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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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接續產業選擇政策體系

資源型城市是伴隨資源的開發而興起的城市，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國內學者就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接續產業選擇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議題主要圍繞五個方面展開：一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界定；二是我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三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定量綜合評價；四是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選擇與發展；五是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產業轉型的對策。

一、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界定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主要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引申出來。李春林、何成輝、張旭（2005）指出，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指資源型城市中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科技與環境(概稱為PRESSE)的協調關系；而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形成和發展強烈地依賴于某種天賦資源和人類某種特殊的需要，資源型產業發展程度影響和決定一個城市在所屬的大區域中進行產業組織的能力，即能否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輻射更大的市場空間（鄭伯紅、廖榮華，2003）。

二、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

我國資源型城市普遍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經濟結構單一，增長缺乏后勁；下崗失業人員多，就業壓力大；居民生活困難， 社會矛盾積聚；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部分礦區存在地質災害隱患；人才相對匱乏，教育基礎薄弱（宋曉梧，2006）。張秀生，陳先勇（2002）從資源型城市類型差異的角度分析了我國不同類型資源型城市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他們指出，由礦業起步成為綜合發展程度較高的資源型城市三產發展次序較好，也比較重視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正面臨二次創業的資源型城市面臨著資源帶來經濟效益下降的威脅，單一的產業結構有待于優化；正處于發展期的資源型城市往往在發展中忽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環保意識不強，產業結構單一，容易走上礦竭城衰的怪圈；仍未擺脫傳統發展模式所遺留大量經濟和環境問題的資源型城市開發時間較長，畸形的單一超重型產業結構，使各種社會問題由于主體企業衰退而日益嚴重，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應及早采取應對措施使城市經濟復蘇。王建平、陳元朝（2006）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認為我國目前資源型城市存在的普遍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存在明顯的剛性，培養后續替代主導產業的能力不強，這是影響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三、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在開展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同時，也對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起初的重點放在可持續發展指標的概念、原則、框架構想等方面，后來的許多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有關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內容的各種設想，同時對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定量評價。隨著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進程的加快，相關的指標體系構建問題研究也成為此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例如，朱明峰、洪天求、葉 強（2005）以BP神經網絡為模型，借助Matlab語言對某資源型城市的國民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指標進行了分析預測，在數據采集和預處理的基礎上，設計程序來對網絡進行訓練，用訓練好的神經網絡預測未來的指標數據，并利用預測數據對城市發展趨勢進行分析；臧淑英、智瑞芝、孫學孟（2006）運用生態足跡理論方法，以大慶市為例，分析了該研究區域1980年～2001年的生態足跡動態變化情況，以定量評估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程度。

四、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選擇與發展

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障礙主要有：區位障礙、產業障礙、環境障礙、產權障礙、體制障礙、財力障礙和人才障礙（張米爾、武春友，2001）。國內學者主要從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發展模式，選擇原則、模型和方法等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1.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發展的模式。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主要任務是重新配置各類生產要素，將產業創新和產業拓展結合起來，培育新興產業。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一般作法主要有三種:(1)延伸產業鏈;(2)新型產業植入;(3)新主導產業扶持。此外，要根據資源型城市所處的不同階段，制定并實施不同的轉型策略，建立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選擇的分類模式（姚毓春等，2005）。資源型城市發展接續產業應堅持因地制宜、揚長避短的原則，選擇有利于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轉型模式，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接續產業的協調發展。

2.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選擇的模型與方法。高峰、張健、王學定、孫成權（2004）以白銀市為例，利用綜合評價值法計算了白銀市的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然后用特爾斐法對白銀市的接續主導產業進行了選擇。他們認為，資源型城市接續主導產業選擇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需求收入彈性系數和生產率上升原則、關聯效應原則、知識技術密集型原則、比較優勢原則等，接續主導產業的選擇可以采用產業綜合評價值法和特爾斐法等方法。

尹紅煒、孟憲忠、帥萍（2006）則構筑了以工業化階段分析、產業競爭力分析、產業發展動力分析、區位分析組成的PCDL模型來解決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選擇問題，并以東營為例，檢驗模型的有效性。應該說，這一研究擺脫了以往將主導產業選擇方法作為接續產業選擇方法的缺陷，在模型和指標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創新。

五、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產業轉型的政策建議

國內學者從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約束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提出了關于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和產業轉型的制度安排和對策建議。從統籌論的角度，焦華富、趙靜（2006）提出，為了促進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抓住四個統籌:1.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加強城市與區域聯系;2.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提高城市外向度;3.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健全社會保障體系;4.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營造良好的人居環境；從全球化的視角，張耀軍、成升魁、閔慶文（2002）提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源型城市應該:1.主動適應全球化趨勢，充分發揮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產業;2.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實現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變;3.有效保護資源，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4.完善資源市場體系，促進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

相比而言，張秀生，陳先勇（2002）關于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建議還是比較全面的。他們提出，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需要1.運用適度的產業調整援助政策，推動專業性工礦城市的結構轉換;2.營造良好的環境以保證產業結構的順利調整;3.選擇適當的支柱產業;4.促進城市與區域產業結構合理化;5.提高人口素質,加強科技隊伍的建設;6.深化市場化改革以及治理改良生態環境等。

