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祛利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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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作為科學家的行為規范“祛利性”既不是指科學家只應“為科學而科學，不追求科學的功利價值”，也不是指科學家只能“利他”、不應“利己”，甚至不是指“科學知識實際上與利益無涉”。科學的祛利性的實質在于從制度層面控制和避免科學活動中因各種利益而導致的偏見和錯誤，讓科學更好為人類利益服務。

關鍵詞：祛利性、利益、制度規范、利益沖突

Abstract:Theauthorclaimedthatoneofthenormsofscience,disinterestedness,isnottobeequalwithaltruism,norwiththatscientistsshouldnotbeinpursuitofthematerialgain.Moreoveritdoesnotmean,“Scientificknowledgeisactuallyinterest-free”.Theessentialofdisinterestednessistocontrolandavoidbiasandmistakeledbyavarietyofinterestsinscientificactivityoninstitutionallevel,inordertoservehumanbenefitsbetterandbetter.

Keywords:disinterestedness,interest,institutionalnorm,conflictofinterest

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活動是否受利益驅動，受什么利益的驅動，這些利益之間有沒有沖突？這些問題經常被科學共同體成員有意無意地回避。因為，長期以來“無利益性”(disinterestedness)*被認為是科學的精神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人希望相信，科學家應該是“無私利”的，他們只為“科學而科學”，他們只是出于好奇心而從事科學研究。那么，科學或科學家真的與利益無涉嗎？應如何理解科學的“祛利性”？

一、對科學的“祛利性”的誤解

“祛利性”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提出的科學的精神氣質或科學家行為規范的重要部分。1937年12月，默頓在“美國社會學學會”的會議上宣讀的論文“科學與社會秩序”中，認為可以把“科學的精神氣質”（theethosofscience）所體現的情操概括為“正直”(honesty)、“誠實”(integrity)、“有條理的懷疑主義”(organizedskepticism)、“祛利性”和“非個人性”(impersonality)。（Merton，pp.254-266）1942年默頓在他的著名短文“民主秩序中的科學與技術”（后來以“科學的規范結構”為標題收錄在他的科學社會學文集《科學社會學：理論研究和經驗調查》一書中）首次系統論述了科學的精神氣質或作為慣例的行為規則：“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祛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Merton，pp.267-278）

1957年，默頓當選為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在就職儀式上，他發表了題為“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的講演。在這次講演中，默頓從科學的建制目標——擴充正確無誤的知識——出發，進而指出“原創性”（originality）也是科學建制的規范之一，它與上述四條規則以及“謙遜”一起組成科學精神氣質的復雜體系。就在這次講演的結論中默頓還強調：“即使到了今天，在科學已經大大職業化了的時候，對科學的追求在文化上還是被定義為主要是一種對真理的祛私利的探索，僅僅在次要的意義上才是謀生的手段。”（Merton，p.323）

盡管后來又有不少科學社會學家對有關科學規范的研究作了補充和發展，但無疑，默頓關于科學規范的理論影響最大，引起的爭論也最多。而對默頓的科學規范爭論最多的一條也許就是“祛利性”。支持者認為“祛利性”區分了科學家與其他職業的道德水準，保證科學家比其他人更加誠實無私。反對者則認為，在實際上科學家必然要考慮科學之外的因素，因此，它只描述了一種理想狀態，或者是小科學、純科學的社會形象。有意思的是，許多支持者和反對者一樣誤解了科學的“祛利性”，把它解讀為對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的動機的“無私”或“利他”。

“祛利性”常常被理解為科學家應該，而且只應該“為科學的目的從事科學研究”。（參見Gaston,p.6）對此，英國的科學家、科學社會學家約翰•齊曼在他的《元科學導論》一書作了發揮，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寫道，“無私利性：為科學而科學。這就是說，科學家進行研究和提供成果，除了促進知識以外，不應該有其它動機。他們在接受或排斥任何具體科學思想時，應該不計個人利益。學術科學家對于知識的原始貢獻者不直接償付報酬，這一慣例的基礎就是無私利性。”（齊曼，第124頁。）

