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紛解決論文：鄉村爭端解決制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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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許紅霞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村落擁有固定邊界，村落人口、經濟結構甚至風土人情都會呈現出閉合性特征，所發生的糾紛通常屬于日常接觸碰撞導致的爭執，其解決途徑一般為宗族、家族調解。隨著改革開放而引起的經濟利益、觀念文化、社會結構的變遷已漸漸對農村形成愈來愈深刻的影響，農村糾紛類型日益復雜，傳統的解決手段已不足以應對現實需求。
（一）農村糾紛的類型
從農村社會形態變遷的角度分析村莊內部糾紛類型則可以分為接觸性糾紛和侵害性糾紛，二者發生的原因不同，適用的解紛規則和解紛方式也不一樣。
1．日漸減少的接觸性糾紛。所謂接觸型糾紛，即因摩擦和芥蒂而起，不涉及重大的傷害、財產和侵權紛爭，人們因為日常生活中緊密的接觸和互助合作而發生摩擦。接觸型糾紛在缺少私人性空間隔離的時期比較頻繁，八九十年代的接觸型糾紛一般發生在互助與合作領域。接觸性糾紛所體現的是人們日常交往的頻度和廣度，是熟人社會正常且正當的現象。比如婆媳關系、兄弟關系，他們住在一個屋檐底下，交往太頻繁了，即使分家也有矛盾產生。這種關系下人們的交往需要一套適合緊密熟人圈的規則體系來規范和救濟因密集交往帶來的接觸性糾紛，這一套規則體系以基本的倫理道德而非法律作為規訓的載體。②近些年來，隨著青壯年常年外出打工或經商，農村接觸性糾紛仍在減少之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村莊中自己人的“外化”和熟人社會的“陌生化”，這兩“化”導致的結果首先是村民相互間交往的頻率、深度和廣度都減弱，交往少了，接觸就少了，接觸性糾紛能夠產生的源頭被堵死，這類糾紛也就慢慢變少。
2．不斷增多的侵害型糾紛。侵害型糾紛是對他人名譽或財產的侵害而導致的村莊糾紛。這類糾紛一般發生在熟人社會的不同姓氏家庭之間，是“外人”對“自己人”的侵害。侵害型糾紛在一個緊密的熟人社會一般較為少見，在時期則幾乎沒有，這與私人占有財產較少有關，而在八九十年代雖然個體性的東西增多但因為熟人社會尚未“陌生化”，侵害型行為一般不為共同體的共識、規范和倫理所容忍，人們在無法逃離村莊本身的時候不會輕易做出違背村莊集體情感或冒遭受社區性懲罰的風險而對他人進行侵害。因此，在這段時期侵害型糾紛較少發生。［3］今天，整個村莊層面上，熟人之間出現“陌生化”，其交往規則也相應地變化，人們之間的關聯不再是通過“人情”來維系和強化，而是通過現實的利益紐帶關聯起來。為了蠅頭小利而兄弟相殘、叔侄反目的事例毫不鮮見，村莊共同體性質趨于瓦解。正是在這個村莊人際關系和交往規則大變遷的背景下，侵害性糾紛在八九十年代呈現出突飛猛長的趨勢。繼取消農業稅之后，大量國家資源投入農村，形成更多的利益機會，在獲取相關利益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爭斗更為顯性和功利化。
（二）農村糾紛的解決方式
1．罵街。罵街是熟人社會特有的現象，屬于比較典型的接觸性糾紛的解決方式。罵街人與對方當事人不直接接觸，而是向村莊的其他成員或在村莊的公共空間散發、發泄自己的不滿，將過錯歸結于對方并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達到丑化對方、美化自己的目的。這樣的糾紛并不牽涉當事人多大的利害關系，主要是個“面子”和情緒問題，一般人的勸說就能夠將事態穩住。［3］大部分鄉村特別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仍然存在村民認同與行動的單位———小親族，村民相互之間還存在比較高的交往頻度，因此罵街現象雖比九十年代前減少，但仍會是解決某些類型糾紛的有效手段。例如，田里蔬果被人偷摘，或者家畜毀壞莊稼而被人毒死的，苦主不會善罷甘休、自認倒霉，常常會在村落的公共空間咒罵，甚至到他所懷疑的村民住處附近一路罵過去，其他人也會對他的損失報以同情，對其咒罵的各種難聽的話保持容忍，甚至圍觀消遣、變相鼓勵。
