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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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論文范文第1篇
（一）服務對象范圍廣，普惠性與商業性共存1990年中期以后，秘魯明確小額信貸專業機構、正規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公司均可以經營小微金融業務。不同的機構分別服務不同的客戶群體，銀行類及城市小微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城市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農村小微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農村地區的客戶，而EDPYME由于可以跨省經營，且牌照具有全國性，所以服務對象更加靈活。同時，秘魯的小微金融兼顧了“福利主義”和“制度主義”，既包括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強調扶貧解困，又能像玻利維亞陽光銀行強調商業化經營，關注盈利和可持續發展。
（二）通過“業務下沉”和“轉型升級”等多種模式開展小微金融服務一方面，秘魯正規金融機構通過新設專屬機構或業務單元等形式涉足低端市場，從事小微金融業務，稱之為“業務下沉”。另一方面，有部分的非營利組織轉型為受監管的正規銀行類金融機構開展小微金融服務，稱之為“轉型升級”。例如秘魯的MIBANCO，由非營利組織發展而來，現已成為專業提供小微金融服務的全功能銀行。
（三）放寬資金來源，保障非存款類放貸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小微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公眾存款以及第三方貸款，其中公眾存款約占全部資金來源的74.5%，是小微貸款的主要來源。EDPYME不能吸收公眾存款，其資金來源主要包括本地商業銀行貸款，以及秘魯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等。監管機構將EDPYME外部融入資金上限放寬到自有資本的10倍，并允許符合條件的EDPYME申請更換牌照，變為可吸收存款的金融公司，鼓勵EDPYME不斷完善經營能力，提高金融服務競爭力。
（四）利率自主定價，促進市場競爭和提高市場透明度秘魯法律未對貸款的利率作強制性規定，允許小微金融機構自主決定利率水平。監管機構認為只要信息充分披露，客戶可以自主選擇合適的產品，人為限制利率會降低小額信貸的可獲得性，利率通過市場競爭會降至合理水平。同時，由于小額信貸的利率高，但金額小、時間短等原因，能夠很好地覆蓋信貸風險和市場風險，而相比于高利貸市場，小微金融機構無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二、秘魯小微金融的監管經驗
（一）監管機構由于秘魯小微金融市場上各類機構并存且相互競爭，因此秘魯注重對產品和服務的監管，而不是機構本身的監管。秘魯小微金融的監管部門是銀行、保險與年金監管局（簡稱SBS）。同時，秘魯還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征信系統，有4家征信機構，其中3家為私有征信機構，另外1家國有征信機構設在SBS。國有征信機構的系統與秘魯的身份證系統以及稅務管理部門的系統相連，信用信息主要來源于一般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以及其他機構提供的債務信息。SBS信用系統針對一般債務人和特定債務人設立了兩套不同的信用報告系統。設立于2001年的一般債務人信用報告系統記錄了債務人的債務余額、信用額度、貸款轉讓情況以及擔保情況。特定債務人是指非零售的信用組合占總信用組合25%以上的債務人，特定債務人信用報告系統設立于2012年，該系統非常詳細地記錄了那些特定債務人的信用情況，包括信用的設立與退出、風險模式、相關擔保和轉讓情況。
（二）審慎監管內容
1.最低資本和資本充足率。秘魯對小微金融機構的最低資本要求為27萬美元，遠遠低于銀行520萬美元和金融公司260萬美元的最低資本要求；資本充足率要求為9%，與銀行要求一致。
2.不良貸款。秘魯將逾期天數作為小微貸款分類的主要標準，分為8天以內、9-30天、31-60天、61-120天以及120天以上5個等級。在客戶不能按時償還全部或部分貸款的當天，該筆小微貸款應立即被認定為不良貸款，而小微金融機構應將該筆貸款全部余額（而非僅發生拖欠的額度）記錄為不良貸款，停止計算利率收入，為逾期貸款提足撥備，同時在不超過90天時間內，沖銷已入賬而未實際收到的利息收入，或者為這部分利息收入的逾期損失計提撥備。
3.貸款損失準備金和貸款沖銷。根據不良貸款的5級分類，小微貸款的損失準備金比例分別是1%、5%、25%、60%和100%。在貸款確認為最高風險級別被計提100%準備金后，該筆貸款應該認定為完全損失并全額沖銷。為了實現財務連續性，沖銷的核準需要每月進行，貸款沖銷后，應該將客戶情況上報給SBS征信系統。
4.關聯貸款。禁止小微金融機構為其董事、主要股東和管理層及其親屬提供貸款。對于雇員和小額股東，單一客戶關聯貸款占凈資產的比重不得超過0.35%，而全部關聯貸款總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37%。同時關聯方不應在獲得貸款的難易程度上有額外便利。
（三）非審慎監管內容為了規范小微金融機構的發展，SBS對小微金融機構的信貸業務準入、費用收取、信息披露、合同管理、防范過度負債、投訴處理等內容作了全面的規范。
三、秘魯小微金融監管對我國的啟示
（一）建立全面統一的行為監管制度目前我國發展小微金融業務的機構包括：正規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或國內公益組織等。與秘魯類似，我國從事小微金融業務的機構中，既有存款類銀行，也有小額貸款公司等非存款類放貸機構。但是與秘魯不同的是，我國小微金融機構的監管體系相對復雜，包括人民銀行、銀監會、金融辦、農工辦、扶貧辦等多個監管部門，由于秉持機構監管理念而非行為監管理念，對從事相同業務的不同類型的小微金融機構，監管標準差異很大。實踐中，由于監管規則差異存在監管套利，大型正規銀行和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由于監管成本較高，其小微金融業務發展規模遠低于農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另外我國部分監管部門實施監管的依據是規范性文件，沒有法律授權，如農工辦對農民資金互助社的監管尚無法可依。為統一監管標準，避免監管套利，促進公平競爭，我國應借鑒秘魯的監管經驗，從機構監管轉向行為監管，以小微信貸業務為基點，構建與其業務特征相適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并適用于從事該業務的各類機構。
（二）完善小微金融業務的非審慎監管內容
1.放松利率管制。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已經放開，但是小額貸款公司等非存款類放貸組織仍然要遵守最高人民法院確立的4倍貸款利率上限，實踐中小額貸款公司為了覆蓋資金成本降低業務風險，只能發放單筆金額較大的貸款，最終導致“小貸不小”和“小貸不貸”等現象。為鼓勵小額貸款公司發放小微單筆貸款，促進金融包容程度，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我國可以借鑒秘魯的成熟經驗，放開小微金融機構利率管制，最終通過市場競爭利率會穩定在合理水平。
2.培育社會評級機構。完善的評級制度可以為差異化分類監管提供依據，我國可以借鑒秘魯經驗，培育發展社會第三方評級中介機構，不斷完善小微金融機構注冊設立程序和日常監測程序，建立系統性的小微金融機構評級標準。監管部門可以根據評級結果獎優罰劣實施差異化監管，提升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
