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范文第1篇
一、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難以兩全
人類要生存就要發展，人類的任何生存、生產和發展都要消耗一定的資源，這必然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和干擾。近幾年，一些旅游景點人滿為患，甚至造成生態事故，就是因為超過了自然的承載力。中國的環境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30多年的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越來越高，對于自然的干擾和影響也越來越強。加之我國人口總量大、密度高，自然環境所承受的壓力與人口數量成正比，與人均資源消耗也成正比，而人均資源消耗又與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相關。所以，在一定的基礎條件下要達到一定的生活水平，就要消耗相當數量的資源。人類生存、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協調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抓主要矛盾，特別要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領導工作的一個基本方法。在各個村里，矛盾千差萬別，主要矛盾各個村子都不一樣。有些村子過去的基礎比較好，集體經濟實力比較強，關系比較和諧，在建設美麗鄉村時，就要找其短板。有些村子原來的基礎不好，在建設美麗鄉村時就要找出最主要的問題，并加以解決。在此過程中至少應堅持一個原則，就是拒絕新的污染進入和發生，這是一條基本底線。在對已有污染進行治理的基礎上，提升生態環境功能。所以，如果我們要發展農業，應該更多地發展旱作有機農業。在造林方面，也要注意生態林和經濟林的比例問題。還有林下作物種什么、幼林時期怎么做、撫育期間怎么做，都要有相應的規劃和操作，以充分發揮生態林的經濟效益。對于社會發展來說，鄉規民約，能夠提升村民保護環境、不亂丟垃圾的自覺性，也能增強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的公共力量。總之，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發展的問題，只有通過發展來解決。
二、生態環境建設的成本和收益的對象不對稱
要知道環境效益是具有外溢性的。比如河北省排放的污染空氣順風刮到了安徽省，這是跨區域的。當然，安徽的污染空氣也會影響到周邊地區。河北省如果進行環境保護和環境建設支付了成本，但是收益卻是大家共享。所以，生態建設、環境建設是一個公益事業，我們必須堅持誰破壞、誰恢復，誰污染、誰治理，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來加以解決。這就涉及跨區域補償的問題，以及上下游聯動、區域聯動的問題。因為上游的水源如果受到污染，必然會影響到下游。這些更多的是屬于國家政策、區域政策。在社區內部、村子內部怎么解決這些問題？這也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需要一些村規民約、公序良俗進行約束，通過經濟處罰和道德輿論的影響，使村風民風得到好轉。
三、美麗鄉村建設與集體實力不匹配、與城市化發展存在矛盾
美麗鄉村建設與集體實力不匹配，在落后地區、在地方財力比較弱的地區表現的更加突出。為此一方面，上級要加強對美麗鄉村建設的公共財力的轉移支付，另一方面，基層政府、基層干部要思考怎樣利用有限的建設財力把事情辦好，這涉及到每一個農村基層干部。另外要使農村真正發展，實現以城帶鄉，首先就得推動城市化發展，吸引農村要素向城市聚集。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致富，要使農民生活富裕，就必須減少農民，減少農民的基本途徑是讓農民進城。只有一部分農民將生產生活方式完全轉移到城市去，剩下這些人才能發展規模經營。如果過去那種一個人兩三畝地、一戶十幾畝地的格局不改變，想要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鄉村土地資源配置的相對穩定與土地利用結構的大變動的矛盾
過去對土地的利用是相對穩定的，但在美麗鄉村建設時期，土地的利用必須要進行相應調整。有的原來是耕地，現在變成林地了或者變成其他用地，也就是說我們正處于土地利用結構大變動時期。與這個問題相聯系的就是農村土地利益固化與家庭人口結構時刻變化的矛盾。我們處于城鎮化、工業化的加速時期，社會結構、人口結構都在變化，但是土地利用相對凝固。我們的政策導向是希望土地的利用關系保持相對穩定，但是無論是家庭人口結構的變化，還是用地結構的變化，都要求調整土地利用關系。在中國農村，這個矛盾具有普遍性，而在各地也有不同的引爆點。對涉及土地補償、拆遷補償的利益分配矛盾問題，恐怕還要通過土地制度的根本變革來解決。
在土地制度的根本變革方面，存在一種走農村土地私有化思路，但這個面臨著很大困難和問題。比如，村民的資格認證就很難。在土地承包方面，國家要求確權發證。但是有的是確權了也不敢發證。比如上世紀80年代一個十幾歲的小伙子，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娶一個媳婦、生兩個孩子，一個人的地由四個人來種。但是在一些家庭中，有女兒、有老人，等到女兒出嫁了、老人去世了，這個家庭可能就是一個人種了幾個人的地，甚至有的家里沒有人了，就把承包地委托給了親戚或者朋友。此時，確權發證該發給誰、又該怎么發？再比如農村的糧食補貼怎么補？不可能是今年你種了多少糧食就按照畝數補給你，大部分還是按照原來的承包關系，所以糧食補貼不一定補到種糧的農民身上去。這就跟我們政策的初衷產生了很大的矛盾，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太復雜了。
中國土地制度是基本的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不能按照一般的生產力要素來考慮土地問題。現在城市的土地還是國有的，這自然很好。因為城市地區人口高度密集，利益關系高度復雜，如果實行土地私有的話，土地收益怎么分配？而且我們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時期，農村人口正在大量減少，怎么解決農民的土地權益？就農村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們對土地的依賴性就會越弱，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操作空間。這個矛盾的焦點就在于土地結構調整過程中土地升值收益的分配。比如合肥近郊的土地是值錢的，但是到了大別山地區，土地是不值錢的。因此，解決土地的矛盾，就要解決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問題。
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范文第2篇
在來到膠南之前，我以為，這樣的夢想要想照進現實，還有很遠：來到膠南之后，我發現，這里便是人們尋找多年、心向往之的地方。
