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二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市委書記市長關心的十大焦點問題二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城市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提升城市競爭力，而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依賴于城市轉型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加強，其中，城市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是重中之重。轉型是過程，戰略是根本，只有實施各種有效戰略，我們的城市化才能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背景下實現快速發展。
■當我們在思考城市發展和轉型的時候，我們不但要了解城市的歷史、現狀、經驗、模式和規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國際國內城市發展和轉型的主流中去；我們不但要從城市發展和轉型的內部外部方面去尋求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更要從路徑選擇和戰略方案上去尋求新的契機。
有關城市競爭力的提升是目前各地市領導十分關心的又一個焦點問題。我們認為，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國家的城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與其它城市比較，在要素流動過程中能否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并最終實現自身城市價值所具備的或培養形成的各種競爭優勢的系統合力。在這一部分，我們把城市轉型、城市戰略與城市競爭力放在一起來加以論述，就是著眼于通過正確的城市戰略實現城市轉型，并最終實現城市競爭力的提升。這是以黨的十六大為標志的新一輪發展機遇中中國城市化的基本態勢和核心要素之一。
城市發展的核心目標是提升城市競爭力，而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依賴于城市轉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綜合實力的加強，其中，城市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是重中之重。轉型是過程，戰略是根本，只有實施各種有效戰略，我們的城市化才能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大背景下實現快速發展。
焦點二：著眼于城市轉型的城市戰略及其基本思路
毫無疑問，因中國加入WTO而即將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目前還處于萌動狀態，雖然表現不很直接，但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展開。從時間上來說，跨國公司依托改革開放20年來在中國的合縱聯橫，“開疆拓土”，已經逐漸融入中國市場經濟的每一個細胞，這是中國在短短20多年尤其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13年取得突飛猛進的根本所在；從空間上來說，全球化和一體化趨勢正打破地域和國別限制，在地球村的理念下實現全要素和資源的配置。但這種配置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它對一國的城市化水平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并與這種城市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恰恰是在這方面，由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比較側重在產業、企業層面進行變革，在要素配置的微觀層面引入市場機制，而相應忽略或延緩了在空間、地域特別是城市化進程方面實施整體戰略轉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弱化了市場層面的活化效應，處處可見的地方保護、行政壟斷使整個改革的效力被削減、磨損甚至耗竭。可以說，中國改革目前所處的膠著狀態就在于沒有從空間層面進行更大范圍卓有成效的突破。
如果說20多年前中國的改革從安徽鳳陽小崗村那13個紅手印有著某種歷史偶然性的話，那么，今天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跨越已不能再幻想這種偶然性，而必須從必然性上尋求新的契機。這時我們發現，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主導力量更主要的來源于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所產生的輻射和帶動力量，而承接這種輻射和帶動力量的，目前來看，還不是農村，而是城市，是已經蓄勢待發的中國的城市轉型過程中醞釀的綜合力量。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局限于產業或企業內部的變革，而是從深層次上構筑整個要素配置的綜合戰略。
在此，我們就目前中國城市化和城市轉型中的一般性戰略問題分析如下，它不代表各地針對地區特點制定的特色化發展戰略，但卻是制定特色化戰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城市地緣戰略與城市轉型
地緣因素是國家賴以生存發展以及實現國家政治經濟行為的基本條件，是影響和制約國際關系的一個基本因素。對地緣戰略環境的認識，對正確判斷國家安全發展的地區戰略環境和地緣戰略重心及變化有重要意義。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地緣要素的構成發生了變化，技術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對地緣戰略產生一定影響。
城市的地緣戰略在城市轉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直接關系到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大城市化，城市化也不是一個城市的城市化，城市化更不是同一種類型和級次的城市化。因此，研究城市地緣戰略問題的重點，就是關注城市在地緣上的聯合和擴張，其中的關鍵是實現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帶三個層級的城市化跨越。
