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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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第1篇
關鍵詞：電子商務；實體經濟；發展策略
一直以來實體經濟通過固定的銷售場地和銷售方案，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需求，但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通過互聯網絡進行消費購物，打破傳統實體經濟固定的消費模式，也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這樣就導致大量實體店鋪倒閉，給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嚴重影響。為此，需要積極推動實體經濟與電子商務的融合發展，轉變實體經濟經營模式，從而滿足新時代的發展需求。
一、發展電子商務的意義
（一）充當堅固地基，提品支持
電子商務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經濟的局限性，使實體經濟擁有了更加廣闊的涉及范圍與經濟流量，進一步降低了實體產業發展成本。為了推動我國經濟穩健發展，必須科學認識電子商務的經濟價值，以電子商務助力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持續提升國民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實體經濟能夠生產社會所需的各種重要產品，提供大量的社會就業崗位，所以實體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實體經濟生產大量的產品，電子商務也就無法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在實體經濟不斷發展的背景下，還能夠創造更多生產資料使得社會經濟發展實現良性循環。
（二）提供售后服務，滿足客戶需求
電子商務最主要的目的是銷售產品，如果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必須通過與商家進行聯系與溝通，才能夠確保服務完善。如果沒有實體經濟很容易造成售后服務無法有效落實，進而打消消費者的消費欲望，最終會使得電子商務無法持續運營。
（三）建立品牌效益，提供信譽保障
電子商務具有非常顯著的優勢，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需求，同樣也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良好的購物體驗。但是電子商務平臺上琳瑯滿目的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很難滿足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各種參差不齊的產品質量也會出現許多安全隱患，很多消費者對于不同的品牌，缺乏足夠的了解與信任，所以依然會選擇去實體店進行體驗或試用。通過實體經濟可以帶給用戶最真實的感受，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度。
二、電商經濟發展帶給實體經濟的主要沖擊
（一）競爭激烈實體經濟萎縮
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實體經濟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是電子商務不用繳納各種房租、水電、人工費用，所以能夠節約成本，使得電子商務平臺的售價顯著低于實體經濟的售價，這樣就使得廣大消費者更傾向于在網絡上購物。在我國很多電子商務高度發達的區域，通過發達的快遞業務支持，能夠實現當日送達，這也使得實體商店，隨買隨走的優勢不在，有了電子商務的競爭之后，很多企業為了大力支持電子商務往往會給予電商平臺更多的優惠力度，這也使得很多消費者由線下購買轉為線上購買，提高了電子商務發展的效果，導致商品總需求量飽和，實體店的經營優勢受到影響。
（二）成本上升，經營困難
目前，電子商務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對銷售地點沒有限制，所以電子商務所面對的用戶比實體經濟的服務范圍更加廣泛，同時也可以直接從廠家發貨，免去了庫存壓力和其他中間環節，可以有效降低售價。要經營好一家實體店，必須要選擇良好的地段，支付許多租金，這樣就造成商品的附加成本提高無法與實體店形成競爭優勢。這些因素都使得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巨大影響。
三、促進電子商務，助力實體經濟的策略
（一）調整銷售渠道，提高服務質量