如果對膠南的認識還停留在“千古名勝瑯琊臺，海上浮翠靈山島”、“海山畫屏、靈島浮翠”、“岸海名山、雙珠嵌云”，那可就大錯特錯了――這些喻仙喻境的詞句只是單純地對膠南風光迤儷的贊譽，而真正的膠南，是需要住下來靜靜感受的。因為，她是一座宜居宜商的現代之城。
沿著濱海大道一路西行，我們路過了膠南段風河入海口附近――膠南兩處濕地之一，眼前的景象不由地令人驚嘆：上百只海鷗棲息此處，它們在落潮后的灘岸上時而飛舞、時而覓食……暮色低垂，一片“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畫詩景致。向導孫先生告訴我，膠南當地流傳著“寧舍8億收益，不丟一片濕地”的佳話。實際上，當全國各地都在大興土木、打造所謂的“黃金海岸”的時候，膠南的城市管理者們沒有頭腦發熱，也沒有貪圖一時發展之功，他們冷靜思考這片海灣、這條優美的海岸線，到底要怎樣保護開發。面積達2.6萬公頃的兩處濕地自然保護區，是膠南放棄了8億元開發收益換來的，城市管理者對1100畝蘆葦地作為生態濕地加以保護，建成中國北方少有的城市濕地景觀，于是，才有了我們眼前的這片美麗景色，更有了今天的宜商宜居的魅力膠南。
“我住在膠南，但在膠州工作，每天走得很早，回來得很晚。但我能感覺到膠南的變化，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大。”向導孫先生說，老伴兒經常告訴他，周圍的環境越來越好了，小區又多了塊綠地、馬路上又建起了一條綠化帶，人行道的一例又種上綠樹……“雖然回家時天都黑了，我看不到那些綠色，但我發現路燈越來越亮了，城市的夜景也越來越漂亮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宜居環境?我想，首要的前提應該是綠色與環保――它是城市發展的標準，更是人文居住的基本理念。膠南市堅持以人為本、把濱海特色和生態原則作為城建原則，結合公園綠地建設和舊城區綠化改造，重點對城市道路、單位居住地等進行了大規模的園林式綠化工程。“膠南市投資320萬，建成20處市民休閑健身場地，既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又滿足了市民休閑需求。”膠南市城建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相關部門還對建成區暫不具備綠化條件的空閑地段實行苗圃式管理，按框架式綠化模式栽植小苗、喬灌木幼苗，綠化面積38萬平方米。“2010年，膠南市又投資了5000多萬元，實施了濱海大道及大學西路綠化工程，綠化面積50萬平方米，進一步提升了城市園林綠化水平……”如果說，“城市規劃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已達到44.6％，綠地率38.1％，人居公共綠地面積16.98平方米”的說法太數據化、官方化，那么從市民出門就能看到綠色、不足500米就能進入綠色空間的現實生活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膠南“綴點成線、連線成帶、擴帶成面”的綠化格局。“全國綠化模范市”、“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國家生態示范區”、“國家園林城市”和“山東省節水型城市”、“山東省文明城市”、“山東人居環境獎”……這些榮譽稱號，實際上就是對綠色膠南、生態膠南最形象的說明。
僅有“綠色”并非“宜居”。除了城市的園林綠化，膠南的城市管理者們還不遺余力地對市政基礎設施、社區物業、環境衛生進行管理、升級、改造和整治，在全市各部門齊心合力下，終于有了今天的綠色、現代、生態、宜居的膠南。如今住在膠南，不僅僅是毗鄰風景區、海岸線，還有身處世外桃源般的悠然和清新，更有現代化的城市的舒適和便利。
但如果把世外桃源般的膠南想像成與世隔絕，那可就錯了。在膠南，衣、食、住、行、游、學、購、娛樣樣精彩!優越的自然旅游資源、海濱風貌吸引了“全國汽車場地越野錦標賽”、“中國――德國奧芬巴擊劍對抗賽”、“全國公路自行車冠軍賽”、“中國女子職業高爾夫巡回賽”、“全國時尚體育健身大賽”等多項國內外重大體育賽事，此外，膠南大打“生態旅游”牌，發展觀光休閑農業，陸續推出了四季休閑旅游主題：四月的杜鵑花會、五月的櫻桃采摘節和海青綠茶節、六月的拉網節、七月的沙灘音樂節、八月的藍莓節、九月的登山節等節慶活動吸引游客廣泛參與，同時，膠南的靈山島和瑯琊臺的風情漁家、藏南鎮和張家樓鎮的藍莓采摘，藏馬山和鐵橛山的田園風光等特色休閑也豐富著人們生活。如果說中國瑯琊文化節、膠南杜鵑花會、鄉村旅游節等文化活動，為宜居的膠南增添了一分嫵媚和靈動，那么，隱珠山藝術中心、達尼畫家村、高峪畫苑等藝術群落則給民風淳樸的膠南增添了濃厚的文化氣息，定居在這里的人們就像是生活在文化藝術中，豐富多彩、悠然自得。膠南宜居，更表現在當地成熟、繁榮的商業環境――在加快東部新區開發建設的同時，膠南加大了西部老城區的改造力度，不僅對20多條城市主干道、4條河道、46條背街小巷進行整治，還投資修建了9處大型停車場；在改造老汽車站、電影院片區的同時，加強夜市商區、超市商城等市場的建設步伐……如今的膠南，既有熱鬧非凡的商業街區，又有配套設施齊全的高檔次百貨中心，還有現代化的影視院線和星級娛樂場所，星級度假酒店、休閑度假區更是不勝枚舉……良好的城市環境自然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亨氏、圣元、中鋁等世界500強企業集團紛紛在膠南落戶，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青島港灣學院等10多家大學和高層科研機構，相繼入駐膠南大學科教園區，為膠南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才智保障。
如今，跨海大橋主體已經貫通，海底隧道的建成更是近在咫尺，在海濱大道和“南隧北橋”貫通效應下，膠南融入“青島一小時經濟圈”一并步入“同城時代”，加上董家口新港如火如茶地建設，讓膠南迎來了“港口時代”――面對巨大的發展機遇，作為西海岸中環境最好、最被投資者看好的地方，膠南，這座和諧、文明、更宜商、宜居的優美城市，站在新的高點上，展翅欲飛。
鏈接
地處青島市西海岸的膠南，是一座新興的海濱城市。總面積1846平方公里，海岸線長156功力，轄17處鎮(街道)，人口83.7萬。城市建成區面積54平方公里，人口36.5萬，城市化水平56.91％。膠南依山傍海，風光旖旎，“四山、兩灣、一臺、一島”――大珠山、小珠山、鐵橛山和藏馬山；靈山灣和龍灣，瑯琊臺；靈山島的資源組合，得天獨厚，“三山夾兩灣、高島做屏障、懷抱極品沙灘”的濱海一線，更被旅游專家評價為“在全國具有惟一性”，堪與海南亞龍灣相比，極適合發展休閑度假旅游。
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范文第3篇
《經濟》：研究任何問題，都離不開對歷史的探究。我國的磚瓦行業歷史悠久，作用極大。您能先講講這方面的情況么？
張榮鑫：“秦磚漢瓦”的說法在中國已經家喻戶曉，幾乎人人皆知，我國磚瓦歷史記載有7000多年了。這表明，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也是磚瓦發展、使用的過程，所以磚瓦蘊含了我們幾千年的建筑文化在里面。從中國的建筑來看，不管是北京的四合院，還是安徽的徽派建筑，無論是具有閩南特色的紅磚紅瓦雕塑，還是白族建筑風格，都離不開磚瓦。磚瓦雖是產品，各具特色的建筑也是產品，但更是文化。從歷史的脈絡來說，在秦朝，萬里長城，皇宮城墻，磚的用途是比較廣的，用量也相當大。后來包括普通的民眾下葬，都要用磚去做墓穴的裝飾。在漢代，磚和瓦的應用也很廣泛，而且頗具代表性。比如一個小小的瓦當，就有6000多種形式，在皇室大臣、財主或貧民家里都有應用，而且應用得比較講究，種類比較多，圖案也比較多。漢代的墓穴很多都是用大磚砌的，有的高度達1.5米左右，寬度在600厘米左右。這種磚，還是空心的。當時人們對制造工藝比較講究，磚上幾乎都刻有不同的圖案。不難看出，漢代對磚瓦的應用，已經以藝術、裝飾的角度為起點了。
