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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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創新思維；創新教育；課程綜合化；課程體系

一、對學生創新能力進行早期的教育和引導，加強發散思維和實踐兩方面訓練

近一段時間以來，創新已成為我國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即是要通過實施創新教育，培養創新性人才。所謂“創新性人才”，就是具有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的人才。其基本特征是：對問題具有高度敏感性，能很快注意到某一情境中存在的問題，能在貌似平淡無奇的事物中覺察到一些奇特的不同尋常的事情；觀念的高度流暢性和多樣性；思維的靈活性；認識的新穎性。由思維科學的研究可知，創新人才必須具備復合思維與發散思維兩種思維品質。

復合思維以邏輯思維為基礎，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試圖形成對外界事物理解的各種模式，追求問題解決的唯一正確答案，它是有條理、有范圍的收斂性思維，并具有方向性、判斷性、穩定性、服從性和絕對性。

發散思維是以形象思維為基礎，不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不追求問題解決的唯一正確答案，試圖通過對同一問題沿著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出不同答案。它具有靈活性、流暢性、多變性、新穎性和相對性。它包括：直覺思維、逆向思維、夸張思維和腦風暴。由此可知發散思維的基本特征是：對事物觸類旁通、隨機應變，而不受心理定勢的影響；對事物的反應迅速；對事物有不同尋常的見解。正如美國創新思維學家迪泊諾所言：“思維的目的不在于求正確，而是求有效”。即發散思維很大程度上是直覺思維，它不依據確切的邏輯推理，而與人對事物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并與掌握知識、經驗的豐富程度有著密切的關系。

由此可知，創新思維不等于復合思維，也不等于發散思維，而是復合思維和發散思維兩者辨證統一的結合體。前者強調對已有信息的理解和運用，后者則強調對未知信息的想象和假設，兩者相輔相成，交互發展，有機結合而構成了個體的創新思維的基礎。沒有前者就沒有創新和變革的條件和基礎，沒有后者就沒有創新和變革的想象基礎和動機。

高等學校的創新教育的應有之義和當然之責就是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但絕大多數學生升入大學后一方面對大學生活充滿憧憬和幻想；另一方面面對突如而來的大量課余時間又不知道如何支配，以至于對大學生活感到無所侍從，更有甚者開始沉迷于小說、網絡等不能自拔。因此對新入學大學生進行早期的指導教育顯的致關重要。此階段學生思想尚未成熟，學院應通過各種教育形式，組織各種形式競賽等，一方面培養學生再次發現知識的探索精神和創新意識，對知識再次發現；一方面培養學生重新組合知識的綜合能力，就是對現有知識和相互滲透的學科知識以及新知識的融會貫通能力；再者是培養學生準備創造事物的創造能力，而創造能力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其實踐性，通過實踐可以將想象轉化為“產品”，從而檢驗創造性想象的正確性。同時，從培養實踐能力的視角，又可以發現它對創新思維、創新想象以及創造力的激發訓練有著重要作用。

因此，現階段的創新教育的基本任務不僅是要讓學生“學會學習”，學習“系統性的可遷移的知識”，而且還要使學生在思維方式和創造能力，特別是發散思維和實踐等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訓練。

二、制定完善的獨立學院科技創新體系

獨立學院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新的辦學機制，各種相關制度尚未完善，特別是在學生科技創新方面相關制度尚未建立，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因而導致學生對科技創新活動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

建議獨立學院應根據學院的規模、專業設置情況等，每學年定期的組織學生參加各種科技創新競賽；設立科技創新基金；建立健全各種競賽的獎勵制度。有實驗室的學院還應該平時將學院實驗室對學生開放，嚴格管理制度，讓學生充分利用課余時間開展各種科技創新活動。同時學院應該成立專門的題目審批小組，嚴格審批各種創新基金的申請，組織專業教師對申請題目進行審核，答辯，并定期對申請的題目進行檢查，監督課題進行的進度，對不符和要求的題目進行淘汰，嚴格杜絕有名無實，浪費基金的現象發生。課題結束后對本學年的工作加以總結，找出不足之處，反過來再對科技創新制度加以修改和完善，逐年建立健全完善的獨立學院科技創新體系。