通常來說很多消費者都不愿意在電子商務平臺購買貴重物品，一方面是擔心假貨，另一方面是擔心運輸影響產品質量，所以實體店應該積極針對電子商務經營的問題進行分析，采取相應的優化措施推動實體店的銷售水平全面提高，在日常銷售產品的過程中，需要為消費者提供充足的試用體驗，讓消費者感到產品的性能從而增強對產品的購買，此外實體店要加強對員工的培訓。為每一位顧客帶來賓至如歸的體驗，從而更好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另外，要給予用戶恰當的購買建議，將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確保消費者獲得更良好的服務體驗。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停車場、部分人性化地區的布局等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非常重要，該投資可以有效促進顧客滿意，加強實體經濟管理效果。實體經濟參與經濟活動時，可以進行多種色彩的優惠活動，堅定地吸引消費者的關注。同時，制定長期的開發戰略，積極推進忠誠顧客的確保，經常舉辦忠誠顧客的反饋和優惠活動。實施媒體宣傳以提高可見性，實體經濟在宣傳自己時，可以通過目前流行的微信和其他平臺積極宣傳和發展，還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宣傳。通過這些媒體平臺，實際經濟可以有效地加強實際賣場的可見性，提高競爭力。目前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也為實體經濟的變化和發展提供了很多機會。在電子商務的影響下，實體經濟要學會利用互聯網等先進技術重新包裝自己，提高實體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二）增加社會就業，物流業新發展
電子商務平臺，需要大量的人工服務作為支持。包括網頁設計師、客服人員、平臺運營維護師等。隨著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物流行業的需求不斷擴大，因此，新時期應高度重視物流系統的發展和完善，提供全新的物流服務。實體經濟需要轉型升級，構建完善的物流體系，增強貨物運輸的整體質量與水平，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循環經濟。電子商務具有明顯的開放性，而且不受地域的阻隔可以增加貿易機會，有效打破鄉村地區信息閉塞的問題，利用電子商務平臺，可以將農產品賣到城市，為農產品打開銷路，增加農民的整體收入。將電商作為新型業態，可以推銷農副產品，幫助農民快速脫貧致富，推動鄉村振興發展，新時期農村電商會成為市場發展新的增長點，而為了保證農村電商規范化發展，必須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產品供應鏈管理體系，提升農村電商品牌的教育模式，是加強對廣大農民電子商務技能培訓，真正的搞活農村經濟。為了把握數字經濟時代帶來的更多機會在電子商務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過程中要搭建數字化快消平臺，通過線下訂單轉化為精準的數字流控制，由經銷商到批發商再到終端銷售全過程信息管理，能夠實現連鎖體系快速升級與發展。同時也要進一步轉變數字化的營銷模式，為企業了解消費者實際需求提供重要的參考，通過打造個性化品牌與年輕消費者進行深入的溝通和交流，從而豐富線上線下的品牌活動，周邊產品設計，為產品提供更多的流量入口，同時也能夠對消費者的需求升級進行全面分析，在品牌推廣時還要通過線上線下一體化營銷活動，充分發揮銷售的作用，積極圍繞產品特點打造一系列的主題營銷活動。
（三）滿足顧客需求，適當給予優惠
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有充足的配套，基礎設施做保障。在實體經濟受到電子商務巨大沖擊之下，越來越多的電子商務紛紛提出新零售的銷售模式，由線上逐漸轉變為線下進一步反哺傳統的實體零售業，通過使商品數字化對用戶數據進行深入發掘，能夠進一步了解消費者的實際需求。所以在未來的實體經濟生產中，能夠對消費者的消費實力和消費行為進行跟蹤報告并制定精準營銷策略，滿足中高端消費者的實際需求。此外運用大數據技術可以直接實現線下商業選址和運營，為中高端消費者的服務做好準確的用戶匹配。同時也能夠形成集餐飲、超市、加工、物流配送于一體的復合服務，使得新零售業態，增長速度非常明顯，在電子商務時代下網絡購物的快捷高效能夠促進經濟的快速生長，同時消費結構升級也已經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線上購物具有非常多的明顯優勢，具有便捷低價的優點。在線上購物中卻無法實現真實的消費場景，所以線上購物體驗與線下門店依然存在明顯的差異，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商品品質要求不斷增加，純電商模式也必然發生變化，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共振模式可以有效解決網店存在的各種問題，同時也拉動實體經濟的快速增長，通過新的零售行業，能夠實現融合新零售的發展模式，通過對傳統門店進行改造升級，能夠全面提高門店的綜合效益，這也意味著線上線下營銷模式能夠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優惠條件。在新零售模式出世之前，線上零售與線下零售的對立關系非常顯著，尤其是很多線上購物享受著互聯網發展的紅利，致使線下零售造成明顯沖擊，甚至還有部分實體店處于瀕臨倒閉的狀態。
四、結語
