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產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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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管理制度范文第1篇
抵債資產是指借款人（擔保人）無力以現金資產償還金融企業債權時，金融企業依法行使債權和擔保物權而向債務人、擔保人或第三人收取的用于抵償債權的非現金資產。廣義的抵債資產既包括金融企業依法取得的擁有所有權、收益權、使用權、處置權的抵債實物資產，如房產、土地使用權、機器設備、交通工具、商品物資等；也包括抵債的股權、應收賬款、版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權利資產。本文所稱的AMC抵債資產，是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AMC）在不良資產收購接收、處置過程中資產置換、法院裁定或協議抵債取得的抵債資產。本文就當前AMC抵債資產財務會計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并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抵債資產取得環節在財務核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抵債資產入賬不及時問題。從AMC抵債資產來源看，既有從剝離銀行劃轉接收的，也有在資產處置過程中由法院依法裁定、協議抵債或資產置換取得的。后一種情況，基本不存在入賬不及時的問題，但對由剝離銀行直接接收的抵債資產，由于情況復雜，有的銀行已部分處置，有的因移交過程中沒有辦理嚴格的交接手續，而AMC的項目管理人員未及時清理檔案，就存在因不知情或管理不到位而導致未及時入賬，出現抵債資產滯留賬外的問題。二是抵債資產無法入賬的問題。無論是剝離過程中接收的抵債資產還是在處置過程中取得的抵債資產，都存在因欠缺合法的手續或法律依據而取得的情況，對這部分抵債資產就很難正常入賬。三是抵債資產入賬價值確定問題。AMC取得抵債資產后，主要按照實際抵債部分的貸款本金和已確認的利息作為抵債資產的入賬價值，即按法院裁定或協議抵償的貸款本金和表內利息之和入賬。抵債資產取得時發生的稅費，按實際發生金額記入“營業費用---業務費用”，不計入抵債資產入賬價值。但現實中會出現法院裁定或抵債協議未明確抵債金額的情況，按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財金[2000]17號）第31條規定：“待處置資產應按取得時的公允價值計價”。而公允價值通常指市場交易價格，由于抵債資產種類繁多，并是非標準產品，要尋求抵債資產的公允價值是非常困難的，缺乏可操作性，這給抵債資產入賬價值的確定帶來困難。四是對AMC依法提起代位權訴訟勝訴后取得債務人（含連帶責任擔保人）對次債務人的應收債權在財務上沒有任何體現和反映。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20條規定：“債權人向次債務人提起的代位權訴訟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代位權成立的，由次債務人向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即予消滅。”據此，AMC在會計核算中應進行相應的賬務調整，即應以取得對次債務人的應收賬款沖減原“待處置貸款”或“購入貸款”科目相應的債權。
（二）抵債資產管理環節在財務核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抵債資產實地盤點制度落實不力問題。各AMC內部管理制度均對抵債資產日常管理中要求定期（半年或一年）進行實地盤點，以了解抵債資產保管狀況，及時調整賬務，確保賬實相符，但現實情況是，實地盤點制度落實過程中很少有財務人員參與，項目經辦人員也并非都通過實地對抵債資產現狀進行勘查，賬存抵債資產存在毀損、被盜或滅失的風險。二是少量抵債資產存在未經批準擅自留用的情況。特別是AMC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不規范，存在房產、機動車輛等抵債資產未經批準擅自留用的違規行為。三是對抵債資產貶值或可能發生的損失，在會計期末未按謹慎性原則提取抵債資產減值準備，致使會計信息不對稱，不能真實反映抵債資產貶值和損耗程度。根據《金融企業會計制度》第45條規定：金融企業應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度終了時對各項資產進行檢查，根據謹慎性原則，合理預計各項資產可能發生的損失，對可能發生的各項資產損失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其計提項目包括抵債資產。四是AMC財務部門大多未建立完整的“抵債資產管理臺賬”，以全面地反映抵債資產的取得、管理和處置的全過程，通過執行定期檢查、賬實核對制度，對抵債資產進行必要的監督管理。
（三）抵債資產處置環節財務核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對抵債資產 “以租代售”的融資租賃、經營性租賃和分期收款出售的核算問題。按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規定，上述租賃業務，應按資產賬面價值將其轉入“融資租賃資產”和“經營租賃資產”。對辦理租賃業務中取得的收入，按規定計入當期租賃收入。而實際操作中，AMC采用收付實現制原則直接將當期租賃收入沖減了“待處置（抵債）資產”科目，不符合現行財務制度規定。對承租人違約延期付款的情況，未按權責發生制原則通過“應收賬款（債權）”科目進行核算。對抵債資產處置中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的核算，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二是抵債資產超期限處置問題。按目前AMC內部的抵債資產管理辦法，為加快抵債資產的處置，規定抵債資產（股權除外）應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內處置完畢。但實際情況是，大多數抵債資產都存在超期限處置問題，這固然有市場方面的原因，但財務部門缺乏必要的監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對一時無法入賬的抵債資產的處置，AMC通常的做法是，將處置收入作為正常本息回收直接沖減“待處置貸款”或“購入貸款”。這種做法違背了會計核算的真實性原則，不能真實地反映AMC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