國內學者對科學的“祛利性”則更加明顯地解讀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利他主義。我們常常可以在一些文章里看到這樣的段落：“不謀利精神。這條原則規定科學家之所以從事科學，首先是為了求知而不是謀取物質利益。科學家應當具有求知的熱情、廣泛的好奇心和造福人類的利他主義。”（吳忠，第13頁）“科學精神的第三要素是，提倡從事科學事業的無私利性；要求科學家具有正直的品格、誠實的態度和高尚的動機。”（周華，第21頁）“無私利性規范要求科學家把追求真理和創造知識作為己任，它與‘為科學而科學’的信條是相通的。”（李醒民，第62頁）

可見，許多人把科學的“祛利性”理解為對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動機的約束。也就是說科學家應該懷著純粹的好奇心、毫無實用功利的動機去滿足個人的精神需要（自我實現），只顧求知、不管應用，只考慮科學自身的發展、不參與科學的應用；或者不求個人功名利祿，為他人、為社會、為人類來應用科學知識。正是這后一種理解導致人們常常把“祛利性”翻譯成“無私利性”，雖然這個詞并沒有強調私利或公利。

二、科學活動可以離開利益驅動嗎？

科學知識生產是人類的有目的思維活動，這種活動是不可能完全脫離個人利益的，純粹的好奇心驅動并不能把科學推得很遠。對于這一點，馬克思曾明確地指出，“如果沒有商業和工業，自然科學會成什么樣子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是由于商業和工業，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材料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56年，第62頁）恩格斯也直截了當地把科學和與人類物質利益緊密相關的生產活動聯系在一起：“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以前人們夸說的只是生產應歸功于科學的那些事；但科學應歸功于生產的事卻多得無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972年，第523-524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72年，第505頁）

對于這一點，默頓本人也非常清楚。他的博士論文《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除了說明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是怎樣受到以新教為標志的特殊價值觀念的培育而出現的以外，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說明科學是如何回應英國當時社會利益的，即解決社會急需解決的軍事技術、采礦和航海等問題。

真理或具有某種客觀性的科學知識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因為人們可以借助于這些知識的力量實現社會利益。例如，人們借助于自然科學有效地控制自然過程，把人從自然界的強制中解放出來，借助于人文社會科學可以維護和加強人際的相互理解、解決種種社會問題。一味強調“為科學而科學”，把社會應用排除在科學家的責任之外，是不利于科學發展的。現代社會把大量的資源通過政府和企業投向科學事業，作為社會一員的科學家的應盡責任是運用科學知識回報社會，為人類的福利和世界和平作貢獻。

從整個社會來說，科學應該有其功利價值，追求其實際應用價值，那么對科學家個人來說，是否應該或可以追求私利呢？對于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確實，“求知的熱情、強烈的好奇心、對人類利益的無私關懷，是許多人從事科學活動的動機，而把追求權利、金錢、地位作為目標的心理和行為，則為科學共同體所不齒。”（參見李醒民，第62-62頁）然而，科學探索的動機也真是五花八門，如愛因斯坦所說，“有人覺得科學能給他們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學是他們的特殊娛樂，他們從中尋求生動活潑的經驗和雄心壯志的滿足；有的之所以把他們的腦力產品奉獻在祭壇上為的是純粹功利的目的；有的是為了逃避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默，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復無常的欲望的桎梏而遁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有的則是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以自己的世界體系來代替經驗的世界，并來征服它。”（愛因斯坦，第100頁）固然，科學廟堂如果只有前兩類人，那就決不會有科學；但是，如果只有最后一類人，同樣不可能建成現代科學的宏偉廟堂。

人們選擇以科學為職業的動機常常是復雜多樣的。一位英國科學家曾說過：“事實上，科學家動力的一覽表，實際上會包含人類需要與渴望的整個范圍。”（轉引自巴伯，第36頁）我們決不能認為那些不是出于“純粹好奇心”或“利它”動機而以科學活動為職業的人違反了科學共同體的行為規范。