3.強化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建立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監管指引相互配套、逐步細化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法律框架。推廣實施合同概要說明表客戶簽字確認制度，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保護客戶知情權和決策權。加大合同簽訂各個環節的審查和監督力度，禁止小微金融機構濫用合同條款侵害客戶權益。關注債務人過度負債風險，建立過度負債風險指標體系，要求小微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前進行風險測評，杜絕發放掠奪性貸款。
4.加強征信系統的建設。根據我國《征信業管理條例》，從事信貸業務的機構應當按照規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提供信貸信息，目前央行征信中心正在允許小額貸款公司有序接入征信系統。但是實踐中仍有一些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社等放貸組織尚未與征信中心的數據庫相連。同時我國征信行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許多私有征信企業的征信數據覆蓋面和數據量還有待提高。建議進一步培育和鼓勵征信行業發展，發揮我國互聯網金融的后發優勢，運用云計算、大數據技術開展征信服務。培育和鼓勵社會主體依法建立征信機構，不斷拓展征信系統覆蓋范圍，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宣傳教育，充分發揮征信制度對違約風險的約束作用。
（三）改進小微金融業務的審慎監管框架目前我國小微金融機構的監管框架以審慎監管為主，尤其是金融辦、農工辦等監管部門的監管框架，基本上是參照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銀行審慎監管框架建立的，忽視了小微金融機構尤其是非吸收秘魯小微金融監管實踐對我國的啟示存款類機構的特點，難以完全適用。因此，在監管框架上，我們應當針對小微金融機構的特征，對現有審慎監管框架進行適當調整。
1.尋找設置最低資本要求的平衡點。首先應根據市場中金融中介的經濟規模設定最低資本要求，既要足以應付機構的啟動成本和一定的損失準備，也要避免準入門檻過高限制充分競爭。尤其是對非吸收存款類的小微金融機構，資本金門檻不宜太高，避免資金閑置成本過高導致貸款大額化傾向突出。
2.推廣運用合理的不良貸款分類標準和損失準備。我國一般對小微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分類和損失準備的設定都是參照銀行的五級分類來執行的，銀行的標準建立在長期數據分析基礎上，這對小微金融機構來說數據量不足而且程序過于復雜，小微金融機構很難掌握。可以借鑒秘魯的做法，按照逾期貸款的天數對小微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分類、設置相應的貸款損失準備，并及時進行核銷。
3.打破區域經營限制，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出于防范風險、便利監管的考慮，目前我國的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小微金融機構都是哪里審批哪里經營的審慎監管原則，如監管部門要求小額貸款公司只能在審批縣域范圍內經營，不能跨區域開展放貸業務。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阿里小貸等線上跨區域發放貸款的小額貸款公司已經出現，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從促進市場有效競爭，發揮市場配置資金作用考慮，我國應打破小微金融機構的區域經營限制。如允許小額貸款公司獲得省級人民政府牌照在省內跨區域經營，鼓勵符合條件的小貸公司跨省發放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小額貸款。
（四）拓寬非存款類小微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提升商業可持續性除了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外，小額貸款公司等其他小微金融機構都是禁止吸收公眾存款的，同時由于自身的非金融機構屬性限制，無法獲得再貸款融資，導致商業模式難以持續。因此，我們應當借鑒秘魯經驗，采取多種方式拓寬非存款類小微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
1.鼓勵符合條件的非存款類放貸機構向存款類金融機構轉化。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例，雖然根據我國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符合一定的條件可以轉制為村鎮銀行，但是現行村鎮銀行股權結構的制度設計對于小額貸款公司的投資者而言，將最多只能有10%的股份，這顯然會嚴重影響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的積極性。建議應該借鑒秘魯的經驗，通過立法規定，只要達到一定的條件，小額貸款公司就可以改制為正規金融機構，且擁有絕對的控股權，從而能夠通過吸收公眾存款來拓展融資渠道。
金融監管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監管問題
一、實施金融監管的必要性
金融監管是指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實施全面的、經常性的檢查和督促，并以此來促使金融機構依法穩健地經營、安全可靠和健康地發展。金融監管的首要目標是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具體目標是保護存款人和投資人的利益。
（一）實施金融監管是實現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
金融業是以貨幣信用、證券及保險業務等為主要經營內容的特殊行業，與國民經濟整個運行息息相關。一旦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或發生金融危機，就會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不良影響。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貨幣化和經濟關系的信用化，以貨幣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為主體的金融結構具有極其廣泛深刻的滲透性和擴散，金融體系成為國民經濟的神經中樞和社會經濟的調節器，它具有影響社會全局利益和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等特殊的公共性和全局性。因此，只有加強對社會金融業的監督與管理，才能引導和促進金融業發揮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積極影響作用，推動國民經濟的良循環。
（二）實施金融監管是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的需要
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之間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如果失去調節、監督、控制，會偏離正確方向，形成破壞性競爭或壟斷，從而影響整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破壞了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寬松的金融環境，避免過度競爭，有必要對金融業實行監督和管理，督促金融機構向著適度競爭、規范競爭的方向發展。