二、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從財務會計制度上看，由于財政部一直未出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計制度》，只制定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僅靠單一的財務制度遠遠不能規范AMC不良資產處置的財務行為和會計核算要求。況且，2000年出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主要是規范對政策性剝離的不良資產處置的財務行為，而目前AMC的業務已不局限于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業務，還包括了大量商業化不良資產的處置業務，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財務制度已不能完全適應現有業務需要。這是造成目前四家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不統一且存在諸多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從抵債資產管理制度看，財政部也未針對AMC的實際情況，出臺類似《銀行抵債資產管理辦法》（財金[2005]53號）的AMC抵債資產管理制度，AMC缺乏統一的抵債資產接收、管理、處置和核算的制度規范和監管標準。
（三）從AMC內部管理制度執行情況看，前述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既有執行內部管理制度不力和管理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如抵債資產實地盤點制度不落實、未經審批擅自自用等。也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如租賃和代位權確立后的會計核算處理問題等。
（四）從AMC的財務體制上看，由于AMC不存在利潤（損益）核算的問題，財政部對AMC的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的考核，主要以“兩率”（現金回收率和處置費用率）承包考核為核心。這種財務體制的安排，決定了某些財務核算失去了意義。比如抵債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等。
三、完善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的對策建議
（一）建議財政部及時出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計制度》，以規范AMC商業化轉型后不良資產處置活動會計核算的需要。同時，應在AMC六年來不良資產處置財務會計核算實踐的基礎上，適時修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進一步規范AMC的財務行為。在具體業務的核算管理上，一是對抵債資產的入賬價值問題，應按合理定價原則，經過嚴格的資產評估程序來確定抵債資產的價值，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合理定價來確定入賬的“公允價值”。二是對因欠缺合法的手續或法律依據而無法入賬的抵債資產，應設立“待轉抵債資產”科目進行核算，以杜絕抵債資產滯留賬外現象發生。三是對經訴訟由法院審理后認定代位權成立而取得對次債務人應收賬款的情形，應設立“待處置應收賬款”科目進行核算，以沖減原“待處置貸款”或“購入貸款”相應的債權。四是對抵債資產貶值或可能發生的損失，在會計期末應按重新評估認定的市場公允價值，計提“抵債資產減值準備”。五是對抵債資產分期付款出售或租賃經營中出現的違約延期支付的情形，應按權責發生制原則通過 “待處置應收賬款”科目進行核算和反映。
金融資產管理制度范文第2篇
抵債資產是指借款人（擔保人）無力以現金資產償還金融企業債權時，金融企業依法行使債權和擔保物權而向債務人、擔保人或第三人收取的用于抵償債權的非現金資產。廣義的抵債資產既包括金融企業依法取得的擁有所有權、收益權、使用權、處置權的抵債實物資產，如房產、土地使用權、機器設備、交通工具、商品物資等；也包括抵債的股權、應收賬款、版權、專利權、商標權等權利資產。本文所稱的AMC抵債資產，是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AMC）在不良資產收購接收、處置過程中資產置換、法院裁定或協議抵債取得的抵債資產。本文就當前AMC抵債資產財務會計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并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抵債資產取得環節在財務核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抵債資產入賬不及時問題。從AMC抵債資產來源看，既有從剝離銀行劃轉接收的，也有在資產處置過程中由法院依法裁定、協議抵債或資產置換取得的。后一種情況，基本不存在入賬不及時的問題，但對由剝離銀行直接接收的抵債資產，由于情況復雜，有的銀行已部分處置，有的因移交過程中沒有辦理嚴格的交接手續，而AMC的項目管理人員未及時清理檔案，就存在因不知情或管理不到位而導致未及時入賬，出現抵債資產滯留賬外的問題。二是抵債資產無法入賬的問題。無論是剝離過程中接收的抵債資產還是在處置過程中取得的抵債資產，都存在因欠缺合法的手續或法律依據而取得的情況，對這部分抵債資產就很難正常入賬。三是抵債資產入賬價值確定問題。AMC取得抵債資產后，主要按照實際抵債部分的貸款本金和已確認的利息作為抵債資產的入賬價值，即按法院裁定或協議抵償的貸款本金和表內利息之和入賬。抵債資產取得時發生的稅費，按實際發生金額記入“營業費用---業務費用”，不計入抵債資產入賬價值。但現實中會出現法院裁定或抵債協議未明確抵債金額的情況，按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財金[2000]17號）第31條規定：“待處置資產應按取得時的公允價值計價”。而公允價值通常指市場交易價格，由于抵債資產種類繁多，并是非標準產品，要尋求抵債資產的公允價值是非常困難的，缺乏可操作性，這給抵債資產入賬價值的確定帶來困難。四是對AMC依法提起代位權訴訟勝訴后取得債務人（含連帶責任擔保人）對次債務人的應收債權在財務上沒有任何體現和反映。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20條規定：“債權人向次債務人提起的代位權訴訟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代位權成立的，由次債務人向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即予消滅。”據此，AMC在會計核算中應進行相應的賬務調整，即應以取得對次債務人的應收賬款沖減原“待處置貸款”或“購入貸款”科目相應的債權。
（二）抵債資產管理環節在財務核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抵債資產實地盤點制度落實不力問題。各AMC內部管理制度均對抵債資產日常管理中要求定期（半年或一年）進行實地盤點，以了解抵債資產保管狀況，及時調整賬務，確保賬實相符，但現實情況是，實地盤點制度落實過程中很少有財務人員參與，項目經辦人員也并非都通過實地對抵債資產現狀進行勘查，賬存抵債資產存在毀損、被盜或滅失的風險。二是少量抵債資產存在未經批準擅自留用的情況。特別是AMC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不規范，存在房產、機動車輛等抵債資產未經批準擅自留用的違規行為。三是對抵債資產貶值或可能發生的損失，在會計期末未按謹慎性原則提取抵債資產減值準備，致使會計信息不對稱，不能真實反映抵債資產貶值和損耗程度。根據《金融企業會計制度》第45條規定：金融企業應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度終了時對各項資產進行檢查，根據謹慎性原則，合理預計各項資產可能發生的損失，對可能發生的各項資產損失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其計提項目包括抵債資產。四是AMC財務部門大多未建立完整的“抵債資產管理臺賬”，以全面地反映抵債資產的取得、管理和處置的全過程，通過執行定期檢查、賬實核對制度，對抵債資產進行必要的監督管理。
