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診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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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診所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一、英美法律教育的學徒制傳統
要說到診所法律教育在美國的起源，就不能不談到普通法法系的學徒制法律教育傳統。普通法法系的法律教育一直采取職業教育的形式，英美法的過程當中，以法官為主的法律職業者而不是學院里的法學家起了主要的作用，法律職業者階層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利益集團，他們一直企圖把對法學教育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形勢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變，法學院才取得了對法律教育的主導地位。英美的法律教育起初都是以學徒制職業教育的模式發展起來的。
英國法律教育在中世紀就形成了一種學徒制或是行會式的教育，培養法律家的工作都不是由大學而是由出庭律師的行會性組織“律師公會”（Inn）來擔任的。[1]直至上個世紀中期，律師公會一直是壟斷性的法律家培訓機構，在其中講課的都是高級出庭律師或法官，而不是大學教授。法律教育的培訓對象是律師，法官是從開業多年并取得顯著業績的出庭律師中挑選出來的，大部分的律師和法官都是在律師公會法學院（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中接受法律教育，而并不需要大學學歷。大學里起初只教授羅馬法和教會法，教授普通法始于1753年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爵士在牛津大學開設的英國法講座。此后，大學中的法律講座開始興盛起來，大學中涌現了大批優秀的法學家。1839年，倫敦大學授予了英國第一個普通法學位，但大學法學教育的發展還是未能動搖律師公會對職業法律教育的壟斷，要取得律師資格，必須在律師公會接受培訓。以法官和出庭律師為主要成員的英國法律職業者階層，為了維護其職業集團的利益，寧愿維持封閉的行會式法律教育，不愿使職業法律教育成為可以向普通人開放的領域，而大學法律教育的發展顯然使他們感到了威脅，“英國律師或者出庭律師逐漸變得厭惡他們那些經過大學訓練并成為真正競爭對手的同行們”。[2]
在長達五百年的時間內，英國一直保持著大學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教育并存的雙軌制，大學法學院培養法學家和教師，律師公會培養法律實務人才，法律職業者對法學家的經驗一直持冷漠的態度。這種形勢直至上個世紀下半業才有所改變，1971年，根據奧姆羅德（ORMROD）法律教育委員會的報告，“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應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擁有一個法律學位，或者在獲得一個非法律的學位后再一個兩年變型性的法律生課程”。[1]（P347）這一報告才正式確立了在法律實踐性教育開始之前必須先在大學接受法學教育，從而將法律學術教育與法律職業教育有機地銜接起來。現在在英國要取得出庭律師資格，必須在大學法律教育之后進入律師公會接受職業培訓，結業后通過出庭律師資格考試方可執業。取得事務律師資格必須通過事務律師資格考試，可以不受大學法律教育而在法律協會承認的其他學校接受教育，但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可以免除參加某些專業課程的考試，
美國早期的法律教育也采取了學徒制的教育。獨立戰爭以前，法律教育并不普及，學習法律采“學徒制”，學習法律的人通常是上流的有錢人家。弟子跟著一個師父學習，等到出師才能執業，學習的教材是由老師自己撰寫或前輩相傳留下，沒有法律書籍。[3]18世紀，隨著殖民地、文化的發展，各殖民地才開始大規模地接受英國法，而人民也意識到可以利用英國普通法來反抗英國專制政府對殖民地的剝削，保護自己的權利，于是法律職業開始受到社會的歡迎，初步形成了以律師為中心的法律職業者團體。許多律師和法官被送到英國接受專業培訓，但仍然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法律教育，律師們缺乏系統的教育，[4]也缺乏專門的職業培訓場所，法律教育是在律師事務所內部進行。1765年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出版以后，才開始有了真正的法學書籍。此后法律教育才逐漸結束了學徒制，慢慢有了自己的法學院、法律系，法律教育才得以普及。“在整個十八世紀，學徒制教育逐步讓位給設立在學院或大學中的正式的法學教育”。[2]（P36）
二、美國本土法律教育的發展歷程與診所法律教育的產生
（一）蘭德爾的改革與學徒制法律教育傳統的終結
18世紀后期以來，盡管美國大學中已經普遍設立法學院，但實際上法學院中教授的都是英國普通法，教學采用傳統的“講義教學法”（lecture method），教師站在全班學生面前講授法學著作中的理論，學生們既不需要親身參與實踐，也不需要自己思考，只是被動地接受教授所講的理論。[5]在早期美國的法學教育中，教授的講義往往是是不出版的，因為擔心學生互相借講義而拒絕交學費。[6]法學院也沒有完全起到輸送法律職業人才的作用，直到1920年，大部分律師仍然是在執業律師的律師事務所中接受職業培訓。[7]法律教育的這種不發達是同美國法自身的發展密切相關的。獨立戰爭以來，美國法律界經歷了起初排斥英國法、后來又逐步回到英國普通法軌道的曲折歷程，但要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美國法體系，還需要假以時日。1820年代以后，隨著美國本土判例、法學理論的發展以及本土法律職業的逐漸規范化，才開始形成真正的美國法體系，而這勢必對法律教育的發展提出改革要求，即法學院必須教授真正的美國法而不僅僅是教授古老的英國普通法，從而為本土法律職業提供的職業技能訓練和從業標準。[8]
美國本土法律教育的真正發達始于十九世紀末期，而它實際上是南北戰爭后美國本土產生的形式主義（formalism）法理學的產物。其時英國法理學的實證主義思潮波及到美國法律界，形成了所謂形式主義思潮。形式主義者認為特定領域的知識是由相互關聯的、邏輯上可證明的基礎原則所支配的科學，[9]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去從具體事物中歸納出一般性的原則。形式主義法理學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是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C. C. Langdell，1826-1906），1870年，蘭德爾在哈佛大學對法律教育實行改革，推廣所謂“判例教學法”（case method），編寫案例教科書，上課時就案例的，老師提問，學生回答，引導學生從案例中歸納出一般的原則。這種教學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問題的能力，而不是記誦法律，教師的主要任務不是教授，而是啟發學生自己思考。教師的課堂教學采用“蘇格拉底式教學法”（Socratic method），[10]“教師問一系列有關案例的問題，改變每一個問題的假設條件，要求學生再思考每一個答案”，[3]（P407）而學生的回答又構成了下一個問題，這樣一步一布引導學生在論辯中獲得真知。[11]
判例式教學法使得美國法學教育奠定了與眾不同的經驗主義模式，照理說判例式的教學是為了教會學生象律師一樣思考問題，是與法律實踐密切相關的。但是有意思的是，蘭德爾和他的后繼者在帶來了判例教學模式的同時，也徹底改變了英美法傳統的“律師執教”的概念。他們認為教授法律是一種獨立于實踐法律的職業，法律理論要向學生傳授的是作為科學的法律，而不是實踐的法律，而法律科學在那些并未從事法律實踐活動的理論家手中肯定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12]因為他們置身事外，能夠進行價值中立的客觀觀察和理論。自蘭德爾改革以后，美國的學院法律教育就走向了一條與學徒制教育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法學院中執教的教師并不必須有執業律師的資歷，教學的材料基本來自高級法院（upper court）作出的經典判決，教師只是要使用科學的方法引導學生去發掘判例中的一般原理。