2．詛咒（賭咒）、發誓。農村有一種比較特殊的解紛方式是詛咒（賭咒）、發誓，即當一些糾紛發生時，一方或雙方只要通過詛咒（賭咒）、發誓，糾紛就自然化解或了結。［4］詛咒（賭咒）、發誓同樣適用于熟人社會中糾紛的解決，它們自身的一元文化特質和共同心理基礎使其更具人性。對于那些只有當事者一方或者知曉事由，不涉及其他第三個知情人的糾紛，常常訴諸此種方式。由于熟人社會文化一元性已經有所瓦解，這種方式的有效性也已受到挑戰。
3．協商。當事者自行接觸化解糾紛的現象相對較少，一般是適用于很微小的爭執，所以第三人幫助和解的情形就較常發生了。第三人通常是一方的親戚朋友，受當事人所托去和對方進行交涉。例如，在村落里或者跨村發生的機動車傷害案，肇事方往往會想方設法通過親戚朋友關系尋找能與對方說得上話、辦事能力強的人去進行協商，希望獲得對方諒解，少支付一些賠償費用。
4．村莊原生精英調解。很多農村地區比較普遍以“門頭”、“門子”為人們的基本認同和行動單位。門子往往以五服內的兄弟、堂兄弟關系為基礎，其規模一般在十余戶至數十戶，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在門子內部，人們往往都認為彼此是“一家人”，而且都有一兩個公認的權威。①權威人物在調處門子內部糾紛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20世紀90年代以后，他們的話語權威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挑戰，也就越來越少介入到家庭及鄰里矛盾的解決中。
5．村組干部調解。村組干部屬于體制內權威，不少村莊糾紛調解工作主要由村組干部擔當，糾紛解決成為村組的主要工作之一，特別是地界糾紛、建房糾紛等小親族內部不易消化的糾紛，村民會直接找村組干部進行解決。在一些小親族不發達或者業已衰落的村莊，贍養糾紛、兄弟矛盾、夫妻吵架、鄰里相罵等也都由村組干部調解。實際上真正介入糾紛解決的往往只是村民小組組長或者屬于某個村民小組的村委干部，因為所謂“熟人社會”的狀態主要是在村民小組這個層面，所以只有村民小組內部的干部才可能對每家每戶、每個村民的情況了如指掌，調解糾紛的時候才會真正洞察糾紛的原始起因以及癥結所在，才會充分運用各種有效手段化解矛盾，甚至適時地對當事人打罵也會有助于息火罷憤。近幾年村組干部調解糾紛數量減少，這里有農村傳統性糾紛減少的原因，但還有以下因素不容忽視：一是村組干部缺乏治理矛盾糾紛的動力。取消農業稅后，村干部關心的是上級任務能否完成，而不愿意關心村組里糾紛解決等與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事務。另外，村組干部的待遇水平總體上偏低，遠遠不及外出打工者收入高，不少村組干部也出外打工，沒有心思和時間調解糾紛；二是村組干部缺乏解決糾紛所必備的資源。村組干部沒有權力資源，解決糾紛只能依據情理斡旋和勸說，這對那些有過出外務工經歷、見多識廣的村民起效甚微。
6．鄉鎮調解和司法途徑。鄉鎮調解和司法途徑被糾紛當事人援引的幾率相當低。就鄉鎮調解而言，雖然鄉鎮調解并無強制性，但在普通村民眼中，已經大致和打官司可以同日而語了，再加上距離較遠，因此一般不會去鄉鎮要求解決。而且凡去申請鄉鎮調解者，往往是村內干部沒能解決的糾紛，鄉鎮調解時還是會請村組干部協助，或者壓回村內解決，這樣不利于該當事人與村干部以后相處。盡管在大多數村民眼中，國家司法機構具有重要的位置，但他們對司法部門的印象是模糊的，常常對法院、派出所、司法所等不加區分，而且很少村民能準確指出當地最近的法庭所在地，不少村莊的訴訟適用率長久地保持零的紀錄。其實通過政府多年的普法活動，以及由于電視媒體的宣傳和其他間接的渠道，老百姓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現代的法律知識。但首先法庭和村子的空間距離一般較遠，利用起來不太方便；其次，法庭解決糾紛要收取訴訟費，這對尚不富裕的村民而言也是不小的障礙；最后還有心理上的距離，村民對司法資源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存在較多的懷疑，認為錢和關系主宰了以上糾紛解決機構，因此沒人沒錢的就不要打官司。而且打官司撕破面子，導致長久關系徹底決裂，將直接影響未來的潛在利益。有些地方的村民開始“親近”司法救濟的公力手段，但這種“親近”卻并非出于對司法救濟效果的認可或者對司法權威的信仰，更多的是出于功利性初衷將訴訟作為糾紛解決的一條“后路”，因為訴訟產生的法律裁判能夠賦予他們在其他村民、村干部和鄉鎮政府面前更大的話語權。
