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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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類型范文第1篇
關鍵詞：科技資本；民營企業；溫州模式；企業分化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載，隨著市場體制的逐步完善與政治權力的進一步松動，民營經濟迅速崛起并日益分化成為經濟結構整合關注的重要議題。其中，民營企業法人作為這一結構變動的重要載體，涉及民營企業分化的探究成為研究社會變遷與經濟結構分化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溫州是我國民營企業大規模發展的典型區域，由于起步早、發展快、比重高、貢獻大，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溫州模式，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其他區域民營企業發展與運行模式的重要參照，形成了從溫州模式到全國現象的擴散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探究科技資本與民營企業分化這一研究主旨既有理論偏好又有時代因子的作用，更受當前經濟形勢的影響。
（一）理論邏輯的起點：民營企業分化的社會學詮釋
帕森斯從結構功能主義視角提出經濟結構分化是社會變遷的重要視閾，如今民營經濟不斷崛起并日益分化，涉及民營企業分化的探究成為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在科技要素的嵌入與推動下民營企業形成了特殊的運行方式與組織模式。一方面，企業尋求妥當的路徑來獲取所需要的資源及對其進行優化配置，帕森斯稱之為“模式變項”。另一方面，企業在發展中力圖影響整合機制將其變遷模式接納，帕森斯稱之為“價值通則化”。
（二）現實運行的看點：科技資本推動民營科技企業的崛起
科技資本推動民營科技企業的崛起表現為企業提升是否切實地轉移到依靠科技資本積累軌道上來。一方面，“資本”一詞表征為一種生產要素的收益與增值，科技作為特殊的生產要素對企業實體的變動：以無形科學理念而構建的生產知識、以有形科學產品而呈現的生產力、以理性科技工具而主宰的技術手段。另一方面，科技作為生產要素與民營企業相結合，使得民營科技企業不斷崛起，經過30載磨礪呈現出多樣的發展模式，周井娟將其分為三種類型：北京模式的內生型、蘇州模式的外引型、溫州模式的升級型。
（三）學術關注的焦點：金融危機下的企業科技資本創新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與侵襲，民營企業科技資本鴻溝日益突出。在微觀上，民營企業要突出科技資本戰略地位，關注內部結構的整合。在宏觀上，政府需要尋求一種更加主動、和諧、可持續的科技資本扶持模式，提高中小企業科技資本創新競爭能力。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于從科技資本視角探究民營企業分化的研究文獻較少，本文的綜述從兩個方面進行。
（一）國外相關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關注民營企業分化的焦點在于企業規模的探究，通過規模的變動來研究的企業競爭力，通過規模的經濟類別化來揭示企業個案特征，挖掘其存在的創新性。
1、規模分化合理性的爭論。以舒馬赫和狄金斯為代表認為高科技小企業將以個性化特征排斥大企業。以馬歇爾與羅賓遜認為大企業可以減少風險和成本，容納細致的分工與連續的科技投入。
2、影響企業分化動因的歸納。國外學者分別從企業收益、成本、資源、風險、信息化程度加以論述。
3、企業分化的決定因素論述。其一，技術論，以斯密為代表從分工對生產率提升的視角詮釋企業的分化。其二，利潤論，以馬歇爾為代表認為企業分化由平均成本主導。其三，效率論，以錢德勒為代表認為企業分化由效率操作。
國外關注企業科技資本的焦點集中在科技資源引發企業行動權力的變動。托夫勒指出：企業分化中的權力變動趨勢遵循由暴力機器權力――工業財富權力――科技知識權力的路徑。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是科技資本主導的時代，專業技術是企業科技資本的基礎，教育培訓是科技資本的方式，企業決策者是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組成。
（二）國內相關的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關注民營企業分化側重共性模式研究而不是個案特征研究，核心價值側重于管理而不是創新。
1、民營企業分化動因研究。劇錦文從四個方面加以論述：企業運營效率、短缺經濟與過剩經濟的產業效應、地區間商務成本和社會資本、地區性融資環境。
2、民營企業分化機制研究。馬同斌從民營企業創業者遵循的價值觀分析公司治理結構與探究“勞動股份制”的運行。
國內有關企業科技資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側重科技資源投入的階段，以科技資源論為典型代表。二是側重于科技資源向科技資本的轉變，樹立科技資本的觀念。三是側重于科技資本在企業中的運營階段，從企業控制力的視角揭示技術資本創新與企業規模的動態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理論視角與模式
對于民營企業分化的社會學揭示起源于韋伯行動理論的建構，發展于帕森斯單位行動理的構建，成熟于科爾曼法人理性選擇理論的建立。韋伯將企業經濟行動視為微觀社會行動中的一種典型解釋范例，從他的理想類型同樣可以上溯到企業行動的取向，對民營企業經濟定位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帕森斯則是從宏觀功能視閾與AGIL模型中展現民營企業分化的圖景：民營企業日益分化為功能上相互依賴的實體，在這其中需要重新確立整合機制，使企業適應環境的能力有所提高。科爾曼則從理性行動出發界定企業法人分化的事實，把經濟學中的合理性觀點對有關企業分化過程中的社會流動與提升問題做出新的詮釋，提出中觀法人行為機制與秩序形成的理性，彌補了企業行為的微觀與宏觀結合的不足。這為我們提供一種功能分析模式：第一，從回歸視角找出民營企業分化過程中受哪些科技資本要素的影響并做功能檢驗（因果關系）。第二，從相關角度分析科技資本影響民營企業分化因素的交互作用（因因關系）。
（二）分析路徑與研究假設
首先，通過文獻調查找出科技資本中最現實的統計因素，重點分析科技資本常見變量的影響程度。其次，尋覓出影響科技資本的內部因素，全面把握每個變量的影響程度。為此，提出研究假設有待驗證：科技經費投入程度越高，對民營企業分化的作用越明顯。
（三）研究方法
本文資料收集為文獻調查法，統計分析的原始數據來源溫州統計年鑒（2003-2008）。參照分析為2000年以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本文分析工具為統計分析軟件SPSS12.0。
（四）核心概念
1、民營企業分化。將其界定為在各類資本自變量綜合作用之下的企業資產規模差異程度。本概念操作涉及兩層次限定：第一，民營企業分化涉獵私營企業分化。第二，民營企業分化研究主要從企業規模層次變動來揭示企業分化趨向。
2、科技資本。將民營企業分化中的科技資源資本化貢獻稱之為科技資本。既有從有形物質資本的提取――企業科技裝備，又有從無形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中的剝離――企業科研人員技能與科技機制的模式。研究中首先用科技經費投入作為衡量科技資本對民營企業分化的影響，由于衡量指標的單一貨幣化，需要進一步細化科技資本內部差異對民營企業分化的作用。
四、科技資本影響民營企業分化的實證分析
科技資源資本化最直接的表現為科技經費投入，通過對溫州民營企業科技經費投入與企業規模變動狀況回歸分析（表1）：表明資產規模和科技經費投入之間的線性相關較強，解釋力達80.8%，F分布的顯著性概率也在5%之上，說明科技經費投入和企業分化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可建立線性模型：y（資產規模）=44.683+74.832*x（科技經費投入）（sig.=0.01＜0.05），調整的R2=0.808，N=6。不言而喻，科技經費投入越高表明民營企業可以進行大量的科技要素資本化投入，享受科技發展帶來的各種好處。但這里僅僅用科技經費投入水平作為科技資本衡量標準，會不會在其內部存在其他差異顯著提升或削弱上述兩者的因果程度呢？
五、科技資本內部差異與民營企業分化的實證分析
為了彌補上述用科技經費投入水平帶來的單一化缺陷，作者進一步考察民營企業分化過程中的科技資本內部要素組合變動差異。
（一）科技資本內部差異的實證分析