（二）蘭德爾教育模式的不足和現實主義法學對診所法律教育的倡議
蘭德爾式判例教學法的確立漸漸使學院法律教育得到了美國法律職業者的承認，從而終止了在律師事務所培訓律師的學徒制教育傳統。但判例教學法因其嚴重的形式主義特征，從產生之日起就受到來自法律職業界和法學院教授們兩方面的各種批評。綜合起來說，判例教學法的主要弊病包括這樣幾點：首先，判例教學法是高度法院中心的，教學材料只來自于法院作出的判決，這忽視了學生對立法過程的了解，也忽視了合同談判、起草這些私人法律秩序的形成，[13]而后者在法律生活中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次，蘭德爾引入判例教學法是借鑒了當時科學教育中的實驗室教學法，即反對傳統講義式教學法從一般到特殊的演繹式教學，而主張引導學生從特殊個案中歸納出一般原則。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圖書館就是教師的實驗室，教師從判例集中尋找典型判例，引導學生在課堂上對其進行科學的歸納。但是“蘭德爾的教育方法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科學因素：實際操作的實驗，蘭德爾式的法律科學家缺乏臨床經驗（clinical experience）”。[4]（P17）再其次，判例教學法選擇高級法院的判例作為教學材料，這一方面忽視了來自初審法院的法律實踐經驗，一方面則因為高級法院多是進行“程序審”，不涉及對事實的認定，也使得學生對于“發現事實”技巧的了解成為一片空白。[14]
對蘭德爾學院教育模式的最激烈批判來自于新興的法律現實主義（legal realism）。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國內史無前例的經濟大蕭條從各個角度沖擊著傳統的、經濟、法律體制，尖銳的社會矛盾需要國家機器采取積極互動的政策來平衡社會利益。法律現實主義即是適應這種社會現實的產物，嚴格地說，法律現實主義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學派，只是一些彼此之間并無組織聯系但觀點有家族類似的學者大致可以歸屬的思想潮流。[15]現實主義者對蘭德爾創立的學院法律教育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現實主義者的領軍人物弗蘭克在對判例教學法的批判中提出了“診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的改革設想。弗蘭克指出，蘭德爾式的法學院是“高級法院的法學院”，它以高級法院的書面判例集作為材料進行一種“模仿式教學”，而根本無視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無視實際操作的法律過程。“這些‘圖書館法學院’（library law schools）必須把自身從判例集傳統中解放出來，變成‘律師的法學院’（lawyer schools）”。[4]（P136）弗蘭克主張這種新型的律師的法學院應當主要選任至少有五年從業經驗的律師作為教師，教授書面理論的沒有實踐經驗的教師只能居于輔助地位。學生對高級法院判例的學習只需要六個月左右的課程就足夠了，剩下的學位課程必須投入到診所法律教育中。[16]
在現實主義者的猛烈批判之下，學院法律教育模式開始進行改革，哈佛大學等重要的法學院都設置了課程改革委員會，推進對判例教學法的改革，增設了一些新的實踐性的課程，但判例教學法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弗蘭克的診所法律教育的倡議也沒有正式提上日程。
（三）診所法律教育的產生及其發展
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深受法律現實主義的批判法學又繼續對傳統的法學院教育模式提出批判，認為法學院逐漸被一些不具備法律實踐經驗、空談法律教義的理論家所把持，不利于培養具有熟練實踐技能和社會責任感的畢業生。 許多批判法學家們都指責經院氣十足的教授們獨占了法學院的講壇，并積極參與到診所法律教育的改革中來。布魯克林大學教授、批判法學家施奈德（Elizabeth M. Schneider）批評政府對這種教育方式的限制和干預是對學術自由憲法原則的踐踏。卡萊爾則認為診所法律教育向傳統課程設置的不足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戰，是未來若干年中導致法律教育改革的希望所在。[17]診所法律教育的具體實施方案是在法學院中設立法律診所，每個診所由一名執業律師作指導教師，參加診所的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本地真實的當事人辦理真實的訴訟。它的一般宗旨是“把學生引入到實踐活動的事實的、程序的、倫理的和人性的復雜狀態之中，包括會見當事人、同其他人打交道、參與社會制度的談判，以及從復雜的和不完全的事實中發現法律問題”。[5]（P70）1968年，福特基金會資助全美律師協會成立了職業責任法學教育委員會（CLEPR），實施診所教育課程。該委員會總共花去了一千萬美元以資助一些法學院設立診所式課程。到1990年止，超過80%的全美律師協會所認可的法學院設立了以真實當事人為對象，由法學院教師指導和學生參加的診所式法學教育課。根據全美律師協會的統計，到1990年止，在其調查的119所法學院中，共有314個法律診所，每個法學院平均具有2.64個診所；其中89%的診所包括課堂的面授；中等類型的法學院（600-1000名學生）大約雇用5.8名從事診所教學的老師；中等類型的法學院中的診所教育的開支的75%是由學院提供的，25%由院外其他渠道提供的；在診所教育中師生的比例為1∶8.41，每個診所的學生為24名。[18]
三、診所法律教育與傳統法律教育差異的法理學分析
（一）法律知識的本質與法解釋共同體的分化
診所法律教育在美國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實際上是繼判例教學法以后對法律教育重心從學徒制職業教育向學院式教育轉移的又一個回應，它在法理學層面重新凸顯了關于法律知識特性的爭論：法律知識更多的是一種理論知識還是實踐技巧？19世紀英美法學界受到來自于歐洲大陸的實證主義思潮的強烈影響，認為法學也可以象自然科學一樣構建成一門邏輯自足、體系完整的真正的科學，而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法律作為一種人造物，人的有意識行動必然在其中起到復雜的作用，而人的意識并不具有象自然現象一樣的可復現的客觀。這種對法律知識認識的不同導致了法解釋共同體內部的分化，法學家（jurists）往往更強調法律知識的理論理性的一面，而法律職業者（legal practitioners）則更強調法律知識的實踐理性的一面。這種認識的不同也導致了法學家和法律職業者對法律教育控制權的爭奪，從學徒制教育到學院式教育再到診所法律教育興起的歷程，充分說明了這場法律教育控制權爭斗的激烈。在英國經過1971年的改革以后，學徒制教育實際上仍然和法學院的教育雙軌并存，在美國則是徹底終止了學徒制教育。盡管在法律教育的控制權斗爭中，法學院已經戰勝了執業律師群體，但這種斗爭卻一直以另一種形式在法學院內延續：即實踐性與理論性兩種教學方法的繼續斗爭。學院派的教師與那些出身執業律師的教師們一直都互相攻擊對方教育方法的不足，甚至彼此漠視對方的教育理念。診所法律教育的興起說明法律教育的現有模式并不是社會對法律制度的需求的真實反映，而是法學教授和法律職業者爭奪法律教育控制權的人為的結果，它充分說明“法律解釋共同體本身已經發生了有意義的變化，它正在變得不那么同質化和更加的多樣化”。[6]（P207）在這場話語操縱權的爭斗中，也許最終決定結果的不是哪一方的勢力強弱，而是法學學生的真正需要，他們并不需要一種單一形式的教育，而是對兩者有機的結合。
（二）紙上法律的確定性與行動中法律的不確定性
