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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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的因素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目前，國際社會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后金融危機時代表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征。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不高，消費增長困難。影響消費的消極因素主要有下崗失業人員增多、收入分配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壟斷行業商品價格和服務收費過高、消費習慣及歷史傳統等因素，本文結合我國的情況進行分析。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 消費 消極因素

下崗失業人員增多且就業困難

當前，我國正處在新舊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改革已到了攻堅階段，經濟生活中長期積累起來的各種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已從潛在狀態轉化為顯現狀態，就業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表現為既有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又有就業結構性矛盾；既有來自城鎮的就業壓力，又有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速度加快帶來的壓力；既有新成長勞動力就業的需求，又有失業人員再就業的需求。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有1000多萬，加上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大中專畢業生等匯聚在一起，形成勞動力供給的高峰。

而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給我國的就業造成了巨大影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指出，“金融危機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正逐步擴大，2009年將有2400萬勞動力需要安排就業”。2400萬各有來頭，其中一增一失是就業兩大難題來源。一增指的是，1300萬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一失即800萬下崗失業人員，這兩大群體構成了2009年就業工作的主要部分。藍皮書指出，2008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559萬人，比2007年增加64萬人。到2008年8月，全國大學畢業生實際實現就業率為70％，2008年底，畢業大學生未能如期就業人數仍然有150萬左右（汝信等，2008），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需求崗位的總體狀況相對趨緊，這將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近年來，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經濟發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大軍，由于農民工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以簡單勞動為主的加工制造業、低端服務業等領域，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力度更大。大批農民工因企業裁員而返鄉的現象，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據保守估計，2009年全國大約有650萬農民工面臨再就業問題（陳昌明，2009）。就山東來講，2009年城鎮勞動力供給超過190萬人，預計全年最多可實現就業120萬人。2010年畢業和近兩年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約60萬人，由于企業用工需求減少，相當多的畢業生不能實現當期就業。返鄉農民工節后回城的有181.0萬人，占節前返鄉的60.1%，較往年同期減少20%；2月底又新增返鄉農民工17萬人，全年至少有72萬農民工在城鎮無法就業。

就業的困難，使相當一部分人對預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觀心理，這也致使人們消費行為發生相應變化，即壓縮了即期消費，增加銀行儲蓄。與居民預期收入下降相伴隨的是居民預期支出上升。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居民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業提供保障的。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醫療養老保險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個人負擔的部分不斷增多，這意味著人們在當前或未來會有較大數額的支出。預期收入減少和預期支出增加，減少了人們對當前消費的支出，擴大整個消費需求仍面臨巨大壓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兩極分化的傾向

對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變化的總體趨勢，世界銀行的評價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會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已超越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我國由此成為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國家。近年來，盡管山東經濟迅速發展，經濟整體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導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兩級分化傾向明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擴大，2006年山東省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143.8元，相當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個百分點，差距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如把社保、義務教育等因素考慮在內，城鄉的實際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國際公認的3∶1的警戒線。山東省農村人口占60％以上，本應是巨大的消費市場，但農村消費額僅占35％。農村居民可支配的現金收入相對減少，致使農村居民消費意愿降低，也使社會總消費額中農村居民所占份額持續下降。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62.1%，經1980-2005年（按五年一統計，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個百分點，而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揚，從1978年的37.9%，經1980-2005年一路上揚，上漲了35.3個百分點（王石生，2007）。

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地區間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擴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內部收入也存在較大差距，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擴大到2006年的7∶1。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社會財富不斷向高收入階層集中，廣大農村居民和城鎮中低收入者消費傾向雖高但是消費能力有限。當前我國少部分高收入群體掌握著大多數居民儲蓄，而這些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遞減的。據調查，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0.6，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0.85（夏興萍，2005）。高收入階層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和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不足，仍將是今后影響我國消費增長的重要原因。因此，著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和城鎮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鄉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將成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

