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貧困地區發展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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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朝歷代都是以農村為社會主體結構，農村支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延續和發展。近年來“三農問題”的日益凸現，從根本上標志著我國傳統以農村發展支撐現代工業和城市發展的現代化路徑已經到了關鍵的轉折階段。這一重大轉變也充分體現在十六大以來我們黨關于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兩個反哺”等一系列新認識、新論斷上，其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應對這一歷史轉變的新決策。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方面要在農村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具體目標，另一方面要通過農村建設進一步推動我國城鄉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統籌、協調發展。更進一步而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直接關系到我國延續數千年的國家至上的傳統發展追求能否實質性地向以人為本的現展理念轉變，關系到我國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能否最終完成，關系到我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系到我們能否抓住當前難得的發展戰略機遇期，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將現代化進程實質性地繼續向前推進并最終完成。從這樣的角度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舉措。
二、貧困地區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難點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可能全國平均推進。從全國農村來看，發展條件最差、發展水平最低、自我發展能力最弱的是分布在中西部的貧困地區。從地區發展差距來看，我國的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主要表現在東西部農村之間的發展差距，特別是東部農村與中西部貧困地區之間的差距。因此，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地區的發展問題是解決我國城鄉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鍵。貧困地區的這種弱勢地位和發展所面臨的特殊困難也決定了它必然會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難點和重點。
一是貧困人口多，貧富差距大。到2004年底全國農村貧困地區仍有2610萬人沒有達到年人均純收入668元的溫飽水平，有4977萬人處于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低收入水平（年收入668－924元）。按世界銀行按照國際通行的1人1天消費1美元貧困標準評估，2004年我國貧困人口數量為1.04億，在全球處在印度之后的第二位，總量超過以區域為單位的歐洲、中亞、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中東和北非之和。2003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5，最低收入10％人口的消費只占總消費的1.8％，而最高收入10％人口的消費占總消費的33.1％。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全國592個扶貧工作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1582元，僅相當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2936元的53.9％，相當于東部9省市農民人均純收入4441元的35.6％。貧困農民收入上限與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從2001年的1：3.6擴大到了2004年的1：4.39。2004年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曾經在私下場合不無擔憂地談到：除非窮人也能分享到經濟奇跡帶來的成果，否則如果不改變目前的情況，再過10年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二是發展條件差，發展能力弱。我國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資源匱乏、環境惡劣的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山區、黃土高原地區，46％的貧困人口人均耕地不足1畝，而且自然災害頻繁，相當一部分農戶沒有解決基本口糧問題。貧困地區勞動力文盲率高達14％，86.4％的貧困農戶沒有大型農機具，34.6％沒有大牲畜，發展資本嚴重不足，遇到災害、市場風險和家庭變故時就很容易返貧。從人力資源來看，由于經濟貧困，發展條件差，貧困地區40％的勞動力在外打工，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壯年無暇或不愿意參與村里的事務，貧困村黨員隊伍老化，文化素質、經營能力嚴重不適應農村發展的新形勢。人才大量外流和基層組織軟弱嚴重制約著貧困地區的發展。