（三）實施金融監管是正確貫徹國家貨幣政策、認真執行金融法規制度的需要
無論是在貫徹落實國家金融、貨幣政策方面，還是在實施和執行國家金融法規制度的過程中，隨著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和執行國家金融法規制度難度的不斷加大，不同的政策目標之間很難只依靠傳統的貨幣政策手段協調，大量的金融關系以及各種矛盾和問題也很難只依靠司法機關來調整和評判，還必須輔之以金融監督管理，使金融業的發展方向、經營活動等符合國家貨幣金融政策意圖和金融法規制度的要求。
二、我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問題分析
（一）金融機構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內控機制滯后，首先是各級管理層重國家計劃，輕自身管理，重速度和規模，輕質量和效益，在資金管理方面，表現為資金審批程序不健全，對資金使用的監控不嚴；貸款審查不嚴格，手續不全，沒有真正做到貸前調查、貸后檢查，使得信貸風險加劇。其次是人事控制機制不完善，商業銀行的員工隊伍規模龐大，層次結構不合理，沒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完善的員工業績考評和激勵競爭機制。然后是上下級缺乏有效的約束，由于分支機構不具有法人資格，其行為所產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總行承擔，分支機構的違規或不審慎行為都可給整個系統釀成大禍。再次是職能監督崗權威性缺失，職能監督部門實行“既向本級行行長負責，又對上級行政職能部門負責”的管理模式，致使其監督工作實際上陷入一種無序和無效的狀態；內審監督機構不健全，有些商業銀行沒有單獨設立內審機構。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存在的問題，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目前是非自由的市場，它除了市場本身特有的因素外，還受政治體制、傳統觀念、偶發事件和隨機因素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仍處于走向規范化的初級階段，發育程度低，而且不規范。在證券市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市場主體行為扭曲；其次是定價機制扭曲；再次是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最后是缺乏有效的市場退出機制。在保險市場表現在：市場發展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對人事制度影響較大；內部管理不嚴、競爭力不強，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在經營理念上重保費規模、輕經營效益；重保單數量、輕保單質量，導致企業經營效益下降，在經營環節上，重承保、輕理賠，嚴重損害了保險公司乃至整個保險業的信用。
（二）金融監管本身存在的問題
我國金融監管的時間較短，在金融監管的方法手段、技術條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金融監管有效性不足，金融監管內容過于狹窄，我國目前的監管內容主要是市場準入監管中還存在著重審批輕管理、重傳統的存貸業務輕表外業務及其他創新業務、重國有銀行輕其他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問題，不能實現完全有效地監管。其金融監管仍偏重于合規性監管，嚴格的管制極大地遏制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涉及不多；監管措施的效能未得到充分發揮，對金融機構違規行為的處罰不夠嚴厲，違規處罰中缺乏嚴厲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缺乏有效性。其次是金融信息披露滯后，信息披露滯后于監管和外部市場約束的需要，我國金融機構關于信息披露的法制觀念不夠，數據資料編報的隨意性較大，信息披露缺乏強制性和規范性；金融信息披露的范圍小，內容比較單一，信息不完備，缺乏專門的金融信息開發和傳播中介機構，使得金融信息在低水平上傳播和利用。
三、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的措施分析
（一）完善金融機構內控機制
完善金融機構內控機制就必須深入到金融機構內部的組織、結構、觀念、管理等各個環節，建立起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以達到規避風險（包括經營風險、業務風險、非系統性市場風險等）、維持安全的目的。
首先，要提高對加強內控機制建設的認識，金融機構的各級管理人員要充分認識內控建設的重要性，把它作為經營管理工作中的關鍵一環，常抓不懈，落到實處，這樣才能有助于金融機構內控機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發揮作用。
其次，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應著力于打破現有的銀行業壟斷，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實現銀行運作機制的轉換，推進產權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內控制度，生發出市場對銀行監管的力量，通過實施國有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與創新，將國有商業銀行改造成為治理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健全、經營目標明確、財務狀況良好，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現代商業銀行。
然后，建立風險管理體制，要完善授權授信制度，實行分級授權、分類管理制度，推行以獨立盡職調查、民主風險評審、嚴格決策紀律和問責制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授信決策機制，要健全決策約束機制和責任人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審貸分離為核心的貸款決策風險約束機構，對行長的決策行為進行有效約束。實行崗位約束，建立貸款決策責任人制度，把風險貸款責任分解到個人；建立風險責任制，董事長、董事、行長等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免、獎懲直接與銀行的經營風險掛鉤。建立常規的審計檢查制度，履行對銀行內部各部門的審計監督，對重大案件和銀行行長的審計可以會同銀監會組成聯合審計組來進行。
最后，完善市場化用人機制和分配機制，金融機構應將引入競爭機制作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點，實行中層干部公開競聘制度和末位淘汰制度、員工內退制度，通過競爭上崗、崗位交流、末位淘汰，實現員工與崗位、能力與需要的最佳結合。引入有效的激勵和處罰機制，在內部控制制度的運作過程中，要堅持獎懲分明。
（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
鼓勵金融創新和加強風險監管。金融監管當局要對金融創新進行相應的技術和政策指導以及制定有關的規章制度，適當放開對金融創新業務的限制，除了對一些超出目前監管水平的業務創新進行限制外，應鼓勵銀行機構進行業務創新和加強風險管理。配合金融機構改進公司治理結構，監管當局應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的評價標準與辦法，在日常監管中，將銀行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執行情況作為監管的重要內容。加強對金融機構表外業務的監管；實現從機構性監管向功能性監管轉變；要根據各金融機構不同的現狀實施差別監管，監管部門要建立統一的監管框架體系，完善金融機構市場準入制度，對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實行審慎監管，對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的市場退出；實現工作重心由合規監管向風險監管的轉變，完善金融監管人員素質體系。