隨著新零售消費模式的融合，能夠進一步推動線上線下一體化進程，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多種手段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有針對性的服務，而且在物流產業不斷完善的背景下，商品供應鏈也得到有效優化，促使線上線下相結合，在新零售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可以為用戶節約更多的時間。要想和電子商務競爭，實體經濟還要積極提升自己的服務態度，將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讓顧客得多更好的優質服務體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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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第2篇
數字經濟為全球經濟帶來新面貌
當前，世界經濟正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蘇，正處于新舊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底志濟作為發展最迅速、創新最活躍、輻射最廣泛的經濟活動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和新引擎。
我們欣慰地看到，數字經濟拓展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新技術、新業態、新應用、新模式不斷涌現，世界經濟正加速向以網絡信息技術產業為重要內容的經濟活動轉變。我們欣慰地看到，數字經濟推動了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擴大就業、惠民立民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們欣慰地看到，數字經濟營造了更加協同、靈活、包容、開放的市場環境，對于縮小國家與地區間的差別，推動世界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意義重大。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大力實施信息化發展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等，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數字經濟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據有關機構測算，2015年中國數字經濟的規模達18.6萬億人民幣，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位。浙江作為中國的網絡大省，近年來加快了信息化發展步伐，做大做強信息產業，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浙江的發展實踐也生動地折射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勃勃生機和活力。
主席今年9月在杭州G20工商峰會上指出，要把握數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二十國集團還了《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呼吁加強溝通合作，推動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中國愿與世界各國一道，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協力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
中國將從五方面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中國愿從五個方面作出努力：一是發展以創新驅動為內核的數字經濟。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應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引領作用，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技術賦能不斷豐富數字經濟內涵，催生新業態、孕育新產業，為數字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創新空間。我們應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智能制造、普惠金融等，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我們應優化政策環境、厚植創新土壤，充分調動互聯網企業、科研機構、社會各界的創新熱情，讓創新活力競相迸發，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二是發展以協調包容為要義的數字經濟。數字經濟是最能體現協調性、包容性發展的經濟形態之一。我們應推動全球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農村地區互聯網建設步伐，降低應用成本，消弭數字鴻溝，實現國家協調發展、地區協同發展、城鄉一體發展，讓網絡成為致富之路、幸福之路。我們應進一步完善跨境電子商務、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的國際規則和標準，為各國平等參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促進全球數字經濟更加均衡、更加包容發展。
