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計劃生育理論基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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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是不斷發展的科學理論，它包括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理論，人口思想，鄧小平人口思想以及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論述，本文將把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特別是鄧小平的人口思想和以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人口與計劃生育的論述歸納為若干重要的觀點，與讀者共同學習和研究。

一、“兩種生產”理論及其相互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產分為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即“兩種生產”。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創造物質財富而進行的生產活動。人類自身生產是人類為養育自身和延續后代而進行的另一種生產活動。這兩種生產都要受社會生產方式的制約和社會發展的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作用于人類自身生產并對其起決定性的作用；人類自身生產又反作用于物質資料生產并對其起加速或延緩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必須相互適應，相互協調。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生產力不發達，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也包括人類自身的生產，二者統一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之中，貫穿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過程之中。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僅僅理解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片面的，是只見物不見人。人是最重要的社會生產力，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中，既要注重物質資料的生產，更要考慮到人類自身的合理生產，使之相互適應，相互協調。對此沒有正確的認識，不能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就會影響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因此，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必須堅持兩種生產一起抓，在努力發展經濟、增加物質財富的同時，合理發展人口生產，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

二、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動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著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在特殊地、歷史地作用于人口規律。”人口變動反作用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起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當人口數量、質量和結構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時，將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反之，將起到延緩經濟發展，甚至造成社會經濟的停滯與破壞的作用。

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的決定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經濟發展決定人口的自然變動，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經濟發展決定人口遷移。在現代社會中，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及第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使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導致人們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業部門，從農村走向城市，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以謀求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其三，經濟發展決定人口結構。包括人口階層結構、教育結構和職業結構等。

從宏觀角度看，經濟發展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影響人口變動。一是經濟發展使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使得對勞動力由數量的需求轉向質量的需求。二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生存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強化了人們對自身發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兒育女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逐漸弱化。三是經濟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條件。城市化體現了社會的全面進步，包括全社會教育水平的提高、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現代生育觀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科技進步，提高了避孕節育技術，改善了人類生殖條件，從而促進了人口素質的提高。五是經濟發展有助于提高婦女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能力，促進其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轉變。六是經濟發展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擔的傳統功能如養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從微觀角度看，經濟發展同樣對人口變動產生影響：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的生育決策取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這一影響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將增加對高質量的勞動力需求，減少對低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家庭為了培養高質量勞動力，必須增加培養孩子的成本投入，從而產生孩子質量對數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婦女受教育水平高，就業率高，收入水平高，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大，父母傾向于減少養育孩子的時間。三是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養育孩子的收益減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們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再加上城市規模擴大，生活費用上升，增加家庭撫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們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對于我們做好計劃生育工作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所有宏觀環境的變化、政策變化只有落實到微觀利益機制的變化上，才會最終發揮作用，目前我國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強有力的行政制約手段實現的，不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生育率的自發下降，這在農村尤為明顯。群眾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這是由于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在家庭這一微觀層次上建立起一個有利于計劃生育的利益機制。因此，我們必須把建立利益導向機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結合”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途徑。

三、人口國情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國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別是農民多，這種狀況不是容易改變的。我們難就難在人口太多，很多問題都不容易解決，在生產還不夠發達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這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十五大報告在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時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口國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基本的國情。中國人口比世界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還要多1億，要用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1％的人類，這就是中國的人口國情，也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我們在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認識人口國情的重要性，人口問題應該是我們想問題，辦事情，做決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雖然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人口的絕對增長量仍然比其他國家高得多，今后一段時期內平均每年還要凈增長1000萬左右。據預測，由于人口慣性的作用，我國人口總量還將繼續膨脹，直到21世紀中葉總人口達到16億左右才能緩慢下降，也就是說還要再增加4億多人口，而且這是以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為前提的。這就是說，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將在很長的時期內面臨人口多的問題。這也就決定了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四、人口問題是一個戰略問題

小平同志始終把人口問題作為一個戰略問題放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來考察和處理。他指出：“我國的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大政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是中國的重大戰略決策。”“中國對人口的增長采取嚴格的控制是從我們的切身利益出發的”。

