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范文第1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 公共政策 理論向度 現實路徑
問題綜述：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一）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現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日漸凸顯，氣候災害、極端天氣明顯增多，北方地區的水資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現象加劇，沿海地區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脅。2006年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預測，我國的氣候變化將會加劇，沿海地區的海平面將會繼續上升，并將嚴重影響水稻、小麥、玉米等農作物的生產。如今，我國已成為碳排放大國，2007年我國碳排放為約61億噸，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21%左右，成為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但我國的人均碳排放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如2006年美國人均碳排放為20噸，而我國僅為4.6噸。隨著我國能源需求的增長，我國的碳排放日益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根據《京都議定書》的有關原則與規定，我國并沒有減排義務與具體的減排指標，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仍將發展低碳經濟作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實施了積極的節能減排政策（金樂琴，2009）。2004年，我國政府出臺的《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明確了節能減排的目標；2005年我國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法》將生物質能、地熱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作為能源發展的新方向；2007年我國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優化能源結構、減少單位能源碳排放、建設低排放型社會的目標。
（二）制約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因素
1.經濟發展階段與低碳經濟發展存在矛盾。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與重工業快速發展期，根據國際經驗，這個時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會急劇增加。我國人口眾多，經濟規模之大、發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這必將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當前，我國正處于大規模建設時期，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多，建設中的大工程、大項目的數量多，但這種經濟擴張只是常規技術的簡單復制，會消耗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排放較多的溫室氣體。可以預測，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需求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使得低碳經濟發展受到嚴峻挑戰。
2.產業結構問題制約了我國低碳經濟發展。雖然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但科技創新能力仍然較差，缺少核心技術、關鍵技術、自主知識產權，在新能源開發利用、節能減排、先進裝備制造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此外，我國采用的是資源密集型、“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工業生產與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落后工藝多，有著明顯的高排放特征，并形成了很強的發展慣性，使經濟發展陷入“碳鎖定”的困境，這無疑會增加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成本。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比重過高，服務業發展滯后，在第二產業中重工業又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水泥、鋼鐵、火電等高能耗產業迅速擴張，使能源消耗與碳排放急劇增加（杜飛輪，2009）。
3.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制約了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我國資源儲存有著煤多油少的特點，煤炭資源豐富，約占全球儲量的13%，而石油儲量卻遠遠不能滿足國內能源需求，這種資源稟賦使我國形成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當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在我國能源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太陽能、風能、水能等新能源的比重尚不足10%。據有關部門統計，2009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據70%，而世界平均水平為29%。煤炭燃燒后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粉塵，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因而，我國的能源結構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4.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約了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當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宏觀管理機制不完善，低碳市場不健全，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標準、戰略規劃、政策體系等存在很多缺陷，關于碳排放的市場準入機制、低碳消費理念、低碳采購標準等尚不能滿足低碳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企業與行業仍是高碳運行。