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費，而且還會增加居民未來的支出和預期的消費。社會保障的一般屬性是國民收入社會化消費的一種再分配形式，它通過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給付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通過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延期消費，它是指將目前取得的消費基金推遲到一定時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費，即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勞動者在一段時間內獲得的收入在更長的時間內平均使用；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調劑，使收入與消費在時間上銜接起來，使每個勞動者都有一個終生比較穩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勞動者的貧富差別，使低收入者獲得基本的生活消費。

總之，通過籌集社會保障基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即期消費，但它卻營造了一個讓勞動者消除后顧之憂的社會消費環境，減少了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預期，不用擔心年老、生病、失業等問題，可以在現有的、可支配的貨幣收入基礎上放心地去消費。而社會保障基金的給付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更為直接。由于社會保障基金給付具有選擇性，主要獲得者是老年人、失業者、傷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濟、優撫對象，它會立即用于消費，使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殘有所扶、災有所救、貧有所幫，從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處于改革階段，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約著消費支出增長。社會保障制度中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和就業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的最大隱患，而且，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費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來儲蓄以預防意外支出和未來的支出。比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社會和家庭共同承擔費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從而增加了家庭的負擔，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會有一部分用來養老；醫療保險制度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廣大的農村居民還需要依靠自己來就醫；就業制度中對農民工的各種限制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困難，隨著面臨的失業也會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銀行來規避風險，而不是用來消費或是增加投資（黃國華，2007）。

壟斷行業商品價格和服務收費過高影響消費

目前，我國國有壟斷資源程度還比較高。如在電信、電力、民航、鐵道、郵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業等領域基本上還是國有企業控制。國有壟斷企業享有在市場準入、投資、貸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額的壟斷價格，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我國還是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但這些領域的價格遠遠高于國際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經濟困難時期，許多群眾對價格變動更加敏感，民生需要“減負”，而許多壟斷企業卻缺乏民生責任感，不從內部挖潛增效、節約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堅持產品的高價位，以維持自身高收入，兩者的反差影響了人們對消費的支出。

消費習慣、歷史傳統等因素影響消費

消費習慣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逐漸形成和發揚光大了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節儉美德，即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積蓄、輕消費、戒物欲、崇節儉，維持了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安定，這種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節儉觀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統治者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公認的傳統美德（王夢奎，2001）。而今我國居民仍保持著一概固守節儉、高儲蓄的個人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在消費的數量上，居民養成了先積累、后消費的習慣，寧愿省吃儉用，也不愿意“負債消費”或者“超前消費”。

我國居民儲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經濟學家查蒙（Chamon）和康奈爾大學的普拉薩（Prasad）教授在NBER（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了最新論文，他們基于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我國城市居民的儲蓄率從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我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的儲蓄率也在穩步上升（周業安，2008）。到2008年儲蓄率達到28.8％，刷新了過去最高紀錄。當前的儲蓄率無論與我國歷史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認為儲蓄率較高的日本（6％）。高儲蓄率意味著消費率較低，國內消費總需求不旺盛。更嚴重的結果是，高儲蓄率加劇了我國內需不振的經濟軟肋，阻礙了我國經濟從投資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不利于當前經濟的復蘇。

結論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單純通過某項政策和措施來促進消費已不可能，必須通過多元化的組合措施解決影響消費的消極因素，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以擴大就業為最根本的基礎，只有擴大就業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經濟支持，才能解決“有錢消費”的問題。同時，有錢消費還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率，這樣才能解決“敢消費”的問題。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鄉困難群眾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實現社會公平，縮小兩極分化。至于消費習慣的改變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社會輿論的引導，需要新的消費觀念的引入，需要堅強的經濟基礎。要引導消費者正確認識消費在社會再生產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導改變消費觀念，引導消費者不斷擴大消費領域。通過一系列組合拳，才能有效促進消費，刺激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于法鳴.系統性促進就業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3.陳昌明.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分析.中國經貿導刊，2009（2）

4.王石生.理順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科學決策月刊，2007（3）

5.夏興萍.改善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宏觀思考.宏觀經濟管理，2005（11）