1、科技資本內部差異的界定。根據研究主旨從溫州民營企業統計資料中厘定出四個具有代表性二級變量指標進行科技資本的概念操作化。（1）科技保障機制投入水平。通過企業辦科技機構數與科技活動單位數的比例來反映科技保障機制投入水平。科技活動單位數反映科技保障機制的規模程度，科技機構數反映了科技保障機制的集中程度。（2）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通過一定企業研發人員數與科技活動人員數的比例來反映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研發人員規模水映投入從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研究活動的規模，科技活動人員數反映科技人力資源總投入情況。（3）科技經費使用水平。科技資本離不開科技經費籌集與支出的互動關系，科技經費籌集反映對促進科技資源資本化所做出的努力。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反映科技資源投入實際完成的情況。（4）科技產出水平。企業科技項目與新產品開發的比例關系反映科技資本產出水平。科技項目表現出科技產出的預期水平，新產品開發表現出科技產出的現實狀況。
2、科技資本內部次變量的相關分析。為了揭示四類次變量對民營企業分化的影響，應對其作相關分析，表2表明科技資本次變量之間相關性不強，只有科技保障機制水平與科技經費使用水平相關性顯著，說明科技保障機制的建立與健全，從制度化運作方式帶來科技經費運作的高效，而科技保障機制作為一種組織載體，具有整合科技資本要素變動的功能，為何對其他次變量相關性不顯著？由此必須進一步探析科技資本內部的關聯性。
3、科技資本次變量的回歸分析。考慮到四種次變量是構成科技資本結構的常見指標，再對其與民營企業分化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由于兩次變量相關較強，不可避免存在統計累贅問題。為了消除累贅問題，根據表3的顯著性以逐步方式進行回歸分析（表4），科技經費使用水平與科技保障機制水平達到顯著性水平，表明溫州民營企業分化在科技資本中可以通過科技經費使用水平的動態與科技保障機制水平的靜態來很好地解釋。
（二）科技資本內部次變量差異分析
通過相關分析發現科技資本次變量同質性不強，且主要體現在靜態機制與動態費用上。為此需從民營企業分化表現揭示科技資本內部次變量的具體差異性。
1、科技保障機制的差異分析。通過近六年溫州民營企業科技保障機制在規模、類型與區域上的具體表現揭示其中問題所在[從統計年鑒提供的指標進行操作，將民營企業規模分為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類型分為第一產業企業、第二產業企業、第三產業企業；民營企業區域分為城區企業、縣區企業。市區企業包括市直屬企業、三區企業（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縣區企業包括兩個縣級市企業（瑞安市、樂清市）與六個縣級企業（洞頭縣、永嘉縣、平陽縣、蒼南縣、文成縣、泰順縣）]。
（1）科技保障機制的規模性差異。第一，表5的平均值表明了企業科技保障水平隨著企業規模的變動呈現正向關系；標準差表明了中小與大企業差距較大。第二，配對樣本T檢驗看，大中小規模民營企業均存在較強的分化差異性，但是大中型與小型企業的差異最為明顯。第三，一維方差分析看，統計顯著性均在0.05水平之上，科技保障機制水平差異在大中小企業的規模分化上是顯著的。
（2）科技保障機制的類型性差異。第一，表6的平均值表明了科技保障水平在產業類型上出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態勢；表6的標準差表明了第一、三產業科技保障機制水平分化與第二產業分化差距較為明顯。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與一維方差分析看，第二與第一、三產業的科技保障機制水平分化的差異性顯著性，差異統計顯著。
（3）科技保障機制的區域性差異。表7表明科技保障機制水平對企業分化作用不顯著。
2、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差異。科技研發通過一定科技保障機制平臺使得研發人員智力資源轉化為企業的現實生產力。
（1）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的規模性差異。第一，表8的平均值表明了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與企業規模變動呈現負向關系；表8的標準差表明了大中小型企業分化差距較小。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看，大中小規模民營企業均不存在較強的分化差異性。第三，從一維方差分析看，大小型企業的統計顯著。印證了上述從類型上得出其對企業整體分化的不顯著
（2）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的類型性差異。第一，表9的平均值表明研發人員結構水平與企業類型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態勢；表9的標準差表明了科技資本出現“兩頭大，中間小”的態勢。表明第二與一、三產業類型的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差距最為明顯。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與一維方差分析看，第一、二、三產業在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均上均存在較強差異性，差異統計顯著。從而彌補上述僅從企業資產規模研究上的不足，得出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在類型對企業分化的顯著。
（3）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的區域性差異。表10表明在區域上科技研發人員結構水平變動對企業分化影響不顯著。
3、科技經費使用水平差異。科技經費使用使用水映出民營企業在科技要素獲取與投入方面運作水平。
（1）科技經費使用水平的規模性差異。第一，無論在集中趨勢上還是在離散程度上，表11的平均值與標準差都明顯表明了科技經費使用水平與企業規模呈現正向關系，這種規模分化的顯著集中體現在大型與中小企業之間。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看，大中小型企業在科技經費使用水平上均不存在較強差異性，可見這種檢驗不可靠。第三，從一維方差分析看，只有大小型民營企業的差異統計顯著。
（2）科技經費使用水平的類型性差異。表12的平均值表明企業科技經費使用水平隨著企業類型變動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態勢。表12的標準差表明第一與二、三產業間的科技經費使用水平差距較大。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與一維方差分析看，第一、二、三產業民營企業在科技經費使用水平上均不存在較強差異性。
（3）科技經費使用水平的區域性差異。表13再次表明民營企業的區域差異對科技經費使用水平變動不顯著。
通過對科技經費使用水平差異分析得知，其對民營企業分化影響主要僅體現在上述的規模上。
4、科技產出水平的差異。在其他條件既定狀況下，研發人員智力資源轉化程度是通過科技立項與產品開發的比例來反映的。
（1）科技產出水平的規模性差異。第一，表14的平均值表明了變動關系不明顯；表14的標準差表明了中小型與大企業差距較大。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與一維方差分析看，大小規模企業存在一定的差異性。
（2）科技產出水平的類型性差異。第一，無論是在集中趨勢上還是在離散程度上，表15表明科技產出水平隨著企業類型的變動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態勢，說明第二與一、三產業間差距較大。第二，從配對樣本T檢驗與一維方差分析看，印證了第一點的結論。
（3）科技產出水平的區域性差異。表16表明科技產出水平的區域性差異不顯著。
通過對溫州民營企業分化過程中的科技資本內部差異揭示，察覺出科技資本與民營企業分化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此時也回答了第四部分提出疑問，科技資本是一個多重屬性的范疇。
六、結論與有關探討
本文基于科技資本視閾對溫州民營企業分化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引發一些值得探討的結論與對策。
（一）民營企業整合訴求與科技資本運行的社會張力明顯