理論向度：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理論
（一）公共產品理論
公共產品理論認為公共產品具有正外部性，在公共產品消費過程中會出現“搭便車”的行為，消費者可以不付費而享用產品，私人缺乏提供公共產品的動力，因此，通過市場機制不能實現公共產品供需平衡。由此可見，公共產品應由政府提供，而稅收就是公共產品的價格（付允等，2008）。發展低碳經濟，使用新能源、環保技術等可以減少碳排放，增加社會福利，但這樣會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因而企業缺少發展低碳經濟的內在動力，這時政府要對能產生正外部性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以補償企業損失的利潤。同樣，對碳排放過高、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政府應向其征收碳排放稅，以彌補污染環境而帶來的損失。
（二）技術創新理論
技術創新理論是通過技術理念或技術手段來研究技術對經濟增長、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性與貢獻度的理論體系。學者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改變生產要素與生產條件的組合方式，能夠促進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索洛、蘭斯?戴維斯等學者認為，技術創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與內生變量，創新環境、政策因素、產權因素等直接影響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理念創新等對低碳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如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低碳發展制度等直接影響著低碳經濟的發展。
（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用來描述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關系的。具體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會逐漸惡化，當經濟發展到臨界點時，生態環境就會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步好轉；但并非所有的國家都會呈現出這樣的發展態勢，因為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環境惡化超過臨界點，環境惡化就會呈現出不可逆轉的態勢，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來恢復生態環境。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啟示人們，工業化初期產生環境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應采取措施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發展低碳經濟可以減少環境污染，減少經濟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良性循環。
現實路徑：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選擇
（一）建立有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法律政策體系
2005年我國出臺了《可再生能源法》，這標志著新能源產業開始進入國家基本法的層面；2008年制定了《循環經濟促進法》，新法律要求發展循環經濟，實現低碳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雖然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已經出臺，但配套法規還不完善，缺乏實施細則與可操作性（朱四海，2009）。同時，由于我國的低碳市場尚不成熟，法制環境較差，導致相關法律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為此，應加強立法建設，制定與基本法相配套的法規政策，完善低碳經濟發展法律體系。
另外，應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應建立能源效率標準體系，完善能源標識制度，建立適合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金融、科技等政策體系，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持久動力；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為低碳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財稅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合理的財稅政策有利于低碳產業模式的建立。
例如可以通過稅收獎懲機制解決低碳發展帶來的市場外部性問題，通過對使用低碳技術、環保設備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對高污染、高消耗企業和資源出口型企業施以重稅，從而實現低碳發展；還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稅收體制改革、征收碳排放稅等方式發展低碳經濟。同時，政府應完善財政補貼制度，加大對新能源產業、文化產業等低碳產業的財政支持力度，加大對節能技術、環保技術研發的扶持力度，促進低碳經濟發展。金融業是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低碳經濟的迅速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撐。為此，應將碳金融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助推劑，鼓勵金融機構開發金融與環境互動的金融工具，引導社會資本投資低碳領域，通過金融市場培育低碳產業龍頭。