對于大城市而言，它的城市化應是以城市地緣為依托，著眼實施大城市群戰略，構筑以少數幾個領先城市為龍頭，地緣范圍內各中心城市的一體化整合，從而使城市做大，實現規模效應，這是城市化的第一個級次；在城市群的地緣延續基礎上，形成由若干中心城市為輻射源的城市圈，它們是支撐整個城市群的支柱，而在城市功能上又分散城市群內部的壓力，減緩城市病的過分積聚，這是以地緣戰略推進城市化的第二個級次；在城市圈的基礎上，地緣戰略的城市化第三個級次就是由眾多中小城市構成的城市帶，城市帶的主體是中小城市，這些城市以特色化的產業中心鎮為支撐，進而形成特色化的城市風格。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城市化已成為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國城市由原來功能分散向功能整合，并最終朝向以大型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發展是大勢所趨。而及時調整城市定位，調整城市產業布局，在即將形成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帶三個層次的區域競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已成為當前國內大、中、小城市實現城市轉型，制定發展戰略的一個至高點。
城市品牌戰略與城市轉型
剛剛過去的2001年被稱為“中國城市品牌年”：繼2000年深圳奪取了世界花園城市評比100萬人口以上組冠軍之后，美麗的羊城又在2001年的評比中奪得季軍，成為中國擁有“綠色奧斯卡”美譽的姐妹名城。人間天堂杭州，在榮獲“聯合國最佳人居獎”之后，宣布將以“世界休閑之都”作為全新的品牌。而東方明珠上海繼舉辦APEC會議博得國際好評后，又在全力申辦2010年世界博覽會，打造新的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寶貴的文化和經濟資源，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綜合資源，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國城市積極打造品牌，顯示出中國參與21世紀綜合國力競爭的積極姿態。
從整體上說優秀城市品牌一般包含獨特性、延展性、實用性要素。
建立城市品牌是一項社會化的系統工程，不僅要有一套名稱、標志象征和口號，更重要的是從全社會發展的角度找到自己城市的核心價值和定位。
品牌的核心價值是一個城市的靈魂，環境、資源、文化、歷史、經濟和人本身都是構成和決定一個城市品牌價值的要素，這些要素結合起來最終決定了品牌的本質。不同于單一產品和服務，城市品牌的核心價值既包含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同時也滲透了許多復雜多元的無形價值。
定位是建立品牌的靈魂，城市品牌存在的價值是它在市場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的個性，就如同產品品牌一樣，著名品牌之所以屹立百年不倒，就因為它始終遵循著自己的定位和保持著與競爭對手的差異。定位的實質就是將城市放在目標受眾心目中，給它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由此形成這個城市鮮明的品牌個性。目前國內的城市之所以缺乏個性、出現雷同，大多數是因為未能從戰略定位的角度來考慮城市的全盤發展，只是基于市容美化、地產規劃和招商引資等單一因素考慮，一窩蜂地搞城市綠化和所謂形象工程。
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與城市轉型
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城市現代化也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可持續發展，是城市建設事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確認識環境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抓住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不斷創新，大膽實踐，以環境革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是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生態環境不僅是城市的“臉面”，更是城市綜合實力和發展水平的外在表現。實現城市環境革命，一方面包括污染治理、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等，另一方面還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技術結構、人才結構等的調整和升級換代。
針對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環境建設現狀，我們提出了“環境革命”的概念。環境革命，是以人與環境相互協調為宗旨，以城市建設中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高度和諧為目標，利用環境建設與治理，調整城市產業結構與工業布局為手段，改善人民居住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提升城市功能和價值，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的創造力、生產力，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斷提高，技術和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市穩定、協調和永續發展的環境復合工程。