六、簡要評述與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關于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接續產業選擇的研究，前期主要關注產業部門的合理配置與空間布局，后期的研究則更加關注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總體看來，雖然關于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數量在不斷增多，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1.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研究已于20世紀80年代基本結束，近年來緊密相關的國外文獻很少。此外，由于國外的資源型城市與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差異性，使得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成功經驗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有限。

2.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是從煤炭、石油等行業發展的角度，或者從工礦區建設的角度，或者是從煤炭城市、石油城市等具體類型的角度來探討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問題，研究的重心似乎集中在資源產業，而不是資源型城市，畢竟，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看問題，要遠比單純的從產業角度進行分析要復雜。

3.關于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研究的文獻，多數只建立了指標體系，提出評價方法，實證分析少。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進行全面研究的論文不多。構建的指標體系從結構上看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從經濟、社會、環境、資源角度來構建指標體系；另一類是從發展水平和協調水平的角度來構建指標體系。這些指標體系在結構上雖然相近，但在指標層上有較大的差別，都不夠全面（王菲，2006）。

4.整體而言，在研究內容上，多數成果只注重對城市產業結構的分析，關于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選擇的模型還不夠成熟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現有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論述，缺乏嚴密的分析論證和深入的理論探討；在對策建議方面，仍然停留在表層或某一側面，缺乏系統性。

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范文第2篇

>>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對策 淺析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發達國家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經驗 論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產業支撐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的對策研究 大力發展接續替代產業 推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 林業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探析 如何推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綜述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實證研究 大力促進東北地區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 大力促進我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 促進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以循環經濟理念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接續產業選擇國內研究綜述 從東營市的產業結構調整看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煤炭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模糊綜合評價及對策分析 資源型工礦城市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 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2]馬莉，葉強強.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中政府職能轉變研究[J].市場論壇，2014（5）：20-21.

[3]孫浩.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及轉型路徑探索[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3（32）：277.

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范文第3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能源開發；法制建設

Abstract：China’senergyandenergylegalconstructionareadvancingalongtheroa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realityofChina’senergydevelopmentrequirestheoptimizationofenergystructur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energy，especiallythenewandrenewableenergy.However，both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existinth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Toreasonablyexploitandutilizetheenergy，Chinamustpersistinsustainabledevelopmentprincipleandestablishrelevantlymaturelegalsystemthatfocusesonreasonableenergystructure，protectionandinnovationofenergytechnology，riskresolutionofenergysafety，andproperadjustmentandinterventionofenergymarket.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energydevelopment；legalsystemconstruction

一、可持續發展：中國能源發展及能源法制之路

1992年6月，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83個國家的政府首腦簽署了五個實現和貫徹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文件，其中《21世紀議程》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行動綱領。但是，《21世紀議程》并未直接對能源的使用提出明確的義務要求，而只是在交通通信部分的文本中提及需要更有效更環保地使用能源(注：《21世紀議程》第7.5段建議“在人類居住的地方促進可持續性能源和交通系統”。)。為了彌補這種缺憾，在事隔十年后的2002年9月4日，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通過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實施計劃》(又稱《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該實施計劃規定了《21世紀議程》遺漏的能源建議，將能源政策作為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核心部分，各國同意采取聯合行動“以充分增進人們獲得可靠廉價能源服務的機會以及實現在2015年前使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目標”。為此，各國一致贊同以下六項優先性建議：①“加強使用可靠、廉價、經濟上可行、社會上可接受且無害環境的能源服務和資源”。這就要求加速研究氫燃料電池技術，廣泛使用風能和太陽能，或在山區建設適宜的小水電設施。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各國必須“加強地區和國家合作，包括通過能力建設、財政和技術援助支持各國的努力”。②“進一步使用現代生物技術”。此項目承認將現存的農業或林業廢料用做能源財富的機會，使生物質利用商業化，并在農村地區加以使用。③“支持轉向使用較潔凈的液態和氣態燃料，這種使用被視為更加無害環境，社會上可接受且成本效率較高”。④“為了實現第一個建議目標，制定國家能源政策和管理框架，以幫助創造能源部門所需的經濟、社會和體制條件”。⑤“加強國際和區域合作”以便實現上述目標并再次“特別注意農村和偏遠地區”。⑥“加緊協助和促使貧窮人口獲得上文所述的能源系統”(注：《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第8(a)(b)(c)(d)(e)(f)段，參見[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魯克、[美]理查德·L·奧汀格主編的《能源法與可持續發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原著序言Ι”第10-11頁。)。《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宣言》及《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為世界各國的能源發展及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避免功利性的短期經濟目標；應該實行能源與環境、生態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政策；應該利用經濟和技術資源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氫能等)。