科學的產生、發展及其發展的速度、方向和規模與人類的社會利益密切相關，這在當代社會恐怕已成為共識。但科學與科學家的個體利益又是什么關系呢？個人利益是否應當成為科學活動的動力？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利益是人的欲望和需要在人與人關系上的表現。追求利益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動因。利益首先和根本的是物質利益、經濟利益，當然也包括由此衍生出來的階級利益、家族利益、宗教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等等。“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82頁）“由于自然科學被資本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1979年，第572頁）

恩格斯還批判了當時的經濟學家以為科學是免費的禮物而沒有把科學的支出計入生產成本的做法，認為“在一個超越于利益的分裂（正如同在經濟學家那里利益是分裂的一樣）的合理制度下，精神要素當然就會列入生產要素中，并且會在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費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到那時我們自然就會滿意地看到科學領域中的工作也在物質上得到了報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607頁）

一百多年前許多科學家、發明家無償地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使資本家受益，實在不能認為是合理的現象。而20世紀以后，科學給社會物質生產帶來的效益已遠遠超過19世紀，難道人們還希望科學家只是在精神上得到報償嗎？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個人利益作為一種動力常常可以使人的智慧潛力得到充分發揮，也正因為這樣，現在各國政府紛紛調整其科技政策，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改善知識分子待遇，以期更好發展科技事業，促進經濟增長、加強綜合國力。

三、科學的“祛利性”的實質

科學的“祛利性”作為科學的行為規范既不是指科學家只應“為科學而科學，不追求科學的功利價值”，也不是指科學家只能“利他”、不應“利己”。那么，科學的“祛利性”的實質是什么呢？

人類的思維活動，當然也包括科學活動，從來就不是一種能夠擺脫群體生活影響的特殊活動；因此，必須把它放在社會背景中加以理解和解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依靠自己個人的經驗來建立世界觀。知識從一開始就是群體生活的合作產物，個人的知識是群體的共同命運、共同活動以及克服共同困難的產物。共同的活動就需要共同遵守一些規范。“祛利性”是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時的行為規范，亦即是一種游戲規則。換言之，通過“科學”追求“利益”需要遵循一定的規則，規則之一就是不能要求生產出來的科學知識直接為生產者自身的“利益”服務，因為利益常常導致盲目和偏見。而且恰恰相反，科學共同體需要在制度層面，以“有經驗證據”和“邏輯上一致”為先決條件，排除科學知識產品中因個人利益而導致的偏見和錯誤，使科學知識逐步從不太可靠的個人知識轉為比較可以信賴的公共知識。這就是默頓等人所倡導的科學的“祛利性”。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伯納德•巴伯對此有一個很好的說明：在科學中盛行著一種與其它職業不同的道德模式。人們在其它職業活動中首先為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務，雖然任何這類活動都可以自然地間接地導致“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而科學家被其同行要求直接服務于共同體的利益，由此而實現體現在工作滿足和聲望中的自我利益；這種間接的服務就是要為科學的核心，即概念結構的發展而作出貢獻。（巴伯，第110頁。）或者說，科學家不應因個人利益影響對真理的提出、接受與辨別，不應因個人利益影響對真理的追求。這大概也是默頓那句名言，“即使到了今天，在科學已經大大職業化了的時候，對科學的追求在文化上還是被定義為主要是一種對真理的祛私利的探索，僅僅在次要的意義上才是謀生的手段”，的涵義。

巴伯的理解是對的。這種祛利性并不是指科學家不應該有“自利”的動機，或者科學家與其他人有什么特殊的個性差異；只是指“在科學中達到成功的競賽規則要求個人通過服務于他人來服務于自己”，要把知識生產過程中可能滲透到知識產品中去的個人或群體利益清除出去。“如果沒有作為科學競賽規則之一的‘祛利性’，有關科學創新的‘公有性’價值就不大可能流行。如果大多數人都將公共的科學力量僅用來為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務，例如為其個人權力而非為科學本身服務，那么科學共同體的財產就會停止增長，從而失去其科學的本質特征。”