三是發展以開放合作為基礎的數字經濟。開放合作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應發揮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和基礎性戰略資源的重要作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推動數據資源有序流動、開放共享，讓數字價值充分釋放。我們應推動制定平等的數字經濟貿易規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形成覆蓋全球、深度融合、互利共贏的數字市場。中國將大力實施雙邊、多邊數字經濟合作項目，深入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信息化合作。我們誠摯歡迎各國互聯網企業和創業者在遵守中國法律的前提下，來華投資興業，也希望各國市場向中國企業進一步開放，實現互利共贏的經濟增長。
四是發展以安全可信為前提的數字經濟。安全可信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命脈。我們應堅持安全與發展并重，建設安全可信的信息基礎設施。加強數據安全保護和利用，促進可信、穩定、可靠的互聯網應用。我們應堅決打擊侵犯個人隱私、侵害知識產權等各類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加強打擊網絡犯罪司法協助，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安全保障。我們應探索建立適用數字經濟發展的監管新模式，完善網絡社會信用體系、網絡空間證照體系，營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
五是發展以造福人民為宗旨的數字經濟。讓億萬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是我們的根本目標。我們應加快互聯網應用普及，幫助人們通過網絡掌握知識、提升技能、就業創業，更多更好地享有互聯網帶來的好處。我們應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大力發展網絡教育、遠程醫療、網絡文化，為人民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數字產品和服務。我們應充分發揮互聯網在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貧困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幫助貧困人口過上更有尊嚴、更加體面的生活。中國正在實施網絡扶貧行動計劃，我們愿與世界各國分享經驗做法，更好發揮數字經濟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的積極作用。
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第3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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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第4篇
這個視頻主要闡述了智能制造的國內外發展與應用狀況、智能制造的內涵與特征；描繪了智能制造參考模型、智能工廠體系架構以及智能工廠解決方案要素；分享了數字化工廠三個不同維度的數字化藍圖和實施路線圖，并結合我國和德國工業發展水平，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智能制造相關理念，促進企業打造新一代智能創新平臺，從而在設計研發、工藝開發、生產制造、售后維護等產品全生命周期實行全面數字化與智能管理，促進企業實現工業物聯網與應用服務聯網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滿足客戶持續多變的個性化需求。
21世紀以來，全球正出現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當前，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全球市場經濟交流合作規模空前，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快速發展，用戶體驗成為市場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在此背景下，各國將智能制造視為振興實體經濟和新興產業的支柱和核心、提升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智能制造的基本屬性有三個：對信息流和物流的自動感知和分析，對制造過程信息流和物流的自主控制，對制造過程的自主優化運行。智能制造具備以智能工廠為載體、以關鍵制造環節智能化為核心、以端到端數據流為基礎、以網通互聯為支撐的四大特征。