我院根據自己學院的特點制定詳細的科技創新管理條理：首先學院設立科技創新項目評審小組，小組的主要職責是審批學生科技創新項目申請書，組織項目篩選、培訓和答辯，同時還要負責對科技項目基金的管理。其次，確定申請立項與審批程序。所申請項目必須在學術上有一定的創新價值的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在技術上具有獨創性先進性的新工藝、新產品的開發研究；新發明或對社會發展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調查報告等。評審小組嚴格執行審批程序，對學生申請項目公開組織答辯和篩選。最后就是對審批項目進行嚴格的管理，制定了嚴格的器件和資金管理制度。本條理至實施以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優化課程體系，拓寬學生知識面，健全知識結構，進行通才教育

課程是學校根據教育目的而設計的教育教學的內容，課程體系的優化，對培養具有綜合素質人才有著重要意義。國外高校課程改革的趨勢是：加強文理學科的相互結合和滲透；加強基礎理論課程，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高校課程改革的理念理應與國際接軌，即要以人為本，進行通才教育，避免純科學主義和專門職業化的教育。在課程體系的組織時，既要克服我國高校過去專業知識的職業化的傾向，又要避免高深學問的專門化帶來的唯理性和無懈可擊等單純強調邏輯思維的作用的影響。適當加強人文學科知識的教育，通過人文知識的學習，使學生在形象和直覺思維方面得到訓練，彌補我國高校理工科教育中始終存在的偏重于原理學習、演繹的收斂性思維訓練的缺陷。

現代科技發展對人才模式的需求，基本可以歸納為：基礎理論研究型、科技開發型和工程技術應用型。根據我校的“基礎寬厚實，專業精新活，注重培養全面素質，注重培養創新精神”的教育思想和教學原則， 我院課程優化的基本思路是：充分重視基礎知識學習的重要性和后效性，強化工科知識學習的必要性和實踐性，同時注意結合社會和人文科學知識的教育，加速更新課程，構建多樣化的課程體系，開設各種選修課程，完善選修課學分制度，激勵學生涉獵課外知識，以培養具有創新思維和較高綜合素質的復合性人才。

在實施過程中，借學制改革調整之機，根據我院課程體系原本較注重理科基礎知識教育的特點，將重點放在內容更新和課程綜合化以及加強實踐能力等幾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課程綜合化，它是實施通才教育的必要條件，是實施創新教育改變教育觀念的基礎，即高等教育的課程應是一個內容廣泛并融成一體的基礎知識體系，是以“導向性”觀點為核心的基礎學科教學，是以理、智能力訓練為取向的普通教育。

四、建立完善的獨立學院創新人才培養機制

作為獨立學院，我院首先是建立了自己的創新人才培養平臺———科技創新實驗室。實驗室占地面積140平方米，設備總價值80余萬元，可同時容納50人進行科技創新方面的設計；實驗室設備先進，配備了高性能的測試儀器及開發儀器，極大的滿足學生創新設計的需要；實驗室全年對選定學生免費開放。

其次，我院確立自己的人才培養目標：一是保證大面積成才，強化優秀生的培養，促進拔尖生脫影而出的分層次培養方式。二是努力營造優秀人才脫影而出的良好環境，培養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能夠對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具有協作精神和綜合設計能力的高素質人才。三是為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培養參賽選手。

再次，設立創新教育課程體系。創新課程體系緊密結合電子電工技術的發展，以實踐教學為主，分層次設置，分階段進行，通過一系列知識模塊的綜合運用達到培養電子綜合設計能力和創新能力的設計。具體階段分為：電子技術實踐技能的訓練；電子測量原理及應用的訓練；電子設計應用軟件的訓練；集成電路應用技術；單片機技術應用訓練；在系統可編程技術的訓練；電子系統綜合設計訓練。