三是基層負債重，鄉鎮運轉困難。貧困地區基層財政困難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更嚴重的是鄉村負債問題。據筆者在西南某扶貧工作重點縣調查，截止2004年底全縣鄉村負債總額達63529.10萬元，全縣71個鄉鎮和875個村幾乎沒有不負債的。近年來隨著農村改革深化，鄉村新增債務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這些歷史債務的化解卻非常困難，隨時都可能引發其他社會矛盾爆發，直接危及農村社會穩定。目前貧困地區基層干部困于鄉村債務，相當一部分鄉鎮政府都處于“只能養兵，不能打仗”的狀態，正常運轉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謀求發展。
三、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加快貧困地區發展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首先，我國貧困地區正處于由基本解決溫飽向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轉折階段。在這一階段如果發展停滯不前，就很容易出現逆轉，甚至會發生大范圍返貧，使多年的扶貧成效功虧一簣。如果貧困地區能夠進一步加快發展，在基本解決溫飽的基礎上向穩定解決溫飽跨進一步，不但可以為貧困地區整體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而且在一些條件相對較好的貧困地區還可以取得一些突破性發展。近幾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和我國扶貧工作的深入，特別是國家對天然氣、水電等資源的開發，使得一些原來非常貧困的地區經濟增量和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出現了難得的發展轉機。典型的案例是位于陜西省北部的神木縣，由于神府煤田的開發，原本貧困的神木縣經濟強勁增長，2003年GDP達42億元，財政收入6.6億元，成為名副其實的陜西第一經濟大縣。與神木類似的蒲城、戶縣、靖邊、城固等縣近年來也由原來的貧困縣一躍進入陜西縣域經濟發展前20名。這些貧困縣在短期內能夠發展起來，足以說明貧困地區實現一些局部突破性發展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貧困地區的分布出現了新特征。目前我國的貧困地區呈現出點、線、片分布的新特征。一是在全國絕大多數省區市呈點狀分布的14.8萬個貧困村。這些村占全國總村數的20％左右，分布極其分散，貧困發生率高，與周圍的其他村反差很大，對農村穩定很不利。二是全國135個邊境縣形成了一條明顯的邊境貧困帶，這一貧困帶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物質資本薄弱，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問題乃至恐怖主義等因素錯綜復雜，總體經濟社會結構落后全國發展水平一個階段，對國家安全和邊疆穩定非常不利。三是除了呈點、線分布的貧困人口以外，我國還有不少位于省際邊緣地帶的特殊貧困片區。這些貧困片區多為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地方病高發區或庫區，基礎條件差，貧困人口集中，歷史遺留矛盾突出，政治上非常敏感。相對于其他農村地區，這些貧困地區的干部群眾對改善基本生存環境，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愿望尤為迫切。貧困地區的這些空間分布新特征決定了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程中必須給予其特殊關注。
第三，我國貧困地區通過實踐探索出的發展模式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很有意義。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我國貧困地區的發展特別是在扶貧方面經歷了從貧困人口瞄準、貧困人口參與和貧困人口驅動的三個遞進階段。第一階段強調發展項目必須優先瞄準最需要幫助的貧困群體，讓貧困群體直接受益；第二階段強調貧困人口參與，通過貧困人口對發展項目選擇、實施和管護等全過程的參與，學會處理自身與環境之間、社區內部之間的相互關系，民主管理當地資源和社會事務，自覺組織起來協商謀求發展；第三階段在貧困人口瞄準和貧困人口參與的基礎上，由貧困人口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自身發展目標，選擇發展方式，尋求外部支持，逐步建立起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機制，形成和諧的發展局面。在這一發展過程中，貧困地區的發展主體逐步由政府轉變為群眾，干部從貧困人口發展的指揮者逐步轉變為合作者。這些發展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受貧困地區群眾歡迎，在國際社會也受到了廣泛贊譽。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如果能夠繼續完善和發展這些模式，對于貧困地區包括全國農村的發展都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四、堅持發展為了群眾、發展依靠群眾、發展成果由群眾共享是加快貧困地區發展的根本出路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關系到發展農村生產力，又關系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包含了農村經濟發展、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等方方面面內容。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實質就是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機制在農村逐步形成的過程，是農村乃至全國現代化進程實質性向前跨進的過程。貧困地區發展條件差，群眾強烈的發展意愿與落后的生產力水平之間的矛盾更為突出。只有堅持發展為了群眾、發展依靠群眾、發展成果由群眾共享，才是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正確選擇。