（三）抵債資產處置環節財務核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對抵債資產“以租代售”的融資租賃、經營性租賃和分期收款出售的核算問題。按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規定，上述租賃業務，應按資產賬面價值將其轉入“融資租賃資產”和“經營租賃資產”。對辦理租賃業務中取得的收入，按規定計入當期租賃收入。而實際操作中，AMC采用收付實現制原則直接將當期租賃收入沖減了“待處置（抵債）資產”科目，不符合現行財務制度規定。對承租人違約延期付款的情況，未按權責發生制原則通過“應收賬款（債權）”科目進行核算。對抵債資產處置中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的核算，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二是抵債資產超期限處置問題。按目前AMC內部的抵債資產管理辦法，為加快抵債資產的處置，規定抵債資產（股權除外）應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內處置完畢。但實際情況是，大多數抵債資產都存在超期限處置問題，這固然有市場方面的原因，但財務部門缺乏必要的監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對一時無法入賬的抵債資產的處置，AMC通常的做法是，將處置收入作為正常本息回收直接沖減“待處置貸款”或“購入貸款”。這種做法違背了會計核算的真實性原則，不能真實地反映AMC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
二、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從財務會計制度上看，由于財政部一直未出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計制度》，只制定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僅靠單一的財務制度遠遠不能規范AMC不良資產處置的財務行為和會計核算要求。況且，2000年出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主要是規范對政策性剝離的不良資產處置的財務行為，而目前AMC的業務已不局限于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業務，還包括了大量商業化不良資產的處置業務，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財務制度已不能完全適應現有業務需要。這是造成目前四家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不統一且存在諸多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從抵債資產管理制度看，財政部也未針對AMC的實際情況，出臺類似《銀行抵債資產管理辦法》（財金[2005]53號）的AMC抵債資產管理制度，AMC缺乏統一的抵債資產接收、管理、處置和核算的制度規范和監管標準。
（三）從AMC內部管理制度執行情況看，前述抵債資產核算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既有執行內部管理制度不力和管理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如抵債資產實地盤點制度不落實、未經審批擅自自用等。也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如租賃和代位權確立后的會計核算處理問題等。
（四）從AMC的財務體制上看，由于AMC不存在利潤（損益）核算的問題，財政部對AMC的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的考核，主要以“兩率”（現金回收率和處置費用率）承包考核為核心。這種財務體制的安排，決定了某些財務核算失去了意義。比如抵債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等。
三、完善AMC抵債資產核算管理的對策建議
（一）建議財政部及時出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計制度》，以規范AMC商業化轉型后不良資產處置活動會計核算的需要。同時，應在AMC六年來不良資產處置財務會計核算實踐的基礎上，適時修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制度（試行）》，進一步規范AMC的財務行為。在具體業務的核算管理上，一是對抵債資產的入賬價值問題，應按合理定價原則，經過嚴格的資產評估程序來確定抵債資產的價值，以市場價格為基礎的合理定價來確定入賬的“公允價值”。二是對因欠缺合法的手續或法律依據而無法入賬的抵債資產，應設立“待轉抵債資產”科目進行核算，以杜絕抵債資產滯留賬外現象發生。三是對經訴訟由法院審理后認定代位權成立而取得對次債務人應收賬款的情形，應設立“待處置應收賬款”科目進行核算，以沖減原“待處置貸款”或“購入貸款”相應的債權。四是對抵債資產貶值或可能發生的損失，在會計期末應按重新評估認定的市場公允價值，計提“抵債資產減值準備”。五是對抵債資產分期付款出售或租賃經營中出現的違約延期支付的情形，應按權責發生制原則通過“待處置應收賬款”科目進行核算和反映。
金融資產管理制度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債轉股，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法律平衡
前 言
我國的國企改革已歷經20年左右，從1980年進行的，以提高企業活力，放權讓利為核心的早期試點，到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企業的普遍推行；1984年開始的企業股份制理論和實踐的積極探索，1999年實施債轉股，都是為了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市場主體，在日益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上提高競爭力。