環境革命，就是要徹底改變人們尤其是城市領導對于環境建設中單純的“環衛”、“環保”和“污染治理”等傳統觀念，打破“環境建設就是投資”、“要工業就不能要環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傳統認識，建立全新的環境理念和可持續發展的新理論、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環境與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以環境革命整合城市發展諸要素，提升城市價值，以城市增值盤活資產存量，從而高效聚集城市財富，并以城市豐存的經濟實力投入環境和城市綜合建設的良性增長循環中；環境革命就是要消滅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初級工業的低效增長方式，以環境革命建立高增長城市發展方式，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平臺”，以高度文明的城市環境，激發城市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并在更高的基礎上，建設現代“綠色工業”、“綠色農業”和“綠色城市”，實現城市的跨越式發展。
目前，在城市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實踐中，許多城市都把環境建設作為突破口，確定自身的發展戰略，制定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遠景規劃。上海的生態建設，蘇州的園林文化，大連以環境革命提升城市競爭力（本刊2001年曾對此作過專題研究），為城市轉型積累了寶貴經驗。實現城市的環境的轉型，將成為新時期中國城市發展的主旋律。
城市人才戰略與城市轉型
城市人才戰略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轉變觀念，建設城市人才的生態高地。
轉變觀念的主要目的就是樹立新型人才觀。新型人才觀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
思想素質是素質教育的根本，也是人才是否能在社會長久立足的根本，因為它支撐著一個人的整個生命過程。它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起碼的公民素質，二是合作精神和合群能力，三是必要的誠信意識。
文化素質是素質教育的基石，也是人才創造力的來源。在當今人才市場中，真正具有競爭能力的是那些能創造新技術、新思想，能創造新的管理模式和營銷理念方式，使企業和事業能煥發出生機活力的人才。
業務素質主要就是與專業知識相關的思維訓練和方法論。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學習科學方法和科學方法論，比如學數理的就得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而學社會的就得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和判斷力。
身體心理素質中除了要有健康的體魄之外，還要有堅強的意志力。意志力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抗挫能力，二是自我心理調節能力。
2．在制度上進行城市人才戰略的建設
第一，建立市場化的人才使用機制。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是公正、公平規則下的自由競爭。建立市場化的人才使用機制就是要充分賦予企業乃至事業單位充分的用人自主權。這一機制的確立牽涉到政府、市場、企業三方面復雜的關系。
第二，轉變政府職能。新型的政府職能必須建構在合理的政企分開的基礎之上，政府必須把人才資源的配置、使用與管理的功能完全交給市場、企事業單位、社會中介組織和自治組織來承擔，人事局與各級政府部門對人才要以服務為導向的理念取代傳統的政府中心主義式的管理。
第三，加強政府的監督職能，完善人才市場的法制化建設。政府無論在宏觀調控還是在微觀監督過程中，都要以法律、法規為主要手段。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法制經濟，它要求政府的政策行為必須為法律所支配，以此來保證政府為市場和企業提供公平的游戲規則。
第四，改革戶籍制度。對于戶籍而言，改革的呼聲一直是高漲的，那當然更多的是從打破城鄉二元分離的體制出發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戶籍制度是我們現存制度中最不相適應的制度之一，對這一制度的改革，對于建設一個人才高度流動、人力資源高度流動的市場而言是重要的。
3．培育公平公正的人才生存環境
觀念與制度的轉變，其最終意義是要營造一個良性的社會環境。如果希望競爭成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永恒動力，希望人才能成為引領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主導力量，我們就要努力改變社會環境中的許多東西。
一是改革政治體制，培育公正意識。要培育公平、公正意識，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上的變革與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一個過程，只有民主的改革，整個社會環境才能發育出自由平等的意識，而只有法制的改革，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民主才能得到保障。
二是培育市民寬容、合作、誠信的素質。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們也要培養市民的寬容、誠信與合作。只有寬容，人才才能在一種自由的狀態下積極發揮作用；只有誠信，市場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激勵機制；只有合作，人才的才能方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
城市文化戰略與城市轉型
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只是在近代才存在的。城市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并且成為當代的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基本單位。
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礎和核心，城市的文化生命力存在于她廣大的普通市民之中。一個現代城市的“溫暖的內心”，只有依靠了這個城市普通市民的倫理情感與文化情趣才得以形成的，它會給每一個來到這個城市的新移民以在家的感覺。