1994年我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對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確定了總的指導思想、發展模式和具體行動綱領。但是，《中國21世紀議程》只是規定對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在稅收、信貸和價格方面給予優惠(注：《中國21世紀議程》在2.16段(d)項規定：對環境污染治理、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廢物綜合利用和自然保護等社會公益性項目，在稅收、信貸和價格等方面給以必要的優惠。)，這種規定未能全面和明確地確立能源發展的戰略地位。然而，這種不明晰的狀態很快就得到了矯正，中國的能源發展必須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主要基于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背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義：一是中國經濟自2003年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周期以來，再次遭遇了能源瓶頸的限制。2005年，在政府宏觀調控作用下，能源緊張的局面稍微得以緩解，但能源缺口依然存在。二是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達到3.5億噸，其中50%左右需要進口。到202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為5億噸，其中60%需要進口。未來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和國際市場極大的不可預測性，將給中國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三是可持續發展對能源的要求。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都要以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作為前提和條件。如果其發展是以消耗浪費資源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實際上是以犧牲他人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求得部分人的發展，這種發展是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可持續發展“既不是經濟發展或社會發展，也不是單指生態繼續，而是指以經濟—社會—自然為中心的復合系統，是使人類在不超越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保持資源永續利用和提高生活質量”[1]。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如果能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就會破壞環境和生態甚至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因而，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建立可持續的能源支持系統和對環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了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方向，著力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結構、強化能源儲備，積極推進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以達到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服務的目的。“能源戰略的根本目標，就是要支持和保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一是支持年均7.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需求；二是能源的生產、消費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三是提高能源供給的安全性。”[2]基于國家發展改革委2007年4月《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的規定：十一五期間應“貫徹落實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的能源戰略，努力構筑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見，“十一五”期間能源將依循可持續發展理念而發展，并且與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相一致。在能源建設方面，其總體安排是：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此種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必須要有法制的支撐和法律的規制。因此，與之相適應的能源法制亦應“與時俱進”。

但是，與能源相關的法律如《節能法》、《煤炭法》、《電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間制定并實施的，由于當時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體制和機制條件尚不完備，因而，在法的規范和制度上未能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豐富內涵。現階段，能源法制建設應符合能源、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目標，200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盡管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但是由于過于原則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體適用性。目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時在抓緊《石油天然氣法》、《國家石油儲備管理條例》研究起草的前期準備，正在修訂《煤炭法》、《電力法》、《節能法》和《節能用電管理法》等法律法規，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將有助于全面推進我國能源領域的法制建設。

二、利弊共存：能源開發利用的客觀現實

能源可按相對比較的方法來分類：①一次能源與二次能源；②可再生能源與非可再生能源；③常規能源與新能源；④燃料能源與非燃料能源；⑤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3]2-3。人們常常將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并稱，這是因為它是能源領域的新技術，“新的和可再生的”是一個完整的含義，在英文中縮寫為NRSE(即newandrenewablesourcesofenergy)[3]25。一般而言，常規能源是指技術上比較成熟且已被大規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指尚未大規模利用、正在積極研究開發的能源。因而，煤、石油、天然氣以及大中型水電被看作常規能源，而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氫能等則為新能源，其中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為可再生能源，氫能是一種二次能源，其他則為一次能源[4]。

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范文第4篇

關鍵詞：商務區 城市 可持續發展 標準

商務區指一個國家或大城市里主要商務活動進行的地區，是一個城市、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樞。商務區高度集中了城市的經濟、科技和文化力量，作為城市的核心，具備金融、貿易、服務、展覽、咨詢等多種功能，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與通訊條件。因此，商務區是城市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IWA 9① 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管理框架是2011年ISO的國際研討會協議，IWA 9由法國提出，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法國、意大利、納米比亞、波蘭、英國和美國等國的23位專家參與制定。中國參與的專家來自北京、上海和沈陽等城市的中央商務區。法國AFNOR于2012年在IWA 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國際標準提案，并承擔了ISO/TMB于2012年2月批準成立的ISO/TC 268的秘書處，并由IWA 9的主要起草人Bernard擔任ISO/TC268的秘書。根據ISO/TC268的工作計劃，ISO/TC268將制定一系列城市下屬的新建區域和建成區域（包括商務區、工業園區、居民區等）可持續發展標準[1]。

一、IWA 9的基本框架

IWA 9為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管理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包括商務區的評價、對比和提高績效，并提出了一套供商務區衡量其經濟、社會、環境績效的指標體系。

IWA共分為6章，內容包括范圍、規范性引用、術語和定義、商務區可持續發展及可持續性的原則和概念、可持續性商務區規劃、應用商務區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性原則的框架，詳見表1：

二、IWA 9 的內容分析

（一）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為了有效管理商務區可持續發展，需要相應的決策和行動框架。IWA 9 為實現上述目標，對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十條原則，并建議商務區管理部門在提高和管理其經濟、環境、社會績效時應充分考慮上述原則：

一是責任性，商務區應對其社會、環境的影響承擔責任；二是透明性，商務區應清晰、準確、及時、正直、完整地公開影響社會、經濟、環境的決策和活動；三是社會責任，個人或群體開展各類行動的社會責任，及可能的法律或金融后果；四是長期考慮，做決策時應審查其短期、中期和長期影響；五是整體觀，考慮和評估商務區的可持續發展時，應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用全面的方法解決商務區生命周期內可持續性的各個方面的問題；六是平等性，商務區應客觀、平衡地考慮代際間和社會內部涉及環境保護、經濟效率、社會需求方面的問題；七是全球思維和本地行動，商務區采取敵方行動時應考慮其行動對本地、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八是有關各方的參與，分析有關各方的需求、在各自負責領域的貢獻和要求，及其參與的時機和影響；九是預防和風險管理，根據預防原則，通過風險管理，降低影響；其中，預防（避免風險）是指按照預防原則，以對未來的影響為基礎分析潛在風險，并防止其發生，風險管理（對確定的風險進行管理）包括一系列相互協調的行動，包括風險評估、風險處置、風險溝通等。十是持續改進，通過評估、核查、監測和交流等手段，提高與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各個方面的可持續性，包括經濟、環境、社會方面的績效。