基于溫州民營企業的實踐，企業整合訴求與科技資本運行存在巨大的社會張力。一方面，企業整合作為整個經濟系統分化的縮影，只在滿足前提預設下才能現實均衡的價值訴求。就科技資本而言，宏觀與微觀預設都已形成共識：政府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發展戰略，企業重視科技資本創新的優化策略。另一方面，科技資本創新存在巨大困境：一是科技資源難以資本化，突出表現為貨幣化的單一投入，這根植于市場機制不健全對科技資源配置的制約，引發民營企業科技資本引導化的缺失，因加強政府科技服務平臺的建立，擺脫科技資源按企業等級層次擴散的既定傳導模式。二是科技資本難以獨立化，研究表明科技資本運行過分依賴于科技經費投入與人力資本提升的層次，符合溫州民營企業整體處在資本與勞動密集型階段，也是造成科技資本績效低迷的原因。這一窘境需要政府搞好產業集群建設，減少企業為此追加的物質資本投入，加大科技資本投入；同時政府應完善科技成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使得企業注重科技成果市場化吸收，減少常規性科研的過高投入，注重有限科技人員集中到原始創新上來，提升人力資本向科技資本的轉化。
（二）民營企業科技資本內部整合機制嚴重缺失并誘發中軸主導化
科技資本內部存在整合機制嚴重缺失并進一步誘發科研人員結構水平的主導化傾向。一方面，科技資本內部四次變量逐步回歸分析，作為一項重要制度建設的科技保障機制對企業科技內部要素互促效應難以顯現，折射出民營企業科技資本內部缺乏有效整合機制。另一方面，在科技資本內部存在科研人員結構水平在產業上對企業分化的主導，凸顯科研人員結構水平中軸化傾向，印證第一點的結論，強調科技資本創新需要不斷提升科研人員人力資本的價值訴求。
（三）民營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根植于科技資本的制度建設
經濟發展的軌跡昭示出一定的社會事實：科技發展不斷提升第三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例。全國民營企業與溫州民營企業在產業集中度上存在較大差（1999年中國民營企業第三產業戶數與注冊資金為57.00%、60.98%，而2004年溫州民營企業第三產業戶數與注冊資金為39.23%、32.09%），暴露溫州民營企業科技資本績效滯后的現實，歸因何在？其一、科技保障機制水平在產業類型上的分化主要是通過第二與第一、三產業的差異突顯出來。其二、科技產出水平在產業類型上的分化是通過第二與第一、三產業表現出來的。這兩層事實在邏輯上詮釋出：科技資本績效不足導致產業結構難以提升取決于科技保障機制的不健全與科技產出水平的低層次，而后者又是以前者為前提的。因此，科技資本在溫州民營經濟產業結構分化上的焦點集中在科技保障機制層面。
（四）城市化過程中科技資本與企業分化的隱性變動
作者有意通過區域差異來解釋科技資本在區位上的級差，突出區位優勢對于科技資本影響程度，從城市化視角考察科技資本與民營企業分化的隱。一般認為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引發科技資本對企業分化的顯著。2006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3.9%，而2006年溫州城市化率為62.08%，預示溫州民營企業科技資本在區域上對企業分化顯著。但在區域差異分析中沒有次變量顯著的結果，歸因何在？不難發現由于社會資本較高攝入與鄉村工業化發展道路改變了傳統的研究范式：
其一，企業社會資本的高度介入使得科技保障機制的理性受損。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綜合報告：在上市的民營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親屬占54.2%，在有上市打算的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中的親屬占55%。由于社會資本的先賦性與特定性，妨礙了科技資本要素的流動與創新，致使在企業分化中的效應遞減。其圖式：
其二，鄉村工業化水平分散了市區城市化發展帶來科技資本的顯著。由于溫州草根經濟的地域特色，在發展工業化中采取兩腿走的模式，城市工業化與鄉村工業化齊頭并進，造成生人口、資源在兩大區域的集中，農民城如雨后春筍般崛起，形成城市化與集鎮化并重的布局，科技資本在城市化與集鎮化并重格局中呈現均衡化的態勢，以2006年為例，市區城市化率45%，縣區城鎮化率為15%。其圖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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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類型范文第2篇
關鍵詞：獵頭 招聘 企業類型 獵頭與企業合作
前言：
"您好，現在講電話方便嗎？"相信現在越來越多的職場中人聽過這樣的開場白，當然打電話的人可能在推銷房子、保險或者電話套餐，不過相信很多人都有心里準備：獵頭來了。獵頭定義及由來，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描述，在此就不贅述，如果簡單通俗歸納總結：獵頭就是專業招聘。主要對口企業人力資源部門中招聘部門，類似不同類型的咨詢業務，每一類咨詢業務都是為了企業的某項專業職能而服務。這樣的商業模式似乎已經深入到每個行業的各個職能，并且有諸多舉世知名的公司， 舉個例子：麥肯錫咨詢、波士頓咨詢這種咨詢業的殿堂級公司主要針對的是企業戰略部，由于公司戰略對公司來說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他們就代表了咨詢業的頂級水平。而澳美、李奧貝納等國際4A廣告公司企業也是咨詢類公司，他們主要為企業的市場部服務，為企業在產品以及品牌宣傳出謀劃策。獵頭公司中也有頂級的公司例如海德思哲、光輝國際等。
獵頭在中國的發展與其他咨詢公司類似，都是舶來品。隨著中國引入外資后，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自1992年中國沈陽成立第一家獵頭公司，至今已經有二十二年的時間，在中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二十年已經足夠讓一個這種咨詢的細分行業從最初的萌芽發展到成熟。作為在這個行業中浸了8年的招聘從業人員，筆者不算是資深人士，但的確看到了這個行業發的種種變遷：我們服務的對象從外企到民企再到國企，甚至下一步到政府部門。 本文的主旨就是在闡述在不同時期獵頭操作實務針對不同服務對象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差異與不同，當然每一種類型的企業雖然有各自不同的服務需求，但筆者也觀察到，這種差異也有融合的趨勢。 在此，筆者將企業類型大約劃分為：外資集團公司、中等規模外資公司、大型民營集團公司、中等以及一般規模民營企業。
一般操作實務即外資企業與獵頭公司操作實務：
如上文所講，獵頭行業在是隨著外資進入中國而誕生發展到成熟的，可以說外資企業是培養中國獵頭最初的土壤。獵頭最初的發展是完全按照外資公司的要求以及標準開展業務的。
獵頭類型的選擇：
獵頭類型的劃分有不同的標準，早期最主要的標準就是付定金（retained base）以及不付定金（contingency base）兩種。定金本身是企業公司付給獵頭公司的啟動資金，這有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公司招聘的需求是真實可信的，第二、獵頭公司將指定專業顧問以及團隊付出時間成本。雖然說目前的情況是不同的。由于企業其實是來自于不同的行業，因此，許多精明的獵頭公司創始人已經就行業做出選擇，因此企業在選擇獵頭的時候也通常會看獵頭公司過往成功的案例，以及之前行業人才的積累。值得注意的是，其實很多真正的外資獵頭公司開始并沒有行業的劃分，他們所秉承的理論是：行業知識是可以快速積累的，而獵頭擁有的技能是可以通用于任何行業，獵頭最大的價值在于根據企業與職位需求快速在市場上搜尋到適合的人才。
合同的主要條款說明：
正如一般合同簽署中的重點：合作內容、時間、金錢、違約責任，在獵頭合作中這幾方面也都非常重要。由于咨詢合同并不涉及實務，獵頭公司是為企業推薦候選人，所以合作內容是基于企業職位說明書的要求推薦給企業的候選人的簡歷以及獵頭顧問的專業評價。時間就是在多長時間之內，獵頭公司可以為企業推薦到適合的候選人，其實，企業是非常在意這一點的，時間就是金錢，企業之所以花大價錢請獵頭公司也是基于節省時間的考慮。至于金錢方面，如銷售的方式，獵頭是以收取傭金的方式核算最后收取的費用，而計算的基礎是最終成功候選人的年薪。
開始合作前的準備；