隨著國有企業體制的轉換、產業結構的調整，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不斷暴露：長期的企業所有者虛置、權責不明、粗放型經營等問題。國有企業改革20年來，占用了國家70%的信用貸款、80%的國內最好勞動力，目前卻只能提供占GDP的30%的產出。（蔣思平，論債轉股的風險與防范，《武漢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04）從資產負債率上來看，1980年為18.7%，1993年為67.5%，1994年為70%，其中流動性資產負債率高達95.6%。（李克明 李金華，債轉股的法律障礙分析，《安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11）即便是我國1994年確定的100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資產負債率也從1980年的30%升到1985年的40%直到1990年的60%，到1994年則高達75%以上。（劉存緒，國有企業債轉股的風險及風險防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09）過高的負債使國有企業的發展舉步維艱，進而影響整個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改革目標的實現，也給國家財政負擔帶來潛在危機，危及整個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國有企業的高負債、低效益使得銀行債權難以實現，加上銀行本身風險防范意識淡薄，形成高額的不良資產，據有關資料統計，1996年，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信貸資產比例為20%—25%，若按25%計算，高達12000億元。而同年，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所有者權益與呆帳準備金合計僅僅3200億元。（徐兆宏，債轉股的法律問題，《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0.10）和國際通行銀行呆賬安全標準（6%—7%）相比，已經嚴重超過警戒線。雖然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我國金融系統幸免，但不能否認潛伏著巨大的危機。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狀況不斷惡化，信用體制下滑，銀行的風險防范措施不力，不良信貸資產還在不斷累加。這種狀況使國有商業銀行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同時對存款人的利益以及整個社會信用體系都形成負面影響。
2000年，中國成為WTO種的成員國，向國際市場進一步開放。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國有商業銀行，目前的經營狀況和管理制度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不解決這些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不僅難以應付挑戰，搶占機遇，而且面臨嚴重的金融、財政、經濟等各方面的威脅，綜合國力的提高、民族的富強只能是紙上談兵了。
本文欲從債轉股實施中，國家、國有企業、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AMC）四者之間權利義務分配是否平衡的法律角度出發，分析債轉股過程中各種法律風險、法律障礙等問題出現或者可能出現的原因。并根據分析結論，建議更為合理、有效、平衡、穩定的收益與風險、權利（權力）與義務（責任）的法律平衡機制。希望對債轉股理論研究和現實實踐有所貢獻。
第一章 債轉股的實施現狀
第一節 債轉股的特定含義、目的及程序
債轉股的本意是債權人將對債務人所享有的債權依法轉變為對債務人的股權投資行為。顯然，這與我國目前實施的債轉股的意義相去甚遠。首先，我國的“債轉股”不是債權到股權的直接轉變，而把債權轉讓給第三人——AMC，再由AMC把所獲債權轉變為對債務人的股權。其次，我國的債轉股有特定的范圍，債務人只限于部分國有企業，債權只限于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再次，我國債轉股有特定的歷史使命（即債轉股的目的）和階段性（完成不良資產的盤活即結束）。所以我國的“債轉股”有特定的含義：“為解決國有企業債務過高，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過多，通過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現代化企業制度改革，由國家組建AMC，依法收購國有商業銀行的部分不良債權，將其轉化為企業股權的一種改革手段。是狹義上的間接性的政策性債轉股。”(安 麗， “債轉股”的法律思考，《江漢論壇》，2002.10)
從現實問題分析，債轉股主要為了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減輕國有企業沉重的債務負擔并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二是剝離并通過多種手段盤活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提高銀行的金融質量和信譽，防范金融風險。（張國紅，債轉股的風險于對策，《政法學刊》，2002.09）并借此解決政府財政吃緊的狀況，從整體上促進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債轉股的實施過程大致如下：第一，由國家出資建立AMC，并確定其運轉機制；第二，由國家經貿委等推薦債轉股企業名單并由AMC審核確認；第三，銀行將轉股企業的指定債權轉讓為AMC，第四，AMC將所持債權轉化為企業股權對非股份制企業進行股份化改制；（蔣大興，論債轉股的法律困惑及其立法政策，《法學》2000.07）第五，AMC通過股權分紅或者通過各種途徑實現股權變現，實現不良資產的盤活。通過這樣的程序，在完成國家確定的債轉股目的后退出市場。
金融資產管理制度范文第4篇
關鍵詞：NPLs 價值 影響因素
一、金融不良資產的概述
（一）金融不良資產的概念
金融不良資產（Non—Performance Loans，NPLs）指銀行持有的次級、可疑及損失類貸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或接管的金融不良債權，以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持有的不良債權，主要表現為不良貸款和以物抵貸資產，以及資產處置過程中由于對部分不良貸款實施了債轉股、或以資抵債等形成的資產。從總體上看，此類資產具有分布廣、質量差、權利瑕疵較多、有一定的處置價值等特點。
（二）金融不良資產的分類
金融不良資產大致可以分為實物類資產、股權類資產、債權類資產等。（1）實物類資產。該類資產主要是借款人無力償還銀行貸款時，由法院裁定或雙方協商，由債務人將其具有處分權的財產轉讓給銀行，以抵償其全部或部分債務。另外，這類資產還存在權屬不明確、資產形態不完整、基礎資料缺乏的特點，具體評估時需要考慮的特殊因素較多。（2）股權類資產。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按國家有關政策，對國家經貿委推薦的部分企業實行了債轉股。對股權類資產的評估一般是在債轉股成立新公司時，對企業擬進入新公司的資產進行評估，以評估結果作為計算資產管理公司所占股份及分紅的依據。（3）債權類資產。債權類資產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的資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初步統計，約占其運作資產的70%以上。在商業銀行剝離前，按照國際五級分類標準，這些貸款多為次級、可疑甚至損失類，資產管理公司接收后，處置這類資產時面臨著財產直接支配權小、市場操作性差、不確定性因素多的現實狀況。
