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深化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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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我國經濟出現了資本過早深化的現象。近年我國的“資本—勞動比率”“資本—產出”比率變化情況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中出現了資本密度加速上升現象。資本的過早深化開始影響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經濟中投資效率加劇惡化，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資本更加集中于鋼鐵、建材、化工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經濟向效率缺失的方向發展。中國特有的投資體制是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改善我國的投資體制，降低資本增長率或消化提前增長的資本存量，并提高勞動增長率或就業率，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重點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資本—勞動比率，投資效率，經濟增長，投資體制，資本深化

2004年11月22日，吳敬璉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網站上發表署名文章，在題目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幾千字的長文中指出：以“重化工”為主導的重型化經濟增長會給中國帶來危險，“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霍夫曼這個主張發展重化工業的19世紀時期的粗放增長型理論并不適合中國。事實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近些年已出現明顯的“重型化”特征，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資本與勞動比率失衡的現象。這表現為，資本增長率或資本存量的增長率要明顯快于勞動力增長速度，我們從近年來中國投資增速與就業人口的增速比較中可以獲得這一證明。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推論，中國的就業率會有所下降，同時GDP卻會較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當就業率不變或有所下降時，中國較高的儲蓄率與外資的快速流入所能提供的積累形成了更多的資本積累，最終使得產出超過了正常的經濟增長率水平。套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講，就是中國經濟出現了投資過熱及經濟過熱現象。2003年以來，抑制過熱一直是中國經濟的第一關鍵詞，而導致過熱的正是鋼鐵、建材等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過度投資。不可否認的一個經濟事實是，中國經濟近二十多年來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的態勢，工業化是推動我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因。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經濟發展卻出現了與政府所推動的新型工業化發展目標不同的趨勢，目前我國的工業結構正在出現大規模向重化工業轉移的趨勢，這是一個消耗資源的過程，也是資本積累的加速期。這一趨勢的出現將進一步惡化我國經濟中本已出現的資本深化現象，對于我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造成一定的困難。

一、工業化進程中的資本深化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兩個重要發展趨向，一是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和信息時代，另一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啟動工業化的進程，這二者結合的結果，便形成了制造業生產基地從發達國家地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重要歷史趨向。工業化的進步，使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農業比重下降和工業比重上升，標志著發展中地區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而工業的增長中主要部分來自制造業。盡管中國是一個體制轉軌的經濟，但是它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卻類似于新興工業化戰略的模式，并可定義為工業化推動型的。中國曾經有超過70%(現在為63%左右)的人口在農村，但是，與東亞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類似，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賴的卻不是農業部門(只有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個例外)，而是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的擴張。工業的增加值已經占到GDP的45%左右，而來自農業部門的貢獻只有10%，而且這個份額還在下降之中。這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事實上是一個由制造業部門而不是農業部門驅動的。在理論上，工業化類型的增長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長模式。較高的儲蓄率和快速的資本形成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經濟，工業化的進程應該能維持更長的時間。只要資本的形成能夠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勞動，中國經濟離開增長的“穩態”還將有相當長的距離，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會很大。但是，我們的經驗觀察表明，過去的10年，中國經濟的資本密度卻發生了顯著而快速地上升，也就是說“資本深化”在我國過早的出現了。其具體表現為我國在近幾年中資本—勞動比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經濟的資本密度發生顯著上升的時間的確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后。這首先可以從我們計算出的整個經濟的實際資本—勞動比率的變動格式得到證實(這里使用的是張軍和施少華(2000)整理的1978-1998年間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總量數據，作者對1998-2004年間的數據進行了補充)，如圖1所示?？梢钥闯?，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在我國經濟部門中經歷了資本—勞動比率的持續而顯著的上升趨勢。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頭10年，中國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基本是變化不太顯著的，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加速。所以，大體上，1989—1990年似乎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轉折點。而且，也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們同時觀察到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加速提高了。尤其是我國近幾年向重化工發展的趨勢，加速了我國資本密度的上升。但是，隨著資本密度的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將出現遞減，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的速度。

二、資本深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不容置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中，在所有的生產要素中(資本、勞動、技術、資源)，資本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中后期以來，經濟的增長率卻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過早出現的資本深化已經開始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

(一)引起投資效率明顯下降

我們知道，資本相對于產出增長的速度表現為資本的邊際效率或者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因此，觀察資本生產率變動的一個量標就是觀察“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依據索洛(Solow,1957)發展出來的關于增長核算學的一個簡單分解方法，在不變的規模報酬、外生的技術進步和競爭市場的假設下，產出的增長率可以分解成：

gy=αg1+(1-α)gk+e

其中，gy，g1和gk分別是產出、勞動和資本的增長率。α是勞動的產出彈性，e為索洛殘差，或者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PP)的增長率。在我們這里，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術或動態效率的變化。經過變換，我們就可以得到資本—產出比率增長率的表達式：

gk-gy=α(gk-g1)-e

或者g(K／Y)=αg(K／L)-g(TFP)