從近年來城市文化發展的總體狀況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導與規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文化建設上的政府主導型模式。政府在文化發展的理念設計與價值導向、文化項目的啟動與實施、文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文化產業的孵育與推進等方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首先，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在資源有限、城市文化發展無法全面開花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資源辦幾個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文化發展項目，對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可謂至關重要。在市場發育還不健全的今天，政府主導無疑是文化發展的一條捷徑。
其次，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文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導向，有利于積極、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圍的形成。
最后，政府主導型文化發展模式有利于從城市的長遠和全局角度考慮城市文化發展的整體戰略，從而避免由于市場失靈給文化發展帶來的失控和混亂，平衡各種社會階層的文化要求和趣味，同時在城市文化建設中系統地吸收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
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主導型的城市文化發展模式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這一發展模式不利于自由、開放的城市文化氛圍的形成，進而會對文化創新產生負面影響。另外，這一模式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不利于城市文化產業的做大、做強。目前，城市的文化優勢主要體現在文化和經濟的結合，即文化的產業化。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控制和干預也增加了文化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文化產業對私人、民營和國外資本的吸引力。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城市的文化事業在總體上仍然滯后于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
學習型城市戰略與城市轉型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影響下，城市資源和要素如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都在全球或區域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動。價值活動過程中的要素流速直接地決定著價值創造的流量。市場的國際化導致競爭的國際化，一方面，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經營環境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城市獲取持續增長的競爭優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知識的更新速度，因此，城市競爭的關鍵最根本地體現在學習的競爭上。由于學習型組織理論越來越廣泛地影響著城市的變革和競爭，創建學習型城市也越來越受到城市的重視。根據我們對全國大中城市的研究顯示，目前已有上海、大連、青島、南京、常州、北京、鞍山、蘇州、濟南、西安、連云港、太倉、金臺、綿竹、成都、義烏、金華、杭州、深圳、海門、廣州、珠海、洛陽、黃石、長沙、九江、長春、蚌埠等28個城市明確提出創建學習型城市，其中上海、大連、青島、南京、常州等城市在這方面創造和積累了豐富而有益的經驗。
學習型城市是一種城市現代化發展的新型模式，是城市培育核心競爭力和綜合競爭力、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機制、能力平臺和重要載體。創建學習型城市的本質，是以城市戰略發展目標為廣大市民的共同愿景；以提高人的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主體；以提升城市競爭力為目標；通過培養整個城市的學習氣氛，通過建立社會化、開放式的終身教育體系，通過城市組織向“扁平化組織”的轉型，加速知識更新和知識創新，提高城市對市場的預見能力、戰略決策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使城市發展成為一種更符合人性和高效率的組織。作為城市轉型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國制定學習型城市發展戰略中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
第一，制定一個富有超前性和市場導向的城市發展戰略。這是創建學習型城市的共同愿景，這個愿景所激發出的是學習型城市的持續擴展能力。
第二，建立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學習機制。它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構筑終身學習體系，二是團隊學習，三是全過程學習。
第三，構筑“扁平化”政府，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學習型城市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如何使城市實現資源共享，如何創建出將創造性和生產率最大化的結構。
第四，倡導自主管理和“自我超越”。
第五，確定領導者的新角色。在學習型城市，領導者首先要成為一個好的設計者，設計一種能培養學習的氣氛，能讓團隊共同學習的環境，能使政府轉變職能的制度，并且將“規則視為學習”。作為設計師的領導者的新角色，是與傳統領導者角色的理解不一樣的。傳統的領導者更注重自身的決策和解決問題能力，而新的領導者則是設計組織的學習。在學習型組織中，領導的工作就是學習，領導力根本上就是學習力。
值得指出的是，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創建學習型城市的關鍵點和第一推動力。建設服務型政府實際上是“政府再造”，為政府轉型確立更為系統、更為明確的坐標體系.