二、影響因素的一般分析
各因素的影響機理如下：
（一）企業規模
企業的規模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指標，規模可以代表企業的發展、企業的競爭力、企業的實力等方面。可以預期一個企業的規模越大，其融通各項資源、調劑各類負債的能力會增強，同時規模越大的企業相對來說其信譽也更有保證，從而對債權人的保障程度也會相應增大。一旦發生還貸壓力，其可采取的籌資途徑也可能有多種，資產管理公司對該類企業的NPLs的回收率也應該較大。
（二）企業債務保證能力
企業的債務保證能力可以有多種指標進行衡量，最常用的當屬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越高，一定資產所擔負的債務壓力就越大，企業還債能力就越差。同時由于企業的負債來源可能有多種途徑，對特定的某一債權人來說，資產負債率越高，對自己的保證程度就越差。所以可以預期，資產負債率與NPLs回收率之間應成負相關。此外，在企業處于非持續經營時期，企業現有資產的變現價值就成了保證債權人利益的基礎。當然其全部變現價值并不一定都會用于償還某個特定的債權人，但二者的關系還應當是成正相關。所以我們同時也預期企業的償債能力與NPLs回收率之間成正相關關系。
（三）銀行放貸謹慎程度
銀行放貸的謹慎程度嚴格說是與銀行管理體制及其內部管理制度相關聯的。這種謹慎性不僅表現在對貸款企業的選擇、項目的評估以及后續的監督管理上，還表現在對既定企業與項目的貸款數量上。貸款數目越大，銀行應該越謹慎，各類風險管理措施也應越嚴格，這樣不良貸款發生的概率就應降低，即使發生了不良貸款，其損失也應該較小。所以，我們可以合理預期，貸款本金越大，其回收率也應該較高。
（四）企業所有制差別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以國有制企業為主體，銀行也基本都是國有，尤其是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所對應的銀行都是國有體制，受傳統體制影響，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在銀行貸款服務方面一直受到歧視。但是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之間的關系一直不是純粹的商業化關系，且由于二者各自的預算軟約束，企業對銀行是能貸則貸，銀行對企業則是重貸輕收。
三、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
當前，我國政府和各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亟須處置存量金融不良資產，而處置的前提和基礎是對金融不良資產進行定價。由于我國不良資產的形成原因復雜，資產的法律權屬不夠清晰，評估依據不足，評估程序無法到位，無法直接運用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進行評估。中國資產評估協會頒布的《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指導意見（試行）》在總結國內外評估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根據金融不良資產評估對價值類型的特殊要求，著力研究現實金融領域內的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技術方法，特別是對中國特色的金融不良資產的評估思路和方法，主要提出了4種評估方法，基本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金融不良資產評估方法體系。（1）對嚴重資不抵債或關停倒閉的企業，但有證據表明有有效資產存在、且能夠取得比較齊全的財務資料的情形，建議采用假設清算法評估債權價值；（2）對資不抵債或其他原因導致債務企業不能按約還債，但企業有增長潛質、仍在持續經營、能夠取得連續幾年的財務報表的情形，可采用現金流償債法；（3）對資不抵債或其他原因導致債務企業不能按約還債，但企業有增長潛質、仍在持續經營或有證據表明有有效資產存在，然而債務企業不配合評估的情形，建議采用專家打分法（判斷法，德爾菲法）評估債權價值。（4）對非持續經營甚至關停倒閉、且財務資料嚴重缺失，但仍有潛在的購買者的情形，建議采用交易案例比較法評估債權價值。此外，對以一個區域或一個行業為單元整體打包出售不良債權的情形，建議采用相關因素回歸分析法評估債權價值。
金融資產管理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瑞典FAMC 轉型發展經驗啟示
20世紀以來，伴隨著金融全球化和創新而來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呈現多發頻發態勢，且影響范圍和破壞力日益增大。無論是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地區，還是中國、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等國家的金融體系或個別金融機構都在曾經歷過嚴重的危機。為應對已經發生或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本國金融體系的影響，國際金融機構、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化解風險。金融資產管理公司（Financial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以下簡稱FAMC）作為化解處置不良資產的專業機構，成為各國處置金融體系不良資產的共同選擇。我國FAMC是經國務院批準同意設立，專門從事收購和處置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的國有獨資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國有獨資機構，FAMC在享有稅收優惠等一系列政策保障的同時也受到了中國市場經濟不完善背景下的制度約束。基于此，我國FAMC在實際運營中應借鑒國外資產管理公司的發展經驗，積極探索創新，形成符合中國特色的運營模式和經營風格。
一、我國FAMC發展現狀
（一）我國FAMC改革發展歷程
1999年，肩負著化解國有銀行不良資產，促進國有銀行化解包袱、輕裝上陣，深化改革重任的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和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相繼成立，注冊資本各100億元。經過26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改革定位經歷了一個“限定十年處置政策性金融不良資產的存續期，到同意探索商業化經營和存續轉型期，再到一司一策的商業化轉型”的過程，經營范圍逐步由單一的不良資產處置拓展到不良資產經營、資產經營管理、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租賃、投資、期貨、置業等全牌照、多元化、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截止2014年末，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規模達到1.74萬億元，當年累計實現凈利潤447億元。