（二）調整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
發展低碳經濟是維護我國能源安全的必然選擇。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需求快速增加，對國際能源的依賴度也在不斷增加，為此，應積極開發新能源，發展低碳經濟來降低能耗。出于能源安全的考慮、資源稟賦的制約，我國建立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體系，這種能源結構成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大障礙（陳振明，2001）。因此優化能源結構，減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耗，開發利用清潔能源，成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舉措。為了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推進能源供應多元化，我國先后出臺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等法律規范。
同時，還應加大對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開發利用，開發清潔煤電技術和煤層氣資源，通過優化能源供給結構帶動能源消費結構調整，逐步提高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應根據低碳發展的理念調整產業結構，促進低碳生產與低碳消費，抑制高能耗產業的發展；通過產業發展規劃、政策引導等多種方式發展低碳產業，限制高能耗產品的出口。此外，服務業有著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特點，完全符合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因而應將現代服務業作為發展的重點，加大生產業、高端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優化產業結構；應通過發展現代農業、生態農業實現農業的優化升級，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淘汰落后產能等方式，優化工業生產，提高工業產品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
（三）強化低碳技術的研發
低碳技術關系到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決定著低碳經濟的發展。中央政策明確指出，應對低碳技術開發進行超前部署，建立低碳經濟發展的技術支持體系。因此，建立人才培養基地，加強專業科技人才的培養，創造有利于科技人才發展的環境，建立能體現人才價值的薪酬激勵機制，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低碳產業等關系到國家的能源安全與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國家通過宏觀政策進行扶持，需要政府積極參與能耗技術標準的制定、節能減排指標的實現、低碳技術交流等。
為此，政府應加強低碳技術研發資金投入，應對先進技術、新能源開發等給予政策優惠和財稅支持，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裝備制造的國產化水平（莊貴陽，2008）；完善低碳市場服務機制，扶持中介機構的發展，開展低碳行業的技術服務與認證活動，增強民眾對低碳產品的市場認同度。此外，應制定合理的技術引進政策，通過引進外資提高我國新能源產業、低碳產業的競爭度，提高先進技術的擴散程度。還要引進市場營銷、生產制造、組織管理等技術體系，在工程招標中可以附加技術含量的要求，迫使跨國公司提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破除新能源開發、節能減排等方面的技術壟斷。
綜上所述，發展低碳經濟是解決我國能源安全問題與環境危機的有效途徑，是建設“兩型”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為此，應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制定各種有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建立以政策法律為基本保障、以市場機制為資源配置手段的低碳經濟支持體系，促進低碳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金樂琴.中國如何理智應對低碳經濟的潮流[J].經濟學家，2009（3）
2.杜飛輪.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考[J].中國經貿導刊，2009（2）
3.付允等.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3）
4.朱四海.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選擇[J].發展研究，2009（5）
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范文第2篇
關鍵詞:城市化 城市化加速階段 問題及對策
一、安徽省城市化歷史進程及所處階段的判別
(一)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歷程
縱觀安徽省城市化發展歷程,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鎮數量的增加。1949年安徽省只有合肥、蕪湖、安慶、淮南和蚌埠5個城市;2008年,安徽省共有城市22座,其中地級市17個,縣級市5個,市轄區44個。二是城鎮人口的增長,城鎮化率不斷提高。1949年城鎮人口為266萬人,城鎮化率為8.69%;2008年,安徽省市鎮人口為2485萬人,城鎮化率為40.5%,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8.4個百分點,縮小到2008年的5.2個百分點。
筆者歸納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的特點如下:
首先,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從1953年的8.69%,到2008年提高到40.5%,年均提高0.58個百分點,而全國城市化速度為0.5個百分點,安徽省城市化速度均值高于全國。