當合同簽署之后，合作開始。筆者本身是非常喜歡同外資公司合作，相信絕大多數的獵頭同行都有這樣的偏好，究其原因，與外企的人力資源的人士進行合作，無論結果如何，大部分情況下的確是個愉快的經歷。通常情況下，人力資源招聘負責人、HR經理或者直線經理大多數是專業人士，他們對自己的需求相對比較明確（外企特別是知名外企公司制度體系比較完善）、對獵頭公司采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他們愿意讓獵頭了解更多企業的文化、團隊的特點以及直線經理的個人偏好。當獵頭了解到這些信息后，在尋訪人才方面才能更加精準、迅速。
合作過程中的配合：
獵頭與企業招聘部門的合作總的來說有兩個目的：第一、不言而喻，按照職位說明書的要求幫企業招到適合的候選人；第二、間接的但也是重要的，幫助企業了解目前市場上相類似行業以及職位的候選人的相應狀況。這樣的狀況可以幫助企業更加清楚自己本身的職位需求在大市場中橫向比較、看看是不是具有良好的競爭力。所以，當獵頭將市場的狀況及時迅速的反饋給企業招聘部門和直線經理后，有的時候后者也會根據市場狀況調整職位需求：例如候選人的行業背景、職位級別、或是薪酬狀況等。雙方的合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外資公司近年的發展趨勢：
與大型集團公司合作
剛剛筆者簡單地講述了一般獵頭與外資公司合作中的操作實務。其實，就筆者從業多年的觀察，獵頭公司的操作隨著服務對象的不同、以及服務時期的不同，變化也非常大。即便是上文提到的外資公司，雖然合作本質沒有不同，但具體操作的技巧和規范方面確實讓人有種今時不同往日之感。舉個例子：筆者所在公司曾經服務過一家國際知名IT外企，10年前他們在中國有幾千人，在與獵頭合作時基本上是各個事業部各自為政，從獵頭的選擇、合作的準備以及配合等方面都是各個事業部的人力資源部門說了算。獵頭與招聘部門的合作相對比較個性化，一般摸清楚對口部門的需求就可以順暢的進行。但隨后他們進行了系統化、標準化、集中化的整合，所有的操作都變得非常條例化：總部進行獵頭的選擇，一般有超過10家獵頭同時在服務；對候選人硬性技能方面有哪幾條；他們來自于什么公司；在提交候選人報告的速度以及數量方面是什么要求，甚至獵頭對候選人的初步面試問題都有規定。在這樣的情況下，獵頭基本上就是該企業繼內部推薦、網絡招聘之后的另外一個搜索簡歷的渠道。基本已經喪失對候選人進行綜合判斷的需求。獵頭公司提交的產品已經不是候選人報告，而是候選人簡歷。這種方式越來越多的被集團化同時具有大量相似職位的公司特別是IT公司所采用。當然對于企業來說這樣的操作無疑增加了與單個獵頭公司的談判力，從而降低了招聘成本。
本地集團公司
如上文提到的，隨著獵頭的發展服務的對象從外資公司到中國本土公司。目前中國大型民營集團企業與獵頭的合作基本是普遍現象，而在十年前雙方的合作還是鳳毛鱗角。現在大型集團通常都有多家獵頭工作提供專業招聘服務。當然，本土化的特色體現的也是淋漓盡致。就筆者的經驗來看，這類公司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字“快”， 內部需求變化快、要求提供人選的時間快、領導決策快等等。中國集團化公司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見證，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土壤中最先崛起，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潤；同時他們也深諳成功之道即 “搶占先機，快速發展”， 在這樣的大歷史背景之下，注定了獵頭行業在配合本地集團公司發展中是要以速度作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事物的反面是，速度有很大機會是以質量作為代價的。
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第3篇
民營企業創新能力弱有多方面原因，我國法律保障體系的不健全，是阻礙民營企業創新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例如：一方面我們的一些法律仍然存在片面的保護國有財產的傾向，忽視民營企業的應有的平等權益。另一方面，由于我們對國有企業的不平等的照顧，要求國有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有時反而使民營企業在事實上的法律權益高于一般的國有企業。盡管具體的法律條文的列舉具有非常強大的說服力，但本文更想從法律保護的原則或者理念的抽象的角度來審視這一問題，因為，具體的法律條文無非是法律原則或者理念的細化，我們目前對民營企業法律保護的最大困境，或者說混亂的根源就在于立法的理念或者原則沒有理清，解決了立法的理念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解決了對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問題。
一、現有民營企業創新法律保障體系的不足
我國對民營企業的創新成果，即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的保護制度，主要集中在知識產權法，并散見于刑法、民法、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法等法律、法規的相關章節。知識產權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的統稱）從整體上明確了專利、商標的申請和維護程序，以及侵犯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的刑事、行政、民事責任。而其他部門法則各有針對性地制定了民企創新的保障規則。如刑法設專章對假冒注冊商標等七類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行為的定罪和刑罰做出規定；民法（本文主要指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對于侵犯企業的知識產權、商業秘密的民事責任的認定方法和承擔方式加以原則性規范；公司法和勞動法本著杜絕職工侵犯企業創新成果情況的發生，綱要性規定了職工保密和同業禁止的義務；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對侵犯商業秘密、假冒注冊商標等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界定，并規定其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由上可見，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法律保障體系，以懲治各種侵犯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的行為，保障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民企創新成果的保護不盡如人意，相關制度設計及司法實務中的問題不容忽視：
1、保護力度不夠。首先，對于侵權行為的處罰，無論是刑事、行政或民事制裁，法律規定的處罰標準都不嚴厲，不足以懲戒仿冒行為，以最嚴厲的處罰即刑罰規定標準看，最高刑僅為七年，和侵犯知識產權所獲得違法收益相比，犯罪成本相對較低；其次，在處罰實踐中以罰（行政罰款）代罰（刑事處罰）較普遍，侵權者只要繳納較少的罰金（和侵權所獲收益相比）就可以躲過刑罰；再次，侵權的民事賠償機制并沒有實質性地建立起來，知識產權和品牌遭受侵犯的民營企業即便提起民事訴訟，也無法獲得足額的資金賠償；最后，民營企業的知識產權如遭受侵犯，通常需要自行搜集證據應訴，成本和敗訴風險都很高，也弱化了創新成果法律保障的效果。
2、各法律、法規之間的配套銜接不夠。目前，雖有刑法、知識產權法、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分別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和品牌的刑事、行政、民事責任，但對于刑事制裁、行政處罰、民事賠償的適用標準，法律并沒有清晰的劃分和認定依據，以致當事人對應運用哪一部法律、采用何種方式進行權利救濟深感困惑；另外，各部門法分別賦予專利、商標、工商、公安等行政機關監管權，多頭管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機關相互推卸責任的情況屢有發生，該現象在民營企業作為受害方時尤其明顯，以致很多民營企業轉而傾向采取其他不正當或消極的方式解決問題。
3、現行法律仍存在許多約束空白。比方說對于民營企業的高管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經營與其任職公司同類業務而損害原企業利益的行為，刑法并不認定為犯罪，這使得民企高管人員利用原企業銷售渠道、技術優勢以謀求私利有恃無恐。再如，勞動法中關于職工違反同業禁止和保密協議義務的規定較模糊，缺乏強制效力，也不具備應訴指引價值，法律的預警功能形同虛設。現在，有很多民營企業負責人表示，不敢聘用和培養外來員工擔任高管人員，因為一旦這些員工掌握了企業的核心技術和銷售渠道，他們就會另設爐灶。顯然，沒有健全的勞資協調約束機制，民營企業只能采用家族式管理的模式，這將嚴重影響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利于民營企業的自主創新。
