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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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啟蒙運動 理性 科學 自由

啟蒙運動使人類脫離了自己所加之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從總體上講，它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人民不滿封建專制主義勢力統治的歷史條件下，在科學革命和自由理論影響下產生的。

“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科學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威力。

一、拋棄了超自然主義，即我們所認識的宇宙得到了進一步的挖掘，它是由自然的力量所支配的。正因為艾薩克?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他使世間的運動都變得可以理解和預見。在他1687年出版的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牛頓首次提出了當時的兩個問題（1）是什么使如此沉重的地球處于運動狀態？（2）為什么地球上的物體落向地心而行星始終處于運動軌道上？牛頓應用培根式的觀察和笛卡爾數學方法重新思考開普勒的相互吸引理論，最后得出萬有引力定律。即整個自然界是被人類可以理解的普遍規律所左右。因此，1690―1790年前后多數嚴肅的思想家堅決反對信仰神秘主義，認為不僅各式各樣的天啟宗教與科學研究無關，而且還與它正好對立。這并不是說啟蒙運動摒棄了對上帝的信仰；與此相反，大多數人堅持以理性為基礎的“自然神論”的宗教觀。更重要的是，自然神論認為，人可以通過自然的理性而不借助于神的啟示即可認識上帝，通過研究上帝所創造的有形世界而得知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性質。這樣，自然神論把上帝的作用限定在了人類理性法則創造的世界范圍內。因此，自然神論的提出實際上是對超自然世界觀的拋棄，成為18世紀人們抨擊宗教的有力思想武器。

二、對科學方法的信仰。科學革命的成就使人們深信“科學方法”是進行所有研究的唯一有效地方法。科學方法通常指為了探求普遍規律而不帶偏見、經驗的觀察特殊的現象。1700年前后歐洲出現了用科學方法研究自然活動的熱潮。英國散文家約瑟夫?愛迪生在1710年的作品中諷刺了一位名叫“尼古拉?金克雷克爵士”的研究者。他寫了一份遺囑，把“保存死毛毛蟲的秘訣”傳給他的女兒，他剝奪他兒子的繼承權，因為后者對妹妹言語輕佻，他死時仍在桌邊放上烈性酒。當然，大多數“金克雷克”式的貴族沒有走出困境，但追趕科學研究熱情促使他們贊助真正有天才的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人人重視科學的氛圍。

這種氛圍不可避免的產生了18世紀占支配地位的觀念：科學方法是研究社會活動和自然現象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具有自然屬性的世界正在被人認識。因此啟蒙思想家認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這成為一種共識。研究宗教的學者開始從各種口碑教義中搜集神話來了解人類擺脫迷信的過程。在探究如何擺脫迷信思想的過程中，啟蒙思想家逐漸認識自由的重要性。

首先，自由是人的天賦權利，任何人都無權剝奪。 洛克認為，人類在最初的自然狀態下，享有“自然地自由”，即在一定的自然法的調解下自由自在地生活著。人們通過訂立契約進入政治社會后，便享有社會自由。這種自由受一定的法律約束，是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支配自己的財產和人身的自由。他說：“自由，……是在他所受約束的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隨其所欲地處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動、財富和他的全部財產的那種自由，在這個范圍內他不受另一個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意志。”[2]

孟德斯鳩特別論述了政治自由。他說，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 。[3]這個“應該”與“不應該”的區分，要以法律為界。所以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每個公民都應該享有政治自由。

在盧梭看來，處于“自然狀態”的“任何人都沒有一種自然權威駕馭他的同類”，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充分的自由，自由是合乎人的本性，是天賦予人的權利。人們維護自由的權利，也就是維護做人的資格。他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甚至是放棄自己的義務。一個人放棄了一切，是不可能有任何東西做補償的。這樣一種放棄與人的本性不相容；使自己的意志失去全部的自由，就等于是自己的行為失去全部道德價值。”[4]盧梭認為，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富人獲得了合法奴役窮人的自由，窮人則失去了自由的權利，戴上了枷鎖，人們只有通過消滅暴君才能獲得新的自由。這種新的自由不是自然狀態下的那種“自然的自由”，而是不平等到了頂點重新轉化為平等的自由，是政治的自由，即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自由。

在理性科學和自由思潮的激勵下，眾多的啟蒙思想家開始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見解，逐漸把人們從蒙昧無知的狀態下解救出來。從而壯大了啟蒙思想家的陣線，推動了啟蒙思想運動的興起。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7頁.

[2]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6頁.