最后，建立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人才選拔及培養機制。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人才選拔采取自愿報名的方式，提前對學生做一定的宣傳與介紹，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競賽的意識，端正對獲獎的認識，鼓勵學生參賽。受條件限制時還可以利用學生自己的條件，如微機、場地等。引導學生利用圖書館、網絡上的資源，盡可能的使用新器件，新軟件將所學的知識結合起來，積極擴大知識面。我院有專門負責競賽教師對報名參賽學生進行測試選拔，利用暑假時間對選中的學生集中培訓，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從器件選擇，焊接電路，到測量調試，由簡單電路到復雜電路，循序漸進。實驗室每天對學生自由開放，極大的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

自從我院創新制度實施以來，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學生申請項目參加2006年5月全國大學生挑戰杯計劃大賽獲校級二等獎；我院與05、06年組織學生參加全國和山東省大學生電子設計大賽，分別獲山東賽區一等獎一項、二等獎兩項、成功參與獎一項，這在其他獨立院校來說都是很少有的。

總之，現階段的獨立學院的創新人才培養之路，就是應在具有創新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思想指導下，通過各種制度的建立和改革，通過對課程體系的綜合和優化，積極探索具有創新性的教學方式，為創建一流學院、培養高素質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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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志勇. 關于實施創新教育的幾個問題［J］. 教育研究，2000，(3).

科技創新制度范文第2篇

隨著“科技北京”建設的逐步深入，以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首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成為北京市現階段的一項重點工作。高端數控裝備制造業和4業作為北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兩個重要領域，已成為北京新的經濟增長點。

2011年11月6日，“北京高端數控裝備產業技術跨越發展工程（即精機工程）”和“北京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及產品突破工程（即4G工程）”在京啟動。這兩個工程的啟動實施，是北京市加快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又一重要舉措。

“精機工程”要實現產業跨越發展

高端數控裝備產業是國家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高端數控裝備領域，北京堅持走“高端、高效、高輻射”的道路，“十一五”期間，北京承擔了國家“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科技重大專項（簡稱04專項）近1/3的研發任務。通過“產、學、研、用”結合，推動了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培養了高水平的研發隊伍，形成了門類較齊全、技術較先進的整機和功能部件產品，為北京數控裝備產業技術跨越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世界數控技術發展突飛猛進，也使得北京高端數控機床產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亟待在現有的優勢和基礎上轉型和升級，實現跨越式發展。

為推動北京數控裝備產業發展，強化高端優勢，今年4月，北京市科委醞釀提出了“北京高端數控裝備產業技術跨越發展工程”，即“精機工程”。經過半年的籌備建設，于近日正式啟動。

北京京城機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仇明認為：“在這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關鍵時期，‘精機工程’的啟動為我們北京的數控機床行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和動力。作為‘精機工程’的市屬龍頭企業，對振興北京數控裝備制造業責無旁貸。”

為促進北京數控裝備產業發展，2007年，北京京城機電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積極響應市科委、市國資委的號召，聯合北京地區數控裝備領域骨干企業、高校和院所等10家單位，發起成立了“北京數控裝備創新聯盟”，也是國內裝備領域首家聯盟。作為聯盟理事長單位積極開展了各項工作，目前在重型制造、精密加工、磨削技術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具備了世界最大規格、超重型機床設計和制造能力。多種機床產品為發電、航天、汽車和船舶等行業提供了堅強的裝備后盾。

北京市科委主任閆傲霜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北京的高端裝備制造業具有較好的基礎和特色。‘精機工程’旨在通過整機牽引，帶動實現關鍵技術、功能部件、數控系統的發展，提升北京數控裝備的技術創新能力和集成服務能力，實現產業跨越。它確定了兩項任務：一是研制一批高端整機和功能部件，實現技術突破；二是面向重大行業需求開展用戶工藝研究，推動整機產業化，培育系統集成商。”