其次,城市化進程滯后。1953年安徽省城市化水平滯后全國4.62個百分點,2008年滯后5.18個百分點,滯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與經濟較發達的省份相比,甚至與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相比,安徽省城鎮化水平較低。
第三,近年來出現加速趨勢,且高于同期全國的平均速度。1978年以前年均增加0.16個百分點,1978-2008年年均增加0.93個百分點,其中1978-1990年年均增加0.44個百分點,1990-2000年年均增加1.01個百分點,2000-2008年年均增加為1.56個百分點。
第四,城市化出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來看,安徽省城市化大體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
1953-1978年的緩慢增長期。1953年城市化率為8.69%,到1978年提高近4個百分點,達12.62%,1953-1978年安徽省年均城市化速度為0.16個百分點。期間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三個小的階段:第一階段(1953-1957年):城鎮化的緩慢增長期,1957年城鎮化率為8.96%,比1953年提高了0.27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07個百分點;第二階段(1957-1965年):城鎮化的波動期,1958-1960年,城鎮化率由1957年的8.96%提高到了1960年的16.5%,年均增長2.51個百分點,而1965年城鎮化率下降到了11.59%,年均增長-0.98個百分點;第三階段(1965-1978年):城鎮化的停滯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12.62%,低于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0.39個百分點。
1978-2008年為城市化平穩快速發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12.62%,到200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40.5%;1978-2008年其間城市化率年均增長0.93個百分點。其間根據城市化速度又可以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1978-1995年為城市化平穩發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為12.62%,1995年為19.09%,年均增長0.38個百分點;1996-2008年為城鎮化的加速增長期,2008年城市化率為40.5%,比1996年提高21.41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65個百分點。
綜上所述,安徽省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全國城市化進程,近期出現加速發展趨勢;安徽省城市化進程以1978年為界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二)對安徽省城市化所處階段的判別
本文運用葉裕民對城市化階段性的研究,運用城鎮人口增長系數加以分析。筆者計算了1953-2008年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以此為據來分析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
從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看,1953-1978年安徽省為0.2;1978-2008年為1.053,說明1978年以后,安徽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城市人口增長規模超過總人口增長規模,農村人口絕對數開始下降,人口的增長表現為城鎮人口的增長。
1978-1990年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0.444,1982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82年以前,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小于0.5(1958、1959年除外);1982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安徽省城鎮人口增長系數超過0.5,即1982年以后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農村人口規模增長,安徽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1990-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0.858,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農村人口規模增長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其中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2.73,說明1996年,城鎮人口增長規模超過總人口的增長規模,農村人口規模絕對下降。1996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城鎮人口增長系數超過1,1996-2000年為1.982,2000-2008年為1.053,鄉村人口絕對規模開始下降成為常態。
據此,筆者認為從1982年開始,安徽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1996年是安徽省進入城市化進程的另一個轉折點,即農村人口規模絕對下降,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總人口規模增長。
綜上所述,以城鎮人口增長系數為依據,安徽省城市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53-1982年為前城市化階段,人口增長系數小于0.5;1982-1996年為城市化前期階段;1996年以來為城市化中期階段。1982年是安徽省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起點,1996年是城鎮人口規模增長超過總人口,農村人口規模絕對下降,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的轉折點。安徽省已經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