6.黃國華.從投資和消費的對比關系看我國的新農村建設.蘭州學刊，2007（1）

7.王夢奎.中國社會主義保障體制改革.中國發展出版社，2001

8.周業安.高儲蓄率讓人喜憂參半.上海證券報，2008-12-19

金融危機的因素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金融危機 資本結構影響因素 逐步回歸方法 神經網絡模型

一、引言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行業,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會產生怎樣的變化?本文擬以2006年到2008年滬深兩市數據齊全的公司為樣本,分析它們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有何變化。

我國上市企業目前股權融資偏好現象比較嚴重,與傳統的資本結構的優序融資理論不太一致。Majluf和Myers指出,投資者與內部人相比不具有信息優勢,這種情況可能導致股權在市場上的錯誤定價。例如,如果公司需要發行新股票為新項目融資,如果股價過低以使新股東獲得超過比凈現值更多的價值,將導致老股東的一個凈損失。這樣,即使該項目凈現值為正,也會遭到拒絕。如何使公司價值不被低估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基于這種情況,與股權相比,公司更偏好于內部資金,甚至不太多的風險債務也比股權優越。由此,Majluf和Myers提出了優序融資理論-公司融資順序有明顯的先后之分,所需的資金首先依賴于內源資金;在內源資金不足,需要外部資金時,債務優于股權;因為外部股權融資成本較高,只作為融資渠道的補充來源形式。而我國目前的情況是,企業在進行融資時,一旦有機會在股票市場進行融資,就會不遺余力地進入股市,“圈錢”動機比較嚴重。

對于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肖作平(2005)進行了總結。他從宏觀經濟因素與資本結構、行業因素與資本結構、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等幾個方面進行了總結與論述。由于資產風險、資產類型以及外部資金的需求隨行業而變化,平均負債比率將隨行業的不同而不斷變化。所以,本文同時基于金融危機的背景,擬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房地產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二、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與神經網絡模型

1.多元線性回歸

用回歸方程定量地刻劃因變量Y與多個自變量Y1、Y2…間的線性依存關系,稱為多元線性回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簡稱多元回歸(multiple regression)。

設有n個自變量X1、X2、…、Xn,一個因變量Y,以及一份由n個個體構成的隨機樣本,則有

Y=α +β1X 1+β2X2+…β nXn+ε

其中α為回歸方程常數項,也稱為截距,其意義同簡單線性回歸中的α;β1、β 2…,βn稱為偏回歸系數(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βi表示在除Xi以外的其它自變量固定的條件下,Xi每改變一個單位后Y的平均變化。與上式相應,我們有樣本回歸方程:

Y= α +β1X 1+β2X2+…+bnXn

其中a、b1、b2…bn是α、β1、β2…βn等的樣本估計值,簡稱回歸系數。

2.神經網絡模型

倒傳遞類神經網絡模型是監督式學習網絡 (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的一種,也是目前類神經網絡學習模型中最具代表性且應用最普遍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最陡坡降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觀念,將誤差函數予以最小化。

基本的類神經網絡架構可分為三個層次:如圖1所示,分為輸入層,隱藏層和輸出層,其中由處理單元再組成“層”,最后由若干層組成“網絡”。

處理單元的作用可分為集成函數 (SummationFunction )、作用函數(Activity Function) 與轉換函數 (TransferFunction) 三個函數說明,集成函數是將其它處理單元的輸出值,透過網絡加權值來將輸入的信息加以匯總之后,再經由作用函數 (Net) 來將集成函數與目前的處理單元狀態加以綜合,因為一般類神經網絡模型的作用函數采直接使用集成函數輸出,作用函數并不明顯,因此一般應用上如無特別說明,處理單元只用集成函數與轉換函數,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倒傳遞類神經網絡是直接以集成函數為輸出。最后以轉換函數將集成函數的輸出值轉換成處理單元的輸出值(Y)。