中國要發展，既面臨經濟、科技、教育和文化的落后狀況，又面臨人口過多的巨大壓力。僅以糧食為例，1984年我國人均占有糧食400公斤，達到世界人均平均水平，1996年的糧食產量雖然比1984年增加了900億公斤，但人均占有糧食為392公斤，反而低于1984年的水平。也就是說，新增的糧食被新增人口消耗掉還不夠。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人口問題不能妥善解決，經濟就不能發展，人民生活就難以改善。

小平同志不僅把人口問題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敗，與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總任務能否實現聯系起來，還把人口問題同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緊緊聯系起來。小平同志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窮的問題。他說，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窮的問題。

為了實現我國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的目標，小平同志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農業是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民和農村問題是中國的根本性問題，中國現代化的難點在農村，農民富裕、農村振興是城鄉協調發展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國際上往往把農業人口比重的大小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程度的標志。一些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只占10％左右，而我國卻有9億多人口在農村，占總人口的80％左右。由于農村的生產條件、生活方式和社區環境短期內難以改變，農村人口的生育率要高于城鎮人口的生育率，即使采取較嚴格的生育政策，由于人口慣性的影響，農村人口絕對量的增長趨勢還會繼續下去。中國人口控制的關鍵在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和難點也在農村。鄧小平說，實行計劃生育，可以使中國更快地發展起來，因此要求各級領導要把計劃生育當成一個戰略性的任務來抓，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輿論，要抓好的典型，想盡一切辦法實行節育。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民是中國人口主體的思想具有戰略意義，不僅分析了中國人口城鄉結構和分布狀況，告誡我們人口控制的重點在農村，而且為我們指明了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經濟等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可以說，找到了解決農村人口生存和發展問題的辦法，也就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子。

五、人均水平在衡量綜合國力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衡量綜合國力、實現分三步走戰略目標的主要標志。確立人口意識，樹立人均觀念，是鄧小平人口思想的重要觀點。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每一步都有人均水平的要求。小平同志提出，我們的目標是：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就意味著我們進入了小康社會。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50年的時間再翻兩番，人均四千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根據小平同志戰略目標的構想，第一步已提前兩年實現，解決了溫飽問題；第二步根據現在的經濟發展速度，到2000年，在人口比1980年增加3億左右的情況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二番的目標是有希望實現的。

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緊密結合起來，是鄧小平在人口思想方面的突出貢獻，衡量和評價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除了看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外，更要看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人均占有量。只有這樣，才能科學真實地反映出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動態變化（目前國際上通常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國家富裕程度的排序標準）。

在小平同志的講話中多處提到人均糧食、人均土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概念，教導我們樹立人均觀念。他說：“我們要經常記住，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長期奮斗才能趕上發達國家水平，例如煤產量，1978年美國商品煤5.99億噸，蘇聯原煤7.24億噸，我們去年的原煤也達到6.3億噸，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計算，就少多了。”正如小平同志所說，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和不少產品產量，從總量上看已位居世界前例，但按人均計算，卻遠遠低于世界標準。我國國內生產總值1993年達5446億美元，居世界第7位，但人均卻處在125位；鋼產量1996年已達1億噸，居世界第一位，人均卻處在世界第100位以后；煤產量1995年為12.4億噸，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卻處在75位；原油產量1995年1.5億噸，居世界第5位，但人均卻處在140位以后；發電量1995年為9280.8億千瓦小時，居世界第2位，但人均卻處在130位以后：糧食產量1996年4900億公斤，居世界第1位，但人均卻處在世界第80位；1995年肉蛋的產量，肉5260萬噸，蛋1677萬噸，均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卻分別處在第75位和55位，所以只有總量的增加，而沒有人均占有量的增加，很難談得上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如果只從總量而不從人均占有量加以比較，就容易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只有樹立人均觀念，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人口過多帶來的種種困難，才能看到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在諸多經濟因素中，人均收入水平不僅最能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它對生育率影響也很顯著。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著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的趨勢，不管是縱向的發展過程還是橫向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之間的比較都說明這一點。因此，要提高人均產值，一方面必須發展經濟，另一方面要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小平同志十分明確地提出人均觀念，并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經濟發展的標準，從而將物質資料生產與人口生產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了人口與發展并重的思想。這一辯證思想，深刻揭示了人口與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內在聯系，對于全黨全國人民增強人口意識和發展意識，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六、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早在1981年鄧小平同志就說：“我們把計劃生育當作一個戰略問題。”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長期實行的基本國策，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是我國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要求決定的，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決定的。它有以下特點：一是穩定性。實行計劃生育是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到千千萬萬的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的大政策，因此，它不能朝令夕改，它必須具有相對穩定性。歷史經驗證明，計劃生育政策的任何反復都會給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在新時期的計劃生育工作基本思路中要強調堅持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原因。二是長期性。黨的十三大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要經歷上百年，十四大又提出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我國的人口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將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因此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即使到了下世紀某個時候生育率已經很低，人口不再增長，但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依然存在。此外，我們還要考慮提高人口素質的問題，這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三是綜合性，實行計劃生育不僅是控制人口增長，不只是對人口發展起作用，它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都有關系。這就是說計劃生育工作的好壞不僅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反過來，經濟社會活動也會影響到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它實際上是社會經濟生活變化的綜合反映。四是統一性。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體現了國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統一，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統一，公民權利與義務的統一。作為一個基本國策，它不僅要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也要考慮家庭和個人利益。所以，計劃生育的政策不是越緊越好，它還要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一個群眾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是不可能作為基本國策來實施的。