另外，為了規范監管行為，實現金融監管連續穩定，我國必須遵守入世的承諾，參照國際準則，加快對金融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健全與國際金融法規接軌的金融法律體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強監管部門政策透明度。政策調整應向金融參與者公示，以保障每個金融市場參與者對當局政策變動的知情權；構建多層次的信息披露體系；完善金融信息的強制披露制度；充實信息披露內容，根據金融業具體活動的特點，加強會計信息、統計信息和非量化信息的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監管資料信息共享制度，培育信息披露的基礎條件。此外，針對從事混業經營的金融集團，監管部門還應對其需要向監管部門報告的內容以及需要向公眾披露的信息做出盡可能明確的規定。
參考文獻：
[1]李嘉寧，關于推動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建設的思考[J]，長江大學學報，2004,4
金融監管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美國；金融監管；金融監管市場化；政府干預針對2008年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討論熱點之一為“新的監管模式是否增加了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1]，這一熱點實質切合了對中國國內金融監管理論界原有的“中國政府金融監管過度論”之詬病的再次思考。結合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緣起和理念變化，在新一輪金融局勢下從中國金融發展實踐再次思考政府金融監管定位和金融監管是否應該市場化問題，應對轉型期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有所裨益。
一、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相關分析
1．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緣起———忽略的葛蘭里奇警告體現對政府干預作用漠視2008年的金融風暴使我們看到，美國原有的“雙重多頭”金融監管模式使得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得到足夠的法律授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風險，最佳的監管時機往往因為會議和等待批準而稍縱即逝，因此，普遍認為正是這些監管重疊和調控失靈缺陷的暴露直接引發了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動機。
然而回溯美國金融風暴緣何禍起，我們更應深層次的關注到，與效率優先的美國金融監管機制的相對應的是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一代美國金融家們所擁戴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和主張，他們認為，“政府干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2]。也就是說，究其更深入的原因，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他們的風險這一理念對美國金融風暴禍起至關重要。
曾經被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忽略的葛蘭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證。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響警報，并且明確揭示出美國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然而非常遺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沒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視政府干預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作祟。
因此，與其說普遍認為美國監管重疊和空白之結構性缺點是危機的禍根和金融監管改革的動因，隱藏在這種結構性缺點之后的政府干預缺失更應是危機深層次的缺陷。就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認：“我原來想當然地認為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為自身利益將嚴格把關，形成金融業內互相監管的機制），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保護股東利益和公司資產安全。現在看來錯了，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
2．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理念變化———呼吁調整政府干預具體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說，“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美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動向的確反映了美國監管者對于市場和政府關系的不斷反思，并明顯地建議調整政府干預的具體方式和加深力度。從未雨綢繆角度來看，華爾街金融風暴不但證明了政府應當對處于危機中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干預和救助，實際也證明了為預防危機，一國的金融監管中適度的政府干預是絕對需要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府干預論”的差異主要不體現在要不要政府干預，而在于干預“度”的把握，在于干預的“范圍、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斷離不開具體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和監管需求。回顧美國1929年金融大崩潰以來的金融監管演變可見，伴隨著經濟的起伏，先后經歷了“自由放任—加強管制—金融創新—加強監管—放松監管”等多次轉折。此次呼吁加強監管也是這樣的規律使然。而對于中國的政府金融監管是否適度性的思考也應從中國具體的金融市場發展和監管需求出發。
二、中國金融監管政府干預適度性分析
