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三農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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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重中之重的問題。然而，“三農問題”的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卻見仁見智。在溫鐵軍先生召集的“新鄉村建設”會議上，杜潤生、劉堪、朱厚澤、茅于軾先生分別闡述了各自的觀點，華西村則作為新農村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我感到，這幾家的觀點頗有代表性，值得認真探討。

一、工業化是農村的出路嗎？

杜潤生先生是八十年代農村土地承包制的力倡者，他認為，“三農問題”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問題。工業化提高效率，產生了以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為核心的“三農問題”；進一步工業化又能吸納這些剩余勞動力，使“三農問題”自然消失。在此期間，不要隨便改變承包制。至于那些集體致富的村子，如華西村，劉莊，南街村等，是大承包當年保留下來的8000個集體村，說明了黨中央尊重農民的選擇權。

看來，杜先生是樂觀派。不過，我們應該知道，英國工業化過程產生的剩余勞動力是靠向北美和澳大利亞移民解決的，美國東部十三州工業化產生的剩余勞動力是靠奪取阿拉巴馬山以西的印第安人土地解決的。德國、日本工業化產生的剩余勞動力無處可去，只好對外發動戰爭，爭奪“生存空間”。如果中國9億農村人口能夠向世界什么地方移民，或者中國實力足夠強大，能夠以低成本、低風險、高收益發動對外戰爭，那么杜先生的樂觀的確可以成立。杜先生或許以為，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通過招商引資而不是對外移民的辦法，解決剩余勞動力。但是，據統計，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工作崗位總數僅為0.9億，就算全部轉移到中國，也只能解決部分就業問題。更何況，這將引起發達國家工人的強烈反對，促使發達國家的排外主義、特別是排華主義的政治勢力抬頭，給中國的國際環境帶來諸多問題。即使一切都順利，13億人的中國，其農村人口降低到全國人口的10%，則城市人口將達到11.7億，超過發達國家城市人口的總和，其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鐵礦、水、土地等等資源將需要多少？中國能否承受？世界能否承受？

朱厚澤先生的發言只是給杜先生作了一個腳注。他大聲贊美浙江的家庭工業，把浙江的家庭工業發展之路想像成中國在重溫歐洲的產業革命之路。然而在跨國公司壟斷全球經濟的時代，浙江的家庭工業只能成為全球生產鏈的補充和末端，而不可能由此舊夢重溫，發展出自主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來。

顯而易見，工業化無法成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杜先生把西方的今天看作是中國應該追求的明天，未注意西方工業化的空間可重復性以及時間可重復性，回避西方工業化過程中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生態災難、壓迫剝削和世界戰爭，這樣就看不清楚“三農問題”的歷史方位，只能為“三農問題”提供一條“有光明，沒前途”的一廂情愿的道路。

研究三農問題，應該懂得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承包制的確給農民帶來了短期利益，但卻使農民從合作走向競爭，從團結走向分散，損害了農民的長遠利益。在兄弟相殘的市場競爭中，農民處于市場食物鏈的最下層，農副產品的比價不斷跌落，大量早已脫貧的農民返貧，造成今天的“三農問題”。八十年代初曾經讓農民受益的承包制，到九十年代已經成了損害農民利益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唐朝初期搞的就是承包制，用農民的自身短期利益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度也取得了農業的豐收，農民的富足。但同樣是這種動力，卻推動著農民間的相互競爭，促使土地兼并一浪高過一浪，大量農民流離失所，直到農民起義，王朝覆滅，十室九空。這意味著，檢驗一種制度或者思想的時間尺度其實應該是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幾千年。

二、怎樣尊重農民的主體意識？

劉堪先生曾經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參與起草過不少“一號文件”。他認為農村改革的經驗很多，首要經驗是尊重農民的選擇。大包干是真正中國農民的經驗體現，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追求的目標。中央領導的開明，就在于尊重農民的選擇。接著，劉先生回顧了在時期，怎樣不尊重農民的選擇，大煉鋼鐵，大砍樹木等，造成嚴重后果。