“按照‘做強二產’的要求，結合‘十二五’規劃，我們提出了‘四個領先’的戰略思想和‘產融結合、雙輪驅動’的發展方式，優化產業布局和產業鏈延伸，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向集團化轉型，加大研發投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十二五’期間將實現機床產值翻番，即70億目標。”仇明介紹道。

最近，北京京城機電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與中國航天科技集團達成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并積極推動機床上市工作，確立了超重型和高檔五軸數控機床等5個募投項目。

“我們將按照發展高端制造業的思想，堅持需求牽引，技術拉動，把‘精機工程’的要求結合到機床發展的事業中去，努力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機床制造和服務供應商。”仇明信心滿滿。

“4G工程”要讓北京領跑全國

新一代移動寬帶通信技術――4G技術，正全面進入蓬勃發展時期，全球主要運營商均已開始或將要部署4G商用網絡，預計到2015年，包括4G在內的全球通信產業規模將達到15萬億元左右。在美國、歐洲、日本等地區LTE已經開展商用，發展迅速，終端產品不斷豐富，各種基于移動寬帶的新型應用不斷涌現。

我國研發制造企業從標準制定、技術研發階段開始，就廣泛參與和積極投入到TD-LTE技術中。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涵蓋TD-LTE系統設備、終端基帶和射頻芯片、終端產品和關鍵測試儀表的較為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副總裁李正茂介紹道：“由我國主導研發的TD-SCDMA演進技術TD-LTE，自2007年底標準形成以來，也得到了產業界廣泛的支持以及國際運營商的認可。TD-LTE Advanced標準也被ITU接納為第四代移動通信標準。”

2010年底，工信部宣布正式開展TD-LTE試驗網規模試驗，在上海、北京等7個城市建設TD-LTE規模試驗網。“目前，TD-LTE已基本完成規模試驗第一階段測試，具備了端到端的產品能力，全球范圍內已建設超過30個試驗網絡，10余家國際運營商明確了TD-LTE商業計劃，奠定了TD-LTE在全球實現規模部署和應用的產業和市場基礎。”李正茂說。

我國擁有世界人數最多的移動通信市場，是世界最大的通信和網絡設備制造基地之一，中國主導的TD-LTE標準成為4G國際兩大主流標準之一。北京是我國通信產業重要的研發創新基地，擁有眾多知名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十一五”期間承擔了國家03專項近1/4的研發任務，在4G標準制定、核心技術研發等方面領先全國。同時，北京擁有較為完整的移動通信產業鏈條，聚集了產業鏈多個環節的核心企業及運營商。北京在4G領域具有標準、技術和人才等多方面的領先優勢，有望領跑全國乃至世界。

北京在4G技術研發及產業化上具有良好基礎和明顯的比較優勢，但也面臨國內其他城市的競爭。為保持并強化北京在4G領域的優勢，確保北京在4業發展上領跑全國，北京市科委提出了“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及產品突破工程”。

閆傲霜表示：“新一代移動通信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處于核心技術及產品攻關階段，預計將在未來3年左右實現商用化。‘4G工程’擬培育一批新型應用，研制一批高端產品，突破一批關鍵技術，搭建一批技術驗證平臺。‘4G工程’確定了四個方面的任務：一是支持運營商及終端生產商建設創新應用平臺；二是在芯片、終端和設備方面研制一批國際領先的產品；三是依托市級重點實驗室及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建4G試驗平臺；四是支持核心技術攻關，積極參與標準制定，擴大TD-LTE標準的國際影響力。”

李正茂則認為，“4G工程”將為端到端產業鏈建立起聯合研發的機制和平臺，將產業鏈各環節聚合在一起，打通端到端產業間的屏障，從而加速TD-LTE產品及業務研發，全面提升北京市在4G時代的科技創新及產業研發能力，并加速北京的移動寬帶信息化進程。