1．金融監管價值滯后于金融運行價值，中國當前金融運行態勢決定，目前金融監管應當以金融安全為首要的價值目標從過度論者的理由不難看出，其重點在于強調中國金融體制及金融監管體制限制自由競爭、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安全和效率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一觀點主要從中國金融運行價值角度出發作出判斷，但實際上，同一時段，金融運行和金融監管具體價值觀的具象內容是不同的：金融運行主要體現人和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中的具體行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價值觀的判斷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統性；而金融監管是通過法律授權對金融運行的監督和管理，是對某種偏離既定規則的行為實施的某種干預，其側重于對行為的評價，因此，其效果和價值觀的判斷具有滯后性但相對較宏觀；因此，金融監管的價值觀必須隨金融運行態勢的效果而定，不能簡單地附隨于金融運行本身：即當金融運行態勢處于金融安全時，金融監管主要體現為對競爭機制的維護，自由競爭成為主要乃至唯一的價值追求；隨著風險的不斷增加，當金融運行出現不安全的狀況，金融監管則主要表現為對金融安全的追求，通過限制金融機構的權利，較大程度地賦予監管機關權力來實現金融的穩定；如果金融風險未能得到控制，出現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金融崩潰、經濟倒退、社會動蕩，那么金融安全將成為唯一的價值追求。因此，金融監管的價值判斷要滯后于金融運行價值判斷并取決于金融運行的效果。
結合當前中國具體的金融運行態勢，盡管中國金融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融自由化并沒有對中國金融安全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正如政府干預過度論者所擔憂的一樣，由于中國金融市場一些舊有的痼疾，其間蘊藏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覷，中國金融運行的安全基礎還并不牢靠，因此，中國金融監管作為保障金融運行的后盾決定了其當前應以保障金融安全為首要價值。
如此看來，中國金融監管機構著力保護國有金融機構是有其“苦衷”的，也是忍陣痛而顧大局之必須。
2．金融監管市場化應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場化為前提，中國尚不具備該前提當然，金融監管的滯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完善的金融監管需要人為能動地提高先驗性、事前性和靈活性，但這種效果單純靠市場化是無法達到的，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個階段和過程。何況就中國的金融市場化而言，除了經濟貨幣化比率，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其他指標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如在2000年，中國的金融化比重為229％，遠低于同期美國（364％）、英國（356％）、日本（312％）等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也低于新加坡（319％）這樣的新興國際金融中心；另，在銀行競爭格局中，國有商業銀行壟斷格局雖然在弱化，競爭因素在增強，但還未形成完全開放自由競爭的格局；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仍面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有待于提高，在中國資本項目的匯兌管理力度和對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中國仍保持較為嚴格的管理[5]。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指出：“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圍就越大”，上述轉軌體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場運行，狀況決定了中國金融系統自身不具備完備的自我穩定機制，因此，必須依靠政府的非經濟力量予以干預，才能保證金融系統的平穩運行，否則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統的累計性風險，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這也違背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初衷。
3．市場機制、行業自律，目前，還不能有效解決中國市場失靈問題，凸顯政府監管的優勢中國目前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政府干預必不可少；而培育行業自律監管組織雖然也的確刻不容緩，但由于目前行業自律組織發展伊始，不平等的談判力量將使監管效果微乎其微，此種情況下政府恰恰應起到培育市場機制和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預，而且其相對優勢是明顯的：其一，富有權威性的政府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進行嚴格的規定，并且直接實施檢查，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的矛盾，減少個人在交易中要負擔的交易費用，以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發生的可能；其二，由政府出面維護金融體系的有效和穩定，能夠避免因免費搭車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填補了市場失靈形成的真空和行業自律組織的緩慢。政府得天獨厚的優勢與市場失敗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金融這一特殊領域尤為如此。實際上二戰后，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也都還實行了政府干預的較為嚴格的金融監管制度。美國的金融改革也正朝這個方向邁進。
綜上所述，盡管中國目前的政府監管作用無法與上述這種理想化描述相比擬，也的確會帶來若干負面影響，但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監管卻是中國特定階段金融發展的監管需求使然，局部缺陷可以通過調整具體方式和范圍來達到完善。相形之下，強調干預過度論者“打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激揚論調則顯得缺乏理性。當前，中國監管機制的政府主導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認和忽視的，此次美國金融風暴和監管改革提示我們，冒然倉促的追求金融監管市場化顯然不現實。
參考文獻：
金融監管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監管新的理念對策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逐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成為目前的熱點之一。但是由于受到過去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們對金融監管體制的認識還存在著很多誤區，這嚴重地影響了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緊跟國際金融監管理念新的演變趨勢，并引進新的金融監管理念，以保證改革持續推進。
國際金融監管理念新的演變趨勢
1金融監管更強調市場力量
