以我為主形成重大技術標準。”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又明確提出要“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由此，我國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工作得到了不斷的加強和完善，大大促進了科技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總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時代向人們提出了以法律手段調整科技領域社會關系的客觀需要。就黨領導下的科技法制建設與科技事業發展的歷史而言，雖然曾經走過一段彎路，但其相互間總體呈現出的還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具體而言，一方面，科技現代化迫切要求以法律形式管理科技活動，并防止科技成果的濫用或失控可能帶來的危害；另一方面，科技法制現代化將科技活動納入了法制的軌道，保障和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

三、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制建設發展之路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科技和法制建設過程中，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從中國實際出發，并在實踐中對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制建設發展之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從1921年到1949年，黨的科技法制建設總原則就是要求科技法制建設同政治、戰爭和生產建設相結合，以服務政治、配合戰爭。以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例，其在1941年11月第二屆參議會通過的施政綱領中，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科學技術必須與抗戰大業結合起來。從1949年至1956年，新中國在推進科技發展的過程中，實行的是以黨和國家的政策為主、法律法規為輔的原則。這一建國之初的法制建設原則早在《中共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中就已確立。具體落實到科技法制建設領域，在科技法律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機關辦事的原則是有科技法律從科技法律，沒有科技法律從新民主主義科技政策。由于新中國處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和包圍之中，在摧毀舊法統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法制建設別無選擇地照搬了蘇聯的一套。當時，蘇聯法從理論到實踐被中國全盤引進。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包括科技法在內的中國法制已基本被“蘇聯化”了，應該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令人扼腕的是，蘇聯法雖歷史地充當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法制建設這臺機器構建和發動的圖紙和燃料，但終因其圖紙和燃料質量的欠佳又妨礙了其正常的運轉，并且這一危害大大超過了蘇聯本身。及至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中蘇兩國關系出現深深的裂痕，在黨開始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歷史反思的同時，也推動著國人對科技法制建設認識的深化。具體而言，就是建設社會主義不能照搬蘇聯的經驗，還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由此，在及至“無產階級”爆發前，國務院和主管全國科技工作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根據我國的國情陸續制定了一批科技法規，不僅使我國科技法制建設在曲折中有了緩慢發展，而且也積累了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但在隨后開展的十年“無產階級”中，由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錯誤指導，建國以來政治運動的弊端被推到了極端，整個法制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科技法制建設自然也在劫難逃。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確立了我國實現改革開放的政策，再次迎來了科技法制建設的春天。

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命題，開啟了對走中國特色科技法制建設發展之路的成功探索。1985年，為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工作的順利進行，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授權國務院對于有關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的問題，必要時可以根據憲法，在同有關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的基本原則不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頒布實施，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經過實踐檢驗，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這對包括科技法在內的我國所有立法及其運作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87年，為促進技術成果的商品化，開拓技術市場，以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六屆全國人大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總結了我國在改革中開拓技術市場的經驗和科技體制改革的成果，建立起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推進技術成果商品化的法律制度。用一部綜合性的單行法律統一規范、統一調整技術合同法律關系，是我國科技立法的一大特色。這在世界科技立法史上也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工作。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法制建設與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1997年中共中央舉辦的《科技進步與法制建設》講座結束時的講話中，曾總結指出：“在我國加強科技法制建設，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制，保證黨和國家的科技工作方針得到全面貫徹落實，推動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新的科技體制，促進科技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這一關于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制的論述，無疑奠定了我國加強科技法制建設的理論基礎，推動了科技法制建設理論與實踐走向深入。以上黨領導科技法制建設所積累的基本經驗，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順應科技發展潮流，遵循科技和法制發展規律，緊密結合基本國情而作出的重大抉擇。換言之，即黨在領導我國科技和法制建設中，探索和回答了“發展什么樣的科技法制、怎樣發展科技法制”這個基本問題，從而對新時期科技興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把握。

作者：侯強單位：江蘇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