自蘭德爾改革以來，判例教學法就成為美國法學院的標準教育模式。這種注重掌握判例法要素的學院式教育固然可以通過傳授清晰有條理的知識而使學生迅速掌握法律制度的主要元素，但在操作紙上規則直面法律事實時必須熟練掌握的與當事人溝通、收集與辨析證據、法庭上抓住要點的陳述與論辯等門徑，傳統學院式教育所能做的就十分有限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蘭德爾式教學法因其嚴重的形式主義特征而日益遭到有識之士的詬病，這種教育模式把法律看作是邏輯自足的制度體系，可以為每一個案件自動提供一個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實際上現實中的法是極具不確定性的，法的運行受到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復雜社會因素的影響。律師在實踐中要想提高勝訴率以贏得更多的當事人，僅僅掌握判例法理論要素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熟練地與當事人、法官各方進行溝通，處理訴訟當中很多難以預料的程序步驟，分析影響案件的各種復雜社會因素，甚至還要有豐富的人事經驗，知道如何挑選對自己方有利的陪審員，如何用不同的說話技巧來說服不同的對象。而這些技巧對法學院學生來說無疑是同樣重要的，畢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要去從事實際的法律職業而不是理論研究。學生離開學校后固然可以在律師事務所里摸索學習這些技巧，但如果能對傳統的教育模式加以改革，增加一門系統的實踐性的課程，幫助學生較快地系統掌握這些技巧，當然要比走出校門后在事務所里就事論事地零碎摸索要便當得多，而且這樣一門實踐性的課程還可以幫助學生更深刻地從理論上把握法律的要素。而診所法律教育就承擔了這個填補傳統學院教育缺陷的使命，“學徒制教育廢除的結果造成了法學教育進程和專業發展中的一個空白，而填補了這方面的缺失就能使法律專業學生成為兼具專業能力和責任感的專業人員”。[7]（P68）
（三）與法律人人格的養成
在美國診所法律教育不僅承擔實踐法律教育的功能，同時它也是美國法學院一個重要的服務窗口。通過使診所的學生參與法律援助以及社區服務等實踐活動，法律診所還很大地緩解了法律援助社會資源的不足。診所法律教育在美國之所以主要依托于法律援助，主要因為實踐性教育需要接受教育的對象親身參與實踐活動即司法活動，而在校學生參與司法活動的身份只有在法律援助案件中較易解決，再加上美國政府給法律援助的資金有限，法律援助資源稀缺，在律師收費高昂的美國，法律援助當然不能主要依靠執業律師們來提供。一位美國的診所教育同行提到，里根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政策是一分錢都不給。而在由執業律師承辦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由于沒有收費驅動機制，很多執業律師對案件的辦理怠于職守，不盡力去為當事人爭取利益最大化的法律論證。相應地，由在校的法學院學生來承辦法律援助案件，一來他們為了鞏固所學的知識會有較高的熱情，二來也比較具有社會責任意識。更重要的是，診所教育通過讓學生親身參與法律援助的訴訟活動，可以通過生動活潑的手段來進行職業道德教育，養成健康的法律人人格。在真實的訴訟活動中，學生通過同真實的當事人接觸，了解到他們的喜怒哀樂，了解到因為社會制度的某些不公正所造成的真實的人的疾苦，可以很好地養成他們對法的正義追求的信念。
四、診所法律教育在法律教育改革中的意義
我國法律教育改革開放前受前蘇聯法律教育模式的，課程設置比較陳舊，近十年以來才逐步與歐洲大陸的法律教育模式接近。但法律職業規范化的道路卻走得相對比較緩慢，2003年才正式實行統一司法，至今尚沒有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雖然在法院、檢察院和律師事務所都有短期見習的制度，但都是在機構內部以較為隨意的方式進行，沒有規范可循，對于見習者的結果也沒有客觀的評估。以現行我國的律師實習制度為例，實習律師在實習期沒有收入的保障，基本要靠自己找案源養活自己。也沒有制度化的研修安排，雖然有名義上的指導老師，但實際上很多指導老師都是采取“放鴨子”形式。實習律師能不能迅速掌握訴訟實務的基本技巧，完全視乎指老師自己的責任心和業務情況。[19]總體來說，我國法律教育在學院期基本沒有實踐技巧的訓練，從事法律職業后也只能靠自己邊干邊學、慢慢上道，在法律職業者群體中普遍存在對法學院教育與實踐脫節的抱怨。[20]
從某種意義上說，診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國之際我國法律教育的現狀，和美國診所法律教育興起時美國法學院的情況至少有一點是類似的，那就是法律職業界以及法學院學生對傳統法學教育不足之處的不滿。傳統法學教育對于迅速掌握法律的基本元素固然是十分便利的，但對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卻益處甚少。教師講授學生記誦的老式教學習慣于向學生灌輸正確答案已經確定、無需提問的知識，很少關注學生對教育效果的反饋、關注學生在學與思的過程中是否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疑問，這也束縛了學生獨立思考、發現問題的能力。
當然造成法學教育與司法實踐脫節的原因不僅在于法學院自身，由于我國司法官專業化程度不高，司法機關一直忽視法學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對科班出身的法律專業人才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也阻礙了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的融合。作為法學教育工作者，在深入司法實踐時我們往往會發現我們思考法律問題的視角與法官們、檢察官們有很大的歧異。理論工作者往往是從維護個人權利的角度來案件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司法官們往往卻首先考慮社會利益的協調。這兩種不同的視角本來其實都不存在偏頗，問題在于以何者為先。法學家和法律職業者彼此漠視對方的經驗，深層的動因是我國法律職業的非規范化造成了理論界與實踐界根本沒有形成一個有共同是非標準、職業倫理和職業榮譽的法律共同體，而是形成了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各自集團利益的不同妨礙了彼此的相互交流與合作。[21]英美法學教育的歷程證明，兩個利益群體之間的爭斗人為地延緩了法律教育的健康發展。在中國法律教育未來的發展中，法學家和法律職業群體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法學教育以什么為側重點決不能演變為一場爭奪話語霸權的斗爭，而取決于法律教育的消費者——法學院學生的選擇。他們為了對自我人生價值的更高層次的實現，為了在法律職業激烈的擇業競爭中脫穎而出，會對需要什么樣的教育作出相對更為客觀的選擇。
根據北京大學法律系1995年關于法學教育的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對象主要是國家政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合作制律師、學校教師和在校的生），答卷者普遍認為：（1）法律教育只能起一個入門的作用，而主要靠在實踐中學習；（2）要求增加機、公文寫作、模擬法庭等非常務實的課程；（3）認為中國的法律教育的道路應當更加務實；（4）認為現在法學院的學習缺乏學常識和社會知識的了解；（5）主張編寫案例配合教科書教學。[22]實際上自80年代以來，法學界對于傳統教育模式的種種不足也已經有較為深刻的體察。在法學院的課程設置中，已經有很多彌補這些不足的措施，例如實習、案例教學、社會實踐、模擬法庭以及以案例為主題的辯論等。2000年以來診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國，首先遭遇的即是這樣一個嚴峻的問題：診所法律教育如何同我國法律教育中已有的這些實踐性課程區別開來，而使其自身成為具有獨特性的法律教育模式。如果它不成為一門對實踐技巧全面涉獵并作理論概括的系統課程，它可能就只會成為一種概念的包裝，而其實質只是對國內已有實踐性課程的重復設置。
診所教育顯然不同于案例教學，后者并不需要學生親身參與法律實踐，也只是對書本理論知識的具體化和深化，不可能涉及過多的實踐。它也不同于實習，具體表現為：1、實習使學生作為旁觀者去協助法官、檢察官、律師等辦理案件，診所教育中則是學生充當主角負責整個案件；2、實習不是一門正式的課程，缺乏必要而有效的指導和監督，在診所課程中老師的指導是有針對性的、經常性的、深入性的和具有理論高度的；3、實習往往是聽憑遇到的案件，學生也往往在案件沒有結束時就離開了，而診所課程的案件是有針對性和一定范圍的，學生也能夠自始至終地辦完案件。[23]至于其他形式的課堂實踐性教育，諸如模擬法庭、辯論等，均不以真實的當事人為對象，其實踐意義是遠遠不及診所教育的。當然但僅只強調它們之間的不同是不夠的，前文已經指出，診所法律教育要想真正在中國生根，它就必須同法學院已有的零散的實踐性課程區別開來，它必須成為一門對實踐技巧全面涉獵并作理論概括的系統課程，才可能被正式納入中國法律教育的體系。