在現有的文獻里，資本的邊際效率常常用“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簡稱ICOR)來衡量。而且邊際資本—產出比率是一個更容易計算的指標。因為根據定義，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是資本存量的邊際產量(dY／dK)，即產出的增量與資本存量變動的比率。因為資本存量的變動(dK)等于投資流量(1)，因此，在總量上，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又可以用GDP的增量與投資的比率(dGDP／1)來表示。顯然，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COR)是資本的邊際生產率(dGDP／I)的倒數：

ICOR=I／dGDP

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在表1計算出了1980-2003年中國的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并將5年移動平均的ICOR的變動格式描繪在圖2中。圖2非常清晰地顯示，改革以來，中國的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在維持了10多年的近乎常量之后，從1994年開始急劇上升了，意味著投資的邊際效率在1994年以后顯著惡化了。

因為資本—產出比率(K／Y)等于資本的產出彈性與邊際資本—產出比率(ICOR)的乘積，所以，圖2顯示的邊際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格式同時也意味著資本—產出比率的類似變動軌跡。根據我們前面計算的數據可以看出，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也大約同時在1993-1994年開始急劇上升了。

一方面，當資本增長率遠遠高于勞動增長率時，需要由較高的儲蓄率來支撐，由此形成了消費不足及就業率下降的明顯趨勢；另一方面，當資本增長率或資本存量不斷增加時，加上技術進步作用的效應弱化，使得資本或投資本身的報酬遞減，失去了經濟增長支撐本身的能力，由此也出現了投資效率低下的增長現象，經濟增長轉向非集約型方式發展。

(二)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

在20世紀80年代固定資產投資在GDP的比重基本在25%左右浮動，但到了90年代以后，這個比重發生了顯著而且快速的上升。尤其是最近幾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幾乎要達到50%(2004年已經超過50%)，充分顯示出資本增長率的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經濟體內日益活躍的投資活動，以及資本增長率的不斷上升，使得國內資本急劇擴大，大量的資本沉淀進了中國的經濟體內，同時投資效率的惡化又使得資本的效率越來越低，經濟的發展不得不陷入依賴更多的投資和資本來推動的局面，經濟的發展向著投資需求水平完全主導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向傾斜。也就是我國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的話，必然要保持較高的投資水平，其結果是投資需求在GDP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也就是說近幾年內我國目前I／GDP比重過大的局面不會有大的改觀。

(三)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資本深化的趨勢使得我國的工業向重化工的方向發展，經濟的發展更多的以資本來代替勞動，其結果是在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經濟效率進一步缺失。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投資增長與擴大就業之間的聯系被大大削弱了，經濟高增長、資本高投入并沒有帶來較高的就業增長。從2003年以來我國這輪的投資熱可以看出，目前主要的投資集中在重化工業業和建筑業上，而我們知道這些部門都是高投入、高耗能的產業，但是這種以高能源消耗為代價的投資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從近兩年來我國經濟中出現的煤、電、油、運的緊張程度可以看出這種經濟增長的代價。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資源稟賦是資本和資源相對稀缺，最有效的投資應該使得資本和資源得到最優化的利用。這就要求我們要進行資源深化，也就是要充分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已經證明，科技、知識和人力資本等是提高生產效率的潛力，也是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這些服務包括計算機、會計、金融、保險、運輸、法律、貯藏、交通、教育、科研等，它們的產出更多地體現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服務，而這種種產出被用作商品與服務進一步生產和投入，進而提高勞動與其他要素的生產率。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資本過早深化的結果會導致我們步入犧牲環境的高耗能、高資本投入的粗放型道路，而與我國經濟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違背。

三、投資體制是資本深化出現過早的根本原因

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經濟中的要素密度和資本的邊際效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對于一個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經濟而言，是難以理解的，因為，資本密度的顯著上升通常只是在經濟的發展接近于實現充分就業之后才可能出現的現象。而中國的經濟中存在著幾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應該是一個常識。可見，這個提前出現的“資本深化”現象的背后是有體制上的原因的，這是一個需要在中國的投資體制中才能得到較好解釋的現象。