探索“科技創新工程支撐經濟發展”新模式

今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是首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之年，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北京“率先形成創新驅動的發展格局、率先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必然要求。

北京市科委啟動“精機工程”和“4G工程”，旨在保持并強化北京市在高端數控裝備和4G領域的優勢，擴大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效果，并以科技創新工程全力支撐北京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北京市副市長茍仲文認為：“幾年來，北京探索出了一條利用科技創新工程支撐首都經濟發展的新模式。通過各類科技創新工程建設，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科技成果產業化進程，促進首都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北京作為全國總部研發基地，聚集了一批優勢企業和研發機構，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且部分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打破了國外壟斷。在實施科技工程方面具備明顯優勢，而通過科技創新工程的實施，又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科技創新制度范文第3篇

制度安排屬于社會規范的范疇，取決于法律、政治、經濟等的需要和行為準則，并受科技水平的影響和制約［1］。我們把文化產業制度安排的影響因素劃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經濟規律。文化產業屬于一項經濟活動，其產生、發展和變化過程必須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經濟管理制度。二是文化規律。文化產業是以文化為內容的產業，所以文化產業的發展和變化過程還必須符合文化的發展規律，遵循符合文化規律的管理制度。三是科技等環境因素。科技進步對文化產業的制度安排的影響，在整個影響體系中處于比較靠后的地位。這種現象在科技與文化結合不緊密的早期時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不過，近幾十年來隨著文化科技的發展，文化與科技之間結合得越來越緊密，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尤其是在現代文化產業之中，不少新興文化業態已經突破了原有的文化、經濟層次，轉而依托科技手段和科技載體。隨著文化與科技的融合越來越緊密，文化科技的不斷發展變化，必然對文化產業制度安排的要求越來越高。在上述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的影響因素中，科技的地位將會越來越高，甚至成為決定性的考慮因素［2］。為了便于討論科技創新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我們用“匹配程度”一詞來衡量兩者間的契合關系。從文化產業出現至今的發展進程來看，科技創新與文化產業制度安排之間是匹配的。文化產業管理制度與科技發展水平的匹配程度，反應了科技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首先，科技進步突破了原有的管理形式和模式，對文化產業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管理制度必然產生以適應科技發展的需要。管理制度要適應科技發展，是因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體現。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無論是文化、文化產業，還是文化產業制度，都必須盡量與文化科技發展程度相匹配。其次，科技進步創造了新的生產和管理技術。這些生產和管理技術涉及文化產業化生產過程中的管理環節、運行環節、制造環節等等。這些新的技術為創新管理制度創造了技術和硬件上的可能。比如:網絡技術的出現，為規范網絡行為創造了條件;數字版權的出現，為制定數字版權保護提供了條件。

如上述所說，科技創新促進文化產業的管理制度安排，兩者間匹配程度還在不斷增強。但是兩者間的匹配程度卻呈現出波動現象。這種現象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文化企業的組織形態發生了深刻變革，出現了兩極化趨勢。一方面，由于不同媒體的相互融合，不同生產方式間的相互嫁接，加上全球文化市場的形成，使文化企業規模迅速擴張，文化企業總體數量不斷增加，還出現了一些巨型企業;另一方面，由于不同類型文化生產關聯度增加，延長了產業鏈，極大地刺激了文化服務業的需求，帶來中小企業大量涌現。二是文化管理方式發生了深刻變革。由原來側重分業管理轉變為綜合管理。在現代科技推動下，各種文化產品生產越來越呈現出相互融合的趨勢，包括通信、網絡、廣播電視、圖書出版等越來越相互融合、相互依賴，各種技術行業之間密不可分。這就要求文化管理體制要適應文化產品生產、傳播、消費等環節相互融合的需要，從原來注重分業管理，轉變為綜合管理。上述兩點說明，近幾十年來，科技與文化產業制度之間的匹配程度呈現出向上波動的趨勢。不過，科技創新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之間匹配程度只能得到一般的經驗性結論。通過考察一百年來科技發展水平與產業管理制度化建構之間的匹配關系，可以發現，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90年代，科技的發展速度開始超過了產業管理制度的建構速度。只是這僅僅體現著一種質的趨勢，而不是量的變化。之所以難以進行量的考察，就在于對重大科技發展的衡量標準很難確定，而對每一階段內的科技創新數量就更難以確定了。另外，從整個世界范圍內來說，文化產業的興起也只不過是上世紀中期之后的事情。正是因為其成長、發展歷程較短，考察兩者之間的數量關系缺乏數據支持。如果拋開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的建構，而對其他產業管理制度進行統計則模糊了科技與文化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總之，對科技發展水平和文化產業制度建構的數據來源和統計方法難以確定，這就導致了兩者之間的匹配關系難以用精確的數量關系進行準確表示。這也是研究這一問題并不適用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