在倒傳遞網絡中,第n層的第j單元輸出值是第n-1層單元輸出值的非線性函數,如下式:

(1)

其中(2)

集成函數=作用函數

f:轉換函數

Ai:輸出層推論輸出值

Wji:介于第 n-1 層的第i個處理單元與第n層的第j個處理單元間的連結加權值

θj:網絡偏權值

至于倒傳遞網絡的學習流程,可用下列五個步驟簡述說明:

步驟1:確定網絡架構,決定網絡層數及各層間神經元數目 。

步驟2:隨機設定權數或偏權值。

步驟3:選取一試驗組資料輸入網絡中。

步驟4:調整權數及偏權值。

步驟5:回到步驟3,直至網絡收斂為止。

三、基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與神經網絡模型的房地產企業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1.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本文以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房地產行業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為基礎:

首先,剔除ST、PT上市公司;

其次,為保持各年度間數據及實證結果的可比性,剔除有缺失值的樣本。

最終,每年得到45個樣本,三年總計135個樣本。

2.變量選取

因變量的選取,借鑒已有的處理方式,結合房地產業的實際情況,本文以資產負債率作為因變量,采用賬面價值;因變量主要分為三類,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觀經濟因素。具體見表1。

3.實證結果與分析

(1)2006年～2008年面板實證結果與分析

如表2所示,對面板數據,采用逐步回歸方法,經過七步逐步回歸,可以看出,流動性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說明流動性越強,公司可以減少舉債比率;抵押能力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說明有形資產較多的企業舉債規模會相對較大,與權衡理論一致;董監事比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說明,監事人數比董事人數越多,企業負債率越低,這可能是因為監事會規模的擴大,可以加強監管,從而可以限制企業舉債;非債務稅盾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而且數值很大,說明擁有較多非債務稅盾的公司應更少地使用債務,而且在房地產行業中非債務稅盾的作用是很大的;公司規模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說明規模越大,的確可以更多的舉債;公司風險Beta值也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這個結果說明,在房地產行業中,即使公司風險較大,理論上應該降低負債率,但實際上,風險與負債率之間的關系是非理性的,即使風險較大,公司仍可以從銀行取得貸款,這可能與房地產開發商與銀行之間的千絲萬縷的特殊關系有關;成長能力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這可能是因為房地產企業的發展需要銀行貸款支持有關。

從表3可以看出,調整的 可以達到0.585,數值較高。

如圖1,利用多元回歸模型得到的變量,采用倒向神經網絡模型進行一百步訓練,可以達到0.022左右的誤差,說明神經網絡模型的訓練效果還是很好的。

(2)2006年～2008年截面實證結果與比較分析

通過表4可以看出,2006年對資本結構有顯著影響的因素是董監事比(-),抵押能力(+),公司規模(+),流動性(-),非債務稅盾(-),由于2006年經濟形勢很好,而且房地產市場發展良好,尚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所以在正常年景情況下,這些因素是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初見端倪,房地產市場也開始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對資本結構造成影響的因素開始變化,抵押能力(+),流動性(-),仍然為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這時,董監事比,公司規模,非債務稅盾不再是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董事長總經理是否一人(-),成長能力(+)成為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這可能是因為在金融危機影響逐漸增強的大背景下,董事長總經理兼任越為嚴重,對公司舉債越不利,而房地產行業公司的成長還是有賴于銀行的貸款;2008年開始,金融危機影響漸深,房地產市場也越來越不明朗,這時,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又發生變化,與2007年相比,抵押能力(+),流動性(-),仍然為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但是,董事長總經理是否一人和成長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不再顯著,此時,產生內部資源能力(-)成為顯著因素,這可能與房地產行業特殊的行業性質有關,隨著現金流的增長,舉債反而降低。