二、安徽省城市化存在的問題
(一)城市化水平滯后,就業壓力顯現
安徽省人口總量占全國的比重穩定在5%左右,城市化水平滯后,2008年為40.5%,比全國平均水平落后5.2個百分點,遠沒有實現城市化。
筆者研究了1978-2008年間安徽省經濟增長與城鎮就業之間的關系,以城鎮從業人員增長為自變量Y,經濟增長為因變量X,數據以1978年為基期,構建二者的線性回歸模型,結果如下:
Y=44.904+0.641X
(0.867)(7.307)
結論:經濟增長與城鎮就業增長相關度為0.867,高度相關;經濟增長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城鎮就業相應變動0.641個百分點,模型通過檢驗。
2008年安徽省經濟增長率為12.7%,相應城鎮從業人員增加8.141個百分點;2007年城鎮從業人員為818.1萬人,以此為據,城鎮新增崗位66.6萬個,大約70萬。安徽省城市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不考慮城市化人口的自然增長,意味著每年近70萬人口進入城市生活。2008年城市化率比2007年提高1.8個百分點,約150萬人進入城市,城鎮需要新增崗位約100萬個,才能滿足需要。筆者認為城鎮新增崗位已經不能滿足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二)城市化進程的地區差異大
一是從橫截面看,安徽省城市化進程存在較大的差異。2008年城鎮率較高的地級市有:銅陵、馬鞍山、蕪湖、淮南、合肥、淮北。銅陵最高,為75.3%;合肥為62.4%,在安徽省居第五位。城鎮化率最低的是阜陽市,為30.6%。從區域看,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形成皖江經濟區,馬蕪銅為安徽省城鎮化率前三位,城鎮化水平較高;皖中地區的合肥市是省府所在地,是安徽省唯一超級大城市,2008年總人口近200萬,是區域城鎮化率較高的地級市;皖北和皖南地區城鎮化率較低。
二是從時間序列變化看,安徽省城鎮化率不斷提高,但是地級市的城鎮化率并不都是穩步提高的,地級市的城鎮化率排序不斷變化。
首先,合肥、淮北、馬鞍山、滁州、蚌埠、巢湖、蕪湖、銅陵、宣城、安慶數據較為穩定,城鎮化率快速提高,在安徽省地級市城市化率排序中前移。其次,宿州、淮南、亳州、六安的城市化率下降,阜陽、黃山城鎮化率小幅提高。第三,合肥、池州、蕪湖、宣城、銅陵提高幅度達到20個百分點,位序前移大。
綜上所述,安徽省地級市城市化水平空間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差異巨大。
(三)城市首位度不高
一般認為“區域內城市首位度為小于2,說明區域內城鎮空間分布較均衡,資源配置較為合理;當首位度超過6時,就認為區域內各城鎮處于一種極度失衡的發展狀態,兩極分化現象明顯”。
筆者以非農人口為基礎,計算了安徽省城市首位度。1998-2008年首位度在1.2-1.8之間,說明安徽省城市首位度目前處于較為合理的狀態,省域城鎮體系規模分布相對較為均衡。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安徽省首位度不斷提高,1998年為1.22,2008年為1.77。說明人口要素正向以合肥為中心的大城市積聚,聚集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安徽省城市化進程處于加速發展階段,經濟、人口等要素向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集中,聚集效應明顯。
(四)近期城市化速度過快
一般認為我國在快速城市化時期,以0.5-1%的速度增長是比較合適的。按照國際經驗,1%的速度也是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安徽省的城市化速度近年來卻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0年以來年均為1.56個百分點,2008年比2007年提高1.8%,這是城市化歷史上罕見的高速。
(五)粗放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產生一系列問題
與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相應而生的是城市化模式的粗放,集中體現在城市用地攤大餅式擴張,造成的耕地與建設用地之間的矛盾緊張。一是市轄區、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市轄區從1999年的17647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27467平方公里,擴大55.65%;建成區從1999年的6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1220平方公里,擴大89.2%。二是耕地總量、人均耕地減少。1990年耕地總量為4365.497千公頃,2008年僅為4144.98千公頃,減少20多萬公頃;人均耕地從1990年的人均1.15畝下降為2008年的0.92畝。
城市用地的擴張產生城中村問題、失地農民問題、土地緊張問題等等,實質上是社會利益矛盾沖突的集中反映,而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始終處于強勢地位,弱勢群體如農民或拆遷戶的利益無法通過固定的渠道得以保護,由此而引發的暴力抗法問題成為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隱患。
(六)城市規模分布不合理,城鎮體系不完善,中心城市輻射力有限
安徽省大中小城市比例為1:1.5:1.2。城市等級結構不合理,中小城市發育滯后,尤其是小城市數量較少,分布不均勻。
城市化規模過小,聚集效應不明顯。根據學者的研究,城市效率與城市規模密切相關,城市規模(非農人口)只有在大于25萬的時候,才會產生聚集效應,城市的最佳規模在100-400萬之間。按照這一標準,只有合肥達到了比較理想規模的下限。
綜上所述,快速城市化時期,安徽省城市化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安徽省人口多,農業人口比重大,人均資源少,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質量不高,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安徽省城市化進程滯后;城市化進程具有較大的不平衡性;城鎮體系不完善;城市規模較小,對腹地的輻射力弱。而安徽省正處于快速城市化時期,各種矛盾顯現,成為制約城市化安全的隱患。
三、安徽省城市化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原因