誠然，現在農民的選擇權得到了充分尊重，他既可以種糧，也可以種蘋果，還可以挖塘養魚，進城打工，上街擺攤。但是，種糧，糧價跌去一半；改種蘋果，蘋果的收購價又跌到5分錢一斤；養甲魚，甲魚的價格跌去4/5；進城打工，工資不斷下降，工時不斷延長。最后，只能在危險地、屈辱地生存和自由地、尊嚴地死亡之間進行選擇。劉先生如果是認真思考的，不應該不知道，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就是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中走向破產的。因此，劉先生的說法其實是讓農民自由、自主地相互競爭，自相殘殺，群眾斗群眾，使農民成為弱肉強食的社會食物鏈中的草。也正是對這種慘痛歷史教訓的記取，才會要倡導農村搞互助組、合作社，甚至，希望農民集體致富，永遠擺脫弱肉強食邏輯的支配，永享和平與幸福；才會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當然，劉先生的說法肯定更受農民歡迎。誰不喜歡自由？誰又喜歡受教育呢？的確，自由主義不僅可以吸引城市知識分子，吸引企業家和官僚，還可以吸引農民。對于一切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社會和人性的復雜性的人來說，自由主義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自由主義者象是一個永遠都長不大的小孩，總是在說“我要，我要”，這是我的權利，那是我的權利，卻并不關心怎樣才能“要”，怎樣才能讓每一個人都能“要”到。結果，由于每個人的體力、智力、教育經歷、社會關系和機遇不同，一些人的自由會犧牲另一些人的自由，一些人的權利伸張會削弱另一些人的權利，形成弱肉強食的社會食物鏈。所以，從本質上說，自由主義者互動的世界是一個動物世界。我們知道，在動物世界里，老虎、狼、羊、狐貍、松鼠、鳥、樹、草形成一個食物鏈，其中任何一個生物都是自由的。從來沒有聽說過什么老虎行為規范，羊吃草準則，狐貍道德，松鼠紀律。不過，動物世界固然自由，固然生機昂然，但卻充滿了殘忍和血腥。

正因為如此，所以作為市場自由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農民本來最需要的是團結合作。如果尊重農民的選擇，就應該尊重農民團結的意愿，自我教育的意愿。來自農民，最懂得農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因此，說的“教育農民”，其實可以看作是農民的自我教育。

劉堪的思想并不孤立，而是一種思潮。“三農問題”日益嚴重，世人有目共睹。問題在于如何解釋其原因，如何尋找其出路。按自由主義的思路，“三農問題”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權力。比如政府的苛捐雜稅，干部的吃拿卡要，城鄉戶籍的分割，等等。但是，自由主義者們并不愿意正視，如果糧價下跌一半，就算干部清廉，沒有苛捐雜稅，戶籍制度取消，農民的日子是否能好起來。事實上，正是由于農民在自由競爭中處于“草”的地位，正是由于草被吃光可能使整個食物鏈崩潰，才不得不有政府存在，給農民以一定的保護，例如官價收購糧食，使其價格不至于下跌得更多等等。一旦有了政府，一旦政府權力市場化，另一種惡，即苛捐雜稅又隨之而來。強者既可以利用市場來剝削弱者，又可以利用權力來剝奪弱者，這在根本上是自由主義邏輯的必然產物。

在自由主義理念的表達上，茅于軾先生是標準版本：“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抓人銬人，財產權受侵犯，又有各式各樣的收費。農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選擇。因此，三農問題是人權問題。人權問題，是中國幾千年文化造成的。我們每一個人，包括我，思想深處都有皇權的影響。”因此，按照茅先生的理解，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就是要徹底清算封建主義遺毒，把我們思想深處的“皇權”的影響消除掉。沿著這一思路，茅先生建議，李昌平那樣給總理上書，這種事要少干。這是受封建遺毒的影響，把解決問題的出路歸結到“皇權”上。茅先生的“皇權”其實是泛指一切權力，凡是希望通過政府權力來解決問題的思路，都是受封建遺毒影響。茅先生的真誠我可以不懷疑，但茅先生的幼稚卻實在令人同情。作為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有素的專家，應該知道自由競爭的市場也會有失靈，需要政府權力去校正。也就是說，權力的產生恰恰是自由競爭的需要。更進一步，權力的集中也是自由競爭的產物。在中國，皇權是怎么產生的？難道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嗎？春秋時期，自由競爭；戰國時期，寡頭競爭；到了秦始皇就是獨家壟斷政權了。古羅馬與地中海各部落交戰，對外打敗了希臘、迦太基、埃及、敘利亞、西班牙、高盧等等，對內各派別之間相互殘殺，最后形成羅馬帝國，難道不是自由競爭導致壟斷，導致權力的歷史事實嗎？在各國近現代經濟史上，無數自由競爭的小企業最后被垂直一體化的壟斷型企業取代，難道不是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事實嗎？

承認權力的必要性，并非是皇權思想；怎樣讓權力的運作民主化，才是現代的自由和民主觀。茅先生應該是支持權力的民主化的，但是其表達方式卻是取消權力。這也許是受了某些人的影響，怕民主化的權力最后會限制甚至取消自由，怕盧梭、的陰魂未散，怕法國大革命和重演。但是，如果沒有恰當運行的權力限制市場的兩極分化傾向，最后，只能是一場底層革命席卷而來。