《經濟》：歷史可做參考，但現狀更具實際意義。建國至今，我們的磚瓦行業是一個什么狀況？
張榮鑫：我國磚瓦行業在不斷地演變，其中磚混結構的建筑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建設樓房基本還是磚和混凝土，那時我們已經有機制紅磚了，這種磚應用很廣泛，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大型的工廠、大型的黨政機關建筑，都是用機制紅磚建造的，使紅磚經歷了一個鼎盛的發展時期。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家出于循環經濟和環保方面的考慮，制定了“禁黏禁實”政策，推出了利用工業廢棄物，例如煤矸石、粉煤灰，以及頁巖等來制磚，磚的品種、規格及保溫、隔熱、節能的性能也有很大提升。這種利用廢棄物的磚廠生產線當時在國內發展得比較快，機械化生產程度也比較高，有的磚廠一天就出好幾十萬塊標準磚，應用也就更廣泛了。但這種煤矸石磚達不到裝飾效果，是粗放型生產的，甚至外觀和尺寸都很難達到要求，是低級的產品。我們現在生產的燒結磚裝飾和實用兩方面兼顧，叫陶土裝飾磚，是普通磚升級換代產品，不但具有傳統黏土磚的優點，其強度、外觀有了更高標準的控制。陶土磚造價按平米計算，比普通涂料的墻體會貴幾十塊錢，但和花崗巖、玻璃幕墻比起來就便宜得多，其效果卻比玻璃墻要好得多。陶土磚的好處是用陶土來燒，不破壞耕地，大氣污染治理和節能效果突出。拿水泥墻對比來講，水泥墻缺陷一是不透氣，二是耐受性和使用年限有一定限制。另外，混凝土對人體有一些低輻射，不是純綠色建筑產品，只能是一個輔的材料。而陶土磚是僅次于木材的綠色環保建材，是會“呼吸”的建材。
《經濟》：建筑業是一個覆蓋全世界的行業，各國皆然。據您所知，國外是一種什么情況？
張榮鑫：目前，美國有250家左右的磚瓦企業，當然他們的磚瓦企業都不是粗放型的，從事磚的銷售的企業還有四五百家。現在國際上做磚瓦設備和磚瓦應用最多的是歐洲國家。例如在歐洲，誰家住的是木屋，他家即是就地取材；要是看到誰家建好木屋之后外面包一層磚，這家就是富人；要是看到他家建筑里外都是磚，他家就是有錢人。我們國內的設計師、包括留學回來的人，都有這方面的感受。陶土燒結磚這塊在歐洲是貴族才能用得起的，比如千年以上的教堂。德國、意大利這些國家，生產的磚比較厚，直接就把保溫層做到中間了。現在國外設備生產的磚品質已經非常高，可以達到承重、裝飾、保溫一體化。
《經濟》：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建筑業，由此，建筑材料業還將長期存在。我們的磚瓦行業目前在朝著什么方向發展？
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范文第4篇
什么國家的牛羊生活最悠閑？最美麗的歐洲鄉村又在何處？或許很多人想不到，答案就是并不那么顯山露水的愛爾蘭。
還是這一片土地，只不過像被“金手指”點中了。上世紀連綿的土豆田如今變成了成片的草場，數以百萬計的牛羊在天然的風景畫里自在徜徉。這個曾以出產土豆聞名的國家，如今是北半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國，黑土地上飄溢著陣陣奶香。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綠意盎然的島國，隨著綠色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在歐洲名列前茅，鄉村建設更奏響了和諧之音。
農民 大學畢業管奶牛閑時愛打高爾夫
在愛爾蘭這個四季草青的島嶼上，每年有長達9個月的長草期。3月中旬，從飛機上俯瞰，處于同緯度的中國東北地區還只是一片冰消雪融后的土黃，而愛爾蘭早就鋪滿新綠，木欣欣以向榮，草盈盈而吐翠。
在連綿的草場之間，輕而易舉就可劃出一塊高爾夫球場。但在愛爾蘭，打高爾夫球最多的不是富商巨賈，而是忙里偷閑的農民。打高爾夫球甚至來一場英式足球比賽，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農場主們閑暇時最鐘愛的活動。記者走進摩納根郡的一戶農家采訪，發現主人家的每個人都備有專門的高爾夫球具。將鄉村別墅打理得比賓館還整潔舒適的女主人說，她每周能擠出時間打4次高爾夫球。
走訪奎恩一家，讓中國記者對愛爾蘭農民生活心生羨慕。
奎恩家五口人：父親馬丁年過花甲，目前賦閑為主；母親瑪麗是典型的家庭主婦；長子獨女均已成家獨立，小兒子現在是家中的主要勞力。子承父業的小奎恩，15年前大學畢業后，就到英國去學習牧場管理，回來就從父親手中接下了飼養70多頭奶牛的活。由于采用了機械化擠奶設施，小奎恩每天的活主要是清理奶牛的棚舍并為它們鋪干草，有時還要負責接生小牛等。鄉村生活讓大學畢業的小奎恩覺得單調嗎？小奎恩的回答是不，因為“每天的天氣不一樣，每株小草也會長得不一樣。”
喜歡騎馬、打高爾夫球的奎恩一家,靠養奶牛每年能掙多少錢?這個問題最讓我們好奇。通過各種拐彎抹角的采訪,記者大致了解到奎恩家的收入:每頭奶牛年均產奶1.1萬升,愛爾蘭牛奶收購價平均為每升0.28歐元,70多頭奶牛光每年出售鮮奶就有22萬歐元的毛收入。刨去草料、稅收等各種成本開支，奎恩家的年收入應該在10萬歐元以上。
合作社 服務農戶兼培訓推廣科技育人才
像奎恩家這樣養奶牛的農場主,在摩納根郡有1000多家,他們都參加了當地的奶業合作社。
“我們的任務是讓每個農場主感到開心。”奶業合作社的負責人文森特告訴記者:“我們負責上門收購牛奶、提供干草和優質的奶牛種源等。”奶業合作社還負責給牛奶的等級評分并進行各類指標測試，將優質牛奶脫脂后作為原料輸送到奶粉公司。每年提供優質牛奶最多的農場主可獲一筆數目可觀的“冠軍奶牛”獎金,以激勵農場主讓自己的奶牛產高質量的好奶。
奶業合作社分擔了傳統農場主的許多工作，甚至可提供24小時的獸醫服務，鼓勵現代農場主為奶牛提供愜意的生活環境。的確，就時下流行的“幸福指數”而言，愛爾蘭的奶牛堪稱全球第一。它們每天的主食是鮮草，平均每頭牛享有2畝地的嫩草；累了，它們可以舒服地躺在鋪滿干草的棚舍里，干草如同賓館床單一樣每天都會換新的;有心情的話，它們可以到草場上溜達溜達；渴了，喝口自來水，當地自來水的水質接近于亞洲國家的礦泉水。
如今的愛爾蘭農業，非常重視科技推廣和人才培育。各種合作社既為產業發展保駕護航，還起到了農業科技“灌溉渠”作用，常年有450名農業顧問和100名鄉村環境保護計劃的顧問活躍在農村。他們不僅提供有關商業開發、管理技巧和奶制品、谷物生產方面的新技術，還為培養新一代農場主出謀劃策。目前已有上萬名年輕人接受專業培訓后，當上了家庭農場的新“掌門”。
品牌 食品暢銷160國牧場長草也藏金
愛爾蘭國旗和國家足球隊隊服的主色彩是綠色，愛爾蘭扶持農業發展鄉村經濟，打出的品牌也是純正綠色。從綠色農業、綠色環境到綠色加工工藝、綠色食品，“綠色愛爾蘭”成為國際市場上一大品牌。
“我國有13萬個家庭農場，80%的土地是四季常青的草場，做活綠色品牌資源，牧場就不僅長草，也能長金子。”愛爾蘭農業部長史密斯先生對記者說，“由于愛爾蘭在全球樹立起綠色形象，全球160個國家對我國食品敞開大門，依靠綠色農業發展起來的綠色食品業年產值168億歐元，占全國外匯收入的25%，并吸納了10%的勞動力。”
