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的農村社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新農村建設的農村社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研究現狀

目前，關于農村社會發展問題和新農建建設，已有很多不乏有洞見的著述，歸結起來有以下幾方面。一，從城鄉二元結構角度關注農村社會發展。城鄉二元的體制對農村社會有不利影響，農村缺乏資金，勞動力和知識技術（覃國慈，2010），加上城鄉教育資源不平衡、賤農主義的產生，催生了城鄉當前諸多問題（張玉林，2006，2012）。二，從農村社會問題的角度關注農村社會發展。農村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環境問題，對農村社會發展有不利影響（周大明，2006）。農民工、鄉村留守兒童、空巢家庭等問題的出現是鄉土社會結構瓦解的表現，不利于鄉村社會的持續發展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張玉林，2006，2012）。林聚任對鄉村信任和社會資本重建的研究和王曉毅對轉型時期農村社會沖突的研究表明，農村社會轉型困難重重（林聚任，2007；王曉毅，2009）。三，從農村社會管理的角度研究農村社區治理，比如《創建新農村社會管理》、《村域發展管理研究》，從現性的角度對農村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進行了梳理（楊沛英，2012；陳鳳榮、趙興泉、王景新，2011）。四，以人類學、社會調查來描繪農村社會變化，如浙江義烏樂村非農經濟從副業轉為主業的變遷，河北趙縣廟會文化對當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趙旭東，2008），孟村中鄉村知識分子的作用（胡楊，2009），農民通過組織起來增加生產效益，增強對抗市場風險的關中水利社會（石峰，2009；姚周輝、何華湘，2011）等等。五，關注新農村建設的實現方式。新農村的建設模式當前主要有城市化和鄉土社會重構兩種思路，陸益龍的后鄉土社會和新農村研究和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比較肯定了新農村建設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認為促進農民進城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未來（陸益龍，2010）；溫鐵軍、賀雪峰、于建嶸等通過鄉村建設實驗解讀了鄉村居民對于非經濟利益的重視，探索了和城市化農村社會建設模式不同的模式，重視非經濟利益，可以補償經濟效益較低的不足，主張建立村民互助組織和協會提高農民的幸福水平，通過較少的經濟利益獲得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賀雪峰，2006）。綜合已有的幾類研究，在以下方面尚有可為：一是大多偏向于個案問題，較少對已有的農村建設進行系統的和整體的反思和審視，較少有對農村社區建設進行系統的反思研究。二是偏重經濟視角的考量，對各種問題的現狀描述和原因的推究大都集中在經濟領域。三是缺乏對鄉村文化生活和生產方式建設的重視。從另外一方面說，這些研究也深刻地探究了新農村建設、農村新型社區化的前因后果及問題的解決措施，值得后來者借鑒。本文對這一研究作了進一步思考。

二、回顧與困擾：新農村建設的大背景

農村社會面臨的諸多困境有其歷史根源和產生過程，洞悉新農村建設的大背景有助于厘清正在困擾鄉村社會問題的形成過程，看清根源所在，對癥下藥，“防微杜漸”。新農村的大背景主要有農村社會自身背景和現代化、城市化、市場化下的中國現實背景。