從國際范圍來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市場機制與政府監管之間的關系實際上被理解成一種平行替代關系，金融監管力量的強化也就意味著市場機制力量的弱化，從而形成金融監管對金融市場壓制性特征。隨著全球市場化趨勢的發展，金融監管不再是替代市場，而是強化金融機構微觀基礎的手段，金融監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圍內取代市場機制，而是從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運行，促進金融體系穩定高效的運行。重視市場機制的理念在即將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實施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例如，新資本協議提供了可供金融機構選擇的難度不同的風險管理體系，同時，那些選擇難度更大的風險管理體系的金融機構，其所需配置的資本金要少，從而在金融市場的競爭中更為主動，這種監管理念較之1988年巴塞爾協議所采用的單一的8%的資本充足率要求，顯然是更好地協調了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和監管機構的監管目標。另外，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不僅強調監管機構的外部監管約束，還補充強調了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以及通過信息披露引入市場約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強市場約束的必要條件。各國的金融監管當局越來越強調市場約束對保證金融體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聯儲認為：未來監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場紀律─—通過有效的公開信息披露─—來更多地分擔監管任，減少對政府監管的需要。
2金融監管更鼓勵金融創新
對待金融創新，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監管機構也經歷了一個從嚴格抑制到積極鼓勵的過程。實際上，在那些具有濃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監管環境下，不少金融創新可能都是以繞開行政法規審批規定等為最初目的，但是，這并不能構成監管者消滅這些創新的理由，而應當成為改進監管方式的推動力，因為這些來自金融機構的創新，往往反映了市場的金融服務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體系發展的新趨勢。例如，通過繞過稅收法規等產生的金融創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經濟體系存在的一些問題，稅收部門據此可以改進稅收體系加強管理，這就是一個良性的互動過程。為了促進這一良性的金融創新互動過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開的金融創新監管規則和程序最為關鍵，減少金融創新過程中的人為干預和隨意性也最為重要，這樣才會給金融創新主體一個清晰的創新預期和穩定的創新環境。
3金融監管更強調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監管在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往往只注重監管的收益而忽視成本，使監管決策建立在非科學的基礎上。金融監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監管機構日常運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機構為了滿足各種監管要求所產生的成本；另外還包括間接成本——金融監管對國民經濟體系運行帶來的效率的損失，如過度的管制抑制了競爭，使優勝劣汰的機制得不到實現，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而帶來的效率的損失。監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體系安全穩定有效的運行和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增強公眾的信心。科學的監管措施應對監管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權衡考慮，只有監管的預期凈收益達到最大時，才是理想的監管強度。因此，監管并不是越嚴越好。英國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要求金融服務局在推出任何監管法規和指南時必須同時公布對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證明該項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第一，在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形勢下，外資金融機構大量進入，我國金融機構如何來應對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成為一個現實而緊迫的課題。眾所周知，在影響金融機構經營的眾多因素中，金融監管體制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之一。從全球金融市場競爭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往往也是金融監管效率的競爭。因此，如何提升我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也同時是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面臨的挑戰之一。
第二，外資銀行將在我國經營那些我國較少開展的新型金融業務，如金融租賃、投資組合、保險中介及金融衍生產品；國內金融機構出于市場壓力，也將加快金融創新。金融監管體制如何在監管與創新之間進行權衡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第三，隨著我國金融服務領域不斷開放，各類金融機構的競爭將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圍，金融衍生產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風險。如何對各類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國金融的平穩健康發展，是我國的金融監管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對策
第一，在當前的金融監管中應當引入重視市場機制的理念。如何確保市場機制得到有效運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這里強調兩點：首先，制定監管目標必須和金融機構的商業目標保持一致和協調。僅僅根據監管目標，而不考慮金融機構的利益和發展的監管，必然迫使商業銀行為付出巨大的監管服從成本，散失開拓新市場的贏利機會，而且往往會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其次，監管措施必須保證市場機制運行的效率，促進優勝劣汰。從整個金融組織體系的發展來看，重視市場機制的監管應當是從整體上促進經營管理狀況良好的金融機構的發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機構的發展。
第二，金融監管要改變目前過度的抑制金融創新的狀況。目前我國存在著嚴厲的行政審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創新的狀況。在目前的商業銀行法中，就存在著許多直接干涉商業銀行自主經營和自主創新的條款。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七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信貸業務，應當嚴格審查借款人的資信，實行擔保，保障按時收回貸款。”但是從商業銀行的實際運作來看，是否提供擔保，完全取決于商業銀行的風險決策。對金融創新采用管制堵塞的辦法最終是行不通的，創新是時時會發生的，這一點甚至不以監管部門的規定而有所改變。只要市場有需求，存在贏利空間，創新產品就一定會被供給出來。那些不理性的禁止，只能改變創新主體的成本，而不能取消創新本身，所以堵塞不能解決問題。只能用疏導的辦法，理解創新，理清創新線索，促使監管目標和創新目標一致。