三、新鄉村建設

對中國農村問題認識得最清醒的，是溫鐵軍先生。他既懂得權力的利弊，能夠擺脫計劃經濟神話，又懂得市場的利弊，能夠擺脫市場經濟神話，還懂得工業化的利弊，能夠擺脫形形色色的歷史階段論神話。正是為不相信、不依靠神話，所以溫先生開篇總是說，我不是搞理論的，我是搞實踐的。其實，現代神話是以理論形式出現的。西方社會科學自稱是科學，實際上迄今仍停留在神話階段，既不能解釋歷史和現實，也不能規劃和預見未來。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政府官員、記者編輯，就是停留在這些來自西方的兩大主要神話派系中。

例如，關于取消戶籍限制，實行遷徙自由的問題，溫先生認為，問題并不在于把遷徒自由作為基本人權來尊重，而在于誰來支付自由遷徙帶來的成本，誰來享受收益。事實上，自2000年起，國家政策已經允許自由遷徙，但是并沒有多少農民要求城市戶口，因為城市戶口中的含金量已經大大下降。在沒有建立全國性社會保障體制的前提下，沿海地區得益于自由遷徙，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來到沿海，只得到微薄的工資，到干不動活的時候，還得回到西部，靠土地養老。這樣，沿海地區不但享受了廉價勞動力的好處，還吃了廉價勞動力的社會保障。如果自由遷徙與全國性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則國家財政可能根本負擔不起。

再如，關于金融市場化問題。溫先生認為，事實上，由于土地只能減少，不能增加，人口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因此農村的比較收益注定是下降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的投資收益將遠低于平均利潤率，“因此金融資本退出農村。這幾年盡管銀行商業化、市場化改革很成功，但對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業而言，這種改革意味著資金這個要素的流出農業。請問，所謂市場條件配置農業資源怎么實現？”

又如，關于城鎮化問題，溫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且不說現在大中小城市吸納農民人口的能力已經明顯下降，從長期分析來看，即使我們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實現50%城市化率，到那時我們是16—17億人口，按16.8億計算仍然還有8億4千萬人生活在農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按正常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和規模來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萬畝以上。也就是說30年后，無論按新口徑19.5億畝算，還是按老口徑14.5億畝耕地算，都要減少3億多畝，人均耕地面積也實際上會減少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這三個基本要素的配置關系能調節得了嗎？這個基本國情矛盾制約是一個大問題。”

既然市場化并不能解決“三農問題”，溫先生的建議就是要動用政府權力，一是免去農業稅，而不是稅費改革；二是將工業化過程征用土地的收益還給農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給無地農民提供社會保障；三是裁撤1000萬縣以下農村基層干部，從根本上減輕苛捐雜稅的困擾；四是建立各種類型的農村自治合作組織，使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農副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農村金融的收益能夠留在農村。

溫先生這個建議的唯一問題是實施上的。前三項要求城市的強勢利益集團能夠作出讓步，最后一項要求鄉村的精英分子能夠成為農村自組織的核心，為農民利益服務。兩者綜合起來意味著，社會各階層必須以長遠、整體利益為重，克制自身利益的膨脹。正是在這一點上，溫先生意識到了文化資源的重要性。也是在這一點上，溫先生和機械唯物主義、自由主義劃清了界線。還是在這一點上，溫先生意識到了當年晏陽初、梁漱溟先生的一番苦心。這樣，溫先生就開始倡導“新鄉村建設”。

溫先生的思想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當下的許多學者都逐漸認識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局限性，認識到合作精神的重要，從而與中國傳統文化接上了軌。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要求克制欲望，克制自身利益；后者鼓勵解放欲望，伸張自身利益。前者認為，只有克制自身的欲望和利益，才能獲得合作收益，取得全社會利益最大化；后者認為，只有解放自身欲望和利益，才能鼓勵創新，才能獲得競爭收益。至于人與人的矛盾，則可以靠制度來協調。無論是茅于軾、劉堪，還是杜潤生、朱厚澤，其實都屬于這種廣義的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范疇。但是，溫鐵軍、曹錦清們，則通過反復的試錯、實驗，認識到自由主義文化的弱肉強食本質，認識到其巨大的毀滅人類的力量，從而回歸中國傳統文化。

我認為，溫先生所提倡的方向，不僅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方向，也是人類擺脫環境危機、資源危機、戰爭威脅、恐怖主義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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