[3]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啟蒙運動范文第2篇

文藝復興運動的歷史影響是：促進了歐洲文化思想領域的繁榮。為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啟示：思想的解放與社會的進步密切相關。社會改革的歷史是新舊觀念碰撞的過程，是新的思想觀念戰勝舊的思想觀念的過程，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思想解放是中國全部改革事業的前提，也是改革開放的動力。思想的解放可以促進改革的進程，我們要注重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以民為本,執政為民。

（來源：文章屋網 ）

啟蒙運動范文第3篇

啟蒙運動的歷史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在近代社會的轉型中發揮了推動作用，一是它是人類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來看，啟蒙運動是對傳統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所謂繼承，是指它繼承了人文主義。所謂發展，是指其將人文主義發展到理性的階段，理性成為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在當今世界，啟蒙思想的主張已成為社會的基本規范，人民主權、社會契約、自由平等早已深入人心，法制正逐漸向前推進。啟蒙思想是人類受益無窮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的文化遺產。

（來源：文章屋網 ）

啟蒙運動范文第4篇

關鍵詞：蘇格蘭啟蒙運動；古典政治經濟學；財富；自由；美德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6-05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正全面、加速推進，形成了有關轉型的諸多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道德等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及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便有體現，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詹姆斯·斯圖亞特、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塑，被《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視為“最重要的貢獻”與“最不朽的遺產”。因此，重溫蘇格蘭啟蒙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建及特質，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現代經濟學形成與發展的認識，而且能夠為在深刻領悟當前我國轉型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參考。

一、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政治經濟學擺脫了“政治計算”

盧梭在對“政治經濟學”一詞進行詞源學考察時指出，“經濟學（Economy）這個名詞起源于希臘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來的意思是賢明合法地管理家政，為全家謀幸福。后來這個詞義擴大到大家庭——國家——的治理上。為了區分這一名詞的兩種意義，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經濟學或家庭經濟學，把后者一般稱為一般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歷史地看，從家庭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轉型過程，也是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斷融合與分離的過程。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經濟的誕生體現為一種分化與混合的雙重運動。”

經濟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色諾芬就曾提出重視農業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分工、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貨幣，但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尺度，而不應作為貯藏的手段。柏拉圖對商業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商業具有一定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商業是不道德的，應當加以限制，尤其應當禁止雅典公民從事商業。亞里士多德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財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為標準，把財富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用物（即使用價值）的總體財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種是作為貨幣積累的財富，它是無限的。與此相對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兩種科學，即經濟學和貨殖術。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對于生活必需、對于家庭或國家有用的東西；貨殖術研究如何取得貨幣形態的財富，即用貨幣來賺取更多的貨幣。然而，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貶低貨殖術，認為追求貨幣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見，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學只是家庭經濟學或家政管理。

近代經濟學的產生是從否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與貨殖術的區分開始的。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奇里梯安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經濟與政治從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獲取物品為目的的經濟學對于家庭和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經濟的政治性、公共性開始為人們所認同。然而，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與經濟的過度結合使諸如威廉·配第等后繼者們“都是從權力的觀點來思考經濟”，“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經濟理論本身。他們未曾尋求對整個經濟過程做一個總體的解釋。……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統計和農業統計匯編”，只是“政治計算”，而非“財富的科學”。因此，在皮埃爾·羅桑瓦隆看來，“直到18世紀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學。人們只知道一方面是貿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計算的主體是君主，貿易的主體是商人，那么，沒有真正的市民社會，經濟就沒有主體”。因此，“英國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比法國政治經濟學‘先進’，也僅僅在于英國的市民社會領先于法國的市民社會。”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寬容。他并沒有像羅桑瓦隆那樣將威廉·配第的經濟學也列入政治計算的行列，而是認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古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研究轉向生產領域意味著經濟學的一場革命，使經濟日益掙脫了重商主義而成為新的自主活動。

但是，不論把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定格在哪個具體時段，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意義都是無可爭議的。相對于重商主義甚至重農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的最卓越貢獻在于，他們推動了經濟的“非政治化”，從而與政治非倫理化、倫理非宗教化結成一體，形塑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描述為：“蘇格蘭人建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生活是自我調節的，經濟成長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持續的過程。正是休謨以其刺激性的，但卻是零碎的經濟學論文發動了這場辯論。詹姆斯-斯圖亞特在其《政治經濟原理》（1767年）一書中，試圖既回答休謨的論點，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總體的論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明顯使斯圖亞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分支’；然而《國富論》可以單獨地理解。它比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原理》——或歐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經濟表》（1758—1759年）和杰諾韋西的《商業演說》（1765年）結構更嚴密，更通俗易讀，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說，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