國內診所的課程設置，基本仿效了美國診所的課程模式。以西北政法學院司法診所的課程安排為例，共分為診所課程與診所法律教育、接待當事人的技巧、證據方法、策略選定、法律研究、案件陳述、法律文書、觀摩審判、庭審程序、談判、法律職業道德、法律診所教學反饋十二個流程。課堂教學方法也采用了提問式、對談式、互動式、模擬訓練、個案分析等多種多樣的形式。美國診所教育已經發展了四十余年的時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應該說其課程的體系安排、教學手段的多樣形式都是具有一定性的。但移植到中國不能僅僅只注重其形式，要發展成為成熟的診所，國內診所教育還需要一段時期來積累經驗，尤其是要形成體系化的診所教育學理論，編寫水平較高的診所教育專用教科書。如果做好這些工作，國內診所教育完全可能發展成為一門全新的、全面探討法律實務技巧并符合教育學循序漸進的系統的實踐性課程。
診所教育在中國同傳統教育相遭遇，它要承擔的更為重要的使命是為中國法學院注入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即課堂不應只是教師的課堂，而更多地是屬于學生的課堂。通過一種全新的教育實踐，它要改變傳統教育中學生只作為被動的知識容器的現狀，而使他們成為積極主動的學習者，成為自己發現問題、勇于獨立解決問題并且從不停止發現新問題的求知欲持久不衰的學習者，而無論將來他們走出學校要從事哪一種職業，這種積極主動的思維習慣都會使他們受益無窮。在每一次診所的課堂上，尤其是在大腦風暴的教學中，幾乎每一個學生都會提出一些老師們根本沒有想到的問題。而在傳統的課堂上幾乎每節課老師都要使出渾身解數來說一些學生沒有想到的問題，但這辛苦的工作往往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學生自己沒有親身參與的主人翁感覺，就很難保持對知識的新奇感和好奇心，教師就必須不斷刺激他們，因為新奇感和好奇心是求知的最重要動力。而如果親身參與課堂，主人翁的感覺就能提供持續的求知動力。傳統教育除了這種教學方法的陳舊之外，還潛藏著一種壓抑獨立思考的權力運作，我們習慣了向學生傳授無需提問的絕對公理，講授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大而無當、不痛不癢、好像什么都說了其實什么都沒有說清楚的體系，而構成這些體系的元素其實是每一個個別的獨立思考的結果，體系并不能解答學生在把知識從普遍下行到個別特殊事物時會遇到的每一個疑難。診所教育的課堂中師生都很少感覺到彼此間那種威壓與服從的關系，在這種輕松的心態下，課堂里的每一個人都平等地互相碰撞思想的火花，自己去一個一個地發現個別的問題、想出最合理的解答，再把這些解答匯集成自己的體系。
[1] Nigel P. Gravells. Academic Leg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Legal Training[A].郭成偉。 法學教育的現狀與未來——21世紀法學教育暨國際法學院校長研討會論文集[C].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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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律師公會也有譯作“律師學院”的。共有四大律師公會，分別是林肯律師公會（Lincoln‘s Inn）、格雷律師公會（Grey’s Inn）、內殿律師公會（Inner Temple）和中殿律師公會（Middle Temple）。13世紀后期，由于法官和律師的崇高社會地位和豐厚收益具有強烈的社會吸引力，在上相對較難進入上層的中小貴族特別是騎士家庭的子弟都希望躋身法律職業而出人頭地。他們云集在倫敦西區王室法院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廳，通過閱讀法規法令和法律著作、幫助訴訟當事人起草常規性法律文書、旁聽法庭辯論等方式學習法律基礎知識，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法律學徒”（apprentice）階層。他們自由結合，寄宿于法庭附近的某一客棧或酒館（inn），聘請開業律師講課或輔導。居住在一起的一批法律學徒便自發地組成一所簡易法律學校。從法律學校中脫穎而出的律師們又組成了自己的行會性組織公會，繼續承擔提攜后輩的教育之責。14世紀以后，其中的4所脫穎而出，形成了后來的四大著名律師學院。律師學院由著名律師組成的主管委員會（benchers）負責管理，至少在學院中學習7年（后來改為5年），經學院主管委員同意后，學徒才有可能成為辯護律師，取得出庭資格。參見程漢大主編《英國法制史》，齊魯書社2001年版，第133-137頁。
[2] [美]卡爾文·伍達德：《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與英美法》，載于[美]肯尼思·W·湯普森編《憲法的政治理論》，張志銘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73頁。中世紀英國存在兩種不同的法院系統，教會法院和世俗法院，教會法院管轄與神職人員有關的案件，適用天主教教庭的制定法和羅馬法原理判案，使用羅馬教廷的官方語言拉丁語。世俗法院管轄俗人的法律事務，適用遵循先例的英國普通法，使用一種稱為“諾曼人法律用法語”（law French）的語言。因此教會法學和普通法法學形成了兩套互不相干的體系，不僅法理法意大相徑庭，連使用的語言都不一樣。而中世紀大學都是被教會所控制，因此英國大學中教授的是教會法和羅馬法，而律師公會的法律教育最早是在法院系統內部進行的，培養對象是為世俗法院訴訟服務的法官和律師。參見前書，第72-73頁。
[3] 參閱潘維大、劉文琦編著：《英美法導讀》，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
[4] 著名的馬歇爾大法官只修習過兩個月的法律。
[5] 參閱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7）， p.16.
[6] 參閱[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魯-美利堅法律史》（影印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頁。
[7] 參閱[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魯-美利堅法律史》（影印版），第86頁。
[8] 參閱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12.
[9] 參閱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10.
[10] 在蘭德爾之前，已有很多法學院嘗試進行教育改革。“蘇格拉底式教學法”是由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院長Theodore William Dwight于1860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率先倡導的。參閱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p.12-13.
[11] 因為這種教學法來源于柏拉圖對話錄中記載的蘇格拉底與弟子們探討問題的對話方法，所以得名為“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在柏拉圖的著作中，圣人蘇格拉底十分嫻熟地運用了名為“辯證法”的技巧同他的弟子們探討哲學概念的精確定義，所以一些哲學著作中將其稱為“蘇格拉底的辯證法”。具體的做法是首先確定討論的主題，例如“什么是正義”，討論的目的一般是為某個概念下定義。首先由主持辯論的人引導發問，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回答并相互問難，主持人再指出回答中的錯誤或自相矛盾之處，引導發言者修正回答或是提出新的定義，這樣一步一步辯論下去，直至得出參與討論的人都表示認同的最圓滿的定義。
[12] 參見[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魯-美利堅法律史》（影印版），第87頁。
[13] 參閱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Edward Arnold （Published） Ltd， 1984， p.143.
[14] 參見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p.144.
[15] 參見Roger Cotterrell， The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 LexisNexis UK （2003）， p.181.
[16] 參閱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p.136-137.