史密斯先生不無自豪地告訴記者，愛爾蘭已建立起世界級食品安全體系，去年僅牛肉出口就達12.8億歐元，愛爾蘭奶牛每年貢獻的牛奶中，有80%為其他國家居民享用。
為了確保綠色品牌不受玷污，愛爾蘭農場主和食品加工業有非常嚴格的“行為規范”。全國各地草場放養的620萬頭牛，從出生到遷移都有監測系統跟蹤，所有農藥和獸藥從銷售到具體使用都有案可查，而且生病用藥后的牲畜必須要度過安全期后才能上市。愛爾蘭農業部高級獸醫官派屈克介紹，曾經有一個農場主偷偷給肉牛使用了生長激素，結果在用藥檢查中被逮了個正著。盡管這些牛只尚未上市，但這個農場主被判罰3個月監禁和1萬歐元罰款。農場主不服上訴至高院，結果再加罰3個月監禁，所有牛只全部銷毀。如此“重判”恐怕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產業 旅游行業展新篇軟件制藥立塔尖
得益于綠色的不僅僅是食品業，在愛爾蘭，旅游業的興起已是必然。在歐盟國家中，有“翡翠之國”美稱的愛爾蘭人口密度最小，氣候濕潤適宜，80%的土地為郁郁蔥蔥的森林和草地牧場。由于未曾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里的不少古堡得以保留，有的改建成了鄉村旅館。漫步綠色叢中的鄉村，溪流潺潺湖泊靜謐，空氣清新沁人心脾。置身其中仰望天空，你就會明白，為何來自愛爾蘭的恩雅會唱出那遙遠而空靈的天籟之音。綠色原野流淌出的寧靜感，是最令都市人感懷的，難怪愛爾蘭不少鄉村地區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從農業轉向旅游業。
作為歐洲傳統的農業國，愛爾蘭曾經也想踏上工業致富的捷徑，但最終還是淘汰了傳統的舊工業，全力呵護“綠色愛爾蘭”的國際形象。“如果上帝關上一扇門,就會打開另一扇門。”恰如這句愛爾蘭諺語所云，綠色經濟最終為愛爾蘭打開了先進制造業之門。
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說法是,看一個國家水、空氣、土壤環境是否“潔凈”,有多少世界級品牌嬰兒食品企業落戶是最有說服力的“投票”。現在,全球嬰兒食品的最大出口國就是愛爾蘭,去年出口到60多個國家的嬰兒食品價值4億多歐元,其中有600萬歐元的產品銷往中國。
世界500強企業雅培集團就在凱文郡庫特山設立了一個專門生產嬰幼兒奶粉的生產基地，年產量可達3.45萬噸，其中12%為中國寶寶生產。在這里，青山綠水中的空氣已無需凈化，幽靜的鄉間道路上竟揚不起一絲灰塵，而路邊根本看不到塑料袋等垃圾的蹤跡。在如此人間“天堂”中逍遙生活的奶牛，所產奶的質量也是一流的，難怪最近兩年這家工廠又追加投資進行了擴建。這一基地的250名員工悉數來自附近的小鎮，半數以上是技術研發人員，而整個小鎮也以擁有這家世界級工廠而自豪。
不僅嬰兒食品企業發現了愛爾蘭“天堂”，全球領先的生物制藥企業、計算機軟件企業也紛紛將實驗室設在了這個“綠島”上，由此構成了愛爾蘭產業的“金字塔尖”。誰能想到，這個歐洲“莊園”不僅是食品飲料出口大國，也是全球生物制藥和計算機軟件出口大國。當初曾擔心愛爾蘭“拖后腿”的歐盟兄弟們，眼巴巴看著這個以土豆聞名的農業國成為一只“凱爾特虎”(凱爾特人是愛爾蘭島的早期居民――編者注)，從1993年到200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9%，是歐盟國家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 相關鏈接
“和諧社會的典范”
在此次采訪之行之前，我對愛爾蘭的印象都來自有限的電影和書籍。印象中的愛爾蘭人，以紅頭發、臉上長雀斑居多，而《圍城》讓我又“看”到了一個窮困的愛爾蘭人。事實上，現在的愛爾蘭人是時尚、勇敢、自信的，也是和善、文明、謙遜的，如同那滿眼蒼翠的鄉村自然景觀般叫人看著舒服。
隨著當地綠色經濟的發展，愛爾蘭逐步從昔日“出口”移民的國家，變為“進口”移民的國家。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愛爾蘭后裔數以千萬計，是愛爾蘭本國人口的十多倍。人口稀少的愛爾蘭，一方面鼓勵本國居民生育，一方面還開始有計劃地引入移民，當然主要是接受各國愛爾蘭后裔的回歸。愛爾蘭目前不滿25周歲的年輕人約占總人口的40%，國民平均年齡比歐洲其他國家小10歲。
綠色意味著和平,也象征著人與自然的和諧。有著喜歡喝酒也熱愛音樂、詩歌的人民的愛爾蘭是全球犯罪率最低、最安全的國家之一。難怪會有人把愛爾蘭稱之為沉靜的“翡翠”。
每年3月17日是愛爾蘭的國慶節,愛爾蘭人稱之為圣帕特里克節。在這個“綠色狂歡節”里,世界各地的愛爾蘭人喜歡穿上綠色衣裳,并把國花三葉草佩戴在胸前。今年的圣帕特里克節盡管天氣有些冷,仍有來自數十個國家的40萬余愛爾蘭人聚集在都柏林街頭,而都柏林整個城市才不過百萬人口。游客們也被這節日氣氛感染,許多人將臉頰上畫上綠色的油彩,融入到了慶祝隊伍中去。
美麗鄉村建設的說法范文第5篇
浙江紹興，一座歷史上因水聞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時期，然而當地人曾引以為豪的“醬缸”、“酒缸”、“染缸”，如今卻變成了讓當地人不堪重負的“毒缸”。
全國關于“癌癥村”的傳聞近年來不絕于耳，更有媒體制作出了中國“癌癥村”地圖，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認領”的同時，環保部日前印發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終于承認，近年來，我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共有164個紡織工業集群，擁有超過5萬家紡織工廠，主要集中于東部、東南部沿海地區。紹興市紹興縣便是其中之一，這里的紡織企業9000余家，印染產能約占全國30%，因而也被譽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這個GDP功勞簿上的大功臣卻變成了水鄉惡變的罪魁禍首，在規劃面積100平方公里的紹興濱海工業區及周邊已經有多個“癌癥村”出現。
不是紹興一座城在，同樣淪為生態難民的還有毗鄰的杭州市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村民，在那里同樣集聚紡織及其相關的化工企業。
這兩個工業園區位于因潮水聞名的錢塘江畔。化工污水經過巨大的排污管進入錢塘江，而后順流人海通過杭州灣匯入東海。
江河曾經孕育了人類璀璨的文明，如今則見證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罪孽，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污染企業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茍延殘喘。
誰說沒有原罪？誰還敢說沒有原罪！浙東地區的人民正在為過去30多年發展中的污染埋單。
這里的發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區復制，隨著產業的轉型與轉移，一部分污染企業正在或者已經被當作香餑餑引入中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
如果執迷不悟，悲劇終將一并被復制。
禍起開發區