“祛利性”作為科學共同體的行為規范和科學的精神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既不是要約束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動機，也不是要否定應用科學于物質世界的功利目的，它是保證知識產品具有客觀性和公正性的手段。

其實默頓在他1942年的那篇著名論文中，在提出把祛利性作為一種基本的制度要素時，明確地強調：“祛利性不等同于利他主義，而有利益的活動也不等同于利己主義。這樣的等同混淆了制度層次分析和動機層次分析。科學家具有求知的熱情、不實用的好奇心、對于人類利益的無私關懷以及許多其他特殊的動機。探討與眾不同的動機顯然是誤導。對表現科學家行為特征的多種多樣動機實行制度控制的模式是相當獨特的。因為，一旦這種制度責成祛利性的活動，科學家的利益就要遵守祛利性，違者將受制裁的痛苦，而在規范已被內在化的情況下，違者就要承受心理沖突的痛苦。”（Merton,pp.275-276）在默頓和他的老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這樣的社會學家看來，區分“制度要求”和“動機”的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而對“祛利性”的許多誤讀恐怕也與這種混淆有關。

對于作為制度規范的“祛利性”，齊曼在他的新近著作《真科學》一書中作了進一步的論述，筆者認為比較準確。他說，“不管怎樣，作為一條社會規范，祛利性主要起著這樣一種作用，即保護科學知識的生產中排除個人偏見和其它‘主觀’影響。嚴格說來，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可否認，科學事實和理論是由人提出來的，而人的思維不可能完全清除個人利益。因此，學術科學通過將這些利益融入一個集體過程，從而力求共識的客觀性。因而，祛利性規范自然地就把公有主義和普遍主義規范結合起來，以剔除科學知識中的主觀因素，把它變成真正的公共產品。”（Ziman,p.155）因此，我們也可以把“祛利性”理解為控制和避免科學活動中的利益沖突*的制度規范。

齊曼認為，人類的知識最終要脫離其所有的人的根源甚至包括孕育和發展它的“集體思想”。而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祛利性規范和其它規范一起，保證了這一分離的徹底性，不放任那些可以破壞公共共識的個人偏見、不公正或謊言。基于這種理解，把“祛利性”翻譯成“無私利性”確實有些不貼切而且容易產生誤解，而在自然辯證法通訊社編譯出版的《科學與哲學研究資料》1982年第二期，顧昕先生把它譯成“無偏見性”是有道理的。但“無偏見性”的譯法也還沒有把那種動態過程的意思表達出來，即科學家在把自己的個人認識納入公共知識體系時必須控制、避免、淡化個人利益，把個人利益融入社會利益之中。

“當兩位科學家私下商定在一個科學爭論中相互支持時，他們還必須設計出似乎可信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他們完全明白，在他們參與磋商中，智力交易的籌碼必須足夠重，以至于在科學評價的公開法庭上能夠站穩腳跟。除非他們那一套東西外觀上尊重科學文化的認識規范、修辭價值、形而上學的承諾和其他認知利益，否則是沒有人會理會他們的。”（Ziman,p.160）況且，科學研究具有繼承性，理論網絡中的錯誤和虛假即使不被當代人揭示，也會被后人發現。由于在科學文化中“可靠性”或“可信性”的信譽是科學家的重要資產，也是科學在整個社會中具有權威地位的基礎。巨大的風險使科學家樂于把個人私利融于專業利益和社會利益之中。

個人利益會使人產生偏見、錯誤，當然也會產生正確的思想。科學的舞臺任各種思想觀念交鋒，個人特定的偏見在集體成果中將趨于客觀。科學界與其它領域一樣存在著為了私利而進行欺騙、偽造、拉幫結派、玩弄權術等。但由于科學知識在交流與傳播中要接受來自同行的評價和來自實踐的審核，科學活動的產品的“私利性”在制度上受到控制。科學“祛利性”的制度保證是并非一時一地的嚴格的同行評議和實踐檢驗。