運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按照上述原則，開發和管理商務區可對全球和地方的發展將帶來更多的益處，包括：更大的投資回報，提供更高效的勞動力，增大創造財富的機會，增強當地的生物多樣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

（二）商務區的特點和功能

每個商務區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商務區都有以下三個特點和功能。

首先，商務區不僅是一個單一的開發區域，也是建筑和土木工程的集成。一個商務區的開發、運營和改善有其生命周期，包括規劃、設計、建設、運營、維護、結束，或更新、重復使用或拆除。關于建筑環境生命周期計劃的詳細信息可參閱ISO 15686 系列標準。

其次，商務區是一個工作、生活的社會化區域。在商務區的生命周期內，應考慮如何為其用戶提供合適的工作、生活、學習、休閑和其他社會活動的條件，還應考慮各相關方的行為及其對商務區的技術和功能要求。通常相關方以此為基礎評價商務區的性能。

第三，商務區是各種不同活動和服務的組合。在商務區的整個生命周期內的運行階段，各種活動和服務，包括住宿、教育、醫療保健、休閑、安全等會影響相關各方。而這些活動和服務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影響應予以考慮。

（三）可持續性商務區的規劃

可持續性商務區的規劃步驟包括明確發展愿景、確定商務區邊界、制定發展目標、制定可持續性商務區戰略、資源計劃、組織、管理等環節，各環節的內容如下：

愿景和價值觀。商務區管理部門負責商務區的發展和管理，首要工作是明確商務區的愿景和價值觀。這將有助于幫助幫助各相關方了解商務區的宗旨，及其開展商務活動的前景和核心價值。

商務區邊界。做商務區規劃時應明確其邊界，IWA 9所指的“商務區”是商務區管理部門擁有控制權和影響力的一定區域及區域相關活動和服務，包括：商務區內所有建筑，包括辦公、居住、商業、教育、文化、娛樂和其他位于商務區的各類建筑；商務區的各類支持和維護服務；各類基礎設施，包括各類土木工程，如道路、公交車站和設施、隧道和地下設施網絡、停車場、貨物轉移和存放區、綠化區等。IWA 9提出，商務區應滿足以下條件：一是辦公樓面積占建筑面積50%以上；二是辦公用地占土地面積50%以上；商務雇員人數超過其他人員（包括居民、游客等）數量②。

目標。商務區管理部門應努力完成如下目標：確保提供安全、舒適、有競爭力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以促進商務區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全面的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和發展目標；證明可持續發展不僅是可實現的，各相關方也將通過可持續發展獲得經濟、社會、環境方面的豐厚回報；創新可持續發展方法，并在其他建筑環境使用。

可持續性商務區戰略。商務區管理部門應與有關各方建立聯絡關系，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確定環境、社會、經濟的關鍵因素和影響；二是確定經濟、環境和社會進步的目標和指標；三是制定和實施有效規劃；四是收集其它商務區的可持續性戰略方面的信息，建立基準并利用他們持續改進；五是鼓勵結合可持續發展的設計原則對建筑環境和基礎設施進行規劃；六是考慮計劃外事件（包括意外和緊急情況）可能造成的影響，制定計劃最大限度地減少計劃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降低其產生的影響；七是將商務區作為一個整體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體現。商務區管理部門應確保相關資源（包括財務、人力、技術和業務資源）以制定、實施、監測和提高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戰略。

治理。通過高效治理有助于調動各相關方參與戰略、決策、實施監管的積極性，提高組織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提高成本效益。商務區管理部門應鼓勵各相關方應在商務區整個生命周期里積極參與各階段的決策。

先期審查。商務區尋求制定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應與其可持續性戰略保持一致，應審查商務區的狀態，包括：明確經濟、環境和社會方面與商務區運作或異常情況（包括極端天氣情況、緊急情況或事故）相關；明確適用于商務區的法律和其他類型規范；檢查商務區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的程序和做法，包括與采購和合同等相關活動；前期經濟情況和事故評估；明確與商務區管理的相關各方的角色和地點。審查的工具和方法包括列表、訪談、直接檢查和測量，取決于審查對象的性質。

（四）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與監控

商務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包括以下步驟：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制定可持續性規劃、實施可持續性戰略、監測和評估可持續發展績效。

1、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

商務區管理部門應與其他利益相關方制定、實施并維護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政策。可持續發展政策應明確商務區要達到的可持續發展承諾，包括商務區內各類活動和服務。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政策不僅要確定政策的范圍和界限，還應明確商務區經濟、環境、社會方面的內容和相關問題，并考慮到商務區提供的涉及經濟、環境、社會方面的服務和活動。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政策應包括以下承諾：促進持續改進；確保實現目標的信息和必要資源的可用性；盡可能優先考慮居住在商業區內或附近社區的人就業；通過采購當地產的服務和產品，防止其不利于商務區戰略；遵守與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政策相關的地方法規、合同和其他要求；提供設定并評估目標的框架；定期審查和更新；所有相關方都能獲取。