中國經濟的資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長目標決定并在一個非一體化的經濟環境中相互競爭的結果。這樣的投資體制造成了改革以來中國地方經濟的投資結構和經濟的部門結構更加趨同而不是相反?？偭康耐顿Y遠遠高于在一體化的市場體制下的最優均衡值。由于過度地投資，大量的資本沉淀在生產能力過剩(從而贏利能力惡化)的領域，使得中國的資本生產率這些年來出現了持續而顯著地下降趨勢。過度的投資同時也減弱了經濟增長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制約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看到投資的效率在經歷了改革以后10年的改善之后急劇轉變為不斷下降的模式，而投資效率的下降顯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時，中國的金融部門的不良資產的嚴重性以及現有研究所發現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的下降，應該都可以從過度投資和投資效率惡化的問題中找到相應的解釋。

一般來說，從整體上來考慮，與東亞經濟不同的是，中國在達到勞動力供給短缺之前將經歷相當長的勞動力過剩的時期，這意味著工業化將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決定著中國這樣的經濟實現長期增長的能力。但是，增長的持續性不僅取決于要素的供給能力，重要的上取決于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因此，從體制上說，要實現持久的高速經濟增長，需要用資本去替代更多的勞動力，需要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在中長期，投資的選擇和投資的效率是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金融體制的功能也是幫助篩選到有效率的投資項目和改善投資的效率，所以，對持續的經濟增長來說，有效的金融體系和投資的選擇決策比要素本身更為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體制的變化主要是在融資方式上，由過去的單一政府財政融資轉變到了信貸和所謂自籌資金為主的多元化方式。但是，在投資項目的選擇和投資決策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投資收益率的問題上，卻始終沒有進行徹底化改革。中國的投資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而在改革以來，投資的決策機制更加行政分散了，它幾乎完全建立在地方政府的自主增長目標的基礎上，資本的配置和工業化進程建立在相互分割的、而不是一體化的“古典競爭”的環境中。不僅在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決策上，而且在“私人領域”的投資決策的幾乎所有階段上，政府的偏好和影響都直接決定著投資項目的選擇。局部化的投資選擇和決策典型地造成大量的投資沒有真正產生收益，重復建設、相似的生產能力被不斷累積和閑置、建筑物空置等，所有這些后果在中國的媒體上經常被曝光，已眾所周知。

從國內的資本分配來看，銀行大量的金融資源被說服給了有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背景或者受政府支持的國有部門的投資項目，這些項目或者是對大型重點企業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或者是新建大中型項目等，或者用于其它的非贏利項目。私人企業部門始終難以獲得金融的支持。在這個從體制上歧視私人部門的發展的格局下，資本的分配結構嚴重偏斜在政府主辦的和國有企業部門，資本投資創造就業的能力就無法提高，因而投資的效率不斷惡化的趨勢也難以扭轉。

本來，增長率的下降提醒我們，私人部門在投資體制和金融體制上被過度地抑制已經開始阻礙了增長的持續性。但是，1998年以后，主流的認識卻把中國經濟的問題定義成了總需求不足，結果擴張的財政政策被采納。財政的擴張不僅無法改變金融資源向國有部門的偏斜問題，反而將政府依靠不斷增加的赤字來實現的支出增加投向了并不產生顯著收益的大量的基礎設施和重大的工程項目，從而進一步犧牲了投資的效率，這個短期的支出增加也為政府的財政增添了一個沉重的包袱。

中國的經濟增長似乎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因為中國從要素的供給能力來判斷將有相當長的高速增長的潛力，但從體制的扭曲來看，中國似乎已經走上過度工業化的發展道路了。這深刻地暴露出了中國經濟有效配置要素的能力的缺陷。從未來的前景來說，鼓勵和擴大私人經濟部門，真正給予私人企業家充分接近金融資源的機會至關重要。只有私人部門的發展才能讓企業家來決定資本的分配，這當然就需要真正改革現行的與國有部門向匹配的金融體制和銀行部門的體制。中國的投資體制和金融部門的改革一直被延誤和滯后了，但最終卻又到了這些體制改革的關鍵時候了。

四、結語

綜上所述，如何解決我國經濟中出現的資本過早深化現象，優化資本勞動比率并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從目前看，應該通過完善我國的投資體制，降低資本增長率或消化提前增長的資本存量，并提高勞動增長率或就業率，由此改善或調節資本與勞動的比率，使經濟增長恢復到正常的增長水平。從某種角度分析，目前提高就業率要比控制通貨膨脹來的重要；其次應該采取更為有力的國內政策與措施，進一步大力推進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扭轉全要素生產率(TFP)在1992年以來在我國經濟中出現持續遞減的趨勢，融入以信息、IT技術為核心的世界新經濟潮流，真正使得我國的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