四、保證科學的“祛利性”，讓科學更好地為人類利益服務

既然科學活動離不開利益驅動，而科學活動又需要祛利，那么利益對科學知識是否有影響，有什么樣的影響？回答是肯定的。利益實際上是聯系科學活動與人類社會的中介。廣泛的社會背景因素（如政治沖突）、一般的文化取向（如意識形態）以及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特殊條件（如專業或學派）都將通過利益影響科學活動；不僅影響科學的發展速度和方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科學知識的形式和內容。

當然，人們對利益影響科學知識的形式和內容是有爭議的。比較流行的看法是，社會科學知識可能滲透著利益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則不包含也不應該包含利益因素。但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尋找自然科學理論與利益的關系，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巴恩斯等人的工作。

20世紀70年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巴恩斯和麥肯奇對20世紀初發生在英國統計學中的兩場爭論進行了案例研究。（Barnes，pp35-83.）他們的研究表明，科學家的家庭出身、階級地位和專業利益與他們的科學信念的產生和維持是完全一致的；在科學爭論中，科學家的社會環境和利益關系會影響他們對理論的取舍。因而他們認為，可以把利益當作原因來解釋科學知識的增長。但是，正如許多批評者指出的科學知識與利益之間絕非簡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因果關系。（參見Zuckman，p.553）而且他們還發現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系，這種聯系也只出現在最初的創始階段，隨著理論的發展與完善，這種聯系就消失了。（Ben-David,pp.51-52）

筆者認為這些研究恰恰使我們看到科學知識有可能滲入利益因素，而利益因素需要祛除，但祛利是一個社會過程。愛因斯坦曾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科學作為一個現存的和完成的東西，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客觀的，同人無關的東西。但是，科學作為一種尚在制定中的東西，作為一種被追求的目標，卻同人類其他事業一樣是主觀的，受心理狀態制約的。”（愛因斯坦，第298頁）科學在制定過程中不斷地自我糾錯和自我完善，排除個人的包括因種種利益造成偏見和錯誤，把個人的認識納入可以共享的、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既有認知功能又有工具功能的）公共知識。因此每個特定時期的科學知識有可能滲透著應該排除或控制的個人利益或科學共同體的專業利益，而且，科學知識始終滲透著作為各種利益的合力的社會利益或人類利益。

在科學發展的早期，科學與其社會應用的聯系并不十分密切，人們稱其為“純科學”、“小科學”或“學術科學”等。那時，科學活動通常給科學家帶來的更多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質的回報。科學的“祛利性”主要靠科學家良心的自我約束和輿論監督。通過學術交流、討論和批判，一般可以“過濾”、“清洗”掉大量帶個人利益色彩的偏見。近一個世紀來，科學的社會應用日益廣泛而且重要，科學家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直接地參與應用研究。在當今這個被稱為“大科學”、“后學術科學”或“知識經濟”的時代，國家和企業界給科學界以巨大的投入并期望得到更大的回報。物質利益的誘惑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有一些科學家用信譽和良心去冒險。科學活動中的利益沖突不僅時時發生在商業性的應用研究活動中，而且發生在監督科學產品質量的同行評議中。科學的“祛利性”，或者說，努力實現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無偏見性）和科學活動的社會公正性，需要有更強有力的制度保證。例如，在涉及重大經濟利益的研究中，要公開資助的來源，披露研究者的重大經濟收入，以至在必要時實行回避等。

目前，許多國家的科研管理機構和大學正在努力探討控制、避免和減少科學活動中的利益沖突的負面影響的措施，就是為了從制度上確保科學的“祛利性”。為此，我們不僅要加強科研道德教育，還要借鑒那些科學發達國家的經驗，制訂和落實應對利益沖突的規章制度，讓科學更好地為人類利益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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