（三）我國農村糾紛解決現狀的綜合評價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不同地區的農村糾紛解決盡管倚重點有所區別，但總體而言，村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糾紛，多數能夠通過村莊內部解決機制“自治”化解，國家力量的介入只是常規手段的例外情形。有些村莊糾紛（主要是侵害型糾紛）找不到任何一種有效的解決辦法，處于無救濟狀態，如果糾紛涉及利益較大，制度外資源解決不了，正式制度資源昂貴而難以賦用，村民可選擇的通常還有兩條路：一是暫時吃虧隱忍，期待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再算舊賬；二是上訪，通過向上級申訴使糾紛得以解決，但這是一條漫長艱辛且充滿著太多未知數的道路，上訪人必須具備堅強的、百折不撓的意志和勇氣。有些糾紛甚至有地方小混混介入解決，雖然這種情形還不是很多，但它打破了村莊原有的平衡，更嚴重的是它強烈沖擊了原有熟人社會的治理邏輯，彰顯出一個陌生人社會且過于依賴橫暴力量的叢林邏輯，其潛在的影響是十分惡劣和深遠的。我國農村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已經由熟人社會走向了半熟人社會，原先具有自治功能的村落共同體已趨于瓦解。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權力從一定程度上退出了農村社會，民間宗法禮俗雖有回潮苗頭卻并沒有復生。取消農業稅之后，基層政府注意力由農村、農業轉移到招商引資、小城鎮建設，村一級消極配合完成基層政府的工作，由此也失去了為村子謀取福利的有效手段和權威資源，失去了本有的整合村內資源、聚攏人心的力量。很多時候，村民是游散的個體，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知道誰是自己的利益代表。［5］今天，作為農業大國的我們尚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漫長旅途，這將繼續促進農村社會加速轉型，其影響之深刻可謂是“千年未有之變局”，鄉村本有的共同體性質將進一步被拆解，農民也將進一步原子化，侵害型糾紛還會持續增加，發生糾紛后向誰求助、如何解決，都將進一步成為問題，而分散的社會并不能產生有權威的糾紛解決機構，即使法院處理的糾紛也又可能引發涉訴信訪。
我國農村糾紛的自治性解決———理念與框架
（一）農村社會加強自治性組織建設的必然性
我國正逐步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和權利本位轉變、從依靠暴力強制的管理型社會向依靠社會各種力量協調治理的自治型社會轉變的趨勢。農村社會應當建立新型社會自治組織，這種自治體系以服務為內容，治理主體與治理客體之間會發生經常性的易位，也就是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的界限已經被打破，每一個人都是服務者，同時每一個人又都是服務的接受者，即“人人為人人服務”，［6］是一種凝聚力非常強、可以作為內部成員歸依處的共同體。從糾紛解決的角度而言，農村社會也需要加強自治組織建設：第一，有效預防和解決村內糾紛需要農村基層社會自組織化。自治性共同體內部具有很強的自我消化糾紛的能力。在共同體內部，成員間相互交往的方面很多，并且所有人都會預期這些互動會持續到未來。成員之間發生的任何糾紛只是其全面交織的持續關系中的一根線。只要總賬目是平衡的，那么無論哪一方都無需關心有哪些具體賬目還不平衡。這樣的賬目記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如果一位成員因為另一位成員而受了輕微損失，他可能會作出聲明，但未必會要求賠償，因為未來的交往會提供足夠的機會來償還舊賬，兩賬抵消，雙方都會比較滿意，所以自治性共同體對于成員間的糾紛具有很強的“自凈”功能，生活于其中的成員也會擁有更多的和平與安寧。