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西方哲學的影響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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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哲學成為“第一哲學”的復興過程中，我們決不能也無法忽視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當代美國倫理和政治哲學家喬治•C•布倫克特曾指出，有兩項廣泛的運動影響了當代道德和政治哲學的發展：一是對正義和權利的討論，二是對馬克思重新表現出興趣。可以說，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理論都必須解釋政治制度應該如何面對社會現實，而向這個方向邁進的第一步就是去發展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正義理論。實際上，影響當代道德和政治哲學發展的這兩項運動是同步進行的，而這一發展上也正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和轉變為“第一哲學”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政治哲學作為“哲學問題的政治經濟學解”，對西方現代政治哲學危機的獨特拯救及其“第一哲學”意蘊也就越發凸現出來了。這正如阿倫特所言，雖說馬克思對自己的政治哲學并未特別精雕細刻，只有一些“結論性論斷”：如“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和“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等。但他的這些“結論性論斷”所產生的沖擊力，要比那些精心論述的理論產生的影響的總和還要大。從政治哲學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后，幾乎所有重大政治哲學問題的探討，都少不了馬克思的聲音。特別是在克服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學和現代性的危機中，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獨特意義就更加凸顯了出來。

在施特勞斯看來，雖然尼采高揚希臘悲劇，海德格爾力圖返回“前蘇格拉底思想”，他們都曾以最大的努力批判現代性而試圖返回“古典”世界，但由于他們都是向著現代“歷史觀念”的方向去努力。因此，不但沒有能夠返回古典的自然世界，反而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大地推進了現代性的方向，也即他們仍然是在現代性的邏輯之內繼續“籌劃現代性”。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施特勞斯（包括阿倫特）批評從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黑格爾，一直到尼采、海德格爾等這些現代思想巨人實際都是現代性的“共謀者”，但由于他們返回古典本質上是以“德性”對抗“技術”，仍然難以對抗現代性的邏輯，最多只不過是想從源頭上“修正”現代性的方向，因而也無法真正拯救現代性的危機。而羅爾斯對現代性危機的拯救，雖然強調“權利優先于善”，但“權利優先”的最終目的，仍是追求作為社會基本制度“正義”的“善”。羅爾斯完全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力圖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善”進行改革和完善，因為這種理論既不要求取消財產的私有制，也不要求改變現存的社會秩序。所以，羅爾斯的“正義論”實質上仍然是在現代性框架內對資本主義現代性進行內部的“修正”，是一種“內在的”超越。但馬克思則與之不同：使馬克思的正義有別于羅爾斯式的正義的，并非資源應該被平等化到怎樣的程度，而是這種平等化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因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采取的是一種“外在的”超越，即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唯此正義才是可能的。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從盧梭發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爾及其后現代徒子徒孫的現代性批判，實際都是從西方現代性的方向上來批判西方現代性。因此，其結果實際都是進一步推進現代性，從而進一步暴露“現代性的危機”和“西方政治哲學的危機”。

實際上，它們僅僅是沿著資產階級現代性思想的“外圍”做了一次“思想之旅”，最多只能算是對西方現代性做一些“內在修正”。而真正克服和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的，正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徹底打破其“內核”而實現“外在超越”的馬克思政治哲學：“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從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資本中的自我異化，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人的獨立性和個性，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馬克思的整個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被看做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一種分析；而他的整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則可以被視為一種獨特的、然而卻堪稱真正的“正義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構成了馬克思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的“根本”。可以說，在“現存的社會主義”崩潰之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將經歷一種復興，這種復興有助于開啟關于現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視野。因此，正是馬克思對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這一顛覆和超越，才使政治哲學真正從天上降到地下，為我們走出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開創了一條可能性道路。

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的分析和對西方革命途徑的探索，嚴格說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思想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發展而來的，雖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卻也用了一些西方社會的思想補充，重建，革新了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是20世紀具有相當深遠的國際影響，它對中國的轉型期的文化也有理論參考和現實意義。

作者：宋卓單位：長春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