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市場的地位

盡管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仍然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甚至在學科門類上還歸屬于政治學，但是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對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進行劃界，使他們從其熱衷的政治計算中走出來，從而將政治經濟學帶進其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無法擺脫干涉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無法科學解答這樣一個理論難題：如果沒有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手，社會經濟秩序如何保證？社會公益是否可以實現？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義者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都沒能給出科學的解答。前者認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國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農主義者雖然心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主義，然而他們又依托政府來維護和實現這種自然秩序，因而不僅贊成政府干涉市場，而且試圖在制度化的設計中將君主的利益與經濟體制捆綁在一起，甚至提出將國民財產的一個固定份額給予君主。

與干涉主義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以及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對于市場不依賴于國家的獨立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區分的思路框架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多個層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倫理層次，休謨認為，每一個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認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認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因而人與人的關系不會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在社會觀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認為，社會的生成與有序化是自發的，不是契約論者所主張的需要人為的理性建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自我調節，這是由分工、交換、自由競爭等作用的結果。其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的論述最具形象和說服力。

在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時代，私利與公益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問題，也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且關系到財富分配的社會后果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與評價。對于私利與公益問題，曼德維爾率先通過蜜蜂的寓言，詮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私惡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論式邏輯使其理論說服力大打折扣。后繼者休謨、斯密、弗格森在對曼德維爾“低調的人性”改造的基礎上，從情感主義的維度對私利與公益的相通性進行了深入闡述。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動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夠通過情感的相互認同而協調各自的行動與利益，從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非常重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由于理順了政治學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私利與公益的關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使經濟學日益擺脫了干涉主義和僧侶式德性的束縛，并成為“財富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作為“財富的科學”的經濟學從此遠離乃至排斥政治學與倫理學；恰恰相反，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時候，“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因為，經濟學中一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倫理學：一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即“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即“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也是基于這一認識，阿馬蒂亞·森嚴肅批評了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中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行為的“倫理動機”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種經濟人的解釋模式，甚至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先提出了這一人性假設。誠然，無論是休謨還是斯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承認自私是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著社群主義傾向的弗格森，也認為人最傾向于“只關心自己的”，并極力強調人的社會性也是為了消解這種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反對對人性自私的過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論上秉承著一種辯證的態度。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人具有經濟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據此對其進行極端化與庸俗化理解，將人的自利與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與利己主義。對此，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斯密的人性論做了非常精辟的辯護：“在《國富論》的全書中，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它們當然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幸福；但也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朋友情誼，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中心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也同樣是一種曲解。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僅僅出于物質性’的關心——不管物質性一詞作何解釋——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對于“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們既充分肯定了財富的積極效應，也客觀評價了財富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即對財富及其增長采取了科學和辯證的態度。對于商業文明的積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業文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經濟上，財富的增長能帶來日益精致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在政治上，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在精神生活領域，商業文明能夠敦風化俗，有助于重諾言、守時間、愛秩序、節約、謹慎等商業精神的成長與發育。對于商業文明的消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現代市民社會發生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是社會分工容易導致人的片面化與單向度發展，使得每個人“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財富的欲望具有腐蝕道德的傾向，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三是在過分商業化的社會中，私人化特征極其明顯，人們容易蜷縮在狹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會增加極權主義、政治奴役的風險。

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質的詮釋及啟示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也又有別于19世紀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三個重要特質或維度：一是人本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與理性人假設的信奉者；相反，他們從情感主義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客觀公允地評判人的自利情感與社會性情感，以及兩者互動共融的心理基礎與協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論辯了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從而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基礎。二是政府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最小國家”理念的篤信者。盡管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中，一方面著力強調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極力排斥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著濃郁的制度主義特色。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政府作為“競賽規則”制定者與裁判者的對于“看不見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因為“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甚至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建設與社會保障的職能。如，弗格森認為，政府應當“保證家庭的維生之計和住所；保護勤勞的人從事自己的職業；調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條件、人類的社會公德心和他們各自為個人打算的追求間的矛盾。”三是倫理維度。與阿馬蒂亞·森所批判的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既重視分析“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又注意探究“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把財富與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對于某些局部經濟行為或經濟領域“精細”的技巧性分析，丟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多重的分析維度。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無視經濟分析的道德倫理維度，僅僅圍繞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展開研究，反而為現實社會中的不道德經濟行為提供了依據。我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到“斯密”的轉變過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對斯密以及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市場原則與市場精神也存在很多誤解與偏差，也存在將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經濟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為以經濟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國家、價值中立等為特質的“斯密主義”的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過度市場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根據我國實際，以經濟學為指導，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總結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和規律，還要反思問題和教訓，突破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偏狹化理解，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溫和思考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有助于我們突破形形的“斯密主義”，理順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德性等相互關系，真正理解與踐行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的理念，從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7]米勒，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739，739.