[17] 參閱朱景文主編：《對西方法律傳統的挑戰——美國批判法律研究運動》，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6頁。
[18] 參閱王晨光，《法學教育的宗旨——簡論案例教學模式和實踐性法律教學模式在法學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關系》，載于《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年第6期，第40頁。
[19] 在德國和日本，通過統一司法考試的人一律參加國家安排的統一司法研修，研修期有固定的薪俸，系統的研修進度安排，以及嚴格的結業考核。通過最后考核后的人才可以從事法律職業。
[20] 蘇力教授在他的新著《送法下鄉》中曾經提到一位他在基層法院實地調查中遇到的某政法學院畢業的法官，當被問及關于法學教育的知識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的用處時，這位法官的回答是：“學校的那點兒東西，我都還給老師了”，“回答時，眼神里還流露出某種輕蔑”。參閱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頁。這位法官的話可能有點夸大其詞，但在從事法律實踐的職業人士當中，這確實是一種很普遍的情緒。
[21] 法學家與法律職業者經驗的融合不僅出于改良法律教育的需要，更重要的，形成一個具有共同知識背景、職業倫理的法解釋共同體還是制約司法者個人任意性、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正如季衛東教授已經指出的，“在法律界內部形成一種互相約束的局面，以規章制度中固有的認識論去抑制個別人的恣意”。季衛東：《法制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頁。
法律診所的意義范文第2篇
第一個問題，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與傳統法律實踐教學的區別的認識情況。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出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方式的基本認知情況，也可以反映大學生對現代以診所法律教育為代表的實踐教學與傳統法律實踐教學的主觀態度。關于診所法律教育與傳統法學實踐教學的關系、特別是區別的問題上，受調查的60名大學生中，有34名認為區別很大，占受調查人數的56.6%；有26人認為區別不大，占43.4%。因此可知，大學生對于診所法律教育與傳統法律實踐教學的區別的認識，基本上認為有區別，同時認為區別不大的人數也不少。這表明，我們的診所法，對于傳統法律實踐教學方式不應當否定，而應當發揮其優點，傳統法律實踐教學與診所法律教學，不是對立的，而應當是互補的關系。在實際教學方面，傳統法律實踐教學與診所法律教育的目標是相同的，同時以實踐的方式提高學生對法律知識的理解與應用能力。
第二個問題，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以及傳統法律實踐教學的理想方式問題的認知與意愿情況。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出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方式以及傳統法律實踐教學方式的認證情況以及主觀評價，可以作為未來開展診所法律教育在方式選擇上的參考。此項調查的問題是：你所在的學校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形式是診所法律課程，法律診所，律師所實習，公檢法實習，社區法律服務，義務法律咨詢。被調查的60名大學生的回答是：28人選擇律師事務所，占46.6%；22人選擇法律診所，占33.6%；有12人選擇診所法律課程，占20%；有6人選項社區法律服務，占10%。哈爾濱工程大學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實際情況是：開設了專門的診所法律課程，由律師實踐經驗豐富的老師專門任教，學生反映非常好，同時可設立了法律診所、有專用辦公室但卻很少開展活動。從大學生的問卷回答上看，多數學生還是傾向于傳統的律師實務方面的法律實踐教學。對診所法律課程與法律診所的認知與認同程度還不夠高。
大學生多數選擇律師事務實習所作為法律實踐教學的方式，是因為律師事務所的實習，學生可以有更多的機會直接參與處理法律實務，直接面對法律現實問題。律師事務所實習的方式，又是傳統的法律實踐教學方式，可以做為當前的診所法律教育方式之一。這表明傳統法律實踐教學與診所法律教學，不是沒有聯系的，傳統法律實踐教學的有效方式應當延續。這啟發我們，今后還應當加強診所法律課程以及法律診所的工作，以獲得廣大學生的認知與認同。同時，我們也客觀地發現，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方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不準確成分，我們在對大學生的訪談調查中得知，大學生對于已經開展了的診所法律課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訪談調查中的信息表明，診所法律課程如果能夠理想地開展，在法律實踐教學方面會發揮很好的作用。由富有法律實務經歷的教師從事診所法律課程的教學工作，是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可取方式，也是在現有的教學環境、教學條件下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有普遍推廣的意義。
第三個問題，大學生所認為的與法律實踐教學有關的課程或者實踐活動情況。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出大學生對有關法律實踐教學課程的認識與評價，可以作為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參考。關于已經學習過的課程中與診所法律教育相關的課程問題，受調查的60名大學生中，有36人認為是律師實務課程，占60%；有30人認為是司法考試講座課程，占50%；有58人選擇義務法律咨詢，占96.6%。可見，在以往的有關法律實踐教學的課程中，學生認為實踐性強的課程是律師實務，同時大學生普遍認為傳統的義務法律咨詢是法律實踐的方式。因此，對于律師實務課程，或者與律師實務有關的司法考試課程，應當成為法律實踐教學的基本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可以也應當突出實踐性。對于已經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學校，可以把律師實務課程作為診所法律課程之一，以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為目標，以實踐教學的方式，以真實的案例為素材，從律師的角度認識與處理法律事務。律師實務課程，用實踐教學的方式來進行，與其他診所法律課程并不矛盾，一般的診所法律課程可以是全方位的法律實踐教學，而律師實務課程可以開設為是專項的法律實踐教學。對于還沒有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律師實務課程，可以作為傳統實踐教學課程的代表，同樣采用實踐教學的方式開展。
二、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認同
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認同情況，表明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主觀意愿與價值判斷，能夠反映大學生對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態度。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是否認同，是我們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重要問題。診所法律教育的開展，不應當是教育者的單方面的意愿，更主要的是學生是否意愿接受，我們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應該能夠為學生所接受。我們通過以下基本問題的問卷調查，活動有關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主觀認同情況的信息并予以分析討論。第一個問題：你是否希望所在學校采用診所法律教育以及是否希望加強診所法律教育。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出大學生對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基本選擇、基本態度，可以反映出學生的真實意愿。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被調查的60名學生中有54人選擇希望，占90%，選擇都可以的有6人，占10%，沒有人明確選擇不希望。這種情況表明，大學生都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愿望非常強烈，學生的熱情很高。學生的意愿、學生的實際需求是我們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動力。
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普遍愿望，我們應當充分考慮，并且應當在今后的法律實踐教學工作中，大力加強診所法律教學形式的實踐教學。同樣的問題，我們也對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對于法學研究生階段是否希望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問題，受調查的30名一年級法學碩士研究生中，有28人選擇希望，占93.3%，有1人選擇沒有必要。可見，法學碩士研究生也普遍希望在碩士研究生階段開展診所法律教育，他們對提供實踐教學方式來學習法律知識、提供實踐能力的愿望非常高。我國目前開展的診所法律教育普遍是在法律本科層次以及專科層次進行，本科普通法律院校與高職高專院校。在碩士研究生階段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目前國內還沒有開展的報道，今后可以探索與嘗試。第二個問題：你對診所法律教育實際意義的評價。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出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性或者否定性價值判斷，是我們開展診所法律教育所應當掌握的重要信息。
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或者否定，反映了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認同情況，同時也是對我們開展診所法律教育工作的一種實際評價。這個問題，接受調查的60名大學生的回答分別是：選擇有意義的44人、占73.3%，選擇意義一般的有14人、占23.3%，選擇沒有意義的有2人、占3.3%。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大學生對診所法律教育的實際意義是肯定的，是普遍認同的，對于診所法律教育是否有意義、是否有必要開展的問題上，被調查的大學生普遍表示有意義，希望開展診所法律教育，對診所法律教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表明診所法律教育是有價值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到，大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結果與上一個問題的結果有明顯的不同，有23%的人認為意義一般。同樣的問題，我們對30名一年級的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問卷調查結果是，認為有意義的23人、占76.6%，選擇意義一般的有7人、占23.3%。這兩個不同受調查群體的結果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接受調查的本科大學生是已經上過診所法律課程的法學高年級學生，而接受調查的一年級法學碩士研究生中多數在本科階段是沒有接受過診所法律課程等形式教育的學生。這樣的調查結果表明，診所法律教育的實際意義還沒有很好的發揮出來，這要求我們在今后的診所法律教育工作中，應當更加注意提高診所法律教育的實際作用，多在實效方面下功夫。