德國的工業4.0，重點是實現產品生命周期和價值鏈整個過程中人、物、機器之間的連接，同時實現他們之間信息的及時共享和協同，以提供一個實時、自動化、智能、可視、柔性的動態自組織架構。德國工業4.0的核心和關鍵是建立一個人、機器、資源互聯互通的網絡化社會。通過人、物和系統的連接，實現企業價值網絡的動態建立，實時優化和自組織。
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范文第5篇
印刷包裝業市場回暖
進入“十三五”時期，印刷裝備經營依然困難重重，進出口也開始逐年下降，然而好消息也在不斷涌現，尤其印刷設備制造業的下游產業，開始出現回暖的跡象。如尼克森統計顯示，2015年英國上半年紙質書籍銷售增長3.9%，出現7年來的首次增長。在出版業市場增長的影響下，2016年上半年又增長了9.3%的業績，實現了14年來最快的增長，這種書刊業的增長反映了紙質媒體的回歸。有去美國和加拿大的旅游者也反映，在這些國家似乎很少看到時刻看手機的人群，這反映國外關注移動媒體的高峰已過。
2016年8月24日在，北京主辦的第2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少兒圖書市場火爆，成為博覽會的最大熱點，與其他印刷企業展臺形成明顯的對照。有統計表明，近10年，少兒圖書市場年均增幅10%，年銷售額達到10億元，創造書刊印刷市場的新趨勢，也反映重視閱讀的氛圍在形成。
印刷裝備創新技術取得進展
2016年6月，國家出版新聞廣電總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實體書店發展推介會，會議上宣讀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市建設部、商務部、文化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工商總局11個部委聯合的《關于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為中心，中小城市配套、鄉鎮網點為延伸、貫通城鄉的實體書店建設體系，形成大型書城、連鎖書店、中小特色書店及社區便民書店、農村書店、校園書店等合理布局、協調發展的良性格局，這也是國家層面的良性發展回歸，在努力創造潛心閱讀的良好空氣。2016年，北京市投入1800萬元扶持實體書店項目，針對70家實體書店予以獎勵扶持，單個獎勵額高達100萬元，扶助資金方式可以以獎勵的方式，也可以以購買服務或項目補貼的方式。在移動和網絡媒體盛行的今天，紙質圖書在實體書店發展建設中，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再次遇到有利時機。
2016年，印刷包裝業也出現了促進發展的商機。國家對某進口乳品包裝品牌進行反壟斷調查，經過兩年多的不懈努力得到成功解決，并對進口無菌灌裝設備搭售包裝材料、備件、服務，限制包裝原材料產地進口等問題進行處罰。在長期壟斷市場行為被消除之后，為國內乳品印刷包裝帶來70%的市場商機。這些良好的市場機遇將會給印刷設備制造業帶來無限發展空間。
在經濟下行壓力影響下，雖然傳統印刷設備制造企業經營困難，但還有一些企業在創新和橫向聯合上取得了進展。
2016年4月，北京歐菲特科技有限公司大幅面輪轉膠印機合同簽字協議，接收方是新疆庫爾勒喀樂西提印刷有限公司，這臺設備主要用于水果包裝箱的印刷。過去，這家企業主要關注柔性版印刷和瓦楞紙箱印刷設備，膠版大幅面輪轉印刷機的問世，同樣可以解決他們的需求。大幅面輪轉膠版印刷機的最大印刷幅面2100mm×1650mm，第一次將國內只能制造小型和中型卷筒紙膠印機的現狀變成歷史。大型卷筒紙進料可以節約紙張，還可以實現膠印、柔印、凸印等組合印刷方式，有利于擴展應用范圍，并可以聯線逆向上光、冷燙印等功能。這臺卷筒紙大幅面輪轉印刷機不但填補了國內空白，而且使印刷效率成倍提升。歐菲特科技有限公司原是一家標簽輪轉印刷機制造商，這臺設備的推出既是企業技術水平的體現，也是企業將卷筒紙膠印機首次推進到包裝印刷領域的嘗試。
2016年，青島美光機械有限公司推出SCL1650單瓦楞覆面生產線，幅寬可達1650mm。生產線包括單面瓦楞機、無軸液壓紙架、預熱缸、接紙機、儲紙張力控制系統、噴霧加濕系統、牽引系統、糾偏系統、修邊機、伺服橫切機、高速覆面機、壓輸固化機、翻轉堆積機等，這臺設備投入使用之后，單班可減少10名操作人員，可以節約紙張、涂膠，還可以進行單張紙復合和卷筒紙復合，滿足當前市場對聯線自動化設備的需求。
另一家企業――山東信川機械有限責任公司將印后智能制造整體解決方案推向市場。該生產線可實現上料、模切、糊盒、分片、檢品、打包、碼垛、纏繞打捆等功能的智能聯線，將原來單機12～14個人完成的訂單作業，聯機后僅需要3～4個人即可以完成，該聯動線還可以根據用戶不同的包裝定制需求進行組合，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北京華夏視科檢測技術有限公司在單張紙多色膠印機上安裝膠印質量在線監測系統（可加裝兩個CCD攝像頭），可以實現檢測連續廢品、嚴重廢品，從而降低廢品率。檢測出廢品可以進行插標或噴碼標記，替代人工對印刷質量進行檢測，改造后不但設備效率提高，而且僅需要兩分鐘即可完成新產品檢測的準備工作。
陜西北人印刷機械有限責任公司提出凹版印刷VOCs治理3個階段：一是源頭油墨治理，苯溶劑油墨改用無苯油墨，再由無苯油墨改為水性油墨，徹底從根源上消除有機揮發物排放；印刷過程中，通過改變烘干機效率和生產現場的管理，從而達到VOCs減排。二是給印刷設備增加LEL控制裝置，減少現場溶劑揮發，其中包括半封閉墨槽加蓋、全封閉檔墨裝置和推進清潔生產等措施。LEL控制裝置的原理是一部分廢氣二次通過烘干箱，用于印刷品的干燥，這樣既減少干燥產生的能源消耗，也減少了廢氣的排放量，從而降低了治理成本。三是末端治理的回收法，采用改變溫度、壓力、選擇吸附劑或選擇透氣膜分離出有機物等方式，減少排放量，回收物可以再利用。另一種是燃燒法，熱能也可以再利用。據工信部2016年關于印發《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培育提升轉型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首批公布制造業單項冠軍，陜西北人印刷機械有限責任公司的凹版印刷機喜獲殊榮。