[2]盧梭.政治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1.

[3][4]皮埃爾·羅桑瓦隆.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1，253.

[9]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8-10.

[10]羅賓斯.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政策中主要理論的考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37-38.

啟蒙運動范文第5篇

1、體操運動員的選材

一個優秀的體操運動員必須具備優秀的身體形態，良好的生理機能、強健的身體素質、優秀的心理素質、良好的思想作風、頑強的意志品質及良好的遺傳基因等因素。而其中運動員的身體形態是選材的首要條件，體操運動員應具備優美的形態。其次，在身體素質方面要具有各種跳躍支撐懸垂的動靜力性力量、臂腿腰腹背肌相對力量大、握力大、柔韌性好、平衡能力強、有氧代謝能力強、神經活動集中而強大、快肌纖維比例大、本體感覺好平衡能力強。在心理素質方面要性格開朗，精力充沛，活潑好動、善于表現思維和想象記憶力好、自控能力強。學校在選拔運動員時，首先要考慮先天條件優越，適合從事體操運動的人才這是組建高素質的體操運動員的基礎。

2、用不同項目的誘導訓練培養小隊員的體操意識

2.1高低杠。在高低杠上主要訓練運動員對杠性的熟悉，配合上肢力量的訓練。在高杠上做吊杠練習，從而達到鍛煉和培養運動員上肢肌力和握力，以及克服高度的恐懼心理的目的。低杠上做簡單擺浪練習，在這一過程中注意讓小隊員控制身體的姿態保持身體的緊度，這樣可以培養隊員的協調性和動力性力量。

2.2平衡木。平衡木同樣有高低兩種，啟蒙訓練階段主要利用低木訓練。在平衡木上做平衡行走、轉體，意在培養小隊員們的平衡能力和本體感覺能力，高木多配合一些輔助訓練中，例如，斜倒立控制身體姿態，提腳踵、立腳尖練習可用來當扶手等。在做斜倒立的練習時，肩角打開，兩腿加緊，腳面繃直，呼吸勻稱，整個身體成一條斜直線，在起始階段可以稍降難度。提踵繃腳尖練習，腳跟注意盡量提起來并到一起，訓練中隊員的要會彎曲，這時要給予鼓勵和正確要求，兩個練習放到一塊做效果相對更好。

2.3繃床。繃床練習是訓練中隊員最喜歡的一項，在游樂園中很多的少兒都接觸過繃床相對比較熟悉，所以在這項訓練中應給小隊員自由發揮的空間，但要做好安全防護工作，嚴格監督訓練過程。要求隊員身體姿態要正直，比比“看誰跳得高”。根據繃床的可利用空間和人數的多少進行分組比賽練習，相互觀摩學習，目的在于發展隊員的身體控制力和空中動作的本體感覺能力。

2.4鞍馬。利用鞍馬上的兩個環可以進行腹肌和背肌力量的練習，如將腳穿在鞍馬環中，做背起和仰起進行力量的訓練。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這個器械微斜倒立和背斜倒立。如果有時候隊員的精神渙散，注意力分散，訓練的情緒低落。無精打采就會影響到訓練的質量，因此要根據強度大小在訓練的期間要適當給予短暫的休息時間和飲水空余，保證訓練效果和隊員的訓練熱情。

2.5自由體操場地。根據訓練的需要和要求進行幼兒基本體操的初步練習，給小隊員們建立體操的概念和意識。幼兒基本體操是一項新興的幼兒體育活動，開展此項活動不僅有利于改善幼兒的身體形態和身體素質，對幼兒進行早期體育、美育和群體意識教育，而且可以為競技體操等項目發現和培養人才。訓練要求：舞蹈；①團體基本體操成套動作，時間為三分鐘；②音樂自選訓練內容：前或后滾翻、劈叉(橫叉或豎叉)、肩肘倒立(姿勢不限)、橋形、連續兩次仰臥起坐(各種姿勢，但手不可撐地)，可扶持的單腿站立平衡或跪式平衡、站立踢腿或行進踢腿(方向姿勢自選)。

2.6跳馬跑道。組織隊員在場地進行下肢力量和速度訓練。力量方面：做單腿的，雙腿的跳躍練習，例如直腿跳、蛙跳，雙人的競速或追趕練習，例如加速跑、高拾腿跑、沖刺跑，在跑的練習中注意糾正小隊員們的跑姿和技術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