政策性金融業務階段：1999年～2005年，長城、華融、信達和東方四家國有FAMC成立后專門從事收購、管理和處置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完成國務院下達的政策性處置任務和回收目標。
商業化轉型階段：2005年，隨著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政策性不良資產收購任務的基本完成，存續和發展問題擺在了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面前。2005年12月，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上海銀行30億元不良貸款，開啟了國有FAMC的商業化經營轉型之路。200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四家國有FAMC的轉型方向為“業務有特色、運作規范化的綜合性非銀行金融服務企業”。2008年，財政部牽頭，人民銀行、銀監會等參與，組建FAMC轉型改革發展工作小組，負責制定和推動實施四大FAMC的商業化轉型方案。2010年，按照“一司一策”的原則，國務院批復同意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改革方案。率先獲批試點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順利完成商業化改造并在香港證券交易市場上市，我國FAMC的商業化轉型取得標志性成果。2012年10月，華融成為第二家改制掛牌的股份有限公司。
混業經營發展階段：2009年，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廣電日生人壽50%股權，將保險牌照納入旗下，邁出我國FAMC的混業經營的第一步，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通過發起設立、收購、重組等方式，逐步參控股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券商、基金和租賃等多家金融機構。如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均已發展成為全牌照的國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團。以長城資產管理公司為例，直接或間接參（控）股金融機構包括：德陽銀行（58.14%）、長城國瑞證券（67%）、長城國興金融租賃（100%）、長生人壽保險（70%）、長城新盛信托（35%）、長城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51%）、長城國融投資（100%）、長城寧夏資產（100%）等。
（二）我國FAMC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法律法規的嚴重滯后導致FAMC的發展缺乏規范和引導。國務院2000年頒布實施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已遠遠滯后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發展。近年來，隨著FAMC商業化轉型和混業經營發展，金融監管部門陸續出臺了諸如并表監管指引等政策，但仍然缺乏對FAMC經營發展明確、統一的規范和引導，FAMC的發展仍然處于“各行其道”的任性生長階段。
2.現行監管體制嚴重落后于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2014年，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印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監管辦法》，明確由銀監會負責對FAMC集團母公司實施并表監管，但仍未改變現行的分業監管體系，監管框架逐漸落后于FAMC的混業擴張步伐，難以對FAMC實施有效監管，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混業經營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內部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集團公司之間的交叉部分難以監管到位；二是各分業監管機構的職責不清，權責不對稱，配合協同機制不完善，監管部門對于金融風險的管控處于被動的地位；三是FAMC旗下的各金融機構分別按照不同監管部門的資本金、經營管理、風險控制、任職資格等監管約束要求進行內控管理和發展，但無法避免混業經營的FAMC憑借豐富金融工具和寬闊的金融平臺規避監管，直接導致外部監管約束的失靈和失效，無論是人民銀行還是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都均難以有效組織對其風險源、風險傳導渠道的監控；四是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監管機構架構相對完整、獨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系統的、全面的監管協調機制，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大、配合效率低、信息溝通不暢等問題突出，難以把握集團內部大量、復雜的關聯交易信息，難以及時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風險。
3.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導致經營風險難以得到有效管控。四家國有FAMC是由財政部注冊成立的國有獨資非銀行金融機構，產權結構非常單一，導致資產管理公司存在治理結構存在嚴重缺陷。一是公司治理機制失效。從形式上看，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明確了出資人職責和義務，建立了監事會，內設了合規、監察、審計等內控部門，但由于產權主體缺失，股東和經營者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緊緊浮于表面，難以有效貫徹執行，權力機構、決策機構及執行機構之間的制衡關系不明確。即便是經歷了股份制改革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也未真正建立起激勵和制約相結合的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二是決策和經營機制失效。目前，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主要領導由國務院指定，職業經理人制度缺失，機關化色彩濃厚，公司決策不公開、信息不透明，商業化及市場化程度較低，運行效率較低。三是內部“防火墻”機制失效。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混業經營，銀行、證券、保險之間資金、業務相互摻雜、相互滲透，關聯交易和風險的內部傳染等隱患較為突出。從國際經驗來看，有效的內部“防火墻”體系一般是將金融機構從事金融業務的高風險由集團直接承擔，但國內的模式卻與之相反。