1、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二元性特征明顯。
一是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不協調;二是非農產業發展滯后;三是城鄉收入差距加大。究其原因:安徽省的城市化不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市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積聚和擴散作用都比較弱;城市化是政府主導下的城市化,政策的重點在城市,而非農村;最后制度上安排的二元性加劇了城鄉的二元性。簡而言之,非農產業不發達、農業發展薄弱、城鄉差距擴大是制約安徽省城市化進程的經濟原因。
2、技術創新不足,城市產業升級緩慢,城市化動力不足。
一是技術創新不足直接制約企業的發展,表現為沒有核心技術。二是城市產業升級緩慢。產業結構不合理不僅表現在三次產業結構上工業不強,比重過大,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而且表現在產業內部結構扭曲,水平低,區域化的專業分工沒有形成。三是產業技術含量低,多是資源耗費大、環境污染嚴重的產業,加劇了資源環境的惡化,資源瓶頸凸現。四是城市產業發展對區域的拉動不強,區域經濟聯系不緊密,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極不協調。五是城市就業不足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并存,就業壓力大,城市化進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
3、經濟增長方式及城市化模式粗放,資源環境惡化。
在人均資源匱乏的條件下,以資金和資源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的濟增長方式,是難以持續的,造成了環境惡化,污染嚴重。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相聯系的是粗放的城市化模式,結果之一就是城市用地在規模上的擴張、在用地結構上不合理,城市在空間上的擴張與有限的農業耕地資源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一方面直接威脅糧食安全,另一方面,城市用地的無序、過度擴張,產生了城中村現象,失地農民問題凸現,農民利益受損,直接威脅城市化安全的實現。
(二)制度原因
1、制度改革滯后,嚴重制約城市化安全的實現。
一是以戶籍為核心的制度二元性嚴重制約了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二是財政體制的二元性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三是以戶籍為基礎的福利政策,城鄉分割的措施,使進城農民不能有效地轉化為市民。陳前虎把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面臨的危機歸納為:發展階段的危機;資源利用的危機;認識決策的危機。并認為這種危機實質是制度供給的危機,這種惡性競爭的、粗放的制度損害地域分工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從而導致資源無法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配置。
2、政府的經濟政策及戰略是制約城市化安全實現的重要因素。
分析世界城市化歷程,可以發現,城市化安全是建立在城市化與產業城市、空間城市化協調基礎上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經驗說明: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協調,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互動,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實現城市化安全經濟基礎;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對實現城市化安全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在各種矛盾凸現的時代,統籌各種矛盾,化解城市化安全的威脅,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3、城市化進程具有較大的空間差異,城市體系不完善。
一是城市化在空間上出現較大的差異;二是城市等級體系不完善;三是缺乏能夠帶動全省的中心城市。
綜上所述,安徽省面臨的城市化問題可以歸結為:一是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不協調而產生的問題;二是城市化地域空間分布不協調而產生的問題;三是經濟發展、城市化速度與資源環境不協調所產生的問題。
四、應對之策
(一)大力發展經濟,強化城市化的動力基礎
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地位,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競爭力是關鍵;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優化、高度化,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在優先發展經濟發展較快城市的同時,通過生產力平衡布局,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不發達地區,尤其是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
(二)深化制度改革,促進制度創新,建立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
一是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為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提供方向;二是進行制度改革與創新,尤其是促進福利制度、傭工制度、市場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改革;三是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提高政府人員的認知水平和能力,改革人事任免制度及分稅的財政體制,消除城鄉制度上的二元性,鼓勵人口城鄉、跨地區流動。
(三)充分利用國家相關政策