①第二，有效解決“涉外”糾紛需要村民擁有可以歸屬依賴的自治性組織。對于涉及共同體成員與外人之間的糾紛，共同體會成為其成員強大的后盾和利益代表，增強其交涉和談判實力。當前村民日益呈現出原子化趨勢，他們對村落缺乏認同感和歸依感，特別是當他們遭遇外來侵害時更會感到求助無門，請社會混混幫忙還可能遺留后患，因此落單的農民急需組織起來重獲力量。第三，農村重建自治組織具有先天優勢。健康良好的社群生活是人類的天然需求，農村重建自治性組織更有其天然優勢：其一，村落固有其邊界，盡管現在村落邊界在不斷地開放，但成員們尋根究底都是同宗同族、沾親帶故、世代相依的“自己人”。其二，村莊已有其豐富的內生性規范。很多田野調查證實，中國絕大多數村莊都處在“法律的不毛之地”，人們主要通過村莊的內生性規范和內生機制來解決生活中的大多數爭議，盡管對村民來說，這些內生性規范常常是習以為常、熟視無睹而未加闡明的。［7］
（二）我國農村糾紛自治性解決的理念培育
1．法治理念。加強農村基層社會法治理念意識的培育是自治性糾紛解決機制重建的前提。法治國家的面相是，從政府、組織到個人，都自覺以法律為言行之規矩，違法則要接受相應的懲罰性后果。傳統農民距離國家正式法律比較遙遠，農村生活秩序主要靠區域風俗習慣得以維持。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將會打破傳統生活方式，原有的習慣規則隨之會逐漸失去效用。及時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培養信法、守法的公民素質十分迫切，否則極易蛻變為叢林邏輯下的“黑色”解決。
2．契約精神。契約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也是市場經濟得以迅猛發展的制度和精神基礎。農村糾紛的自治性解決機制沒有國家強制力的介入，本質上是當事者的自行協商或者在第三人的主持下討價還價，達成協議（即契約）、自主解決，其有效運行的基礎在于包容、尊重與合作，這需要培養現代契約精神。首先，現代契約精神彰顯自由和平等，如果沒有意志自由或者缺乏法律上的平等，締結契約就會演變成強迫、壓制，就會成為一方變相剝奪另一方利益的行為；其次，現代契約精神內在地要求締約人誠實守信，從契約的締結到契約生效、履行，都必須以各方當事人的忠實信守自己的承諾為先決條件，“契約即立約人之間的法律”；最后，現代契約精神還充分體現了現代法律的權利性特征，強調把當事人的利益追求置于首位，契約相對人必須恪守自己的承諾，盡力配合對方利益的事項，其他社會主體同樣要尊重當事人的契約利益追求。契約精神以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定程度上在當今農村有所缺失，而缺乏契約精神，自治性解決糾紛就失去建立的基礎，國家司法制度運作的有效性也無法保障。
（三）我國農村糾紛自治性解決機制的框架設想
1．我國農村社會自治性組織的類型和發展模式。農村自治性組織的類型。社會自治的基礎在于社會成員對社區的認同和歸依感。而社會對其成員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決定了成員的社區認同度，也是社區在解決糾紛方面獲取權威的基礎。有的地方農民自發地成立互助組，選舉社區理事會，制定章程，以“議事懇談會”的方式討論決定社區的重大事項，組織農民開展修路、水利、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成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的組織。［8］有的地方農民根據當地農業經濟產業化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成立了各種行業協會。凡是有助于農村社會秩序維系、不抵觸國家法律的民間組織形態，都應當具有其生存的空間。這些自治性組織可以充當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信息溝通、市場開拓、交易談判、維護成員利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樣的組織既能夠體現民意、又能夠維護公共利益，可以很快在農民中樹立起威信。