2、制定可持續性規劃

制定可持續性規劃，首先可持續管理委員會（代表商務區管理部門）對商務區進行初始評估。商務區可持續管理委員會（成員來自各利益相關方）應制定商務區可持續經營和維護的標準；制定與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戰略一致的可持續供應鏈管理指南；定期評估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狀況，如有必要采取應對措施；確保信息透明并符合相關政策。

可持續管理委員會應采取PDCA（計劃―實施―檢查―行動）方法，其中：計劃是指按照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政策建立發展目標；實施是指實施過程；檢查是指依據可持續發展政策監測目標，并報告結果；行動是指采取措施持續提高可持續發展績效。

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明確經濟、環境、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些方面可能與下列的一個或幾個指標（按照首字母順序）相關。這些指標包括獲取服務、可獲取性、自然和文化遺產、排放至空氣土壤和水的物質、能源及能源利用效率、廢棄物的產生和處理、公共安全水平、增加就業機會、室內條件、資金和其他資源流動、土地使用、生態系統服務、危險品使用、自然資源使用、社會福利和舒適度水平等。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在制定、實施、維護和改進商務區可持續性戰略時，應評估這些方面的影響及其可能造成的重大風險。

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明確商務區應遵守的法規和其他要求，分析其如何應用于商務區經濟、環境、社會方面，并上報給商務區管理部門。商務區管理部門應確保上述提到的要求在制定、實施、維護其客場修行戰略時已充分考慮。

商務區應制定發展目標，以落實其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實現可持續發展政策包含的其他組織目標。制定和審查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相關計劃的過程是商務區保持和提高其相關領域績效的系統過程。管理和運營績效都能通過設置目標來解決。可衡量的績效指標可用于目標實現和持續改進過程的跟蹤。指標應客觀、可驗證、可重復、適合于商務區活動、產品和服務，并與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戰略一致。信息的質量和可獲得性取決于生命周期的各階段所關注的問題。指標可單獨或一起使用，但經驗表明后者更有效。

3、實施可持續戰略

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按照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政策及商務區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相關指標監測商務區經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進展。實施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制定相關政策保留記錄、開展內部審計。

4、監測和評估可持續發展績效

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定期監測和評價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的績效，確保其與可持續發展政策和目標一致。評價報告和評價結果應公開。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按計劃定期評審其可持續發展管理戰略，利用評審結果持續改進戰略、政策和目標，進而確保其有效性。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應保留評審結果以備將來使用。

三、IWA 9的主要特點

商務區是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備受世界各國重視。IWA 9按照可持續發展原則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商務區可持續發展戰略及實施框架。

（一）IWA 9提出按照PDCA方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PDCA方法是管理學中的一個通用模型，是一種具體管理手段和一套科學的工作程序，針對項目工作的質量目標按規劃、執行、檢查與改進行動來進行活動，以確保項目目標之達成，并進而促使品質持續改善。

IWA 9中PDCA方法的應用如圖1所示。

PDCA方法對提高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管理的效率有很大的益處，有助于商務區內經濟、環境、社會的協調發展，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目標。

（二）IWA 9提出了商務區經濟、環境和社會的目標建議

IWA 9 從經濟、環境和社會層面提出了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經濟方面。商務區應創建并維護高品質的建筑環境，采取生物氣候建筑設計（優化建筑設置，采取自然光熱優勢，降低冷卻需求），建筑和基礎設施采取生態設計（降低能耗，減少碳足跡），提供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降低風險、提高健康和安全水平，優化成本效益，確保融資等。

環境方面。在能源方面，商務區應控制其能源消耗總量、住宅建筑能源消耗量、辦公建筑能源消耗量和基礎設施能源消耗量，增加電力和熱力集中供應。在水資源方面，商務區應保護水的供應，并降低飲用水消耗量；優化雨水管理，減少洪水風險，優化城市雨水利用系統；優化廢水管理。固體廢棄物方面，商務區應限制建筑垃圾，限制土壤污染，減少廢棄物總量，增加有機廢棄物的利用，促進廢棄物循環利用，降低廢棄物收集造成的污染。在交通方面，商務區應盡量減少出行需求，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減少私家車使用，促進使用環境友好型燃料汽車。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商務區應保護現有物種，保護和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綠地，降低風險并提高商務區的健康和安全水平等。

社會方面。商務區應增強社會包容性，促進社會各階層融合，在商務區生命周期內的所有階段使用創新的思維和方法，推進相關方參與，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評估可持續管理的績效等。

IWA 9 建議各商務區結合自身可持續發展情況，提出發展計劃和響應的指標，以監測和評估商務區可持續發展狀況。

四、結論與建議

IWA 9是ISO的一項涉及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工作組協議。IWA 9不僅可用于不同類型的商務區管理工作，其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管理程序和方法還可在工業園區、居民區、學校校區、醫院院區等不同區域。目前，法國AFNOR還在開展工業園區可持續發展標準化的研究工作。目前，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商務區、工業園區建設發展迅速，應按照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不斷完善城市可持續發展標準體系[3]，建議盡快制定包括商務區、工業園區等在內的城市下屬各類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管理和評價標準。■