法律診所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法律診所教育 知識產權 創新 法律服務平臺 公益
法律診所教育，對于大多數中國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個新鮮名詞，對于普通公民來說更是聞所未聞。所謂法律診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法學院普遍興起的一種新型課程，又稱“臨床法學教育”。顧名思義，其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實習培養醫生的形式。通過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實際的法律應用過程，培養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對法律的深人理解，縮小學院知識教育與職業技能的距離。另外，此項教育還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熱愛社會公益活動，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職業道德水準。
一、法律診所教育的價值及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法律診所教育無疑是一種創新，對我國法學教育的改革是一種促進。它將實體法以及法學理論、實踐、技巧、信念、態度和價值聯系起來，引導學生從律師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在法律診所課內，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親身無償法律援助案件。學生通過為社會弱者提供法律幫助，能獲得職業成就感，同時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和社會責任感。這也是目前我國大力倡導的素質教育的目標。
法律診所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教育，它的特殊性不僅在于其與傳統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法學教育的模式。從單純的理論去指導實踐的演繹式模式到通過實踐獲得更加全面的知識和技能的歸納式模式，讓學生學會從實際的個案著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通過法律診所教學使法律院校的學生開始從一個全新的視角認識法律、了解社會、體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歐、東歐、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南亞的尼泊爾、印度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院校已經廣泛而成功地應用了這種教育方式。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法律診所教育已經成為東歐、南非等國家和地區法治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順應世界法學改革潮流，我國部分高校教師經過充分的探索、研究與論證后，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學院、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于 2000年9月相繼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嘗試運用比較模式進行教學。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學、西北政法學院、四川大學、云南大學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2002年7月28日，經中國法學會批準，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到2010年6月1日已發展了130位單位委員。經過10年的推廣，法律診所教育已在中國高校扎根、發展并完善，日常運作管理有條不紊，法律服務活動對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與此同時，參加法律診所活動的學生在分析法律問題、提高法律實踐能力、認識社會、增強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觀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專門性法律診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勞動者權益保護診所、消費者權益保護診所、環境法律診所、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公益法診所、社區法律診所等。
二、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創立及意義
引人法律診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勢下改進法律人才培養模式，強化法律實踐教育的重要舉措。
(一)知識產權法律診所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創設于2005年9月，是目前為止全國高校唯一以“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命名的法律診所。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由一支具有較強實力的教師隊伍組成，均具有高級職稱、律師資格證書，具有教學和律師執業經驗，并經過中國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的專門培訓，能夠規范、專業地指導學生完成課堂學習和基地實踐任務。
知識產權法律診所教學分為課堂講授和基地實踐兩大部分。課堂講授的主要內容包括法律診所教育簡介，律師職業道德，知識產權法實務，系統技巧訓練，接待當事人，參與咨詢與調查，仲裁、訴訟和非訴案件的專業技能等。基地實踐的主要內容包括在教學基地值班;為當事人提供咨詢意見;起草法律文書初
稿;在指導老師參與下修改法律文書;與對方當事人或律師談判;接待來訪;閱讀、整理案卷;配合執業律師開展業務、參與辦案全過程等。
(二)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性質及意義
法律診所教育通過學校和社會兩個場所的實踐和共同作用，增加學生接觸社會的機會，促使學生將在課堂上所學到的法律知識在活生生的具體案件中加以運用，也能通過和當事人接觸得到社會經驗等多方面的積累。概言之，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對學生是法律課程的實踐訓練平臺，對社會是知識產權事業的公益法律服務平臺。
1.實質上是法律課程的實踐訓練平臺
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優勢在于該法律課程是在律師事務所真實環境中進行的，并由老師負責指導。這一實踐訓練平臺還具有強調職業道德、注重實踐操作和人際關系協調、要求學生有較強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等特點，有助于克服傳統法學教育過于理論化、學生動手能力較弱的缺陷，讓學生保持和社會實際、法律實務接觸的機會，從而使學生在深入理論探討的同時，學習如何像法律從業者一樣工作和思考，培養全面的法律素養、優良的職業道德及社會責任感。這一教學模式深受學生的歡迎。
2.客觀上是知識產權公益事業的法律服務平臺
法律診所教育要求學生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辦案，既是服務社會公益事業的法律資源的有益補充，將對我國的教育傳統、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帶來沖擊和變革，也為我們培養高素質、綜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臺。如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活動經費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及其民商經濟法學院和社會公益性組織(如美國福特基金)、律師事務所的支持，其對外開展的任何法律服務活動均不收取報酬。目前，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服務項目主要有診所法律教育研究與培訓，疑難案件會診，接受知識產權案件當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訴法律服務或者擔任訴訟人，接受商標、專利行政訴訟案件、行政復議案件原告和申請人的委托提供非訴訟法律服務或者訴訟，普法宣傳，法制狀況調研，對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務。
3.為法律援助開辟了一條重要途徑
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具有創新意義，突破了學界認為“法律援助是窮人的專利，擁有知識產權的權利人都是富人，無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觀點。學生通過模擬場景和實踐操作，以律師助理身份辦案，既能學習律師的各種執業技能，又能為因經濟困難，不能支付知識產權糾紛處理和訴訟費用的知識產權人，以及遇到難以解決的知識產權事項或案件的知識產權人提供法律援助開辟了一條重要途徑。從實際情況看，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學生都能把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學習的機會、社會的責任和神圣的使命。與專職律師相比，學生沒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質上的回報，專心于此;與社會團體相比，學生具有較扎實的理論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經驗的教師的指點。所以說，法律診所教育的設立必定會為中國的法律援助事業注人新鮮血液，帶來嶄新面貌，對促進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的深人開展有著現實的意義。
三、知識產權法律診所模式創新的對策建議