［5］必須明確的是，在扶持、鼓勵各類農村自治性組織發展的同時，村民委員會作為國家憲法明確規定的基層民眾自治的基本形式應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建設，并以村民委員會統攝其他類型的自治組織。當前形勢下，加強村委會建設的第一要務是讓村委會重新獲得權威資源，增強村委會解決糾紛的能力。鑒于農村社會熟人性質弱化，現代法治精神借助各種媒介逐漸浸染到村民的生活之中，村落社區中的人們在行事時，已經不會置法律于身外，日益具有現代性的鄉村與現代性的國家法律之間越來越親和了，因此村委會應當具備法治精神，熟悉基本的法律規則，以迎合村民希望糾紛能夠在國家法律層面得到公正評判的心理期許。所以，用法治精神和法律規則武裝村委會將是建構農村基層社會自治能力的落腳點和依托地。具體方式包括政府專門組織的法律培訓、法科大學生任村官、職業法律工作者提供個案咨詢等。農村自治性組織的發展模式。在農村重建自治性組織的初期，離不開政府的推動，但從長遠來看，自治主要依靠農村社會自己實現。當前的農村村民自治總的來說是由國家啟動和主導的，屬于政府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但是，農民與國家利益關系如今已經有了重大的調整和變化，鄉村社會的基本利益需求已難以從正常的“制度性利益供給”中獲得，這決定了村民自治不可能完全依賴政府推行，否則一旦政府提供的資源縮減或者枯竭，村民自治就會萎縮。因此，國家可以逐步淡化其在推進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和治理方面的功利化訴求，把村民自治視為重建鄉村社會秩序，提高自治組織能力和自我消解糾紛能力的一場實踐，并為鄉村社會自組織形態的形成創造寬松氛圍，而不宜過分干預，更不必包辦代替。［5］
2．以村委會調解為核心的多元自治性糾紛解決方式并存的框架設想。分散的社會不能產生有權威的糾紛解決機構，而權威糾紛解決機構也僅能夠化解共同體內的部分糾紛，多數糾紛是在緊密的共同體內部私下消解的。私力救濟方式。目前可以包括農村社會普遍存在的罵街、詛咒（賭咒）、發誓等。大多數農村糾紛均可經由私力救濟方式得以解決，比如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請第三人說和。罵街、詛咒（賭咒）、發誓等雖無法律上的依據，但只要無傷善良風俗、不對他人進行詆毀誹謗、不蠱惑人心，即只要其行為不在法律明令禁止之列，都應當保有其位。隨著村委會管理、組織、調控村共同體能力的增強，隨著村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眼界見識的開拓、法治理念的塑造，罵街、詛咒（賭咒）、發誓這些雖上不了臺面，卻又無傷大雅且化解糾紛效果顯著的的民間“秘方”將會以更恰當的形式繼續發揮其獨有的作用。當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請第三人說和的方式應當繼續得到鼓勵和支持。至于法律明文禁止的私力救濟方式將會隨著政府打壓和其他救濟方式的良性發展而日益失去市場。社會救濟方式。村民委員會調解理將成為鄉村社會救濟的核心。村民委員會是憲法層面規定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律地位高，又有多年的自治實踐經驗；村委干部一般都是村里威信高、能力強的精英人物，很多情形下他們同時又是村內小親族的核心權威，比一般村民擁有更多的化解糾紛的制度內外資源；與村外調解機構（如司法所調解）相比，村委會成員對各家各戶情況熟悉，熟知每位村民脾氣性格，在處理糾紛時更容易拿捏得當，所以村委會調解還應加強。宗族、家族或者小親族內的權威人物調解糾紛雖已衰微，但對于其內部關系的協調作用仍不可忽視，因此也屬于村委調解統攝之下的社會救濟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宗族調解的暴力化和非法化，如濫用私刑、倚強欺弱等，這就需要其他糾紛解決渠道暢通可及。其他的自治性社會組織可以對其行業內部成員之間的糾紛進行調解，也可以在其成員與組織外成員發生糾紛時出面幫助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