注：

①IWA，是International Workshop Agreement的縮寫，是ISO國際標準的一種形式。

②為避免重復計算，若在商務區內居住的商務人員計為商務雇員。

參考文獻：

[1]ISO/TC 268.ISO/TC 268 St-

rategic business plan draft revision strategy[R].2014

[2]ISO.IWA 9 Framework for m-

an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usiness districts[S].2011

[3]楊鋒，劉俊華.城市與社區可持續發展標準體系初探[J].2012（6）：6―9

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范文第5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能源開發；法制建設

Abstract:China’senergyandenergylegalconstructionareadvancingalongtheroa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realityofChina’senergydevelopmentrequirestheoptimizationofenergystructur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energy，especiallythenewandrenewableenergy.However，both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existinth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Toreasonablyexploitandutilizetheenergy，Chinamustpersistinsustainabledevelopmentprincipleandestablishrelevantlymaturelegalsystemthatfocusesonreasonableenergystructure，protectionandinnovationofenergytechnology，riskresolutionofenergysafety，andproperadjustmentandinterventionofenergymarket.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energydevelopment；legalsystemconstruction

一、可持續發展:中國能源發展及能源法制之路

1992年6月，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83個國家的政府首腦簽署了五個實現和貫徹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文件，其中《21世紀議程》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行動綱領。但是，《21世紀議程》并未直接對能源的使用提出明確的義務要求，而只是在交通通信部分的文本中提及需要更有效更環保地使用能源(注:《21世紀議程》第7.5段建議“在人類居住的地方促進可持續性能源和交通系統”。)。為了彌補這種缺憾，在事隔十年后的2002年9月4日，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通過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實施計劃》(又稱《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該實施計劃規定了《21世紀議程》遺漏的能源建議，將能源政策作為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核心部分，各國同意采取聯合行動“以充分增進人們獲得可靠廉價能源服務的機會以及實現在2015年前使貧困人口減少一半的目標”。為此，各國一致贊同以下六項優先性建議:①“加強使用可靠、廉價、經濟上可行、社會上可接受且無害環境的能源服務和資源”。這就要求加速研究氫燃料電池技術，廣泛使用風能和太陽能，或在山區建設適宜的小水電設施。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各國必須“加強地區和國家合作，包括通過能力建設、財政和技術援助支持各國的努力”。②“進一步使用現代生物技術”。此項目承認將現存的農業或林業廢料用做能源財富的機會，使生物質利用商業化，并在農村地區加以使用。③“支持轉向使用較潔凈的液態和氣態燃料，這種使用被視為更加無害環境，

社會上可接受且成本效率較高”。④“為了實現第一個建議目標，制定國家能源政策和管理框架，以幫助創造能源部門所需的經濟、社會和體制條件”。⑤“加強國際和區域合作”以便實現上述目標并再次“特別注意農村和偏遠地區”。⑥“加緊協助和促使貧窮人口獲得上文所述的能源系統”(注:《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第8(a)(b)(c)(d)(e)(f)段，參見[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魯克、[美]理查德·L·奧汀格主編的《能源法與可持續發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原著序言Ι”第10-11頁。)。《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宣言》及《約翰內斯堡實施計劃》為世界各國的能源發展及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避免功利性的短期經濟目標；應該實行能源與環境、生態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政策；應該利用經濟和技術資源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氫能等)。

1994年我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對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確定了總的指導思想、發展模式和具體行動綱領。但是，《中國21世紀議程》只是規定對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在稅收、信貸和價格方面給予優惠(注:《中國21世紀議程》在2.16段(d)項規定:對環境污染治理、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廢物綜合利用和自然保護等社會公益性項目，在稅收、信貸和價格等方面給以必要的優惠。)，這種規定未能全面和明確地確立能源發展的戰略地位。然而，這種不明晰的狀態很快就得到了矯正，中國的能源發展必須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主要基于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背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義:一是中國經濟自2003年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周期以來，再次遭遇了能源瓶頸的限制。2005年，在政府宏觀調控作用下，能源緊張的局面稍微得以緩解，但能源缺口依然存在。二是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達到3.5億噸，其中50%左右需要進口。到2020年，中國石油需求量預計將為5億噸，其中60%需要進口。未來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和國際市場極大的不可預測性，將給中國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三是可持續發展對能源的要求。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都要以一定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作為前提和條件。如果其發展是以消耗浪費資源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實際上是以犧牲他人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求得部分人的發展，這種發展是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可持續發展“既不是經濟發展或社會發展，也不是單指生態繼續，而是指以經濟—社會—自然為中心的復合系統，是使人類在不超越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保持資源永續利用和提高生活質量”[1]。能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如果能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就會破壞環境和生態甚至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因而，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建立可持續的能源支持系統和對環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方式。國家“十一五”規劃明確了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方向，著力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結構、強化能源儲備，積極推進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以達到為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服務的目的。“能源戰略的根本目標，就是要