焦點三：全球化一體化背景下城市競爭力的提升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提升我國城市的競爭力已成為中國城市應對WTO挑戰之必然選擇。
一方面，WTO加速了中國城市的全球化進程。在這種進程中，全球資源及其要素的流動性增強，尤其是物流、人力流、資本流、技術流、信息流、服務流速度加快。這些要素的流動給城市資源重組創造了機會和條件，同時這種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變化也給城市工業、市場、資本、人才、貿易帶來波動，增強了城市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內部秩序被破壞，使“靜態型”的城市超穩定結構變得脆弱，城市不穩定的風險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資源流動的背景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資源時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正在淹沒城市之間的市場界限，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國際資本進一步向城市集中，爭奪城市市場的競爭日益加劇，以城市為單元的競爭正在登上國際舞臺并席卷全球，依賴本土市場和傳統資源支持和維持的城市將失去競爭優勢。全球化思考與本土化行動成為研究城市競爭力的基本前提和出發點。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的城市價值鏈理論強調，城市競爭力必須以“市場為目標，以戰略為核心，以整合為導向”，其本質是建立產業分工基礎上的高度區域一體化的全球資源配置機制和運行模式。怎樣將城市的各種資源和要素有機地整合起來，使他們形成相互關聯、協調發展的整體，并按照層次結構逐級提升，這正是城市競爭力系統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
與一般城市競爭力理論所不同的是，一般理論著眼于城市競爭力的排序比較，而城市價值鏈理論認為，城市競爭力的直接后果和作用是實現城市價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態高級化。城市價值鏈理論不僅指出城市競爭力是城市價值創造的推動要素，而且揭示出城市形態演化的五種基本模式，即開放型城市、成長型城市、停滯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瀕危型城市。并強調，城市競爭力是推動城市形態演化的內在力量和源泉。
城市競爭力的概念和內涵
所謂“城市競爭力”，是指一個城市在經濟全球性和區域一體化背景下，與其他城市比較，在資源要素流動過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現實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以獲取持久的競爭優勢，最終實現城市價值的系統合力。城市競爭力包括以下涵義：
第一，城市競爭力是一種系統合力，它不是現象上的種種比較優勢，不是作為城市要素的種種資源，也不是局部或環節上能力或城市職能活動，而是資源要素及其運作水平的有機集合；
第二，城市競爭力是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一種自組織力量，是組織系統高度有序的、用于開發和配置資源一種機制；第三，城市競爭力是抗衡和超越競爭對手的一種力量。其競爭者是現實的，或者是潛在的。競爭力的強弱或大小，不僅取決于城市自身，還與對手的競爭態勢以及與總體競爭態勢相關；
第四，城市競爭力是以資源在全球的流動為背景的；
第五，城市競爭力是以實現城市價值為最終目的的。一個城市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形態高級化，這決定著城市的價值取向；二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主要看這個城市能否產生更強的經濟實力，能否提供更高的生活水準，能否為個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
城市競爭力的實質就是實現城市價值放大城市價值
為進一步對城市競爭力問題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提出一個獨特的中國城市競爭力評價系統，該系統由城市實力系統、城市能力系統、城市活力系統、城市潛力系統、城市魅力系統五個方面構成，共設置一級指標5個，二級指標23個，三級指標140個，包括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兩大類。這三級兩類五個方面的指標構成了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
在這五大系統的實證基礎上，該研究指出，實現城市價值是城市競爭力的目標指向，同時也成為貫穿城市發展過程的一個基本思路。城市競爭力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以了解城市價值為始，以實現城市價值為終的過程。這個過程反映了城市競爭力增長的內在要求和城市發展的基本規律。在此，城市價值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城市價值最大化。二是城市形態高級化。城市價值就是城市價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態高級化的高度統一體。
那么，城市競爭力是如何推動城市價值創造的呢？關鍵在于培植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市場，并在該市場中塑造持久的競爭優勢。而決定競爭優勢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價值鏈中的每一個價值活動環節或系統都是競爭優勢的一個潛在來源。城市價值創造過程首先必須將城市價值鏈各個系統中的價值活動進行分解。這種分解有助于發現那些最有可能創造價值的環節。隨著價值活動逐漸分解成為越來越小的環節，越來越多獲得競爭優勢的機會就可能被發掘出來。在價值創造過程中，價值活動被區分為主要活動和輔助活動，內部活動和外部活動，直接活動和間接活動等。這些活動根據它們各自對競爭優勢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棄弱保優，保留其中最優的環節或系統，或者對價值鏈系統重新進行要素配置和市場整合，使之產生一個新的價值鏈，從而幫助建立防止競爭對手進入的競爭壁壘，或創造較高價值以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價值鏈。不同的價值鏈創造不同的競爭優勢。城市價值鏈并不是一堆各自獨立活動的簡單連結，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價值鏈組成的一個完整系統。在價值活動分解或整合過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動、直接活動成為創造競爭優勢的決定力量，有的是間接活動、輔助活動變成競爭優勢的潛在來源，而有的則是這些活動之間的聯系可能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比如，在大連的城市價值創造過程中，并不是城市價值鏈中的所有價值活動都成為其競爭優勢，而是城市魅力系統這個最優環節創造了大連城市價值的競爭優勢，以環境革命為核心的城市戰略、城市經營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動，塑造了大連城市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大連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帶動綜合競爭力的增強，逐步實現城市價值最大化。