第三，要建立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的問責機制。在我國行政管制色彩比較濃厚的監管體制下，金融監管行為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往往為了追求監管的收益而執行過嚴的監管措施，這不僅會帶來過大的金融監管成本，還會抑制金融創新和市場競爭。因此，我國金融監管機構必
須盡快對監管措施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監管預期收益大于成本的監管措施才能夠實施，同時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推動、管制的放松，金融機構之間競爭的空間拓展至全球并日趨激烈，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的背后，同時也是各國金融監管體制和理念的競爭。因此，擯棄過時的監管方式，引進新的金融監管理念刻不容緩。
參考資料：
[1]巴曙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金融監管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農村金融已成為我國整體金融系統的瓶頸,具有不同于城市商業金融的特質,尤其在目前農村金融改革進程中,為了構建健全的農村金融體系、促進農村金融充分競爭,滿足農村金融有效需求,從法律制度的角度強化農村金融監管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礎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作為農業大國的現實國情和城鄉二元分化經濟結構的長期制約,使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決定了現階段農村金融經營成本高、風險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農村金融機構資產質量低下、虧損嚴重、資本嚴重不足、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使得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成為整個金融體系的瓶頸和“短板”。農村金融的監管無論在理念、對象、內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體金融或者商業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農村金融供給不足,有效競爭不充分,農村金融機構功能錯位,農村資金回流,農民融資困難等問題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促進農村金融有效競爭,滿足農村融資需求;另一方面,相對寬松的準入政策、過于復雜的農村金融局面以及難以對農村、農業經濟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農村金融監管體制來保護相關主體的合法利益,穩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農村金融監管的法理基礎
格萊珉銀行創立者·尤努斯認為,金融權利如同人們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權利一樣,也是一種人權,也是一種人的基本生存權利。法哲學研究中的人權理論將其劃分為應有的人權、法律上的人權和現實中的人權三個層次,農民的金融權益便屬于應有人權的范疇,不僅可以從社會公平正義理論、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等角度得以證成,而且可以通過對其在現實中的享有和實現來評價和檢驗一國金融法律的質量和狀況。首先,包括金融融資、獲得農業保險、參與并實現合作金融等各項權利的農民金融權益需要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正式的確認和肯定;其次,無論進行融資、獲得農業保險抑或參與合作金融,都需要在農村金融監管的法律體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對農民金融權益的關注和保護,決定著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價值目標和基本理念的轉化。因此,可以說,從法學的層面上,運用權利理論對農民的金融權益狀況、原因和保護進行權利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證,從而在制度層面上尋求法律的保障,是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核心。
二、完善農村金融監管的現實需求
1.我國農村金融監管資源不足,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管合力。現有的“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格局具有諸多方面的缺陷。具體到農村金融體系,目前主要的監管機構為銀監會,而且地方銀監分局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屬地監管機構。但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具有機構小鏈條長的特點,絕大多數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都設在縣(市)及鄉(鎮)和行政村,在其轄區內只設有監管辦事處,這些辦事處并不具有獨立的監管主體資格,而且一般僅有3—5人的監管人員,應對轄區內原有的農村金融機構已是困難,再加上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貸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的大量出現以及大型商業金融機構和外資銀行的參與,監管資源更是難以為繼。
2.監管體系混亂,非正規農村金融游離于監管之外:(1)傳統商業性和政策性農村金融機構受銀監會監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機構,也由銀監會監管,但其在資產規模、市場定位、資金運作、員工構成、貸款審批和組織結構等方面均與傳統金融機構存在重大差別,難以根據一元化的監管體系進行簡單處理;(2)農村信用社的監管比照《商業銀行法》執行,監管責任由銀監會和地方政府共同擔當,其效力通過縣聯社—省聯社的模式由聯社體制來貫徹,但公司治理改革未能完成,省聯社的行政管理和基層社的公司治理之間沖突加劇;(3)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公司無需接受銀監會的審慎監管,由省政府指定省金融辦或相關機構負責試點,實際情況是,由省金融辦把試點的權限再次下放到縣政府,負責小額貸款公司日常監督管理的則為當地工商局;(4)合會、私人錢莊等非正式金融形式缺乏相應的監管,農村民間金融組織總體存在較大風險。
3.金融改革以及監管方式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手段,忽視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內生性培育。上個世紀80年代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發展軌跡即可說明這一問題,而我國農信社的改革過程仍然忽視農村金融市場的內生力量,未能給農民自下而上的金融創新和改革保留必要的制度空間,而是采取由政府自上而下的出臺一攬子改革方案,然后由各地去執行的方式,使得農信社的合作金融機制完全未能體現農民的自主參與意愿。