充分利用國家的“中部崛起戰略”、“皖江城市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轉移承接規劃帶”等新農村運動的政策紅利。堅定東向發展戰略,與長三角城市進行有效的合作;進行體制改革,鼓勵人員跨區流動,早日融入長三角地區。
(四)在擴大城市規模,完善城鎮體系的同時,在全省范圍統籌規劃,為城市合作搭建平臺
優先發展大中城市,培育若干具有地區影響的、輻射大的中心城市,為安徽省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引擎;積極發展小城市,大力扶持小城鎮,積極探索縣域經濟的發展方式。
綜上所述,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協調發展是實現安徽省城市化安全的關鍵所在;在大力發展城市經濟的同時,推動制度改革,是解決安徽省城市化面臨問題的重要舉措。安徽省城市化進程才能平穩推進,才能實現城市化安全。
參考文獻:
[1]顧朝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研究〔J〕.人文地理,2004;4
[2]王大用.中國的城市化及所帶來的挑戰〔J〕.中國經濟,2004;9
[3]趙淑麗.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問題研究述評〔J〕.甘肅農業,2007;1
[4].農村發展和城市化問題〔J〕.中國發展觀察,2006;3
[5]馬軍杰,吳麗.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地沖突問題研究〔J〕.經濟師,2007;4
[6]陳前虎.中國城市化發展面臨的危機與出路〔J〕.城市規劃,2006;30
[7]劉煒.城市化發展需要正視的八個問題〔J〕.經濟學家,2006;1
[8]陳前虎.中國城市化面臨的發展危機與出路〔J〕.城市規劃,2006;30
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范文第3篇
文化遺產為了融入現代社會,為之發展而服務,就必須全方位大力開展各項商業廣告宣傳和公關活動,以便讓受眾了解和接受,同時爭取社會資源。
為了弘揚韓國的傳統文化遺產,韓國十分重視文化遺產和旅游業的互相促進發展,具體實施主要從兩方面入手：①地域選擇。以民俗村來選定地域,韓國人把民俗村的活動組織得有聲有色,在漢城城南有一個古代民俗村。一進民俗村,村口就有韓、中、英、日四種文字的介紹。進入村內,可以看到李朝時期先民們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觀和祭祀活動。宗廟的祭祀典禮和音樂都被看做無形文化財產。②時間和內容的選擇。韓國還十分注重以民俗節和祭祀活動來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戲年年在當地舉辦盛大的旅游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百萬人次參與和觀光,使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巨大的文化產業,發展了當地的經濟。為了吸引外來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場地進行傳統技藝表演。
同樣,意大利的鄉村生態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發達,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意大利政府積極搶救和保護這一古老劇場木偶藝術。木偶藝人們根據一些古代詩歌、浪漫傳奇或流行的歌劇情節,用精雕細刻的木偶和道具進行即席創作,吸引眾多國際游客。這里的商店和地攤到處都可以買到制作精美、造型各異的木偶——它已經成為西西里島的著名紀念品。政府還計劃為青年木偶藝人開辦培訓機構,舉辦西西里木偶節,在國內外舉辦展覽,興建木偶戲學校等。
2“文化遺產日”打造國家文化品牌
法國的國家集中管理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保證了國家管理的權威性。作為文化大國,法國是最早設立“文化遺產日”的國度。這項活動是由法國中央政府主導、各級地方政府執行、社會各方支持的整體工程。活動期間,所有公立博物館免票,私立博物館門票減價并給予稅收優惠，旨在引導和動員社會公眾廣泛參與文化遺產保護。20多年來,該活動調動了社會公眾對文化遺產的認知和熱情,群眾性的保護活動隨之興起。法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著巴黎凱旋門、盧浮宮等112處“民族古跡”和4萬余處“紀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護行列的全國各地40余萬處“地方寶藏”均妥善得到相關部門和民間協會、民間人士的有效保護。一些民間組織積極討論國家文化遺產政策,向議員提出建議。很多民間組織還頒發獎金鼓勵文化遺產保護活動,獎勵在此領域作出貢獻的人士。文化遺產學校、文化遺產基金會、文化遺產保護協會等紛紛建立。
這種特定節日的設定以及所帶動起來的社會各方的反應和行動,對法國的歷史文化品牌無疑有著巨大的塑造和宣傳效益,顯示了法國民眾的文化品位,對促進法國旅游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擁有6000多萬人口的法國,2006年接待了7800萬名外國游客,當年的旅游收入達350億歐元,繼續蟬聯“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國”稱號。可以看出,文化遺產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3文化生態博物館
所謂生態博物館就是把文化遺產原狀保存和保護在其所屬的社區及環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閉的建筑場館,而是動態、開放的展示社區,被稱為“無墻的博物館”。自然、人文、環境、傳統、民俗等無形和有形的遺產在其原生地由發明和使用它們的居民自發保護,使人、物、環境處于固有生活關系中。游客也是在這種環境中觀看文化遺產、自然景觀、可移動實物、傳統習俗和民間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這種營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館由于契合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態博物館。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造鄉運動”就類似于這種生態博物館。當時,由于日本經濟飛速增長和城市進程加快,城鄉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對日本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極大沖擊。