支持和保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一是支持年均7.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需求；二是能源的生產、消費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三是提高能源供給的安全性。”[2]基于國家發展改革委2007年4月《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的規定:十一五期間應“貫徹落實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的能源戰略，努力構筑穩定、經濟、清潔的能源體系，以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支持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見，“十一五”期間能源將依循可持續發展理念而發展，并且與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相一致。在能源建設方面，其總體安排是: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此種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必須要有法制的支撐和法律的規制。因此，與之相適應的能源法制亦應“與時俱進”。

但是，與能源相關的法律如《節能法》、《煤炭法》、《電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間制定并實施的，由于當時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體制和機制條件尚不完備，因而，在法的規范和制度上未能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豐富內涵。現階段，能源法制建設應符合能源、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的目標，200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盡管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但是由于過于原則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體適用性。目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時在抓緊《石油天然氣法》、《國家石油儲備管理條例》研究起草的前期準備，正在修訂《煤炭法》、《電力法》、《節能法》和《節能用電管理法》等法律法規，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將有助于全面推進我國能源領域的法制建設。

二、利弊共存:能源開發利用的客觀現實

能源可按相對比較的方法來分類:①一次能源與二次能源；②可再生能源與非可再生能源；③常規能源與新能源；④燃料能源與非燃料能源；⑤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3]2-3。人們常常將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并稱，這是因為它是能源領域的新技術，“新的和可再生的”是一個完整的含義，在英文中縮寫為NRSE(即newandrenewablesourcesofenergy)[3]25。一般而言，常規能源是指技術上比較成熟且已被大規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指尚未大規模利用、正在積極研究開發的能源。因而，煤、石油、天然氣以及大中型水電被看作常規能源，而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氫能等則為新能源，其中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為可再生能源，氫能是一種二次能源，其他則為一次能源[4]。

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物質基礎，人類文明的進步實則都和能源的利用息息相關。現代社會，為了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不重視能源的開發利用和新能源的探尋。在今天，失去了能源的支持，社會將是無法想像的。然而，能源的開發利用盡管可以為人們帶來諸多好處，但是也會造成諸多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損害。事實上，任何一種能源包括新能源與可

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都會對環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諸如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惡化等。

對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氣的開采、燃燒、耗用等，都會給環境帶來損害。煤的開采會污染水質，其燃燒會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在石油的開發利用方面，采油尤其是注水采油會導致地面沉降；采煉中“放天燈”燃燒的廢氣會帶來一定的環境影響；在儲運中的燃爆與泄漏可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燃燒中的二氧化碳比煤略少，氮氧化物與煤相似，主要排放物是二氧化硫。天然氣是一種清潔能源，但也排放一定的氮氧化物(NOx)(注:大氣中的NOx幾乎有一半以上是由人為污染源所產生的。NOx污染主要來源于生產、生活中所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燃燒，是電力、化學、國防等工業以及鍋爐和內燃機等設備所排放氣體中的有毒物質之一。)，還有使用與傳輸中甲烷的損失與泄漏，其中還有一些氡隨之進入室內。水力發電盡管屬于一種可再生能源，但也可能引發自然(包括地表、水文、氣候等)、生物(野生動植物)、水體的物理化學性質、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變化。在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方面，生物質燃料在較差的爐灶中燃燒容易生成一氧化碳、煙及有機化合物；風力發電是發展最快的能源來源之一，但風力發電中使用旋轉的渦輪會殺死候鳥和本地鳥類；太陽能是一種很有效的能源手段，但太陽能電池在制造中會產生一些有害物質；在地熱利用中，溫泉水中會溶有石頭中的有害物質，地熱發電目前效率不高而且僅限于一些特殊地點，其使用也會帶出地下有害物質；而核能雖然具有比較清潔、產生溫室氣體數量少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比較小等優點，但卻存在核輻射的潛在風險以及對核廢料處理的擔憂。高技術能源的研究及生產會有助于氣候環境的改良，但由于技術上的局限，尚不能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對20億左右至今仍無法獲得可以負擔得起現代能源的人們幫助甚微，相反，可持續發展的新形式會要求一種經濟上可行、滿足需要、自力更生和無害環境的能源(注:有關能源的利弊兩面，可以參見王革華等編著的《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7頁；[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魯克、[美]理查德·L·奧汀格主編的《能源法與可持續發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禮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1頁。)。可見，能源的開發利用，總會存在正面和負面兩個向度的影響。如何才能使能源的開發利用趨利避害，無疑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此，一方面需要在技術層面上進行技術升級，使其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能源，并同時避免或減少不利影響的發生；另一方面需要在管理層面上強化管理質量，提高開發利用質量，并防止因能源管理不當而可能產生的危害。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借助法律的手段使能源開發利用最大限度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經濟、服務于環境、服務于可持續發展，同時只有通過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地防止因能源開發利用而可能產生的不利和損害。因此，興利除弊、趨利避害，必須要有因勢利導、健全完善的能源法制。

三、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確立

與興利除弊:能源法制及其完善

為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能源瓶頸，就必須要建立一套具有針對性的、切合我國現實的能源法制系統。換言之，我們只有建立了先進、完備的能源法制系統，才可能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解決能源發展的現實問題，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能源現實及其未來發展走向的考量，我們應將能源法制作為一項復雜系統的工程，而不能僅從立法層面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因此，我國當前的能源法制建設，除應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創制與修訂外，還應綜合考慮整個能源法律系統的完善以及與相關法律或政策的配套和銜接，并應考慮能源法的貫徹實施、人們的能源法制觀念以及能源法制價值導向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專就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一致的能源法制原則確立、促進能源合理開發利用的法制保障兩個方面提出建議。

