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憲政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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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形勢之下，應更加認識到憲政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憲政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一方面可以為市場經濟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必要的制度保證，另一方面也可以克服和彌補市場經濟的盲目性等弱點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從而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關鍵詞：經濟危機憲政憲政的經濟功能

在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形式下，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各種措施來對本國的經濟加以扶持，以期最大限度地緩解此次危機對本國的沖擊。我國政府也不例外，從央行降息到降低購買商品房的貸款首付比例以及其他舉措，無一不體現著政府對于經濟的正面干預和引導。這些措施作用的有效發揮，使我們再一次清晰感受到了政府宏觀調控對于市場經濟的不可或缺，同時也對憲政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以及憲政的經濟功能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

對憲政的理解

C•H•麥基文在《憲政古今》中指出，“憲政有著亙古不變的核心本質：它是對政府的法律限制；是對專政的反對；它的反面是專斷，即恣意而非法律的統治”。我國學者童之偉認為“憲政亦稱民主憲政，是指以憲法為依據，以保障人權為宗旨，按照民主、法治原則和方法運作的政治形式”。而張千帆則認為，所謂憲政“是指一種使政治運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狀態。它要求政府所有的權力的行使都被納入憲法的軌道并受憲法的制約”。“認真對待憲法，把憲法真正作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權力—包括立法權力，國家就實現了憲政”。從以上可以看出，更多的是從政治的層面去理解和闡釋憲政，但事實上，憲政的經濟功能也是不容忽視的。當然，憲法作為根本大法歸屬于上層建筑，其與經濟基礎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是得到普遍認可的，但憲政與某種具體的經濟形式之間的關系，比如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如何卻存在爭議。筆者認為，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證明，憲政與市場經濟之間都存在著毋庸置疑的相互關聯。理解憲政，經濟角度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憲政與市場經濟的實質契合

（一）平等權的實現

在前憲政時代，政治的等級結構決定了社會的等級秩序，身份的貴賤決定著主仆依附關系，整個社會呈現出金字塔式結構特點，根本談不到所謂的平等。而憲政時代則要求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的權威得以充分的體現，因而憲法作為公民權利的保證書，其所賦予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尤其是作為諸權利之首的平等權更要毫無異義的得以充分實現，這是憲政國家的重要標志。

之所以說市場經濟與憲政國家一樣要求平等權的實現，這是由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義所決定的。市場經濟的主要調節機制是競爭，而公平競爭的前提是進入市場的經營主體的平等身份的獲取以及經營過程中各項經營權的平等實現，否則開放、有續、理性的大市場就難以實現，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勢必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因而說市場經濟與憲政國家一樣需要私權利主體的平等權得以充分實現。

（二）合法私有財產的保護

憲法從其產生之時起，就承擔著一個最根本的使命，那就是限制公權力以保障私權利，或者說使公權力和私權利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一定程度的平衡。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憲政國家，必然是充分保護公民個人合法私有財產權利的國家，因為財產權構成公民生命權、自由權并進而構成整個人權的基礎，為公民個體創造了一個不受國家權力限制和干預的領域，為公民個體制約政府權力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18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曾經這樣形容財產對人的神圣性：即使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來，他的千軍萬馬也不敢闖進這間門檻已破損的房子。

而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對私有財產權的確認和保障，因為市場經濟要求產權界定清楚，產權關系明確，實現產權關系獨立化，承認個人和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可以設想如果私營企業等經營主體沒有獨立的財產權，又怎么可能在市場競爭中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三）對法治的需求

市場經濟要求法治，這一點當然已經是毋庸置疑。無論是對市場經營主體的資格限定及權利規定，還是對各類主體經營行為的規范，無一不體現著市場經濟的法治要求。而憲政的重要維度之一便是憲法得以良好實現，憲法的良好實現則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試想如果一國憲法都無法得以實施，那么何來法治所要求的良好社會秩序狀態，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說，法治為市場經濟和憲政所必需。