二、瑞典FAMC的發展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瑞典FAMC的發展歷程
1.成立階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瑞典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率平均超過10%。長期以來依靠高投資率和低利率驅動、過度的繁榮滋生了大量的資產泡沫，1992年泡沫破滅，同時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外部經濟環境惡化，房地產價格劇烈下跌，導致大量壞賬累積和金融機構倒閉。為化解和處置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瑞典政府分別于1992年和1993年分別設立了兩家國有FAMC――Securum和Retriva。Securum和Retriva分別由兩家問題最嚴重的Nordbanken和Gotha銀行各自設立，瑞典政府累計注入了423億瑞典克朗的資本金，分別負責Nordbanken和Gotha的不良資產處置，而其他經營相對平穩的銀行不良資產則分別由Securum和Retriva下屬的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瑞典國有FAMC主導的不良資產處置框架逐步確立。
2.貸款清償階段。Securum和Retriva成立時通過政策性購買的方式吸收了巨額的銀行不良資產，涉及債務企業上千家。Securum和Retriva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決定對其采取破產清算還是重組，對涉及重組的企業斟酌選擇重組的模式，其中又涉及到業務重組和財務結構重組。具體的清償措施如下：第一，轉換貸款。對于貸款抵押物價值較高能夠基本覆蓋債務成本的不良資產，通過轉換貸款獲得抵押物的所有權。第二，通過談判明確債權債務關系，同時建立公正的聲譽，以資產價值最大化和穩定金融市場為目標，避免樹立低價變賣高成本接收的不良資產的形象。第三，企業重組。對盈利能力和生產能力較強，抵押物價值基本能覆蓋銀行債務的企業采取重組方式。第四，破產清償。考慮到法庭清償或破產程序成本高、時間長，Securum和Retriva將其作為資產管理公司和債務人之間的談判手段，僅在其為收回資金唯一方法的情況下對債務人進行破產清償。
3.商業化轉型階段。1994年中期，Securum和Retriva承接的大部分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基本得到有效處置，兩家FAMC在瑞典政府的支持和主導下逐步收購合并了國內其他的資產管理公司，開啟了商業化不良資產收購、處置的步伐，致力于通過各行業的資產持有公司創造價值，獲取收益。瑞典FAMC通過債轉股等方式，持有企業的資產或股份，進而獲得管理權，之后通過并購、收購以及變賣資產等方式對持股公司進行業務重組和財務結構重組，合理的業務和財務結構有助于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在核心業務上，最終提高公司的生產能力和盈利能力，以適應市場對產品質量和價格的需求。
瑞典FAMC通過不良資產的收購、管理和處置，不斷提高持有的資產的吸引力。瑞典的兩家FAMC從根源入手，深挖債務人的問題，進而對癥下藥，具體體現在對工業公司和房地產公司的重組上。一是對工業公司的重組。資產管理公司對工業公司的業務進行梳理，保留盈利的業務，通過業務重組和削減雇員，使其有效運轉。二是對房地產公司的重組。為方便處置具體的物業，通過和其他債權人協商談判，轉換或者購買相關物業，重組地域分散的資產，化零為整，進而使維護工作與服務更加有效。與此同時，通過提高現金流量減少空房率。這一階段的FAMC仍需要承擔政策性不良資產和問題機構的處置任務。
4.資產處置階段。瑞典FAMC在處置不良資產階段做到了“三合適，一創新”。一是把握合適的出售時機。瑞典FAMC運作的目標是在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兼顧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考慮到過快地把不動產投入到脆弱的市場，會再一次導致資產的貶值，瑞典FAMC設立了長期經營的計劃，即在10至15年處置完所有不良資產。二是建立合適的定價機制。在復蘇比較快的不動產市場，通過建立新的估價原則，在對不動產定價時充分考慮未來幾年的價格變動趨勢，從而在減少決策成本，加快銷售速度的同時實現利益最大化。三是選擇合適的出售方式。瑞典FAMC根據資產持有公司的實際情況在零散處置資產、一次性打包出售和變賣整個公司等三種處置方式中審慎選擇合理的出售方式。在出售整個公司時，考慮到國家宏觀經濟條件，盡量通過與潛在收購方協商談判變賣資產，避免采取拍賣方式產生流標。四是資產證券化創新。瑞典FAMC將不良資產打包，將證券化的資產在本國和英國股票市場上市發行，成功取得低于平均水平的抑價率，在股票市場上發行募資獲得股權溢價。
5.徹底轉型為商業化機構。1994年以后，瑞典逐步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開始回升。1996年，在基本解決銀行不良信貸資產問題后，瑞典政府逐步取消對國內銀行的隱性政策擔保，轉而尋求商業化、市場化的發展方式和道路。此時，Securum和Retriva收購和管理銀行不良資產后持有的房地產類資產價格逐步攀升。出于市場化操作和效益最大化目標等考慮，瑞典政府著手安排Securum和Retriva合并，組建一家以商業性業務為主、政策性業務為輔的不良資產處置機構Venantius，至于Securum和Retriva持有的以房地產類資產價值約100億克朗的資產，則通過直接注入的方式納入Venantius旗下。新組建的Venantius定位于專業化的房地產投資持股公司，在隨后一段時間內逐步完成余下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任務，徹底轉型為商業化的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機構。
（二）瑞典FAMC對我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原因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不同的國家FAMC的處理方式、存續期間、存續方式、退出或轉型方式等都存在較大差異，結合我國現有的現實經濟情況和FAMC的發展狀況，對照歐洲國家主要FAMC的發展模式，筆者認為對我國FAMC的發展最具借鑒意義的是瑞典模式，具體原因體如下：
一是我國和瑞典具有大致相似的不良資產形成背景。20世紀90年代，由于金融體系自由化速度過快、信貸擴張過快和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等原因，在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導致瑞典通貨膨脹嚴重、資本外流、企業破產激增。與此相類似的是，我國的不良資產也主要來源于經濟迅速增長過程中的結構失衡造成。