二、完善我國民營法律保障體系的建議
就筆者之歸納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就當前之情勢，應當樹立以下兩個理念：
（一）平等主義的理念。事實上，我國的企業立法非常復雜，幾乎可以認為，有多少種企業，就有多少種企業立法，并且我們對企業的分類標準不一，有的是按企業所有制的性質進行的分類，如：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合伙企業、個體工商企業、外資企業；有的則是按照企業的組織形式進行的分類，如：公司企業、非公司企業；有的甚至是按照企業所從事的業務類型的分類，如：外貿企業、金融企業、航空運輸企業、“三來一補”企業等等。分類標準的不一，反映在對企業的立法上，也是紛繁復雜，令人眼花繚亂。加入世貿之后，專家學者幾次呼吁要徹底改變按照企業的所有制性質進行立法的舊模式，而應當按照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區分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進行立法，這種改革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同時在實踐當中，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
所謂的民營企業并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范疇，而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中國獨特的經濟轉型時期提出的一個概念，如果從法律上仔細分析，民營企業應當稱之為民有企業更加準確，或者稱之為私有企業更能夠說明其本來面目，由于我們刻意的去淡化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所以將私有企業帶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而稱之為民營企業。可見民營企業的稱謂更多的是從所有制的性質上進行的企業類型的劃分。我們市場經濟的理念就是要求市場主體的平等，就是要變身份的社會為一個契約的社會，因而以往的以企業的不同身份進行立法的模式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阻礙，我們主張的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應當是立法上對民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不做區分的平等保護，而不是個別化的不平等保護。
（二）差別化保護的理念。既然我們強調民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平等保護的理念，那末，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些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立法呢？日本的經濟發展如此迅速，與其推行的一系列的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立法是分不開的，在我國，也有一些官員和學者意識到這一舉措的重大意義，各地方政府更是相繼推出了一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措施。那么，如何評價這些措施呢？“法律在不喪失其基本價值的同時，還能與時代一起前進。”我們在密切關注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進程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與其相反的運動，那就是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的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的法律從來沒有忽視對勞動者的關心，對消費者的特殊照顧，發達國家的企業立法似乎也從來沒有否認過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應當給予不同的保護。因此，我們說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歷程是社會的巨大進步，它打破了封建的身份社會的法則，催生了資本主義；而在此之后的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同樣不容忽視，它了現實生活中人人具有同等的能力的假說，賦予了社會弱者更多的法律關懷，其巨大的進步意義已經不容置疑。我們提倡的民營企業應予特別保護的理念實質上就是建立在民營企業相對于其他類型的企業比較脆弱這一現實基礎之上的，我們的國有企業身披“國字號”的外衣，外資企業有優惠政策的支持，而弱小的民營資本根本無法與前二者在市場上進行公平的競爭。因此，筆者在此也提倡對民營企業給予法律上的關注，但這種關注或者保護應當是建立在使民營企業不受岐視，能夠達到與國有、外資企業同等對待的理念之上，如果偏離了這個理念提倡所謂的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只會人為的制造市場主體的不平等，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百害而無一利。
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與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是兩個并行不悖的歷史潮流，前者打破身份之差別，對市場經濟的催生貢獻甚巨；后者破除了市場主體實質公平的抽象假設，意識到平等背后的實質不平等，主張對市場弱者給予適當的同情和保護，對于建立實質的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意義重大。對民營企業的保護，我們一方面應當堅持市場主體平等這一要義，另一方面必須清醒的意識到在我國轉型時期，市場主體的絕對平等還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尤其法律上的、意識形態上的壓力依然象不散的陰云籠罩在民營企業的頭上，因而我們主張對民營企業給予適度差別的法律保護也是對我國現實狀況反思基礎之上的反應。
三、警惕三個不良傾向
在我們主張對民營企業進行平等和差別相結合的法律保護的理念的同時，也應當看到目前社會上存在的三種不良傾向：
（一）以政策取代立法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
局部利益的考慮，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有的甚至提出給予民營企業稅收優惠、貸款優惠，創辦企業手續從簡、驗資從寬等措施。這些舉措其動機無可厚非，但我們也應當清醒的認識到稅收優惠與否只能由國務院決定；地方政府給予所謂的貸款優惠可能存在干預銀行貸款自的嫌疑；創辦企業手續從簡、驗資從寬可能會與《公司法》的規定相背離。我們在給予民營企業法律保護的時候應當注意這種不良傾向。
（二）對民營企業不法行為普遍淡化的傾向。我們在倡導對民營企業進行保護的同時，也應當警惕保護民營企業并非對民營企業的一些違法行為置之不理。時下，我們一些地方領導為了表示其保護民營企業的決心，對一些民營企業違反勞動法、產品質量法、稅法、海關法的不法行為網開一面，表面上看是保護民營企業，實則危害社會公平，違背市場規則，長遠看對民營企業的發展也百害無一利。