表5可以看出,三個逐步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逐年增強。

注:2006年訓練誤差為0.00796303;2007年訓練誤差為0.0028532;2008年訓練誤差為0.0035722。

通過圖3-2,可以發現,神經網絡模型也有很好的訓練效果。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20062008年房地產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分別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和神經網絡模型訓練,發現逐步回歸模型擬合效果整體較好,調整的 大體在0.5以上;神經網絡模型的訓練效果更好,誤差都非常小,都在 到 數量級上。在資本結構影響因素方面,無論是面板回歸結果還是截面結果,可以發現抵押能力(+),流動性(-),都是影響資本結構的主要因素;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從無到有逐漸增強,可以發現,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也在不斷變化。

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與商業銀行的之間的關系是其中一個因素,所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制度建設,提高法律意識,處理好政府、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重要方面。這樣,可以使房地產企業的資本結構進一步合理化,同時,也使資本結構影響因素與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進一步理性化。

參考文獻:

[1]Harris M,Raviv R.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e,1991, 46(1):297～355

[2]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48(3):261～297

[3]Patricia M. Dechow, Richard G. Sloan, Amy P. Sweeney.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0, No. 2 (Apr., 1995), pp.193～225

[4]Titman S,Wessels R. 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88,(43):1～19

[5]Utpal Bhattacharya, Hazem Daouk, Michael Welker.The World Price of Earnings Opac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8, No. 3 (Jul., 2003), pp.641～678

[6]William R. Gebhardt, Charles M. C. Lee, Bhaskaran Swaminathan. Toward an Implied Cost of Capital.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39, No. 1 (Jun., 2001), pp. 135～176

[7]周開利康耀紅:神經網絡模型及其MATLAB仿真程序設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

[8]劉海英:財務管理學,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9]劉志遠:財務管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

[10]荊新王化成劉俊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

[11]肖作平: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和雙向效應動態模型――來自中國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的證據[J].會計研究, 2004,(2):36～41

[12]陸正飛辛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主要因素之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1998(8)

[13]曾穎陸正飛:信息披露質量與股權融資成本,經濟研究,2006(2), P72

[14]趙冬青朱武祥: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經驗研究,南開管理評論,2006(2),P11～18

金融危機的因素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機后美國本土制造業的發展趨勢

（一）從總量上看，美國本土制造業在金融危機后占比逐漸反彈

美國商務分析局（BEA）提供的數據表明，1998—2002年、2005—2008年是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大幅度下滑的兩個時間段。而在金融危機之后，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顯著提高，2010—2012年均顯著高于GDP增速，帶動美國本土制造業占比明顯反彈。

（二）從產業結構看，美國本土制造業恢復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汽車產業和石化產業

美國本土制造業的復蘇并不是全方位的復蘇。其中，汽車行業在2005—2008年大衰退后已經開始迅速擴張，且擴張勢頭為歷史最高水平；石化、化工、冶金等重工業也呈現出飛速發展的趨勢，成為金融危機后美國制造業擴張的主要動力。據美國商務分析局統計，2010—2011年，美國的汽車行業增加值年增速高達78.1%，石化產業年均增速高達29.1%，遠遠高于制造業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計算機、電子等美國本土傳統優勢產業雖然保持增長，但增速已經有所下降；而大多數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皮革、紡織、食品等）的衰退勢頭仍在持續，只是有所放緩。如2010—2011年，美國紡織服裝業、皮革羽毛制品業和食品飲料制造業的仍分別負增長3.12%、0.21%和0.45%。

（三）并無充分的證據證明美國制造業出現全面回流

由于個體企業的行為不能完全代表行業整體趨勢，因此衡量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整體狀況是十分困難的。考慮到制造業回流會導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下降，同時有可能導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上升，因此可以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對比來衡量這一指標。結果表明，2009—2012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年增速為6.2%，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年均增速為6.5%，兩者差距很小。因此，不能說整體上制造業出現了明顯回流美國的態勢。

（四）石化、電力設備制造等產業可能是美國制造業回流的重點產業

本文同樣用上述方法對美國制造業下屬各個子行業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有四個行業（石油煉化、化工、電器器材和紡織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速遠遠低于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增速，其中石油化工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甚至在不斷下降，而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在不斷上升。因此，可以認為這四個行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制造業回流現象，其中石化行業尤其明顯。