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發展與轉型的態勢剖析
城市轉型、城市戰略和城市競爭力是中國城市發展中三位一體的重要問題，它對中國城市的挑戰已經擺在眼前，在此，我們參考最近《南風窗》雜志上一篇關于珠三角問題的文章，以中國城市化中最突出的兩極即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例試作一粗淺分析，從中可見城市轉型和城市競爭力問題在當今中國城市發展的現實意義。
從市場角度剖析
從市場角度來說，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蘇南地區以及漸東北地區共15個城市，土地面積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為13740億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在內共計14個縣市，土地面積41698平方公里，總人口為2262．14萬人（截至1999年），國內生產總值6439億元。從幾方面數字看，兩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從城市化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已高過珠江三角洲，這一地區形成的以上海為中心，南京、蘇州、杭州、寧波為次中心的城市帶，城鎮體系等級齊全，城鎮規劃質量較高。與此相對，珠江三角洲無論在城鎮的規劃質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發育方面，都還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現出過分依賴“香港因素”的特點，市場的輻射性也不如“長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區隔，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歷史上就不具有對內地的輻射性。改革開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見長，對市場的輻射和影響主要在國外而不是國內，因此它對中國經濟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出口大省這個角色上。而這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好相反。
再從整體經濟實力來考察，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于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這一地區占了一半。如此具有誘惑力的市場，自然是任何外來投資者絕對不能忽視的。事實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外商，絕大多數是奔著這個市場而來的。
從人力資源角度剖析
從人才的角度來說，由于珠三角城市過度發展，造成居住環境不好，高級人才不愿意來的狀況已由來已久。
實際上，東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其中絕大多數就是內地的農民，而在內地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說，東莞的工人相當一部分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其素質可想而知。
一項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蘇三省市人口占全國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師、在校大學生、科研機構數及科技人員分別占全國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廣東人口占全國5．8％，上述其他指標分別為4．7％，4．3％，5．4％，5．2％和3．1％。
如果按人均比例來看，1999年江蘇、浙江和上海市每百萬人口擁有高校1．13所，研究機構5．59所，每萬人擁有2．54個高校教師和30．37個在校大學生。
國家計委國土開發和地區經濟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對此評論說：珠江三角洲科技創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院校，與其GDP在全國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稱。
而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廣東省人事廳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負責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方面，目前廣東省做得遠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內地人才方面，近年來雖然通過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但同實際需要相比仍然顯得不夠。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業在招聘人員時，動輒非碩士，博士學位不要，但人員招聘進來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員工作。這種人不能盡其才的現象本身就說明當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強。從政府服務角度剖析