（三）要求民營企業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的傾向。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近年來在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一種新型的法學及社會學的理論。6但實際上在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一直沒有被忽視過，甚至“企業辦社會”還成為國有企業的一大弊病被學者所批判。與我國企業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不同，在西方，企業的贏利性是其本質屬性，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從來不受重視，及到資本主義的一些弊端被充分暴露之后，人們才意識到企業不應當僅僅成為私人賺錢的工具，還應當負擔一定的社會道義上或法律上的責任。我國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不同，在發展之初就沒有負擔太多的社會包袱，但時至今日，對民營企業課以社會責任的實例屢屢見諸報端，有的是出于民營企業本意，無可厚非，但相當部分則是民營企業基于某種壓力使然。國有企業辦社會的前車之鑒不遠，民營企業又有重蹈覆轍之趨勢，確實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第4篇
關鍵詞：民營企業；發展；內部審計；研究
隨著我國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和強大，內部審計已成為民營企業加強內部控制，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雖然大多數民營企業根據工作的需要開展了內部審計工作，但由于民營企業自身條件的局限性以及面臨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環境尚不完善等問題，從總體來說，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在執行中還存著制度不合理，有其位無其權，內部審計有名無實的現象，因此民營企業在審計工作上需要進一步完善。
1.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相關概念
1.1 內部審計的定義及作用
我國內部審計協會的《內部審計基本準則》對內部審計做出定義：內部審計是指組織內部的一種獨立客觀的監督和評價活動，它通過審查和評價經營活動及內部控制的適當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來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這一定義強調了內部審計的目的是通過對組織的經營活動及內部控制的適當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進行審查和評價，使組織的經營活動及內部控制中存在的問題得到認識和解決，以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其中，內部審計工作是由組織下設的內部審計機構實施的一種獨立、客觀的活動。內部審計機構獨立于被審計部門，對其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并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使被審計部門存在的問題能夠及時、有效地得到解決。
從內部審計的相關概念可以看出，內部審計的作用，大體分為防弊、興利與增值作用。防弊，是指在內部審計過程中發現違法違規等舞弊行為，以及通過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健全性、有效性的審查和評價，促進組織健全內部制度，防范舞弊行為再次發生，糾正管理弊端。增值作用是現代內部審計的新增作用，現代內部審計通過接入企業風險管理、治理和控制領域，以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并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促進企業價值增加。
1.2 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的特點
民營企業，就是所有的非公有制企業。在“公司法”的定義中，是按照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來劃分企業類型的，主要有：國有獨資、國有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又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等。按照對民營企業內涵的界定，除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外，其他類型的企業中只要沒有國有資本，均屬民營企業。本文從狹義的角度，即民營企業僅指私營企業和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的聯營企業進行下述分析。
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無統一標準，情況較為復雜。民營企業存在規模大小不一，各企業間發展程度差異極大的特點。而且，民營企業生產經營的產品種類也是高檔低檔有所不同，所涉及的行業繁多。所以，在實施企業內部審計方面，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格式，如果要想完善內部審計工作，企業就必須注意積累經驗。
其次，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的機制靈活。民營企業所有者一般直接參與企業的日常管理，管理權高度集中。這一特征有助于民營企業在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需要抓住機遇發展壯大自己。與此同時這也就意味著，企業的管理制度對所有者約束性較差，所有者往往會凌駕于企業內部控制之上，使內部審計制度流于形式，無法貫徹執行。
第三，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的審計范圍寬泛。民營企業應當根據內部經濟監督以及經營管理的實際需要，將內部審計延伸到企業所能控制和影響的各個方面。這其中包括了傳統的內部財務審計，又包括了現代經濟效益審計，既可以事后審計，又可以進行事前審計，審計的工作既可以是保護性的，也可以是建設性的，審計范圍自主選擇的空間相當之大。
2.我國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民營企業眾多，但大多數民營企業并沒有開展切實有效的內部審計工作，有些民營企業雖然設有相應的內部審計機構，制定了內部審計制度，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我國目前民營企業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對內部審計工作認識不足
從目前情況看，大多數民營企業所有者對內部審計工作都處于一種淺顯的感性認識階段，在認識上存在誤區，對內部審計工作十分不理解。很多民營企業所有者認為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是會計工作的一種延伸，或者根本就是會計工作的一部分，片面地認為通過外部審計就可以發現企業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于是在內部審計機構和人員設置上往往與企業內其他部門合并設置，常常出現由會計部門負責人領導內部審計部門的現象， 重“會計”輕“內審”的現象普遍存在。有些企業雖然設立了獨立的內部審計機構，但是企業負責人并不重視內部審計機構職能，對內部審計人員進行精簡，不注重內部審計的發展建設，致使企業內部的審計部門變成一個擺設， 從而不能有效地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
2.2 審計范圍過于狹窄
目前，我國對于民營企業建立內部審計制度并沒有明確規定，也還沒有可以作為指導的現成理論和準則。大部分民營企業內部審計仍然處于初始階段，基本停留在財務審計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上，許多民營企業審計對象主要是會計憑證、賬簿、報表等，很少會涉及到企業的內部控制、經濟效益、經營管理等方面，只是片面地對企業進行內部審計。而內部審計的內容也仍然停留在資產、負債、收入、支出、成本、費用、損益和所有者權益方面，主要以開展財務審計為主，重點檢查和監督國家財經法規的執行以及本企業各項制度的實施情況。而內部審計的管理、防護、建設、評價等職能，還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內部審計的職能也并沒得到充分地發揮。
民營企業類型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方式創新
[中圖分類號] F27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8-0143-03