4.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督約束機制缺失。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體系應由三個系統構成:市場約束條件下的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被監督金融機構自身內控系統與社會監督體系。但我國農村金融監管體系除前述已經論及的外部監管系統缺陷外,其內部治理、控制和行業自律等監督體系均存在缺失。
三、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借鑒
構建完備的農村金融監管體制對農村金融機構的良性運作、農村金融市場的規范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促進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很多具有發達農村金融體系的國家均具有完善和健全的農村金融監管制度。
1.美國以農業部為政府監管主體,輔以行業協會自律管理、內部治理結構控制以及農業保險的監管協調機制。美國的農村金融體系主要由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以及農業保險體系組成。其中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均隸屬于美國農業部管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則采取了不同于商業銀行的監管模式,專門設立了比較健全的農村金融監管體系,包括監管機構、行業自律協會、資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險集團,這四種機構及其附屬機構各自獨立、職能各異。在美國,各種信用社協會或合作金融多達幾十個,這些行業協會從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行為規范,進行自律管理。美國聯邦政府對農村金融的存款統一實行強制保險,具體業務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經營的儲蓄協會保險基金承擔,并承擔對投保金融組織的監督。
2.法國“半官半民”體制模式。法國的農村金融體制是從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相對較為穩定。法國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主要由國家農業信貸銀行、省級農業互助信貸銀行和地方信貸合作社三級構成。其中地方信貸合作社是基層組織,直接由個人成員和集體成員入股組成,省級農業互助信貸銀行則由地方農業信貸合作社組成,同時以國家的政策性銀行——國家農業信貸銀行作為合作金融的中央機構,對合作金融的運作提供最后的保證。1945年,省級農業信貸互助銀行組成了全國農業信貸聯合會,作為省級農業信貸銀行在國家一級的代表,參與決定農業信貸政策。除此之外,法國的農業保險體制也相當發達,并與農村金融組織結構相對應地設置了三個層面的農業互助保險機構。
3.日本“相互配合型”的協調機制。在日本,對農村金融實施雙重監管:一是政府金融監管廳,對各種金融機構實施監管,以實現整體風險調控;二是全國和地方農林水產部門配合金融監管廳對農村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包括農林水產省下設金融科對農林中央金庫的監管,農林水產省在六個大區設置農政局對轄區內縣信聯的監管,以及都、道、府、縣農政部對轄區內農協合作金融部的監管。另外,為了保證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運行,日本還設立了農村信用保險制度、臨時性資金調劑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組織共同出資的存款保險制度、農業災害補償制度和農業信用保證保險制度等制度措施。
四、完善現行農村金融監管法律的構想
1.針對農村金融的特質,建立不同于城市金融的政府監管體系。我國的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實踐,總是將農村金融機構當作一般的金融機構看待,僅僅要求投入金融資源,沒有足夠認識到農業作為產業的獨特性和由此產生的城市和農村金融之間的顯著差別。實際上,農村金融要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緊密結合,其本質主要是貼近農民,而不是貼近金融機構。作為城市金融監管首要主體的銀監會,在農村金融監管中具有監管資源不足,難以貼近農村、不了解農村金融現實需求,與國家產業政策和農村政策之間不具有順暢的溝通、交流機制,極易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監管局面。借鑒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監管經驗,我們應當以農業部為主導,同時厘清農村政策性金融的設置目標和宗旨,在農村政策性金融和農業部之間建立順暢的國家產業政策的表達和執行機制,并通過發揮農村政策性金融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導向、補充和支持等作用,構建農村金融的政府監管體系。同時可以在財政部的政策支持、財政補貼以及稅收優惠等方面建立輔助機制。
2.健全完善金融同業公會,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監管作用。我國于2005年底成立中國銀行業協會農村金融工作委員會,應當引導協會發揮職能作用,建立日常工作聯系機制和管理辦法,完善同業公約及規章,將那些監管部門不宜管,而被監管機構又需要的工作,盡量交由協會負責,實現行業協會自律管理與國家監管機構監管相結合的監管體制。
3.注重農村金融主體的內部治理和控制,自下而上地培育農村金融本土力量。內控制度建設是建立有效監管體制的關鍵,也是有效監管的基礎。農村金融監管中內部治理的作用集中體現在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中,基層合作金融組織中自愿入股的成員通過完善的治理結構,形成、表達并且實現自己的意愿,同時,由于基層成員是最為貼近金融需求、了解融資狀況的主體,使得對于資金發放、運用以及貸款的回收等事項具有最為直接和靈活實用的監督管理作用。另外,就農村金融本土力量的培育和發展方式而言,應該是把選擇權交給農民,通過反復的實踐和摸索,自下而上地生成一套成功的借貸模式和本土金融組織形式,更好地挖掘和滿足當地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
4.完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一是針對農村金融監管進行理性立法,設立可以作為農村金融監管依據的法律;二是完善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機制,將已在農村廣泛存在的非正規金融納入正規的金融監管體系,減少非正規金融活動對農村金融監管的消減效應;三是建立農業保險制度,實現農業保險的支農功能;四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以及金融機構的破產制度,完善農村金融的市場退出機制,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公眾利益。
參考文獻:
[1]張燕,吳正剛,楊依凡.論農民金融權益的法律保障與實現[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9,(27).
[2]應寅鋒,趙巖青.國外的農村金融[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