二、基于要素稟賦對美國本土制造業增長原因的分析

目前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各國國內制造業的競爭力是各類要素稟賦綜合作用的結果。結合美國的實際情況，本文選擇了科技（反映創新能力）、勞動力和能源三大要素作為本文分析的重點。選擇這三類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指標涉及美國近年來的幾大熱點問題——是否在新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勞動力成本劣勢是否減輕和頁巖氣革命是否改變全球能源資源格局等等。

（一）頁巖氣革命所導致的能源要素稟賦變化是金融危機后美國本土制造業反彈的最直接原因

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特征在于：由于頁巖氣革命的影響，美國國內天然氣價格出現大幅度下跌，其出井價由金融危機前的10美元/千立方英尺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美元/千立方英尺以下，遠低于英國、法國、中國等其他能源凈進口國。金融危機后拉動美國制造業規模擴張的幾大主要動力產業——石化、化工、汽車和冶金均和天然氣產業有著密切的關系。天然氣是石化和化工產業的主要原材料，冶金產業屬于高耗能產業，能源價格也直接影響居民購買汽車的消費意愿。因此，能源要素稟賦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制造業競爭力開始回升的主要要素。

（二）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劣勢下降對美國本土制造業擴張有一定作用，但相對有限

目前部分學者較為強調勞動力成本在美國制造業擴張中的作用。但根據美國勞工部提供數據的測算結果表明，金融危機后整體上美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有所放緩，目前小時勞動者報酬已經基本穩定在35美元/小時的水平，其中勞動密集型行業約在25美元/小時左右，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約在40美元/小時左右。加之考慮美國整體勞動生產率增速也高于其他發達經濟體，美國在勞動力要素稟賦的比較劣勢有所下降。這種比較劣勢的下降對美國本土制造業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也是美國勞動密集型行業整體衰退勢頭減緩的重要原因。新興市場國家和美國在勞動力成本上的差距過于巨大，絕非在短時間之內可以消除。目前墨西哥的小時勞動者報酬僅為6美元/小時，按照美國勞工部方法估算的我國勞動者報酬尚不到2美元/小時，印度、越南、菲律賓等南亞東南亞國家更低。即便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勞動者報酬增速將明顯高于美國，但未來五到十年之內接近美國水平也是很困難的。因此，美國的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其制造業競爭力的提升作用確實存在，但是有限的，不足以根本改變美國本土制造業競爭力的格局。

（三）科技要素在美國本土制造業復蘇中的作用并不強

基于國際專利和國際學術論文的研究分析結果表明，美國目前在科學研究上的比較優勢仍較明顯，但在技術發明上的比較優勢已經有所下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稱，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申請國際專利最多的國家，但在35個重點國際專利領域分類中，2012年美國只有20個排名榜首，較2008年減少了6個，而日本和中國排名榜首的數量均有所增加。在近年來美國本土制造業增長最快的幾個行業相關技術中，交通設備的專利數量占比呈現大幅度下降趨勢，明顯落后于德國和日本；在大分子化學、基礎材料化學等領域的專利數量相較其他發達國家的優勢也有所下降。而美國優勢較為明顯的生物技術、醫療儀器、藥物技術等領域本土制造業規模并未顯著增長。因此，此次美國本土制造業規模的擴張對科技的依賴程度并不強。

（四）汽車、化工等行業美國跨國公司的真實競爭力并未顯著提升

在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價值鏈的大環境下，美國本土制造業的規模擴張并不能準確反映相關行業跨國公司的真實競爭力。對《財富》五百強、全球化工行業五十強排名和全球汽車行業排名的分析表明，美國本土制造業擴張規模較快的上述行業其大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排名均在下降。如在化工行業，除陶氏繼續排名第二外，埃克森美孚排名由2006年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杜邦則由第六位降至第九位。而美國在半導體、醫藥等領域跨國公司的優勢則進一步得以鞏固，但這些領域本土制造業規模增長并不快，甚至陷入停滯。