[作者簡介] 何偉祥，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高級講師，研究方向為商業經濟。(浙江 寧波 315012)
民營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小型民營企業量大面廣，分布在農村和城市，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但是這類民營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其中融資問題特別突出，使得這類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遭遇到了日益凸現的資金瓶頸制約。目前多數小型民營企業籌資渠道狹窄，方式單一，銀行貸款難度很大，貸款期限短，難以滿足生產經營需求。為此，研究小型民營企業融資問題，探尋小型民營企業融資的新思路，創新金融產品，對于化解其融資難題，促進其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當前我國小型民營企業融資現狀
小型民營企業融資包括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其中，內源融資包括企業主自籌資和企業自身的內部積累，而外源融資包括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但從現實情況看，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途徑狹窄、渠道不暢通，所籌集的資金量無法滿足其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具體表現為：
1.小型民營企業內源融資比重過高且嚴重不足。內源融資是小型民營企業融資的主渠道之一，但從其正常發展所需資金量角度來看，絕大多數小型民營企業存在權益資本不足或嚴重不足的問題，這類企業的啟動資金主要來自創業者個人的儲蓄、親友借貸、職工內部集資以及民間借貸等非正規金融，自有資金比較少，導致大部分小企業資本偏小甚至難以全部到位，且處于創業初期的小型企業，自我積累少，融資數量僅供維持企業簡單再生產。
2.信貸融資期限短且規模不大。據統計，我國目前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總量約6000萬家，其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達到60%以上，提供全社會75%左右的就業機會，創造全國50%左右的出口收入和財政稅收。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企業所獲得的金融資源十分有限，受銀行信貸支持的僅占10%左右，而且銀行主要提供短期貸款，很少提供用于微小企業項目開發和擴大再生產等方面的長期信貸。
3.民間融資風險大。合法的民間融資能重新配置民間閑散資金，解決部分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但民間融資的法律地位尚未確立，一方面巨大的民間“財富”進入小企業受到制約，另一方面民間融資大多以半公開、半地下的方式運行，信息不透明，潛在金融風險大，經濟糾紛甚至犯罪行為時有發生。
4.小型民營企業普遍缺乏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不僅權益資金的來源極為有限，而且很難獲得長期債務的支持。
二、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分析
從小型民營企業融資現狀的分析可以看出，“融資難”已經成了制約小型民營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客觀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小型民營企業自身的原因，也有與金融體系特點相沖突的原因，還有來自我國信用擔保體系不健全的特殊原因。
1.小型民營企業自身的融資缺陷。(1)企業規模偏小。小型民營企業擁有的經濟資源有限，整體實力弱，申請貸款時無力提供足夠的抵押物，大多不符合銀行貸款條件，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動產幾乎是實際操作中惟一被銀行等貸款機構認可的抵押物，而中國目前仍然實行土地國家所有與集體所有的制度，導致很多民營企業并不擁有可用做抵押的土地使用權或房屋建筑。(2)信息透明度極低，進而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源于經營特點和競爭的需要，或由于人才缺乏，多數小型民營企業信息不透明、不真實，必然影響到小型企業的融資效率。(3)經營易受外部環境的影響，企業存續的變數大、風險大。小型民營企業的不穩定性及高歇業率或倒閉率，加之在市場變動和經濟波動中表現出的脆弱性，是金融機構惜貸的重要原因。小型民營企業處于初創階段，面臨著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和管理風險，且抗風險能力較弱，因而失敗率較高。小企業的高失敗率，不符合銀行穩健經營的原則，以致銀行“惜貸”、“慎貸”。(4)小型企業類型多樣，資金需求單筆數量小、頻率高，導致融資復雜性加大，融資的成本和代價高。(5)與大型企業相比，許多小型民營企業的社會信譽度偏低。有的小型民營企業還貸意愿不足，甚至出現惡性拖欠貸款的現象，不僅嚴重有損企業的誠信形象，也制約了企業自身的發展。許多小型民營企業不注重信譽，對履行債務的義務重視不夠，逃廢債現象時有發生，債信問題的存在，使銀行貸款風險程度大幅度升高，以致出現銀行“恐貸”現象。
2.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支持不足是造成我國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又一個主要原因
(1)由于我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銀行正處于轉型之中，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商業銀行近年來實際上轉向了面向大企業、大城市的發展戰略，在貸款管理權限上收的同時撤并了大量原有機構，客觀上導致了對分布在縣域的中小企業信貸服務的大量收縮。(2)銀行信貸動力不足，改制中的銀行及法人銀行從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出發，相應提高貸款條件，而小型民營企業由于自身的經濟實力和財務管理科學化的欠缺，往往達不到銀行規定的標準。(3)銀行普遍實行嚴格的貸款責任追究制，信貸人員往往認為向小型民營企業放款責任巨大。(4)金融機構向小型民營企業放貸的經營成本較高，由于金融機構貸款的發放程序、經辦環節等大致相同，而每戶小型民營企業平均獲得的貸款大大低于大中企業，因而小型民營企業每筆貸款的經營成本對金融機構來說相對較高。(5)金融機構內部缺乏競爭，貸方市場占主導地位。如果金融機構之間存在競爭，企業就能以自己的條件來選擇金融機構。但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金融機構不是提高利率，而是減少放貸，不管企業愿意付出多高代價，也不給發放貸款，從而導致符合信貸條件的小型民營企業貸款受阻。
3.信用擔保體系尚未建立。我國征信體系和擔保體系雖有一定進步，但針對小型民營企業的擔保體系仍需大力發展。(1)全國征信體系有待建設。小型民營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與其外部融資的難易程度是密切相關的，由于征信體系缺乏，從而使許多小型企業貸款受阻。(2)擔保體系建設滯后。一個健全的擔保體系應包括政府擔保、商業擔保和互助擔保等。由于我國擔保制度才剛剛起步，擔保機構少、擔保基金小，無法滿足廣大小型企業的需求，因此，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指擔保難。
三、促進小型民營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融資創新途徑
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是企業自身、金融體系、信用擔保體系等多方原因交互形成的結果。要化解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題，政府、金融機構及小型民營企業應共同配合，積極創新融資理念，開發金融產品，從多種途徑創造新的融資供給以滿足小型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