從政府服務方面來說，由于珠三角地區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一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長期困擾東莞等地外資企業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問題，就是這種城市過度發展的后果。
而長三角由于處于招商的早期階段，所以對外來的投資者關照有加，而且這種關照往往是由當地主要負責干部出面實施的。另一方面，對于大的外來投資，當地政府也以規范和優秀服務相對應，因為大企業不同于中小企業，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帶得到官方的照顧，而曾經作為中國計劃大本營的上海地區，在這方面是有傳統的。
從產業分工角度比較
從城市分工與產業整合來說，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形成經濟一體化，各地自覺地認識到上海的龍頭老大地位，開始進行各自資源的整合和調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層面，兩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強了彼此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目前已經有了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之間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
在外來投資上，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制造業去江浙，商業服務業去上海，中小企業去江浙，大型企業去上海。現在高科技臺商紛紛向昆山、蘇州、無錫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業群落，上海則為周邊企業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的全方位服務。這種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為外來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和市場。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協作則相當令人失望，用“戰國時代”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以基礎建設而論，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狹小的范圍內，居然同時存在著深圳、珠海、廣州幾個機場，現在廣州還要再建新機場。而港口建設呢？目前已經有了廣州黃埔港、深圳鹽田港、珠海高欄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還要再建新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中間無疑有著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暴露出一個問題：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圖，彼此間無法協調和溝通，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缺乏一個大家公認的領頭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據介紹，廣東省原來明確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廣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東莞市委書記佟星高調向媒體宣布東莞要建成現代化中心城市。據說，有更高層的領導支持這一新定位。再從產業來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會”，東莞就來一個“電博會”，而順德、珠海、中山、惠州等地都在搞家電制造業，產業趨同性十分明顯。
這種戰國紛爭的結果，造成資源的浪費，無法形成整體力量，其區域經濟的競爭優勢自然會大打折扣。
珠三角城市發展與轉型對我們的啟示
根據以上幾個方面的情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市場和人力資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當時間內可能會在不同層面與長江三角洲抗衡，但其不足之處很多，特別是人力資源，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問題的；而在政府服務，特別是在區域經濟協作方面，珠三角則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須在經濟上和香港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大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在這一過程中，自覺地維護香港的龍頭地位，發揮其亞太金融中心的帶頭羊作用。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在相當長時間內，“大珠江三角洲”在國內的地位將無可能取代。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同時，我們也看到珠三角在目前城市發展與轉型中的一些隱憂——
政府主導型的競爭如何更貼近地方實際和長期的比較優勢？政府行為如何避免短期化？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獨尊”的、“賭氣”式的框架，如何使得產業的力量成為主導？城市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為簡單的“領導的政績較量”、“經濟數字的較量”、“景觀的較量”，而同時成為造福人民，立足一個地方長遠發展的較量？在城市發展轉型的同時，如何避免“挖墻腳”、“以鄰為壑”等弊端，進一步推進城市合作？
所以，當我們在思考城市發展和轉型的時候，我們不但要了解城市的歷史、現狀、經驗、模式和規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國際國內城市發展和轉型的主流中去；我們不但要從城市發展和轉型的內部外部方面去尋求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更要從路徑選擇和戰略方案上去尋求新的契機。這時，實施地緣戰略、品牌戰略等一系列城市發展戰略，盡快實現城市轉型進而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就成為入世頭二十年機遇期中國城市發展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