從山清水秀令人羨煞的小鄉村淪為姑娘們談嫁色變的“癌癥村”，杭州市蕭山區塢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現齡45歲的塢里村村民韋東英見證了這個過程。20多年前，廣西柳州姑娘韋東英向往塢里村的清秀與富足，經小姐妹介紹嫁給了年長她13歲的塢里村村民邵關通。邵關通是一個靠在錢塘江捕魚為生的漁夫，彼時的錢塘江水清澈見底，韋東英向記者回憶說，那時邵關通出船時都不用帶飲用水，渴了直接從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這對夫婦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鰻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獲幾十尾。海鰻苗被譽為水中的軟黃金，暢銷日韓等國，年輕時的老邵因此被韋東英視作“小老板”，“海鰻苗出口時論尾賣，捕撈時因為多，論斤賣。”邵關通追憶。
這樣的場景早已不見。3月6日這天，邵關通與其他漁夫駕船在錢塘江捕撈了兩個多小時，6條船總共收獲了不過20多尾鰻魚苗，雖說每尾可以賣到30元，但總收入仍相當微薄。而且，江上作業與危險相伴，一名船夫捕魚時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殞命，老邵只得與漁夫們一起撈尸體。
韋東英談起20年間的變化怨聲載道，直呼：“這個社會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禍害完蛋了。”
塢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隨著城市化的擴建，逐漸與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據官方的資料，位于塢里村的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準為省級開發區。可以說，塢里村的夢魘就此開始，工業園區陸續入駐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業，涵蓋印染、制藥等化工領域。不過，最初，村民們并未察覺不妥，盡管耕地因為工業園區的建設“說征用就征用了”，韋東英們還是指望著園區的建設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一點實惠。
“那時候化工廠是直接排污的，五顏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內河、錢塘江。”韋東英說，村民們最初以為這些廠離他們的住宅區還有一點距離，不會有什么危害，直至后來發現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開，地里滲出的水都是五顏六色的，村民們擔心這樣種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廠的回答卻是“沒事”。
除了污水，化工廠還肆無忌憚排放廢氣，這些廢氣有時候像臭魚味、有時像樟腦丸的味道，更多的時候因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說不出來是什么氣味。“熏得我們胸悶，夏天關著門窗都擋不住。”韋東英還抱怨，因為廢氣中夾雜酸霧，家中的金屬器皿迅速被腐蝕。
1996年，南陽工業園建成4年后，塢里村的村民們便因為不堪忍受環境污染的折磨開始集體上訪了。“化工廠越建越多，規劃中與村民居住區相隔的綠化帶沒有建，廠直接開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間隔都沒有了。”韋東英指著屋子西側的一家化工廠說。
當地政府曾組織塢里村民進行血檢并對塢里村的地下水進行檢測，韋東英也曾被要求參加抽了血，然而這兩份報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將井水送至外地檢測，但檢測報告，當地環保部門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則天下就要大亂了”。
一邊是檢測報告秘而不宣，一邊是村民們要求化工廠搬遷，當地政府與村民們談判后答應給塢里村引入自來水，而此前塢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們的共識，近20年來，塢里村民一直持續不斷地反映問題，要求或者將化工廠搬遷，或者將村民搬遷。因為遲遲不見“說法”，不少村民陸續放棄了上訪，韋東英夫婦卻堅持了下來，2004年左右，他們開始帶頭奔走相告，成為民間環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評為“浙江平民英雄”。
與污染企業作斗爭，對這對夫妻而言是艱難而又孤助無緣的，在發現污染企業偷排后，他們致電蕭山區環保局，但環保局的人姍姍來遲，等他們趕到現場，企業已經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為了抓到證據，韋東英用廢棄的飲料瓶裝上偷排的污水，但環保工作人員說這不能成為證據，無奈之下，韋東英又拍照取證，但環保局認為照片不能說明問題。
“當時我們舉報，環保局還曾埋怨，說企業排污都交了錢的，你舉報干什么呢？！”韋東英不解。
持續的抗爭終究還是有了一些成效，不過所謂的成效在韋東英看來卻是一個莫大（博客，微博）的嘲諷，因為污染不是減輕了，而是變得更隱蔽了。
當地政府曾許諾三年內搬遷化工廠、解決村民的生存問題。“他們說讓這些廠再生產三年，我就問了，污染好比殺人，假如殺人犯跟公安局說等三年，讓他再殺三年人抓他歸案，公安局能同意嗎？這是同一個道理！”邵關通有些憤懣。
如今三個三年快過去了，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離居民區遠的化工廠搬了幾家，但近的卻沒有搬，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廠還在批建。”韋東英曾舉報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環保局對她的回復按照韋東英的口述是：“這個名字是難聽，我們建議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問題，難道改一個廠名就可以解決了？”韋東英不能接受，對環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這對夫妻每天堅持巡查村旁的內河與錢塘江，在江畔有一個南陽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說法，園區所有的工業污水都將通過管網進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進行污水集中處理。
不過，韋東英夫婦發現污水收集中心的機器幾乎不運轉，“你看，都生銹了”，她領著記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點，韋東英發現沿塘河上的赭山灣閘又開始放閘泄水了，黑烏烏的內河水直奔錢塘江。
“隔幾天就放一次，潮水來了就把污水排進錢塘江，再從另一頭把江水引入內河沖兌。”
記者看到，即便沖兌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烏黑。
死亡名單