二、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總是圍繞科技創新波動前進

科技與文化產業制度之間的匹配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卻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是完全匹配或完全同步的。事實上，兩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時滯。這里存在著兩種可能:一是文化產業管理制度超前于科技發展水平;二是文化產業管理制度滯后于科技發展水平。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第一種現象比較普遍。在這一階段里，科技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從人們意識到技術的重要性，到技術與文化相結合，再到技術本身再次發展之間的時間間隔較長，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和能力制定出完善且有預見性的文化產業管理制度。從上世紀末，尤其是本世紀初之后，則出現了與之完全相反的現象。一方面，科技發展大大加速，科技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人們制定相關產業管理制度的速度;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文化與文化科技相結合的產業，其興起時間不長，結合程度不夠，人們在面對科技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正反面影響時，還沒有太多的應對經驗。從近20年來文化產業制度的事實來看，確實如此。上世紀90年代即出現了數字影視技術，但是我國到2002年才實施《數字電影管理暫行規定》。我國于1992年首接入互聯網，網絡成了新興文化業態的主要陣地之一。但是，我國到2000年才出臺《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至今仍無專門立法來規范網絡行為，而其他關于互聯網文學產權、網游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出臺。同樣是1992年出現了世界上第一條手機短信，而我國卻在2008年才出臺關于手機短信的《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而且該制度在實踐中還極不完善。上述事例說明，我國文化產業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滯后于技術出現之后約10年左右的時間。在對單個國家的技術成熟程度、管理制度的試運行時間等因素進行糾偏和平均之后，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科技創新與文化產業制度安排之間仍然存在有大約三至五年的時滯。