最近，上海耀科印刷機械有限公司與上海高斯圖文印刷系統（中國）有限公司合作制造的SG-104單張紙冷燙膠印一體機新產品，第一次將膠印印刷和冷燙印組合在一起，這是一臺印刷和印后組合的聯線設備，值得推廣。
方正電子在全印展上重點展示單張紙及軟包裝可變數據噴印解決方案――方正桀鷹H500和W1300，受到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方正桀鷹H500單張紙可變數據噴印解決方案推出近10年來，國內單張紙市場占有率達8成以上，可提高30%的生產效率，最高配置達8組打印單元，最高機械速度129米/分，可以采用最新環保型LED UV墨水，固化比傳統墨水節能 80%。方正桀鷹W1300支持正反面同時印刷，賦碼位置靈活多變，可以承印最薄、雙層或多層復合材料，同時采用新型環保型LED UV墨水，墨水固化徹底，設備最高印刷速度150米/分，已成為我國噴墨行業的明星品牌，能夠為客戶實現安全、穩定、高效賦碼，在藥品、煙草、日化、嬰幼兒奶粉、食品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方正還推出了W930煙包可變數據噴墨印刷機。
杭州科雷機電工業有限公司最新的EZ COLOR一鍵印刷、無需調整，品質達到國際標準的新技術，將推動膠印技術創新升級。這種技術如果實現，無需數碼打樣，CTP精確制版和打孔、墨泵直接供墨、無需清洗就可以完成印刷。印刷品需要墨量可直接由印刷專家提供的專家庫提取，從而使過版紙下降到5～10張，節約墨量10%，按印刷成本計算出的最小起印數量可以降到200張以內，從而使膠印機可以滿足短版印刷需求。
北人集團公司成立智能系統分公司，創新推出北人智能印刷工廠的系統解決方案。智能工廠的目標是將傳統印刷企業進行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升級。通過對設備的數字化升級實現信息集成；通過對企業全部流程進行數據采集，建立數據庫，將物理工廠變成數字化工廠。在升級過程中，企業的生產經營全部實現數字化管理，包括生產運行數字化、設備管理數字化、采購倉儲數字化、物流銷售數字化，所謂智能工廠正是建立在數字化工廠的基礎上，利用物聯網技術和監控技術加強信息管理服務，最終達到最優生產、無人干預、效益最佳、動態平衡的目標。
在企業轉型過程中，傳統企業間的橫向聯合、與國外企業的合作也在加快進行，如北人集團公司和惠普，天津長榮印刷設備有限公司和海德堡、威海印刷機械有限公司和Delphax公司等。2015年12月，沃倫貝格與浙江平湖英厚機械有限公司合資慶典在杭州舉行，這次合資有沃倫貝格、平湖英厚和香港中成三方合作。2016年4月，天津長榮印刷設備有限公司與遼寧大族冠華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起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邁出了向個性化生產的新步伐，利用遼寧大族冠華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激光模切雕刻技術開啟新的個性化市場。
新時期印刷裝備的發展目標
印刷設備市場下行壓力已經導致兩大集團解體或萎縮，并獲得浴火重生的機會。上海電氣集團出售了上海光華（以下企業用簡稱）、上海亞華、上海紫光和上海申威達，僅暫時保留了上海高斯圖文。上海光華被溫州一家企業收購；上海亞華被上海耀科收購；上海紫光和上海申威達被上海綠新收購，企業轉型為上海綠新紫光印刷機械有限公司，并將上海申威達一起并入該企業。上海電氣集團最終將要放棄印刷包裝設備制造，這些原國有名牌企業將變換機制被更有活力的民營機制所代替，企業面貌煥然一新。
北人集團公司的印刷設備制造產業也開始萎縮，單張紙膠印機制造并入卷筒紙膠印機制造基地，印刷機二廠和北人富士等企業已經消失。據介紹，2015年7月，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批準亦創園開發項目。園區總投資22億元人民幣，占地16.24萬平方米，計劃建筑面積32萬平方米，包括世界機器人大會永久會址、亦創科技創新綜合體、亦創研發中心等內容。項目2019年達產后，預計實現年銷售收入3.7億元，年繳納稅收2000萬元。亦莊的北人股份基地轉型為機器人會展中心，每年舉辦世界機器人展會和機器人發展論壇，并形成永久基地，將來還要開發機器人制造。今年展會期間，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市長王安順（現在市長為蔡奇）親自到場，中央新聞電視臺也多次進行轉播。國家在這個項目上投資幾億元資金，進行了廠區的適應性改造，北人集團公司完成跨行業轉型，北人卷筒紙印刷機四廠和陜西北人兩家優勢企業繼續以集團形式運作。
在近年來的轉型調整中，已經倒閉、轉行或消失的印刷設備制造企業至少有20家之多，經過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活躍在市場的印刷設備制造企業，將會煥然一新，以新的機制和面貌面向世界。
未來印刷設備制造業發展的方向將以數字網絡化、綠色環保化、智能融合化和聯線自動化為發展目標。
新時期印刷裝備的發展目標
1.數字網絡化