韋東英對蕭山區錢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懷疑工廠仍有暗管偷排，因為在廠區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規勸她：“大姐，你們別告了，越告越糟糕，他們現在都在廠里打暗井，污水通過暗井排走。”遺憾的是，韋東英找不到證據，因為工廠她是絕對進不去的，她告訴記者，化工廠排氣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著，“他們拿著對講機，看到我來了，就用對講機通風報信：韋東英來了，你們快關閥。”
這對民間環保夫婦對記者反映的問題得到了諸多村民的印證。不過塢里村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已經不是污染了，這個問題已經現實存在了近20年。韋東英悲哀地控訴：“老百姓有幾個20年可以等？”從化工廠出現，塢里村的癌癥病例就開始逐日增加，時至今日這個小鄉村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癌癥村”。
韋東英家中保存著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間記錄的村里癌癥患者與死亡名單，從1992年至2005年，塢里村有近60人患癌癥去世，年紀多在四五十歲，最年輕者20多歲，記者翻看這份沉重的死亡名單，發現村民們所患的癌癥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癥病例韋東英沒有做統計，因為她和村民們逐漸灰心了，“村民們后來不再配合調查，問我，調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沒法回答人家。”但是韋東英告訴記者，最近幾年，每年都有七八個人因為癌癥去世，“這里難道不是癌癥村？”
韋東英后來還曾做過一份《環境污染基本調查表》，記者摘錄了幾則——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馮志光在表格中寫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宮肌瘤，曾看見企業直接排污，“現在蓋住放，夜里九點以后氣味濃，門窗打不開。”“井水不能用，以前水產品質量好，現在買回來有氣味，不好吃。”
他抱怨說“（污染的問題）和街道說過，沒有用。”“給我一點錢看病。”在期望一欄，他寫下了“想環境（好起來），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馮志光填寫了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塢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調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覺感覺身體不適，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檢查中，王江平被發現患有肺癌，痛苦掙扎4年后凄慘離世，卒年54歲。
在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們對家鄉的環境問題以及環保部門、街道、村委的瀆職抱怨連連。
51歲的村民曹建妙質問：“為什么塢里癌癥患者多，叫領導答復到底為什么！”而41歲的村民馮東海則直言不諱，不愿意讀一些關于水污染的問題和法律維權的專業書籍，因為“老百姓靠政府為民辦實事才有用，讀書沒有用”。
韋東英談起這些案例唏噓不已，忍不住抹淚，“老百姓心疼環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誰能放在心上？”
塢里村最讓人心酸的癌癥家庭是一戶丁姓人家，50多歲的父親與30多歲的兒子前兩年陸續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婦獨守空房。
村民們多懷念當初的青山綠水，那時候河里魚蝦成群，然而現在捕獲的魚吃起來有一股怪味，韋東英說丈夫不久前捕獲一條野生鯽魚，賣給人家，結果買家上門抱怨燒魚的過程中滿屋子都是怪香味，有點像樟腦丸的味道，沒敢吃，扔了。
除了癌癥高發，塢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較普遍，33歲的村民陳奇原本是一個外科大夫，如今卻因為嚴重的免疫系統疾病在家養病。陳奇脫去衣服，渾身的紅疙瘩讓人不寒而栗，他說這是免疫體統破壞后的病癥，嚴重時呼吸困難，走路都艱難，因為瘙癢難忍，常抓得皮開肉綻。他去蕭山當地醫院治療，醫生直接問他住在哪里，當聽說是塢里村后，醫生斷言與污染有關，他又去上海華山醫院治療，醫生告訴他只有遠離污染才能痊愈。8年來，陳奇因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丟了，他懷疑病是家邊上的馮氏彩鋼板廠導致的，這家工廠距離陳家不過十多米，生產工序中需要在鐵板上噴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學醫出身的陳奇深知苯類對血液系統的危害。
但他卻沒有辦法去索賠，因為家附近的各類化工企業多達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質，他也無法說清。“污染是眾人皆知的，但與癌癥與疾病具體有什么關聯，我們沒有證據，政府也沒給我們一個說法。”
陳奇想過搬離塢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過一段時間，身體明顯好轉，但回來后又復發。“沒有那個實力搬離。”
“我們這里就是癌癥村，我家邊上死掉的就十幾個。”他看著身邊年輕人一個個離開，很為自己的前景憂慮。
韋東英的一戶鄰居在蕭山環保局工作，根據韋東英的說法，這家人幾乎從不讓孩子住村里，周末偶爾回來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塢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們因此不敢吃本地種的菜，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廠來了，我們的地被征用，沒有得到一點好處，反倒賠了性命。”多個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實
對于“癌癥村”的說法，離塢里村稍遠一些的紅山村被公認為癌癥村中的“頭魁”，盡管官方至今同樣不承認“癌癥村”的說法。
紅山村的癌癥病發率比塢里村還高，原因在村民們看來很有警示意義——因為該村距離化工區比較遠，上世紀90年代，塢里村民為污染問題抗爭時，紅山村的村民們覺得環境污染并不會影響到自己，因此照舊吃井水，用內河的水澆灌稻谷、蔬菜，收獲的莊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紅山村才通上自來水，但為時已晚。“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進入癌癥高發期了。”邵關通苦笑，“幸虧我們塢里村鬧得旱，否則癌癥還要比現在嚴重。”
記者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在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黨灣鎮等地同樣存在多個類似塢里村、紅山村這樣的“癌癥村”。根據環保部門的要求，園區的工業污水集中至蕭山臨江污水處理廠，這個污水處理廠還一并處理周邊11個鄉鎮的生活污水。