科技創新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間存在時滯現象并不完全是負面事情。相反，時滯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這種現象是一種客觀必然。正是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才造成了科技創新與文化產業管理制度間發展不同步，這也正是文化產業管理制度圍繞科技創新波動前進的前提。科學技術的興起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各種內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各種因素的作用效果不可能始終一致，也不可能同時一致，這也就造成了科技發展的時快時慢、時大時小。某項科學技術本身需要經歷謀劃、提出、產生、發展、完善等階段。所有這些科學技術個體的疊加，最終就會形成技術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的周期性發展模式。除了科技是周期性發展之外，文化產業管理制度也是波動前進的。按照經濟波動理論，經濟發展是周期性波動的。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的發展變化同時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發展水平的影響，自然也會出現波動前進的現象。科學技術和管理制度兩者各自都是周期性地波動前進，而兩種波動之間也會發生影響，相互干擾。由于時滯現象的存在，在同一時間周期里，兩種波動相互疊加的時候，必然的結果就是不同步。也就是說，兩者之間疊加的結果仍然會出現波動現象，只不過疊加后的波動周期和波動范圍不再具有直觀的規律性。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總是圍繞科技創新而不斷波動前進。科技具有工具屬性，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使用工具，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種推動力作用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一定的管理制度來加以保障。對于文化產業來說，文化產業管理制度就是維護科技推動其發展的保障。科技和制度不可能處于同樣重要的位置，前者必然起主導作用，而后者永遠處于從屬地位。當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時候，就會對文化產業發展產生明顯的作用。這個時候，就需要與之配套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證科技之于文化產業作用的正向效益最大化。比如，當互聯網技術成熟之后，文化信息中的加密、傳播技術盛行，就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管理制度加以保障，才能保證這類技術給文化傳播、消費甚至是文化發展帶來最大的正向效益。否則，如果失去了管理制度的制約，就可能會導致互聯網領域文化服務質量和內容的混亂。再比如，當印刷技術普及之后，成冊的文字宣傳已經平民化，就需要相應的印刷行業管理制度，否則印刷產品就會無節制發展，落后愚昧文化的產品就會泛濫。隨著文化與科技結合得越來越緊密，科技除了能夠給主導文化產業管理制度的發展之外，還為制訂文化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條件。而科技的進步，將不斷促使著這一可能條件的改變，并進而要求出現與新條件相符合的制度。所以，文化管理制度只能根據科技的變化而變化，根據科技的完善而完善。當科技創新過程存在波動時，文化產業管理制度也必然隨之而產生波動。同時，由于時滯現象的存在，這種波動還不可能是同步的。

三、保證科技之于文化產業正向效益最大化的途徑選擇

科技創新制度范文第4篇

我國媒體實行的依然是事業化管理、企業化經營的管理體制。媒體的社會輿論職能與營利功能不分，已然成為媒體管理體制滯后的癥結所在。要從根本上區分兩者不同首先要進行機構調整。根據政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這三個方面的相互關系進行相應的機構設置。要實現政事分開，就是要讓政府的管理機構和事業單位實行機構分設。要實現事企分開，就必須讓媒體事業部分和產業部分彼此分離。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以及媒體產業逐步形成，多元利益之爭不是單靠行政手段所能解決的，必須借助于經濟、法律、道德等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隨著媒體的經濟屬性被學界和業界接受，人們越來越清醒得認識到，新聞媒體作為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同時又是一個有著巨大經濟潛力的產業部。

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全球化的環境，產業化能夠使新聞媒體壯大自身實力，最終確保發揮其宣傳作用和公共服務功能。筆者認為，對于產業體制的建構可以采用剝離轉制的策略。也就是說將新聞媒體分為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兩部分，對事業部分和產業部分分別運營和管理。再將經營性的資產、資源和業務，從事業體制中分離出來進行企業轉制和重組，使之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總之，建構適合中國國情同時又與國際接軌、符合現代產業發展規律的媒體產業體制刻不容緩。著力推進新聞法制建設

所謂新聞道德“立法”即在新聞傳播領域為道德“立法”，是指新聞道德、倫理精神值取向為制度所選擇或吸收。用制度的形式來默認新聞的倫理目標；將新聞倫理要求制度化，從而通過明確的倫理準則來約束傳媒主體的行為。從本質上講，新聞的道德“立法”，是縣級新聞工作者借助于制度的力量來重塑其權威。

在新聞道德法制建設過程中，應加大力度培養縣級新聞工作者的法律觀念、增強法律意識。并將這些觀念和意識內化到傳播主體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中；借鑒外國的優秀成果，注重從大量的傳媒司法實踐出發，著力解決當前所遇到的傳媒法律的疑難問題，創建具有高水平的可操作性的傳媒法；要處理好黨對新聞傳媒事業的領導和依法管理傳媒事業的關系。黨可以在法律的規定范圍之內對傳媒進行領導。只有將傳媒道德法制化，才可以規范和約束縣級新聞工作者在法律范圍內進行道德價值選擇并行使自己的權利。健全受眾對新聞媒體的監督制度