三、未來美國制造業競爭力變化趨勢預測

（一）短期內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大規模回流美國本土的可能性很小

固然美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已經進入緩慢周期，個別勞動密集型行業甚至出現報酬小幅下降，但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未來五到十年內，中國這種已經形成全面配套能力的新興市場大國相較美國的生產成本差距仍然巨大；印度、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但整體制造業水平更為落后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配套能力也將形成競爭優勢，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回流美國的可能性很小。

（二）頁巖氣革命對美國本土制造業的積極作用短期仍將持續，長期存在不確定性

頁巖氣革命確實改變了美國的能源要素稟賦。石化產業的自身技術結構決定了大型石化企業傾向于在資源富集區建設大型制造基地，這一要素稟賦的變化對美國本土制造業競爭力提升的作用目前較為明顯。美國能源署認為，未來頁巖氣在美國一次能源結構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且天然氣化工很可能取代石油化工成為美國本土化工行業的支柱力量。從目前資料看，頁巖氣開采技術已經較為成熟，頁巖氣未來成為美國能源和化工行業主導原材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這種競爭力能否持續也依賴于其他國家頁巖氣開采技術的提高和其他能源和化工原材料技術的變化。若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頁巖氣在能源上的優勢將削弱；若煤化工技術取得新突破，目前嚴重依賴水資源，造成較嚴重污染的情況有所改變，頁巖氣作為主要化工原料的成本優勢也將逐漸減弱。

（三）從中長期看，美國在科技要素稟賦優勢的削弱仍會進一步影響其制造業競爭力

誠然，目前美國在科技方面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在國際基礎科學研究和國際通用專利方面均處于第一位，仍在未來幾年內成為其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支撐。然而，定量分析結果表明，美國在科技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是在逐漸縮小的。日本、中國和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在科技方面，特別是在專利技術方面已經縮小了和美國的差距。在部分領域甚至已經對美國產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若未來10—20年內，以東亞各國為代表的其他經濟體的科研能力和技術水平出現飛躍式提升，完全可以進一步提高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位勢。

（四）美國仍是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最有可能誕生地，但能否成為最大獲益者則存在一定變數

科學（基礎研究）和技術（各種專利）在技術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技術革命誕生之后，需要大量的產學研結合應用才能夠產生很多實用性，能夠直接拉動經濟增長的專利技術；但技術革命的開始則需要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理論和觀念層面產生重大突破。對過去十年內國際學術情況的分析表明，至少在未來十年之內，美國在科學研究上的優勢仍然是無可比擬的。一是從論文數量上看，除中國外，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基礎研究優勢在上升而非下降；二是雖然中國的論文數量逐漸接近了美國，但我國學者的論文不但在引用次數上偏低，而且大部分均不是第一作者，即不是核心理念的提出者，多數完成的是一些的基礎性工作。因此，未來技術革命仍然最有可能發生在美國，而非其他國家。

然而，從技術革命中獲益最多的未必是誕生者。當年的半導體技術誕生于美國，但日本所得到的經濟利益一度高于美國；電磁學理論和熱力學理論均誕生于英國，但受益者最大的是美國和德國。在信息傳播極為迅速的時代，知識的溢出效應要遠遠高于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特別是在基礎理論和理念的知識溢出效應更加明顯。隨著東亞國家自身知識基礎和高端人才的不斷積累，加之東亞國家有著廣闊的市場以供制造業發展，東亞國家在技術產業化方面走在美國的前列是有可能的。日本在發電技術設備（如新能源）、中國在電信技術取得的成功經驗完全具備在新技術革命下復制的可能性。