1．鄉土社會的獨特性在人們按照現代社會理論對農村改造之前，農村社會有個原型，這個原型我們可稱之為“鄉土社會”（費孝通），“農民社會”（莊孔韶）或“鄉民社會”（楊敏，2007）。恰亞諾夫以“社會農學”來闡釋農民經濟有自己獨特的體系，遵循自身的邏輯和原則；格爾茲以“內卷化”（involution）理論描述阻礙了現代經濟的成長的傳統農業的密集化；黃宗智進一步引伸為“過密化”，認為勞動的超密度投入，農戶的“低邊際報酬”耐受力，形成了傳統農業在過量勞動力的情況下運作；莊孔韶則指出傳統農業“以不變應萬變”的韌性狀態，并稱之為“不死的小農經濟”（楊敏，2007）。中國鄉土社會既不同于馬林諾斯基時代看到的所謂部落社會，也不同于工業革命后的工業社會和城市社會，更不同于現在我們看到的農村社會。它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逐漸內隱，以文化或者文化殘余的模式在社會生活中、在農民的邏輯中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空間的高度復合性。農民生活的空間既是物質再生產空間也是文化再生產的空間，又是人情關系生產空間。第二是高度的同質性。高度同質性源于村民在同樣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從事相同的生產和生活，沿襲著同樣的傳統。基于血緣和地緣的認同模式，也更容易相互適應和產生情感認同，造成村民在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相似，因而農村居民在生產生活上并不適應快節奏、不穩定、高度分化的職業生活，注重效率、效益和注重經濟利益和自我呈現的城市生活。第三，高度的人情關系嵌入與文化嵌入。由于農村資源的高度匱乏和自然風險，家庭只有和村落宗族利益綁在一起，才能更加保障基本的生存。家庭是農村社會生產生活最基本的單位，承擔著所有基本社會功能；另一方面農村社會的宗族、村落共同體的紐帶有基本保障和協助功能，生存倫理和道義經濟模式意味著個人在家庭乃至家族和村莊社會的重要性（王曉毅，2009）。農村居民從生來就必須置身于一種等級分明、區分精細的親屬關系網絡，并伴隨著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基于血緣的禮俗規范。這種規范外化為家族的秩序，調節著成員關系。這種禮俗也就在血緣、地緣群體的世代繼替中演變成傳統。村內社會關系的高度濃縮性和復合性，意味著行政組織的處理方式往往不能起效，作為鄉間的調節作用的父老或者知識分子卻往往具有重要的組織作用（石峰，2009；折曉葉，2009；郭于華，2009；王曉毅，2009；何宏光、李遠行，2008）。第四，組織的重疊與權威的集中。由于人口較少、職業相同、資源有限等條件限制，以及鄉村道德觀念的制約，村落中組織或集團的分化遠不如城市明顯。少數組織限于村內并相互重疊，村際組織極為少見。高重疊性組織對其成員的約束力更高，成員的共同體意識也較強。組織的重疊也通常導致其領導者的重疊，權力往往向少數人集中，從而形成權威主義統治。民眾往往比較相信權威，也容易服從權力安排。例如，在歷史上，保長里正同時也是族長、地主，而現在，村長往往是當地勢力最大的人，也是最受信賴的人。在現代性、城市化和經濟市場化的推涌下，當今農村社會雖已經有很大變化，但農村社會仍以其自有的邏輯和機制頑強地存在著、運行著。只有正視和理解這種獨特性和內生邏輯，農村社會建設才能真正適合農村社會的本質要求。

2．現代化、城市化和市場化與農村社會轉型現代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對農村社會的發展有著特別重大的影響。現代化對農村社會影響最為長久，從近代企業文化開始，工業品就已經開始對農業社會有緩慢的影響。但長期以來，現代化只是影響了人們生活的器物層面，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組織方式都繼續保持著原來的樣態，即使是到了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之前，農村社會的環境和生活方式都還保留較多的原本樣態，只是在改革開放后，市場化和快速城市化，給農村社會帶來巨大變遷。首先，從生產格局上看，市場化之后，雖然改變了農村生產資料稀缺的狀況，生產現代化加快，但生產格局也發生轉變，農業生產由原來的自給式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增加了對市場的依賴程度，農村社會對于外在于其文化之外的市場卻無可奈何（王曉毅，2009）。市場對于農產品貢獻十分有限，但農民卻必須付出巨大代價，無論是教育、醫療、農業現代化投資，還是市場和農業現代化需求帶來的支出增長，農民只能通過非農收入彌補這種收支不平衡。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農民通過教育和培訓等方面的投入實現現代化是一種進步的時候，實際上“背后有著一種不合理的二元論邏輯———農村社會是與現代文明相對立的，他們代表的是落后和傳統，是需要被改造的”（王曉毅，2009）。第二從社會結構來說，以同質性高度穩定見稱的農村社會開始解構（張玉林，2006；周大明，2006）。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流向城市，對農業經濟的收入和對鄉村依賴減弱，但由于文化風俗、市民待遇、戶籍制度等多方面障礙，他們又很難融入城市社會（王曉毅，2009）。另一方面穩定的鄉村社會結構受到劇烈的沖擊，既缺少生產和生活再生產的知識精英、勞動力，也缺少農業技術精英，更沒有農村社會組織變革的決策精英，農村社會已經全面出現塌陷、萎縮和衰落（張玉林，2006；周大明，2006）。第三從農村社會的生態環境方面來說，市場化和快速城市化造成農村生態急劇惡化。農村城市化過程加快，粗放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得污染環境的速度大大超越環境的自凈力；另一方面，市場化和現代化引入的生產模式割裂與自然的聯系，生產了許多自然無法在短期內降解的工業產品，而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對人的過度消費的挖掘又加劇了這種過度生產的趨勢（張玉林，2013）。許多鄉村通過自身的摸索，雖然成功通過發展的先機走上城市化的道路，但侵入村莊的外資對社會本身既沒有庇護的義務，也沒有發展的長期考慮，不少企業主為了降低成本，大量向環境排污，使得鄉村社會環境遭到很大的污染，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的早期尚輕緩，但隨著市場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擴張，工業生產污染和生態破壞開始迅速“普及”。