（四）對有限政府的需求

有限政府是英國哲學家洛克政治理論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觀點。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對政府濫用權力的傾向不能聽之任之，應該用法律的手段把政府的活動和職能限制在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上，迫使政府去保障而不是去分割人們的基本權利，從而有效地防止政府專權。有限政府是憲政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基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需要，憲政要求憲法賦予政府以一定的權力，但“一個被授予權力的人，總是面臨著濫用權力的誘惑，面臨著逾越正義和道德界限的誘惑”，“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為了避免政府權利的濫用所導致的對公民權利的侵害，憲法明確賦予政府權力的同時也明確規定了其權力界限，即有限政府。

至于市場經濟，雖然自由競爭是其主要調節機制，但市場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自發性，因而需要政府的適度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但如果政府干預過多，則會阻礙、限制市場經濟的正常有續運轉，因而強調政府的干預必須“適度”，同樣也是要求政府權力的有限，即有限政府。

金融危機形勢下對憲政經濟功能的分析

面對金融危機，我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政府，希望政府能夠采取有力措施來緩解乃至化解這場危機所帶來的所有威脅和不利，而憲政之下的政府也當然以此為己任，這也是憲法之所以賦予政府以相應權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凱斯•R•孫斯坦在《市場經濟與社會正義》中談到“一部好的憲法可以為點燃經濟發展和民主改革之火起到重要作用”，畢竟不能否認憲法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乃至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就如同恩格斯所言：“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建立的憲法等等”。

（一）為市場經濟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必要的制度保證

市場經濟要求有相應的政治體制與之相配套，否則就可能半途而廢，因為任何一種經濟運動，總是要在一定的政治形態的包容下才得以展開。馬克思主義在分析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時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必然要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并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作為支撐。市場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需要政府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而穩定的社會環境則是憲政的應有之意。除此之外，良好的市場機制必須保障市場主體的自由、平等的法律權利和法律人格，否則市場機制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就無法發揮出來。而自由、平等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確定下來以保證其穩固實現，這自然是憲法乃至憲政不可推脫的職責所在。（二）克服和彌補市場經濟的盲目性等弱點所帶來的弊端

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驗證明市場是有缺陷的，需要政府的干預來彌補。市場的缺陷來自市場的失衡，這是由市場均衡條件的不滿足決定的。這種不滿足“主要包括公共產品、外部性、自然壟斷、不完全競爭、不確定性、風險、信息不對稱等多種因素的存在”。而這種不滿足又不是絕對的，這就決定了政府的干預絕不是要取代市場的地位，“而是以市場對資源的配置為基礎，改變市場失衡的條件，引導市場走向均衡發展”。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推動的。這其中主要有兩種作用機制，其一為“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機制；其二為“看得見的手”，即一定社會共同體的規范，即規范機制，憲政就是一種最為重要的規范機制。市場機制和憲政共同推動并保障了市場經濟的發展，事實上，“憲政制度與市場制度是互補性的制度安排，憲政秩序的確立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有效距離，公正、透明和有權威性的憲法規則是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基本的和有效的游戲規則”。

雖然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他指出“在市場的自發秩序之下，當每個人為追求自己的目標而努力的時候，他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著趨勢向公共利益。政府不應過多地干預經濟，應當放任經濟自由發展，依靠市場自發協調”。但歷史卻證明，單純依靠市場的自發調節會產生諸多的弊端。比如美國早期奉行古典自由主義的政府觀，即“最好的政府就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卻給美國上了嚴肅的一課，而當時的美國政府因權責不對稱，也表現得無能為力，按照羅斯福的說法是“人民望著政府，但政府卻轉過臉去”。后來羅斯福按照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國家干預主義”理念所展開的“新政”取得的成功充分表明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不可忽視的地位所在。

總之，全方位闡釋憲政，充分認識憲政在國家經濟活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形勢下更加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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