綜合各高校開設法律診所及法律課程的情況，基本上都是依托學校成立法律診所，采用“校內真實當事人診所”的模式，但其內容、目的和運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學的教學目的是讓學生了解中國的律師制度和律師規則，熟悉律師專業知識和職業道德，了解律師辦案程序、訴訟程序和律師事務所工作規程，學習和掌握處理案件的技巧;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法律實務的技能增強學生的辨別能力、合作精神和獨立開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診所的課堂教學，又鼓勵學生承辦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主要通過向社會提供法律援助來培養和鍛煉學生。其它大學開設了以法律援助為特色的法律診所，也都旨在提高學生分析法律問題和法律實踐的能力。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律診所通過與律師事務所合作設立校外實踐基地，指導教師除了進行每周一次的理論講授外，幾乎每天都要到實踐基地對學生進行單獨指導。法律診所的教學過程包括“三步”。即對上述環節進行計劃、行動、評估，通過討論、模擬、反饋及單獨指導等方法，從而構成一個實踐環節的完整的學習過程，思考貫穿其中。法律診所需采取雙循環的學習方法，要求學生在不斷提高熟練程度的同時，能跳出原來的思維模式，從全新的角度、有預見性地思考問題。以實現法律診所教育的日標，即“幫助學生培養經驗式學習的能力及憑借經驗進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確性質定位
由于知識產權法既是實體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廣泛的權利范圍，因此，知識產權法律診所的實踐場所應當是開放的，其服務對象亦應是開放的。為進一步推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貫徹落實，參照有關專家意見，建議發揮各方資源優勢，將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定位于產、學、研合作促進組織，使其成為開放發展的公益法律服務平臺，為產、學、研合作組織自身及相關科技創新機構、企業維權等提供專業的公益服務。
(二)創新服務功能
對知識產權法律診所實行產、學、官、研合作模式，拓展與產、學、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動法律診所承擔知識產權法律研究及知識產權發展與促進方面的工作，其服務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業、政府及相關機構委托的法律實務研究課題，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分析、預警以及保護策略研究、品牌戰略研究;(2)接受企業、政府及相關機構委托的知識產權促進工作，進行統計、調研、評估、規范管理及其它相關工作;(3)向企業、社區及相關機構提供法律知識普及、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4)開展企業知識產權發展戰略研究，以及面向企業、行業的知識產權策略實施研究、咨詢;(5)為企業、社區及相關機構提供法律咨詢、法律策劃和預警服務;(6)為企業、社區及相關機構投資融資、貿易發展以及海外市場開拓提供法律服務;(7)面向社會提供法律保護調查、相關信息檢索;(8)提供其它服務，如維權援助等公益服務。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國的法律援助機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政府性質的法律援助機構、律師事務所內設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種社會團體。法律援助主要是國家的義務，理應由政府出資建立各級法律援助機構。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財政壓力很大，不可能為法律援助機構支出大量費用;另外，我國地廣人多，法律援助機構在現階段還較難能深人基層農村;更關鍵的一點在于，能夠勝任法律援助的專業人士數量太少。為此，我國應尋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層次的方法來完善法律援助制度。顯而易見，開展法律診所教育，發揮法律院校師生的專長，為弱者提供法律服務，不失為一條完善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徑，且與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優越性。
2007年11月，國家知識產權局的《關于開展知識產權維權援助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定位為政府公益性公共服務機構，承擔政府知識產權部門的工作職責，不僅為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提供援助服務，同時也為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公眾提供其它服務。基于此，知識產權法律診所與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具有契合性，可以承擔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的任務，以突出法律援助服務特點，擴大法律援助隊伍。
法律診所的意義范文第4篇
“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是一種雖然采取法律診所的教育方法但不提供真實的法律服務的模擬教學。該課程仍然是屬于課堂教學，只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以討論的形式為主，借助于實際發生的案例，讓學生扮演不同角色進行練習。通過增設這樣的課程，不僅克服了法學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弊端，更促進了學生的主動性學習，進而提升學生運用法律的綜合能力。
1.“模擬法律診所”課程簡介
“模擬法律診所”是一種全新的、實踐性強的教學方式，增設該課程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法學學生在培養過程中實踐性課程不足的問題，該課程受到了一致的好評，并且被認為是一種極具推廣價值的課程。我們必須重新定位該課程，使其在實踐教學課程中的價值得到充分的發揮。
2.“模擬法律診所”課程的重要性
“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是加強實踐性教學的一種非常好的形式。它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補充了學生知識的不完整性，增強了學生綜合運用法律知識的能力，提高了學生從事法律實戰的能力。該課程能夠成為法學專業的必修課，并形成科學合理的培養方案，進而在我國法學實踐教學中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還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3.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的意義
目前我國法學專業的課程設置而言，近些年來各高校不斷運用各種方式來增加實踐課程，究其目的，是希望通過老師的指導，從而培養學生運用所學法律知識進行實踐應用的能力。但是，效果仍然差強人意，這些實踐課程的局限性太大。因此，在我國各高校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是有其必要性和科學性的。
3.1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的必要性
（1）我國傳統法學專業人才培養的不足。在我國傳統的法學教育中，主要的教學模式基本是課堂講授，這就造成了學生僅僅是被動接受，缺乏主動性。不可否認近些年來各高校進行了教學模式改革，重視法學實踐，強調案例教學，但這些嘗試仍未取得明顯的進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法學教學過程中一般是站在法官的立場，這就導致未來將從事律師工作的學生看待問題單一化，缺少以律師為立場的實踐經驗和技巧； 另外以部門法為主線的法學教學的局限性不利于學生對于法律知識的綜合運用。因此，我認為在法學教學中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2）我國法律診所教學存在的困難。我國在加大推廣法律診所教育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困境，從而影響了推廣的進程。 雖然已有部分高校申請加入了診所法律教育委員會，但整體來看，開設“法律診所”課程的學校并不多，而且，師資力量也不足，該課程的開展需要經驗豐富的指導教師，但是據了解，該課程指導教師基本上都是現有的法學專業老師，這些老師由于教學和科研的壓力投入“法律診所”課程的精力已經大打折扣，這就造成了實踐經驗的缺乏；最后，案例來源和教學經費的不足，增加了該課程開設的難度。綜上，我國法律教育遇到了嚴峻的挑戰，由此產生了模擬法律診所，一種具有替代作用的教學方式。
3.2 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的科學性
（1）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更加關注的是教義化的法律教學方式，可能對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有所忽略。而增設模擬法律診所恰巧彌補了這一缺憾。
（2）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不僅學生接觸的并不是真實的當事人和真實的案件，而且該課程可以最大程度的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因此，超強的模擬性和目的性可以使學生的全面律師技能得到聯系，進一步提高學生綜合性法律知識技能的能力。
（3）不需要承擔提供真實法律服務中的風險。“模擬法律診所”課程，避免處理真實的案件，由此產生的法律風險也就不需要承擔了。
4.增設“模擬法律診所”課程的設想
法律診所的意義范文第5篇
一、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的關系
根據弗蘭克·S·布洛克的觀點，診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師的指導和監督下，通過學生積極地參與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來教學。它經常被簡稱作“通過實踐”。實施診所式法 律教學的機構稱為法律診所。法律診所為全面提高法律教育質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有 助于解決職業作風和道德水準問題。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 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困難或 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制度。作為一項司法救濟制度， 法律援助有待于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有助于維護社 會的穩定。從定義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存在著差異，綜合實際的經驗，法律 診所與法律援助存在如下區別：