通過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處理廠處理后的污水排人錢塘江，但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該排污口的水樣抽檢發現其含有多類有毒有害物質，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殘留物質。
因為怕本地人鬧事，工廠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廠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塢里村及周邊村落，村民們時常看到這些外地工人渾身紅色、綠色，染料是什么顏色，人就是什么顏色，連眼瞼都是五顏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訴記者，這些顏色幾個月都洗不掉，咳出來的痰都是帶色的，洗澡后，換上白襯衫，一出汗，領子都是紅色。
村民們最可怕的傳聞便是印染廠的污染會導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廠怕承擔風險，也不愿招收年輕女工。
邵關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這個排污口，他并不懂得專業的化學知識，但直觀的感受足以讓他對環境憂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時候是紅的，有時候是綠的，異味濃烈，“難道這就是無害化處理后的污水？”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環境污染對整個地區的危害，南陽鎮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應征青年，最終只有17名體檢過關。塢里村去了17名應征青年，結果只有邵關通的兒子一人合格。
21歲的兒子如今遠在他鄉，邵關通、韋東英夫婦決定堅持抗爭下去，雖然生命受到威脅，家中玻璃也被人接連砸破兩次。
韋東英說她想不通，這種斷子絕孫的事情為何得不到制止，“難道除了污染環境，就找不到賺錢的方式？難道中國的發展非要延續外國的老路？”
因為污染的問題，塢里村的村民們與村干部產生隔閡，并指控村干部們被化工廠一點點蠅頭小利就收買了。
邵關通期望將村民們整體搬遷，因為化工廠已經事實存在了。搬到哪里就會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讓他們污染？”
另一個“癌癥村”
離開蕭山，驅車往東不過半小時路程便進入紹興市，杭甬高速公路紹興出口下來就是三江村，這是紹興地區坊間“知名度”頗高的“癌癥村”，當然，地方政府不認可這個說法。三江村幾乎是塢里村的翻版，同樣因為印染等化工企業的包圍，水、土壤、空氣被污染，年輕人們“逃離”，外地工人與本地老人留守。
66歲的鄉村醫生林張木退休后堅持在村里的小診所義診，因為接觸的癌癥病患多了，他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議患者家屬送去大醫院做腫瘤檢查。
這個5000多人的村子據他所知至少已經有80多人患癌去世，“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們都說這里是癌癥村。”
在這位鄉村醫生看來，癌癥高發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禍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廠。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著搬遷，但因為拆遷成本高，這項工程進展異常緩慢。
在三江村往北數公里便進入紹興濱海工業園區，這個園區是浙江省最大的工業園區之一，已經初步形成了紡織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纖維、生物醫藥、包裝材料和農產品深加工的產業集群，其中印染年總產能達到50億米，占全國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盡是印染及相關的企業。聯發化工廠等企業沿著一條內河排列，河道外側就是海灣。記者面前的這條內河臭氣熏天，而聯發化工廠與內河相隔的圍墻外正有兩個工人安裝攝像探頭。
見到記者拍照，工人很警惕，當地環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認為在圍墻外安裝探頭針對性很明顯。
車子順著防洪堤一路開，每過一個化工廠便是一種氣味，附近新三江閘附近的兩個漁民告訴記者，風一大，各家工廠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能將人熏暈。
6月7日這天，66歲的漁民高明亮從凌晨2點開始在新三江閘外的海灣捕魚，直至下午2點記者到訪，才捕獲十幾斤魚，而早年，一個小時就可以捕獲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訴記者，新三江閘隔幾天就打開一次，聯發化工旁邊的內河的臭水排人海灣，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黑龍轟隆隆扎進海灣。
“魚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魚有種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這魚他們不敢吃，只能賣給不知情的人，“一個人只能賣一次，上了一回當，下次就不會再買。”
順著濱海大道繼續往工業園區深處，印染企業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渾厚的化工味包圍，但村民們已經習以為常，聞不出來了。新二村周邊的內河已經悉數被工業污水污染，成為村民們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會發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為濱海工業園區一家印染廠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條三四百米長的河流瞬間被染成紅色的“血河”，兩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來的工人，村民郭大爺透露，新二村同樣被視為“癌癥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樣不能飲用，村民們守著水卻愁水吃。
郭大爺與其他村民一樣將房子出租給來自云南、貴州、四川等地來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魚腥草的女工告訴記者，她今年快50歲，在附近一家印染廠做工，剛到這里，早她到來的老鄉就告誡她不能飲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們如今都從工廠里提自來水回來洗菜、燒飯，在這片水鄉，水成了貴重的物品，郭大爺家有一口水井，雖然只能用來洗衣服，但也供不應求，郭大爺在井旁寫了一個告示：“不住我家，不準用水。”