四、對策建議

（一）短期內不必過度擔心美國本土制造業發展對我國制造業的負面影響

目前有觀點認為，隨著奧巴馬重振制造業戰略的實施，美國本土制造業發展迅速，將會對我國制造業發展產生巨大外在壓力。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國本土制造業競爭力的提升更傾向于能源要素稟賦，而美國勞動力成本相較我國的比較劣勢并未明顯減弱，科技優勢則有下降趨勢。綜合幾類要素稟賦看，能源要素稟賦的優勢對制造業競爭力的影響是局部的，而非全部的，中美兩國制造業要素稟賦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因此，短期內不必過度擔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本土制造業一些新變化對我國的負面影響。

（二）切實解決目前技術產業化能力較弱的現象

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在技術應用領域，除在通訊技術上取得了突破，并威脅到了美國的統治地位外，在生物技術、精密儀器制造技術、專用設備制造技術等方面雖然也有進展，但整體弱勢地位并未改變。在這些專利技術較弱的領域，我國在國際文獻上所發表的科學研究成果增長迅速，個別領域純以數量論已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位。這體現出我國的產學研結合能力較弱，科研成果缺乏和產業有機結合的渠道。建議逐漸改革目前的科研考核制度，變現在的科研成果考核為綜合科研態度、科研素質、科研成果的綜合考核，并由政府選擇重點領域組織重點學科和產業界的聯合研究聯盟，鼓勵學術界向業界推廣應用成果。

（三）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尋找適合我國國情的新能源發展路徑

頁巖氣革命固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制造業發展的頹勢，但在部分制造業領域大幅度降低了生產成本，有效地促進了美國制造業產能擴張，也為相關行業的美國大型企業進一步加強研發投入，再次奪取主導權創造了條件，其對全球制造業格局的影響不容低估。由于地質條件、勘探開采技術等方面的差異，我國不能從根本上仿效美國的經驗選擇能源產業發展路徑，而需要立足于本國的要素稟賦特征，找出類似頁巖氣革命的，能夠有效改善我國能源資源要素稟賦，拉動我國產業發展的發展路徑。

（四）強化勞動者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生產率

金融危機的因素范文第4篇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論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發展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企業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Kaminsky&Reinhart,1998)，從實證方面研究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發展東部地區經濟，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問題。

參考文獻：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貝內特?T?麥克勒姆，國際貨幣經濟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軍、田光寧，九十年代三大國際金融危機比較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

[4]陳學彬，當代金融危機的形成、擴散與防范機制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

金融危機的因素范文第5篇

近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種用法對嗎?這兩個概念究竟有何區別和聯系?

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當前世界各國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無論從波及的范圍，還是從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看，這場金融危機都不亞于1929～1933年那場經濟危機。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是不對的。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對于深入理解當前金融信機的性質和影響是必要的。

什么是經濟危機

當代多數中國人頭腦中的經濟危機概念基本上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危機指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其表現為生產減少、工人大量失業、購買力和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等問題。

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內涵要比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寬泛得多。從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源來說，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主要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發的結果。爆發于1929～1933年間的美國經濟危機，其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使得社會貧窮階層和人口不斷擴大，從而制約了社會消費能力，導致了社會生產的過剩。而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單一的。有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后，國家干預主義盛行，世界貿易一體化趨勢加強，資本市場發達，金融領域創新活動頻繁，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虛擬經濟超實體經濟加快發展。這些因素雖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但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

舉例來說，1970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利益集團的矛盾引發的；1996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由東南亞國家放松管制和過快的資本自由化、銀行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缺失，匯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經濟危機則主要是資本項目開放過早且金融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國金融領域中次貸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等因素，深層上還有社會政治原因：政府長期以來為滿足民眾的愿望而偏好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房貸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金融萎縮，股價下跌，資金供給不足，流動性低，并引發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經濟蕭條，甚至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動蕩。

現代社會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并迅速蔓延，這與發達的現代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由于實體經濟迅速發展，貨幣制度硬約束的不復存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發展，導致虛擬經濟超常規發展。金融市場異常活躍，泡沫現象嚴重，這使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資本市場過度膨脹，流動性過剩加劇。同時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系緊密，某一國或地區金融領域出現問題，立即會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經濟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格局。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頻繁出現。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聯系和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