印刷設備數字化創新已經取得較大的成果，CTP膠版直接制版機已經國產化，而且實現大量的出口。杭州科雷稱，柔性版印刷的版材和直接制版機已經推向市場，銷售價格在不斷下降，柔性版直接制版機的幅面規格已經達到600～1600mm，為這種新式印刷設備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數字噴墨印刷機已有多家企業推出自主創新的產品，北人集團和惠普、威海印機與Delphax公司還建立技術轉讓和協議，北大方正、濰坊東航等一批企業創新的數字印刷設備已經推向市場，還有一大批企業能夠批量制造寬幅噴繪設備，促進了數字印刷設備的國產化。然而在快速印刷領域還看不到國產數字印刷設備的身影，“十三五”期間在這個領域的創新和實現批量制造將是轉型成功的希望所在。
數字網絡化的發展目標，應該大力發展數字化印刷裝備制造，突破數字印刷機的發展瓶頸，創新研發數字印刷的關鍵技術，包括激光掃描、激光雕刻、激光制版、光電成像和噴墨頭零部件實現國產化，使國產數字印刷機在快速印刷、辦公印刷、個性和短版印刷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印刷信息數字化傳遞是印刷裝備的必修課，設備必須設置網絡接收和數字化接口，從而實現從桌面系統、制版、印刷和后續設備的數字化傳遞，做到信息共享和網絡傳遞，并形成有章可循的標準規范，提高制造企業的數字化設備制造水平。數字化還貫穿整個制造過程，進一步推進數控技術的廣泛應用。其中包括數控機床、復合數控機床、加工中心機床、柔性加工系統和配備機械手臂或機器人的加工設備，不斷提高自動化制造水平。
工業發達國家的印刷包裝業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完成全過程聯線，從紙卷運輸、上紙、上版、印刷、殘紙分離、印品輸送、分發計數、打捆、裝車實現無人直接管理，印刷包裝企業用工不斷減少，一些國外大型印刷包裝企業用工很少超過50人。
2.綠色環保化
2010年以來，國家推出了多項綠色印刷方面的政策。2016年7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和財政部聯合印發《重點行業揮發性有機物削減行動計劃》，計劃實施時間從2016～2018年，包括印刷包裝業油墨、膠黏劑等有機物的排放，共涉及包括印刷包裝業在內的11個行業。該計劃到2018年，VOCs排放量比2015年減少330萬噸以上，減少苯、甲苯、二甲苯等溶劑、助劑使用量20%以上，低（無）VOCs的綠色農藥制劑、涂料、油墨、膠黏劑所占比例分別達到70%、60%、70%、85%以上。其中，將印刷包裝業定為VOCs排污收費試點行業，因此，印刷設備制造將采取行動，為下游產業達到綠色環保要求作出努力。印刷設備綠色環保化的發展目標，應該積極采用CTP直接制版（膠印制版、柔印制版、網印制板）、納米噴墨制版、免化學處理印版制作、無水膠印技術，廣泛采用水性油墨、植物油墨和UV油墨，含有苯溶劑的高揮發油墨必須經過治理后達標排放要求。節約資源能間接達到減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因此節能減排、節約資源和降低消耗也是裝備制造業環保化的發展方向。數字印刷（靜電印刷、電磁印刷和噴墨印刷）、柔性版印刷、變頻調速、獨立驅動技術、冷燙印技術、LED和LEC低能量烘干技術、循環經濟技術的推廣應用，可以實現節約資源、節約電力和水資源的綜合利用水平。
3.智能融合化
工信部曾以印刷設備數字化、智能化和自動化立項支持印刷設備產業的發展，取得一些積極的成果。數字化是指由模擬技術向數字技術的轉變，這個轉變并不是僅僅指設備本身的數字化，而是擴大到整個印刷過程和管理的數字化，是各行業普遍關注的話題。智能化是指現代通信技術、信息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精密傳感技術、工業視覺技術、智能控制技術匯集而成，并針對裝備制造領域的廣泛應用。二者有不同的含義，也有相互融合的交叉手段。自動化是指提高工作效率、解放操作者的技術措施，三者也是互相交叉和互相融合，其界限既清楚又模糊的相互滲透。
智能融合化的發展目標，應該廣泛應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數控技術、工業視覺技術和智能元器件，提高設備的自動化水平，以降低設備的人工成本和體力勞動強度，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積極采用機器人技術替代人工的繁重勞動（包括制造過程），印刷設備實現自動換版、自動清洗、自動穿紙、自動上紙、自動套準、自動清廢、自動、自動監控和自動廢張清除等功能。廣泛采用智能元件，包括數控系統（閉環、半閉環和開環）、伺服電機、滾珠絲杠、傳感器（包括溫度、時間、壓力、速度、位置、監測、故障、防護裝置等）、諧波傳動、高速攝影、觸摸屏、故障顯示等。
高速攝像技術已經得到迅速的發展，它的應用已經產生了智能機器人，并在多個領域廣泛應用。印刷品的離線檢測是最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新產品，國外設備已經在膠印設備上安裝了在線監測和不合格品分離裝置，國內還沒有應用這項技術。采用CMOS高速傳感器采集速度從每秒鐘上百幀達到上萬幀，曝光時間最高可以達到納秒（ns）級，能滿足大多數高速攝影的需求。單張紙膠印機最高印刷速度在20000張/時以內，按秒計算，每秒印刷不到6張紙，印刷的圖像完全可以被高速攝像機捕捉，在圖像下可以實現印刷套準、不合格印品顯示、墨色調整等印刷作業，完全可以使用在線和離線檢測。
4.聯線自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