第一，從群眾關心的問題入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群眾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提高生活質量。貧困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只有從農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根據筆者調查，貧困地區大多數農民最關心的是改善交通條件，解決飲水安全和發展增收產業。特別是改善交通條件，既可以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又可以方便群眾生活，既是投資品又是消費品，充分反映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困地區現階段發展的實際情況，也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建設目標，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也再次證明了小農的理性。過去有的地區在農村發展過程中忽視群眾意愿，簡單地動用行政力量開展某些公共工程或是發展某些產業，盡管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結果往往事與愿違，項目成功的少失敗的多，好心辦了壞事，使群眾形成了強烈的逆反心理，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威信，甚至影響了黨群關系。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一定要吸取這些教訓，不能重蹈覆轍。從群眾關心的問題入手也是我們在新時期堅持群眾路線、轉變執政方式的一個基本要求。
第二，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是發展的主體，但是由于受到信息不對稱、資源稀缺和技術條件等局限，作為個體的農民在面對統一大市場時，其微觀生產和經營決策面臨很大困難，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的能力弱。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千家萬戶分散生產和統一大市場之間的矛盾，為農民爭取更大利益。在我國農村有承擔政治領導的各級黨組織，有行政體系的各級政府組織，有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但是缺少一個專業、系統的鄉村發展組織。目前不少地區在這方面正在積極進行探索。其中四川儀隴縣貧困村嘗試組建鄉村發展協會的探索很有意義，其具體做法是：由政府將原來直接投入發展產業項目的扶貧資金改為建立村級發展基金，農戶分別采取贈股、配股、購股（首先由群眾民主評定貧困戶，由基金直接按每戶1000元向貧困戶贈股，一般戶出資500元即由基金配發500元形成1000元股份，富裕戶則需出資購股）三種方式加入，以參股村民共有的發展基金為基礎組建村級發展協會，由協會成員按照章程民主選舉管理人員，以小額信貸方式有償使用發展基金，基金營利可按股分紅或投入村內公共項目。這一試點時間不長，但效果非常明顯，不但農戶非常擁護，基層干部對此也很歡迎，認為以這種形式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既整合了政府的財政投入與農戶的自有資金，又統一了農戶的發展意愿和政府的扶持政策，可以有效克服單個農戶分散經營的不足，對于創新我國開發式扶貧機制也具有方向性的重要意義。
第三，要轉變發展體制。發展體制不順，政府職能不清是貧困地區發展的一大制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單是實施完成一些具體項目，更重要的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積極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條件下農村發展的新規律，進一步整合組織資源，轉變政府職能，為發展提供可持續的體制保障。貧困地區的縣級政府重點要做好研究制定發展規劃、整合資源和投入、協調各方面力量、科學管理項目、規范業績考核等工作；縣級相關部門根據各自行業分工，按照各負其責、各記其功的原則實施發展規劃。鄉鎮政府重點抓好群眾動員、政策落實、技術指導和發展過程中的相關糾紛調解等工作。縣鄉黨委要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確保穩定，為發展提供政治、輿論、組織等方面保障。在村一級黨支部是政治領導，主要是根據群眾意愿組織發展決策，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要按照村民大會的決策和村黨支部的要求，重點負責修路、改水、建校等公共工程的實施和相關村務管理，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服務；村級發展協會作為村民發展合作組織，按照相關法規和協會章程，在村黨支部的指導和村委會的支持下，規范運作村級發展基金，重點幫助農戶了解發展信息、學習科學技術、科學選擇項目，為農戶提供產業發展相關的私人物品服務。
第四，要整合政策資源。為了加快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發展，近年來國家制定和出臺了不少相關政策。比如教育方面的“兩免一補”政策，農業方面的“糧食直補”政策，環境方面的“退耕還林”政策，衛生方面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人口方面的“獎勵扶助”政策，社會保障方面的“農村低保”政策，扶貧方面的“整村推進”、“東西扶貧協作”和各級黨政機關等單位開展的“定點扶貧”等等。這些政策幾乎覆蓋了農村發展相關的公共物品、產業發展、人力資源和組織創新等方方面面，而且都有相關配套財政投入，政策含金量相當大，是貧困地區發展的重要資源。但是在我國現行體制下，這些政策都是各部門按條條管理，“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最終能否發揮出好的政策效益，貧困地區對這些政策資源的整合就成為關鍵。由于這些政策都是直接瞄準農戶，因此以村級發展為平臺就成為整合這些政策資源的根本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