因處理能力有限，城市污染開始“上山下鄉”。大量未經無害化處理的生活垃圾轉移到農村，一些郊區和農村已成為城市生活垃圾的存放地，占用和毀損了大量的道路、土地，污染了空氣和水源，成為農村環境最大的污染源之一（陳文勝、王文強，2007）。第四從社會管理模式來看，國家和現代化對傳統鄉村的政治改造和動員，已經瓦解傳統管理模式。由于一直強調村干部的行政化和經濟功能，加上鄉村社會的特質，鄉村管理模式還有很多缺陷和不足，集權專斷并不鮮見，基層干部和鄉村居民的關系緊張。雖然政府實行了廣泛的基層村民自治和村民選舉，也有家族等非制度的參與和控制，但是還沒有比較可行的科學選舉和決策方案。第五從城鄉關系來看，城鄉二元結構開始形成并呈現出固化的態勢。我國的二元社會結構既有長期傳統社會忽視鄉村社會建設、傳統和現代性對抗中鄉村的弱勢地位等歷史因素影響，也與建國后保障新生政權增強綜合國力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城鄉分離制度有關，更有著近些年來盛行的城市中心主義、賤農主義和消費主義等現實社會方面的影響。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固化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是結構性的，它在城鄉資源、資金、人才等方面對農村社會的發展和城鄉社會和諧發展有著極其嚴重的不利影響（陸益龍，2010），也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決定也把它作為主要制度性障礙來處理。從城鄉二元分立的程度和破除難度來看，它確實是中國特有（覃國慈，2010）。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新農村社會建設面臨如下任務：第一、解決農村可持續增長問題，消除城鄉經濟差異。第二、解決農村現今日漸空巢化的趨勢。第三、改變日漸惡化的環境問題狀態。第四、實現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可持續發展。第五、建設高效科學讓人民滿意的科學決策和領導體制。第六、建立一個和諧寧靜的新鄉土文明。從上面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市場化條件下，迅速的城市化和農村社會工業化是產生環境污染、農民工生存狀態、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留守婦女、空巢老人等問題的關鍵。如何戰略審視農村社會的現實和未來、探索新農村建設的正確路徑，則是農村社會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治本之舉。