濱海工業園區各家企業的污水同樣通過管網匯入當地的污水處理廠——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處理能力，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以處理印染廢水為主的綜合性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達到110萬噸，雨水、污水管線據資料顯示高達290公里。
在這家污水處理公司不遠處是一家名為紹興環興的污泥處理公司，巨大的煙囪正在冒煙。
徐磬石2010年組建了紹興當地的一支民間環保組織，他告訴記者，因為污染問題，當地曾多次發生村民與企業的沖突。
在小徐看來，水與空氣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個隱患卻容易被忽視——土壤。按照污水處理要求，每個企業的污水必須先在廠內進行初期處理，而后再進入管網，沉淀物中積攢了巨量污染物。
環興污泥處理公司這樣的企業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紹興地區也確實存在企業偷倒污泥的情況。
“這種污泥對土壤的破壞性極大，所倒之處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濱海大道東北方向的盡頭便是杭州灣，3月7日這天，雖有霧霾，但仍可依稀看見杭州灣大橋。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處理后排放出來的污水便從這里排入杭州灣錢塘江內，附近一家工廠的工人告訴記者，排污時，污水通過管道噴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渦流，而污水的顏色則是五顏六色的。
水務部門看到記者攝像很警惕地詢問。在這個排污口，綠色和平組織的抽樣同樣檢測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質，甚至還有鄰苯二甲酸二丁酯，此類污染物質具有生殖毒性，常被應用于包括紡織品在內的多種工業生產。
記者注意到，針對綠色和平組織的檢測報告，蕭山與紹興縣環保部門均曾予以否認，蕭山區環保局副局長朱海斌、紹興市環保局副局長胡劍都表示，“工業園區排放的污水都經過污水廠處理，符合國家標準。”朱海斌表示，工業污水即使經過了處理還是污水，不可能達到自然水那樣的清澈。根據國家標準，只要該污水經過自然水的80倍稀釋能夠達到無色就是正常的。報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質，朱海斌表示“國標”里面沒有要求，目前國內環保部門的技術和設備水平也無法檢測。
在濱海工業園區內的萬豐化工廠附近，兩名來自四川綿陽的萬豐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種菜，河道便與新二村那條曾被染成“血河”的內河相連。因為被污染，這條河如今被筑壩隔斷，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廢棄河道兩邊的農田不再耕種，但兩名四川女工不以為然。她們告訴記者，“化工廠與印染廠相比，很難說哪個毒性更大，為了生活，沒那么多能力去講條件。”女工的工資每月不足兩千元，工廠每個月給她們發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個人自覺，至于體檢，“目前還沒享受過”。
來自綠色和平組織的調研顯示，紹興濱海工業園區與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的印染企業不乏一些國際服裝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應商。
紡織名城向世界輸出潮流的同時卻將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員摘取了GDP的果實，民眾卻在為生態危機埋單。
環保部《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顯示，我國化學品污染防治形勢十分嚴峻。我國現有生產使用記錄的化學物質4萬多種，其中3000余種已列入當前《危險化學品名錄》，目前，我國化學品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和風險隱患突出，發達國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學品在我國仍有規模化生產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環境風險的化學品生產能力向我國進行轉移和集中的現象。
指望國際服裝品牌督促供貨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現階段無異于癡人說夢般的一廂情愿，何況對服裝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裝殘留以及洗滌過程中對消費地的二次污染問題也同樣嚴峻，不久前發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殘留的布匹就來自紹興地區。
2010年，紹興縣印染超過170億米的布料，并且生產了超過1.3億件的服裝，紡織業作為紹興最大的支柱產業，占據當地工業經濟總量的58，5%。然而，籠罩在癌癥陰霾下的村民們對這些數字樂不起來，因為付出的環境代價實在太大，恐怕幾代人都無法償還。
紹興濱海工業區的排污口再往東，紹興上虞市的道墟鎮亦有不少村民向記者反映，他們那里也有“癌癥村”。化工企業開到哪里，“癌癥村”似乎便會出現在哪里。
上虞往東，寧波市慈溪地區，隨著杭州灣大橋的建成貫通，工業園區逐漸擴大，并已形成專門的印染區。來自那里的民聲反饋是，因為污染物的排放，海產品產量削減，口感變差，老百姓們正在擔心步入上游的后塵。
污水最終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長的海產品最終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遠。
毫無疑問，環境污染的危害絕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區。同處一片霧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癥或將成為我們這代人，甚至幾代人共同的歸屬。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新發癌癥病例200萬人，因癌癥死亡人數為140萬，我國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癥，在全國不少大城市，惡性腫瘤已經超越心腦血管疾病，成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們就把這樣一個環境留給我們的子孫，我們的子孫以后祭拜我們的時候也不會感激我們，他們只會問，祖先們啊，你們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韋東英的這番話與噴涌的污水共同擊打著我們的心。
洪河經舞鋼市、舞陽縣、西平縣、上蔡縣、新蔡縣進入淮河，全長254公里。一些重污染企業超標排放大量的工業廢水，舞陽縣城的生活污水也進入洪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