實現對媒體的有效監督，單靠政府和媒體自身的監督是遠遠不夠的。傳媒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受眾與新聞傳媒的交流、溝通越來越方便和直接，受眾的選擇、偏好與反饋，使得受眾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規范傳媒道德的一支重要力量。受眾不僅僅是新聞傳播流程的重要環節，也是新聞傳播的終極目標。可以說，沒有受眾，新聞傳播媒介便失去了自己存在的理由。針對我國目前受眾監督的現狀，要強化受眾的監督作用應當率先建立相關的制度和組織。有組織的受眾監督主要指傳媒組織和有關主管部門通過設立社會監督員、建立監督委員會等方式對縣級新聞工作者的傳播行為進行監督。從新聞工作的社會性來看，新聞單位和縣級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以及新聞報道工作的質量水平必須接受社會的監督，必須認真聽取社會各階層的意見。我國新聞報道工作只有受到社會的監督，才更會推動新聞隊伍建設和新聞宣傳工作。

科技創新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參芪顆粒 小兒病毒性心肌炎

資料與方法

2005年12月～2007年6月收治病毒性心肌炎患兒80例，隨機分兩組。治療組40例，男18例，女22例，年齡8.5個月～12歲，平均7.2歲，病程20天～28個月，平均6.8個月，合并早搏18例。對照組40例，男24例，女16例，年齡7.5個月～13歲，平均7.8歲，病程25天～26個月，平均6.5個月，合并早搏20例。兩組患兒性別、年齡、病程、體征、心肌酶學、心電圖、心功能等方面經統計學處理，差異均無顯著性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診斷標準：病例選擇參照1999年9月全國小兒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病會議修訂的《病毒性心肌炎診斷標準》西醫診斷標準。中醫診斷標準：參照衛生部《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病毒性心肌炎診斷標準。

治療方法：治療組采用參芪顆粒。藥物組成：太子參、苦參、黃芪、葛根、丹參、黨參、麥冬、五味子、黃芩、板藍根、紫草等多味中藥（由遼源市婦嬰醫院中藥制劑室提供，每包5g）。用法：0～3歲2.5g/次，4～6歲5g/次，7～9歲7.5g/次，＞9歲10g/次，每日2次，溫開水送服，8周為1個療程。對照組采用能量合劑三磷腺苷（ATP）20～40mg、輔酶A50～100U、維生素C10～200g、肌苷50～100mg、病毒唑10～15mg加5%葡萄糖50～100ml靜滴（西藥劑量根據年齡、體重計算），每日1次，8周為1個療程。兩組有合并心律失常者均采用心律平（5～7mg/kg），每日3次口服。

觀察指標及方法：兩組在治療前及治療結束時，均檢測主要癥狀、體征、CK-MB、CTnI的血清學變化，超聲心動圖觀察、及動態心電圖觀察早搏發做情況。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病毒性心肌炎，療效標準。①綜合療效判定標準：a.臨床治愈：臨床癥狀、體征消失，實驗室各項檢查恢復正常。b.顯效：臨床癥狀、體征基本消失，心電圖、血清酶基本恢復正常，其他有明顯改善。c.有效：臨床癥狀、體征有所改善，實驗室檢查各項指標有一定改善。d.無效：臨床癥狀、體征及實驗室檢查均無改善。②心電圖早搏療效判定標準：a.臨床治愈：24小時早搏為偶發或完全消失。b.顯效：早搏減少＞80%以上。c.有效：早搏減少50%～80%。d.無效：早搏減少＜50%。

結果

兩組綜合療效比較：表1示治療總有效率為90.22%，對照組總有效率為72.12%，治療組優于對照組，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

兩組早搏療效比較：表2示兩組所用藥物對早搏具有較好治療作用，治療組治療總有效率為88.46%，對照組總有效率66.57%，兩組療效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

兩組心肌酶變化比較：表3示參芪顆粒具有顯著降低CK-MB，及CTnI的作用，治療組治療后指標改善明顯優于治療前，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