1、法律診所是一個教育機構，而非社會公益機構。它追求的是教育效果，即提高法學教育的質量，培養高素質的法律人才。而法律援助是一種司法救濟制度，它追求的是使社會弱勢 群體真正能享有訴訟的權利，維護其合法權益，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法律診所的主體是教學活動中的教師和學生。而法律援助的主體是法律援助機構，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門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其對象是社會弱勢群體。
3、法律診所的教學包括范圍很廣的方案和手段，法律診所的活動遠不止于法律援助這種方式。根據Jerome N. Frank法律服務社提供的資料，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法律診所項 目包括為父母及兒童辯護、為殘疾人辯護、社區法律服務、住房和社區、移民法律服務 、業主/房客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監獄法律服務、公訴人診所等。涉及立法、司法、 律師實務以及游說行政部門等多個方面，形式分情景模擬和真實情形。可見，法律診所作為 一種立體的全方位的實踐教學機構，采用的方式相當廣泛。盡管中國的法律診所均為法 律援助式法律診所，從事的實務限于律師實務，但是不可否認，隨著診所式法學教育方式的 發展，法律診所方式的多樣化，法律援助將僅僅是法律診所采取的一種方式， 不能替代其 它方式。
4、 法律診所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采用的援助形式只是國家規定的法律援助范圍和形式內的一部分。根據司法部《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的規定， 法律援助的范圍為：①刑 事訴訟案件；②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的案件；③盲、聾、啞和殘疾人、未成年 人、老年人追索侵權賠償的法律事項；④請求發放撫恤金、救濟金的法律事項；⑤公證法律 援助；⑥其它確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項。法律援助的形式為：①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 ②刑事辯護和刑事；③民事、行政訴訟；④非訴訟法律事務；⑤公證證明；⑥ 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務。在這些范圍和形式中，法律對其中一部分的援助主體的身份作了特別 規定。由于法律診所中的學生不具備某些資格而不能提供援助。比如，刑事訴訟法規定 對刑事案件中需要法律援助的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無 律師身份的診所學生被排除在外。至于提供公證法律援助，法律診所自然也無資格。從 實際情況來看，法律診所受理的援助案件一般為民事、行政案件，且民事案件占了絕對多數 ，受援方一般為個人且在訴訟中為原告，援助的形式主要為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調解 和訴訟。
盡管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存在上述區別，但是兩者同時又密切聯系。兩者的聯系體現在：
1、在組織和人員上，兩者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中心統一領導、統一組織、統一財務且人員一致。這也是為什么實踐中不少人包括法律診所內的一些人將二者 混為一談的原因。
2、活動內容上，法律診所主要是通過向社會提供法律援助來鍛煉學生。診所教育運動的最前線就是以法學院為基礎的法律援助中心或其它法律援助項目。法律援助作為法律診所采用 的方式之一，為學生提供法律實踐的機會。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法律咨詢，法律文 書，調解，進行訴訟等方式，學習進行法律，法律程序來解決社會的現實問題 ，以提高對法學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培養法律實踐的基本技能，同時培養參與公益服務 的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3、法律診所的實踐活動本身就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援助。法律診所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屬 民間法律援助機構范疇，它是我國法律援助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診所為社會弱勢群體 提供的律師性質的服務自然屬于法律援助的部分。因此，兩者既互相區別又密切聯系。
二、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結合的原因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之所以能結合，是兩者互相選擇、互相適應的結果。法律診所選擇法律援助是法律診所的目的決定的。
法律診所的目的在于：
（1） 傳授和培養學生有關法律實踐的基本技能；（2） 增進學生對通過實踐來學習的方法的理解；（3） 通過它為學生提供案件的機會；（4） 提高學生的道德水平和社會責任感；（5） 培養和促進學生自我學習；（6） 自我提高的習慣；（7） 促進和提高學生對法學理論和法律制 度的理解；（8） 幫助學生考慮和選擇有意義的法律職業；（9） 強調參與公共服務；（10） 這 是法律工作者的基本素質之一。
目的決定方式。要實現上述目的，需要選擇合適的方式。這一方式須滿足以下條件：
選擇的方式必須為學生提供合適的實踐工作。診所教學以學生參與法律項目為中心，選擇方式時必須把加強學生對他們將來地位的認識這一目標牢記在心，選擇的方式必須允許學生成 為項目的真正參與者，承擔一定的職責，以提高他們對職業身份的責任感。讓學生只充當譯 者或者被吹捧的勤雜工是沒有成效的。同時，由于學生實際能力的不足， 應該選擇那些既 有挑戰性又在學生的能力范圍之內的工作。這是實現法律診所目的的前提。
方式的選擇必須以其教育價值為基礎。選擇的方式必須能夠打破傳統的教學方式，為學生提供法律實踐的機會，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學生在法律實踐中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 能力和社會責任感，這是實現法律診所目的的關鍵。
同時，法律診所教育方式的選擇受客觀條件的制約。我國的診所式法學教育方式目前還剛剛起步，師資力量、辦學經驗、活動經費等十分匱乏，在這些因素的制約下要達到診所教 育的目的，目前只能設立一種比較綜合的診所而不是設立分類細致、門類齊全的專項法律診所。
由于法律援助這一方式能提供從咨詢、代擬法律文書到調解、訴訟等一套完整的實踐機會，且這種實踐比較適合學生的實踐能力，在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援助時更能激發同情 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因此法律援助符合了法律診所的要求；同時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診 所，符合了目前的客觀實際，同時還能帶來一定的社會效益。自然地法律診所選擇了法律援 助。
與此同時，援助需要法律診所這一重要的民間法律援助力量。當前我國法律援助的最大是供需矛盾突出，對法律援助的需求越來越大，而法律援助機構限于人力、物 力，僅能對申請援助的申請人中的一部分進行援助。法律的趨勢是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 ，具有雄厚智力資源的政法院校在向社會提供法律援助中也擔負著重要任務，但這一資 源還未能有效利用。高校設立法律診所進行法律咨詢、法律文書、進行訴訟等實踐 活動的同時緩解了法律援助的供求矛盾。因此，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診所適應了法律援助制 度的的需要。
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就這樣結合起來了，結合點正是法律援助的實踐活動。
三、法律診所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所面臨的問題
鑒于法律診所與法律援助的密切聯系，兩者中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必然會作用于另一環節。因此兩者結合的問題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為法律診所環節出現的影響法律援助的 問題，另一方面為法律援助環節出現的影響法律診所的問題。
1、法律診所環節出現的影響法律援助的問題
a、 教學問題
由于法律援助式法律診所是一個綜合性診所，內容涉及多個方面，如果對教學內容設計不當，很可能會顧此失彼。因此應對教學計劃應進行統籌，規劃，設計符合實際的課程。
b、 學生任務重且流動性強
診所學生一般為高年級學生，學習任務重、時間有限，而法律援助往往要花較多時間和精力，如何將正常學習與法律援助統一起來，做到互相促進，而非顧此失彼，是解決學生后顧之 憂，調動其積極性必須考慮的問題。同時診所課程一般只有一學期，學生流動性大，而法律 援助的案件很可能耗時很長，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對此問題，應盡量將學生正常學習時間與法律援助活動時間錯開，引導學生合理安排兩者的時間，將學生正常學習與法律論據實踐學習結合起來，同時鼓勵學生選一學期的診所課但參 加兩個學期的活動。
2、法律援助環節出現的影響法律診所的問題
a、運行機制的問題
法律援助的正常有序運作需要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制度，包括值班制度，案件受理、分配、承辦制度，案情討論制度，反饋制度等等。任何一個制度運行不暢都可能影響培養學生實踐 技能的效果。各診所應根據自身的情況制定一套比較合理、完整的制度，為法律援助活動的 有序進行提供體制保障。
b、經費問題
法律援助需要必要的經費，但民間法律援助機構無法從國家獲得資金支持，也難以從社會上募集資金，缺乏物質保障，目前，七所院校的法律援助機構均依靠福特基金會的資助生存， 機構的穩定性和長期性沒有保障，這一問題主要受制于比較落后的條件，同時也受 制于社會對民間組織的認識和態度。
c、法律保障問題
法律對民間法律援助機構的法律地位、職能、作用均無明確的規定，這使得民間法律援助機構在一定程度上無法取得官方部門的配合和社會各界的認可，工作人員辦案過程中身份不明 ，有時甚至遭到非難。這是法律援助立法需要解決的問題。
d、社會不正之風及挫折的影響
診所學生在法律援助過程接觸的是活生生的現實社會，當前司法系統內的諸多不正之風極可能對學生的思想認識產生一系列消極的影響。同時他們還可能遭受一些失敗，對司法公正失 去信心，對自身能力產生懷疑。這些都會影響診所教育目的的實現。因此如何引導學生正確 面對這些問題，避免存在的思想波動也成為一個應該正視的問題。
主要資料
1、弗蘭克·S·布洛克《診所法律教學》
2、中美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討會論文匯編
3、Jerome N. Frank 法律服務社提供的耶魯大學法學院法律診所項目資料
4、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
5、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6、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關于開設法律診所教育課程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