二是我國和瑞典的不良資產處置方式相似。兩者都是用分散處置的模式來處置主要銀行機構的不良資產，Securum和Retriva分別負責處置Nordbanken和Gotha銀行的不良資產，我國的四大FAMC分別負責處置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
三是不良資產處置成效良好。瑞典模式的優點是高效率和高收益。首先是高效率，Securum和Retriva僅僅用了不到五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工業和房地產業不良資產的處置任務，比預期10～15年時間大大縮短。其次是高收益，瑞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時，獲得比預期好的收益，無論是Securum和Retriva還是合并后Venantius的所有成本幾乎都得到了補償。
四是采取轉型存續和多元化經營的發展方向。不同于匈牙利、波蘭等國的FAMC在完成處置不良資產的歷史使命后都被撤銷，存續期間較短情況不同，我國和瑞典對國有FAMC都采取了轉型存續的發展方式。我國FAMC從以不良資產處置為核心業務為起點，逐步衍生保險、證券、信托等全覆蓋全領域的綜合金融服務功能，多元化經營架構已經顯現，在后續發展中需要借鑒發達國家混業經營的相關經驗。瑞典FAMC在內部針對不同的類別和行業設立了不同下屬專業子公司，以專門管理如工業資產、房地產資產等不同類別的資產。這種模式可以加強專業化經營，有利于加快資產處理的進度，從一個獨立單一金融企業的組織架構向一個多層多級復合型企業聯合體轉變，各子公司在經營和發展中保持了相對的靈活性、獨立性、有分有合，既分又合。
（三）瑞典FAMC發展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的FAMC收購、管理和處置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時，處置方式相對單一和粗放，特別是對于政策性不良資產的處置并未將追求高效和高收益作為主要工作目標，主要采取打折變賣回收等方式，在處置過程中市場化操作程度低，造成了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暴露出回收率低等問題。因此，學習借鑒先進和成熟的經驗，推動我國FAMC的穩健高效發展，可以充分吸收了借鑒瑞典FAMC這種以市場化的運作手段靈活處置不良資產、兼顧處置速度和效率的模式。
1.獲取有力的政策支持和配套的法律政策。首先，瑞典當局針為鋪平FAMC的發展道路制定出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一是允許銀行下屬的FAMC的財務報表不實行并表監管，也就是說可以獨立考核，不進入銀行母公司的財務報表，保證了FAMC在收購、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時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和主導型。二是在不良資產處置過程中，瑞典政府對不良資產處置實行大幅度的稅收減免政策。三是在處置后期，允許銀行的股東通過購買、增資入股等方式持有FAMC的股權，從而徹底地將FAMC從銀行母公司的框架中分離。此外，雖然瑞典也屬于大陸法系，但其具備相對完備的貸款抵押物處理法律保障體系。四是，瑞典金融監管部門建立系統防范措施，通過增進決策和執行的透明度盡快恢復市場信心。
2.采用不同類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分散處置不良資產。瑞典根據實際情況，針對兩家問題嚴重的銀行先后分別設立了一家國有的FAMC，然后在國有FAMC處置完政策性不良資產任務后，將這兩家政策性國有FAMC合并成為一家商業化國有FAMC。
3.按長期可實現價值的原則購買和管理不良資產。為維持銀行業的公正、保證整個銀行業的競爭和發展，瑞典政府要求FAMC在收購不良資產時必須要按照長期可實現價值，并將一定比例的不良資產留給銀行，不能照單全收。這種定價和收購的方法既避免了收購過程中道德風險。
4.按照專門化、市場化的方式處置不良資產。瑞典FAMC采用母公司統籌管理，并根據不同資產類別設立專業子公司，配備不同行業的專業管理人才和技術、法律等專家，組建專業化小組處置對應行業的業務，在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實行專門化、市場化。專業化處置有利于加速資產處理的進程。
5.多元化經營提升FAMC資產管理的規模及抗險能力。隨著資產管理行業的放開，混業經營的趨勢越發明顯，各機構之間的合作成為大勢所趨。同一FAMC下的不同子公司或專業機構可共享客戶、優勢互補、分享投資、促進FAMC業務的多元化發展。
6.確定合適的市場化改革發展方向。隨著FAMC政策性不良資產收購、管理和處置的基本完成，存續和發展就成為攸關其自身的關鍵。FAMC要繼續存續下去，就必須要通過改革轉型來適應外部市場的需要，要從純政策性目標轉型為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FAMC在收購、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如果能夠在有效處置不良資產的同時保證持續獲利，那么適時對其進行商業化轉型是可行的。瑞典資產管理公司在完成處置不良資產的歷史使命后，持有的房地產資產比重較大，因此，在市場轉型中，瑞典轉型為商業化的房地產投資公司是合理的選擇。
三、推進我國FAMC轉型發展的建議
（一）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訂進程，明確FAMC的法律定位
建議借鑒瑞典為FAMC發展提供完備的法律保障經驗，盡快推動修訂完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條例》，制定相關配套制度，從法律層面明確我國FAMC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引導我國FAMC的專業化、多元化經營。
（二）加快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完善FAMC監管體制
近年來，銀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分別出臺了并表監管指引等文件，但分業監管的格局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FAMC的混業經營監管依然缺乏法律支撐。建議盡快出臺《金融控股公司監管條例》，從宏觀審慎管理的角度出發，將混業經營的FAMC列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搭建市場準入、日常監管、發展評估和風險管理監管框架。
（三）進一步推進國有FAMC改革，健全內部治理機制度
逐步引入社會資本、戰略投資者等多渠道資金，進一步優化國有FAMC的股權結構，明確出資人職責，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借鑒瑞典模式，在FAMC內部設立不同專業的子公司，構建各子公司之間的“防火墻”，健全和完善內控風險防范和管理制度，切實防范關聯交易和內部風險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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