七、在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必須努力提高人口素質，大力開發人力資源

提高人口素質是我國人口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是實現我國跨世紀宏偉藍圖的基本保障。

人口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這些素質的形成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人口規模與教育、健康保健等資源能力不匹配時，就會影響人口素質的提高，因此，控制人口數量是提高人口素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小平同志把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素質作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深刻地論述了兩者間的辯證關系，中國既面臨人口數量的控制，也面臨人口素質的提高，兩者互為因果。

人作為生產力中起主導的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其素質高低直接作用于社會生產力，從而決定一個國家的國力水平。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有了人才優勢，再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就有把握達到”，現代經濟發展證明，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而言，物質資本的多寡固然重要，但人的素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重要。一方面，人的素質的提高可以彌補物質資源的不足；另一方面，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可發揮倍數效應。所以，各國普遍重視人力資源開發，重視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目前世界范圍的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競爭，實質上就是人才的競爭、國民素質的競爭。誰擁有掌握先進思想和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誰就能在新世紀的國際競爭中處于戰略主動地位。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仍以傳統產業為主，科技含量低，能耗高，生產方式相對落后。我國人民勤勞、智慧，可是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我們要掌握和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就必須把人口“包袱”變為社會財富，積極開發人力資源，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

提高人口素質要從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做起。出生人口素質是人口綜合素質的基礎，是直接決定人口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沒有出生人口素質的提高就談不上人口素質的提高。建國以來，我國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嬰兒死亡率由建國前的200‰下降到1995年的31.4‰，先天畸型和智殘發生率大幅度下降。但出生人口素質仍面臨不少問題。有關研究推算，全國每年約有20萬至30萬肉眼可見的先天性畸型兒出生，加上出生數月或數年才顯現出的缺陷，每年出現的先天殘疾兒童總數高達80萬至120萬，約占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總書記在1998年中央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提高人口素質是我國人口政策的重要內容。這項工作要從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即通常所說的優生抓起，使出生嬰兒智力正常、身體健康。這是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昌盛的最重要的基礎。超級秘書網

八、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

90年代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在領導中國人民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中，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以及鄧小平的人口思想，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推動我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將全黨全國人民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在總結廣大干部群眾創造的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人口問題的正確道路。概括他講，就是堅持“三不變”，落實“三為主”，推行“三結合”，實現“兩個轉變”，達到“一個目標”。堅持“三不變”，就是堅持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變；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標不變；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落實“三為主”，就是計劃生育工作以宣傳教育為主、避孕為主和經常性工作為主。推行“三結合”，就是計劃生育工作要和發展經濟相結合，和幫助群眾勤勞致富相結合，和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實現“兩個轉變”，就是計劃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和工作方法上實現兩個轉變，即由單純的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向綜合治理人口問題轉變，由以社會制約為主向利益導向與社會制約相結合，宣傳教育、綜合服務、科學管理相統一的工作機制轉變。達到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