三、新農村建設的路徑探索

1．農村社會建設的經驗和兩種路徑

農村社會何去何從關系甚遠，有必要借鑒國內外建設經驗和成果。國外方面，韓國1970年開始倡導的以國民精神為內核的“新村運動”，強調“勤勉、自助、合作”精神，這種精神后來擴展到城市，成為民族自立的國民精神（覃國慈，2010）。印度克拉拉邦起源于1962年的“人民科學運動”和始于1996年的“人民計劃運動”，通過基層政府和社會對農村在科學和技術上給予幫助和指導，取得了巨大成功（覃國慈，2010）。日本的社區互助模式也值得學習。在國內，農村建設也有不少的成功典型，如南街村、華西村、長江村、小崗村等。新農村社會建設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經驗，比如溫鐵軍在河北參與合作的生態村莊建設模式，賀雪峰在湖北組織的老人協會，于建嶸在貴州興義參與的新農村建設模式，趙旭東從文化人類學所體察到的廟會經濟等。總的來說，農村建設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是農村城市化的思路，主張轉型為城市，或者離土又離鄉、逃離鄉村、趕農民進城進行打工實現經濟增長。從媒體、官方和學界態度看，這種方式已成為主流聲音，很多省市都在大打滅村運動，似乎新農村建設的唯一出路就是趕農民進城。但從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發展的現狀來看，這種模式有很大的缺陷：首先這種模式如何應對消費文化主導模式下對資源和能量大量消耗的需求，又在多大程度上解決未來的農村社會的空巢狀況，以及農民工家庭分離和農民工流動，都還是問題。另外城市化的農村發展需要機遇和資源，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國共有行政村691510個，除了個別地緣優勢的村莊，那些一般意義的村莊的路又在何方？又如何保證他們不在城鄉之間流動。第二種農村建設模式，通過強調內部資源的整合促進社會發展，以村莊自身建設為核心，整合內部資源，互助合作，重視文化娛樂、情感價值等非經濟收益，實現整體生活質量的提高。其意義在于一方面抵御了市場化風險，另一方面抵御了消費主義帶來的幸福感快速剝離。使得農民在消費較低的情況下也能獲得相當滿意的生活質量（賀雪峰，2006）。

2．新農村建設的正確道路

針對當前國家總體資源匱乏，城市資源消耗過大，城鄉污染加重，農村增收困難，農村社會衰落的現狀，我們認為，新農村建設必須選擇依靠鄉村社會內生力量，通過內部整合，實行結合農業社會特點農副結合的生態農業之路。具體有如下要點：第一，加強社區建設。有別于傳統鄉村聚落的自然模式和現在農村社會的行政模式，社會建設考慮整體社會的功能和成員組織模式，以及成員的歸屬感營造方式。當今農村社會的特點和現在農村行政村的建設實際上是一種社區樣態。第二，增強農村文化建設。農村的地方性意味著文化消費的獨特性。情感價值的鄉土特質也有利于維護鄉村社會文化生活和生產的完整性，在很低的能量消耗下也可以獲得很高的生活滿意度，更可重構鄉村社會的結構。第三，加強各種農業、農民協會和互助組織的建設。農村社會的鄉土特質決定非經濟生活對農村居民的滿意度甚至有很大很大程度的影響。賀雪峰關于老年會和貴州婦女會的描述啟示我們，建立協會和合作組織，增進了人們的聯系和感情，提高了參與決策的群眾基礎和地方性知識的傳承。第四，重視知識分子對農村社會的決策參與，重視人才培養和科學技術的引進。知識分子在百姓心目中有較高的威望和地位，鄉村教師為代表的知識人才，也長期對社會發展做出過重點貢獻，他們在鄉土道德和鄉村社會人才培養方面都具有積極作用，并且對外界新知識有很高敏感度，因此農村社區的建設應該依靠他們的積極參與。同時通過本村大學生和大學生村官等的作用實現人才的培養和技術的引進，并積極吸引他們參與當地建設，不但能推動決策科學化，也為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發展積蓄力量。第五，在產業結構上推廣生態農業。優化的生態結構不僅可以對環境和生態有很好的保護作用，還對農業經濟和保障食品安全有重要作用，對農業增收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以農戶經濟為基礎開展生態農業，三位一體，“豬沼果”，或“豬沼菜”；如果以合作社為基礎，又可搞六位一體———以廁所和沼氣池為中心，加上溫室養豬、溫室蔬菜、加上魚塘和果園，人畜的排泄物全部進入沼氣池，循環利用。生態農業有很好的生態效益，也有很好的經濟效益。

四、結語

農村社會的建設必須結合農村實際，考慮農民的要求，考慮農村的前途。當前的城市化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城鄉流動問題、空巢問題、農村社會日漸嚴重的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情況下，積累了諸多問題，造成了環境、社會、文化、經濟、生態格局等全方位惡化，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考慮通過農村社會村莊內生力量整合，實現農村社會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再造以與外界力量良好互動。

作者：何宏光單位：南京審計學院公共經濟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