1.加強小型民營企業自身的建設，規范其金融行為。小型民營企業的自身缺陷是造成其融資難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這類企業應正視其缺點，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苦練內功：一是提升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素質，提高經營水平，增強企業的獲利能力、營運能力和償債能力。二是遵循誠信原則，切實履行借貸合同規定的義務，構筑良好的銀企關系，增強信用意識，杜絕不良信用記錄，樹立良好的企業法人形象。三是建立和完善企業財務管理制度，保證財務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合法性、及時性和透明性，以贏得商業銀行的支持。
2.建立服務小型民營企業發展的信貸機制。商業銀行資金雄厚，機構眾多，具有良好的專業人才和技術基礎，銀行對民營經濟的支持要從以下幾點入手：一是改變商業銀行主要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指導思想，把貸款投到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效益好的企業上來；增加對高新技術小型民營企業的信貸投入，重點扶持科技含量高和有市場發展潛力的小型民營企業的發展；鼓勵小型民營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為小型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資金上的保證。二是改革銀行貸款審批程序和信息獲取渠道，形成適合小型民營企業貸款要求的運作機制和政策方針，同時設立私營經濟貸款的專業部門，專項解決小型民營企業的信貸問題。三是成立一些具有鮮明專業性經營范圍的金融機構，特別是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要目標客戶的銀行。現有的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銀行等應轉變經營理念，主動定位中小型民營企業，從金融機構建設途徑來解決中小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從根本上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3.建立服務小型民營企業的信用評估系統。面對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應盡快建立相應的信用評估系統，使銀行有條件甄別出守信企業。應由銀行、工商、稅務、司法等部門協作，從法律、制度、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系統性調整，在銀行信貸登記系統基礎上，采集小型民營企業的資信數據，建立民營企業信用評估系統，有效甄別守信和失信企業，盡可能地解決民營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在經濟交往中的信用信息不對稱的狀況，為民營企業的融資開辟綠色通道。同時，小型民營企業要建立企業信用機制。企業內部要建立專門的信用管理部門，配備專職人員，管理和監督本企業的信用關系，并制訂企業信用管理規則，將信用管理貫穿客戶開發、合同管理、貸款回收等整個交易過程。另外還可以建立信用中介服務機構。市場化運作的信用中介服務機構可以利用專業和人員優勢，對民營企業的信用狀況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查、分析和評估，為其提供信用調查報告、資信評級報告等信用服務，彌補商業銀行自身掌握客戶信用信息不足的狀況，把銀行的經營成本減少到最小。
4.創新適應小型民營企業特點的融資方式。目前我國民營經濟由于自身信用水平不高、信息不對稱、風險高等原因在信貸融資方面形勢很不利。一般小型民營企業沒有足夠的不動產向銀行申請貸款，因此，開發動產抵押貸款的要求就日益迫切。動產抵押是指抵押權人對債務人不轉移占有，而針對其提供擔保債權的動產設定抵押權，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抵押權人可以占有抵押物，并可以出賣或申請就其賣得價錢優先于其他債權而受清償的擔保形式。具體可以開發金融租賃、存貨融資、應收賬款融資、倉單抵押融資、知識產權擔保融資等新的信貸品種。這些新的動產貸款品種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是小型民營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
對小型民營企業來說，典當融資這種新的融資方式與其他融資方式來比具有獨特的優勢。典當融資對企業的資信能力沒要求，不需要擔保，在發放貸款的時候，只要企業證件齊全，當物合法，都可以通過典當融資。典當融資方便、快捷、費用低，取得的貸款用途不受限制，而且質押范圍廣泛，可以充分利用企業的各種資源來滿足民營企業季節性和應急性的資金需求。
當前還應大力推廣融資租賃方式，使之成為我國小型民營企業的一種全新的融資方式。我國小型民營企業往往信用度不高，而融資租賃合同期間，不變更租賃物的所有權，對企業信用要求大大降低。企業每期支付較少的租金就可獲得100%的設備使用權，以此開發新產品或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既可降低投資風險，又能解決設備投資資金。
5.推進民間金融機構的建設。積極創設各種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融資的民間金融機構，建立民間金融市場。民間金融機構一般具有濃厚的地方性，對當地客戶情況較為了解，信息不對稱問題沒有那么嚴重，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民間金融機構能夠與民營經濟一起探索出新的“雙贏”之路，成為民營經濟的推動力量，其最大的優勢是機制靈活，效率較高，可以在細化市場后把民營企業定位為自己的重要目標市場。發展民間金融機構，可以有效的引導居民資金流向效益高的投資領域，從而實現資金的最佳配置和運用，如果民間籌資機構能夠發展并逐步壯大，將從很大程度上緩解民營企業籌資難的問題。同時還可以建立區域性小額資本市場。區域性小額資本市場包括柜臺交易市場或產權交易市場，主要為達不到上市資格的中、小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建立區域性柜臺交易市場體系，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眾多小型民營企業權益性融資缺口。
6.建立信用擔保機制。建立完善的擔保機制可以降低貸款風險，促進金融機構對小型民營企業的融資。因此，解決擔保難題也是解決小型民營企業融資難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構建我國微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首先應積極借鑒國外的經驗，運用信貸擔保運作模式，各級政府分別設立全資或合資的擔保機構，對小型企業的銀行貸款提供政府擔保。其次，我國小型民營企業量大面廣，僅靠政府擔保難以滿足廣大小型民營企業的需求，因此，政府在提供擔保的同時，大力發展商業擔保和互助擔保。
7.大力發展為小型民營企業提供創業資本的創業投資。在我國由于創業資本的缺乏，使中小民營企業創立與發展相對比較緩慢。探索主要支持中小民營企業的投資公司，做好深圳創業板上市工作，爭取設立多種形式的創業投資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為小型民營企業提供創業資本。創業投資公司帶有一定政策性的特定類型的創業投資公司，具有半官方性質，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對扶持小型民營企業成長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創業投資基金，要完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實行商業化運作，面向全部中小民營企業，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創業投資基金步入健康的發展軌道，才能對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真正起到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王紅珠.金融環境下民營企業的融資新思路[J].商場現代化，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