1.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確立

能源的發展必須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人們一般認為，可持續發展可作為能源發展的一項倫理原則或國際法上的原則。在筆者看來，可持續發展不應僅僅作為能源發展的一項倫理原則，也不應只作為能源國際合作的一項原則，而應該作為一國國內能源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而得到確立。這是因為: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解釋法律、運用法律和發展法律的基調，是所有國家的關鍵性標準[5]。這一基準對于能源法制亦同樣適用，因而，有關能源的法制亦應貫徹這一基本理念，在能源法中確立其為一項基本原則。可持續發展，如果只是作為一項倫理原則或國際法原則而不能作為國內能源法的一項法律原則得到確立的話，那么，可持續發展就只能是一種“軟約束”，缺乏法律的強制力。失去了法律原則和法律觀念的支撐，可持續發展就會呈現出一種“脆弱的可持續性”，最終就會演變為不可持續發展。為保障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讓政府和相關企業一起遵循，就必須將可持續發展從倫理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

可持續能源的倫理原則有三個:一是生態可持續性原則(或稱種際正義原則)。人類必須以一種不危及地球生態系統完整性的方式開發利用能源。二是社會及經濟平等原則(或稱代內正義原則)。個人可以在平等基礎上按適當的標準獲取能源，并應允許其滿足能源需要。三是對后代負責的原則(或稱代際正義原則)。人們必須以一種不危及后代人滿足其能源需求能力的方式開發利用能源[5]。為避免這三項原則僅局限于一種道義或停留在紙面，就需要通過立法加以明確，通過法律的規定予以具體化，從而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具有可行性和適用性。通過這些具體化的規定，諸如:能源的開發利用應與環境保護相結合，能源的使用應友好于環境；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節約使用能源，減少浪費；應積極提倡、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應建立若干激勵機制；應提高公眾對能源問題的認識和參與程度；應設置能源安全和風險防范機制；能源開發利用的法律責任機制，等等，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由倫理原則向法制原則的嬗變。

2.能源法制保障架構

為保障能源的穩定安全、有序健康、合理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系統而健全的能源法制必不

少。為實現“十一五”時期我國能源建設的總體安排(有序發展煤炭；加快開發石油天然氣；在保護環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法制應在如下幾個方面建立有效的趨利避害機制:

①在能源結構方面，應實行能源多元化機制。基于中國能源儲備狀況和資源稟賦、現有產業與技術基礎，中國能源應建立能源結構調整法制，在法制的層面上落實結構調整的方向、步驟和時段，明確各種能源開采使用的數量與程度，特別是應明確水電、核電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助推措施，等等，從而促成能源多元格局的形成。

②在能源技術方面，應建立技術創新和保護機制。能源的發展和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技術是關鍵。因而，在技術法制方面，應充分支持先進技術和新技術的研究開發、推廣應用。在這方面，我國技術法制的完善還具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諸如技術研發優先領域的確定、技術強制標準的制定、技術研發的資助與獎勵、技術成果的轉化與采購、技術成果的保護、技術開發的合作與商業化等等。

③在能源安全方面，應建立能源安全與風險防范機制。能源安全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供給安全；二是能源使用安全。在能源供給安全方面，盡管是在國家戰略高度加以考慮，但尚停留在政策層面，而法制方面的建設幾乎處于空白。只有建立一種穩定的法律機制，方能克服能源供給面臨的不穩定性和消除不可預期的風險。為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給，法制應倡行:第一，節能，大力發展節能產品，降低能耗；第二，儲能，實行能源儲備制度；第三，開能，即開發替代能源，加強新能源技術開發，以替代傳統化石燃料能源等。在能源使用方面，則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確立各類主體的安全義務，通過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濟等多種途徑，防范風險的發生或使風險損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④在政府干預方面，應建立政府適當作為機制。由于能源不僅僅是一個使個人獲益的私物，它還同時涉及公眾事務，而且還與社會經濟和環境保護問題密切相關，因而，如果采取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或稱非干預主義)，就可能產生“公共地悲劇”，能源開發利用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將外部化。但是，如果政府進行過多干預，則能源的開發利用和發展就會失去動力，就會扭曲能源市場，同樣也是行不通的。因而，必須建立一種適當干預的機制，政府應在適當的領域以適當的方式干預能源產業和市場，諸如采取行政計劃、行政許可、行政指導、政府補貼、稅收激勵、優先采購等措施。

⑤在市場調節方面，應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機制。能源開發利用不可能完全和永久地依靠政府和行政干預，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并最終應依靠市場。在有序競爭的作用下，市場比政府能更好地配置資源。在市場機制方面，國家應通過法制，明晰能源產品的產權、確立公平的交易機制等等。但是，由于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在開發推廣的前期，其成本高昂，往往無法與常規能源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因而為了鼓勵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一些促其走向市場的舉措，如實行可再生能源

配額制、限制交易許可制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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