有些學者提出：如何讓鄉村挖掘富有鄉土特色的人文資源,營造一個優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鄉,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鄉運動”應運而生。“造鄉運動”強調內發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島縣大沼郡的三島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只要交納一定費用,全家都被視為特別町民。他們可以自由出入,讓孩子們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蝦,到山上采蘑菇。村里還成立了生活工藝館,館內設木工、陶藝、編織、涂裝等工房設備。觀光客只要交納一定的費用便可親手體驗器物的制作,并有專人指導,接受咨詢。這是一個在城市里的人無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備的空間。1995年,中國與挪威兩國的博物館學界提出了在貴州六枝特區梭嘎鄉苗族地區創族生態博物館。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頭飾獨特,有繁多的婚喪、祭祀禮儀,有別致的音樂、舞蹈和精美刺繡,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化遺存。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東趙鄉后溝村的民居、神龕、廟宇、戲臺、作坊、油坊、剪紙、刺繡等文化遺產均保持完整,婚禮、葬禮和游戲的整套儀式規矩復雜,飲食品種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護下,已成為北方農耕桃花源和文化遺產搶救示范基地。這種鄉土藝術、農業文化是一方水土的產物,生態博物館就地取材,化陳舊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創造、使用和傳承。可以看出,生態博物館非常值得在我國進行探索和推廣。
4文化遺產主題公園
主題公園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模式,這是因為公園的歷史文化主題內涵的不同,而國內外各個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國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華僑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主題公園比較典型。經營者就著眼于歷史文化,從中尋找主題經營的靈感。可以說該產業的發展歷程無一例外都建立在對歷史文化資源的發掘過程上。1989年開業的“錦繡中華”,以微縮景觀為表現手法,再現了中國歷史和文明的80處名勝古跡,成為中國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開業的“民俗文化村”,將24個村寨、56種風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薈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題公園是以游客體驗為目的,游客體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既難以量化,又牽涉投入、產出、技術水平、行為習慣、時尚追求等眾多因素,因而主題公園是最需要創意的產業形態。對主題公園而言,產業經營模式主要表現為：
（1）娛樂體驗結合歷史景觀。自主創新不僅僅體現在歷史文化的選擇上,更體現在素材的組織和運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沒有108個景點和氣勢恢弘的廣場巨幕,就不會有“你給我一天,我給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對游園設施的組織、運用中滲透著創造者對歷史、文化的理解、闡述和演繹,并且注入了一種時尚娛樂元素。脫胎于國外的歡樂谷公園,既有美國的小鎮,又有加勒比的港灣,還有香格里拉的生靈,這些差異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創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娛樂設施給予消費者不同文化的娛樂化體驗。
（2）廣場表演和節日狂歡。源遠流長的中華民間文化中升華出“廣場演繹”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資建設了大型舞臺,在“錦繡中華”建立了中華廣場,創作“龍鳳舞中華”等大型的廣場演繹節目,在市場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此相配套的是劇場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過節是我們民族格外重視的風俗,造節是經營文化的手段。為了塑造獨特性,管理經營者提出了月月有節日的口號,使節慶活動成為亮麗的風景,國際啤酒節、狂歡節、潑水節都成為經典的文化品牌。從2002年開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創辦了唯一的旅游狂歡節,游行隊伍與觀眾一道構成了獨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題公園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從以上各國的文化遺產開發模式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第一,文化遺產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決定了我們必須把搶救和保護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遺產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流變性,決定了我們要盡可能避免以靜止、凝固的方式去保護,在不改變其按內在規律自然演變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找生產性保護的方式及與旅游開發等的良性互動結合；第三，堅持“創意產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自主創新不僅體現在對歷史文化的選擇上,更體現在文化素材的整合運用上,并使之轉化為有形的、具體的消費體驗方式,與市場和受眾接軌,最終實現產業鏈的完善和規模經濟。［論文關鍵詞］文化遺產；產業模式；經營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世界文化遺產開發管理進行描述和考量,力圖挖掘出一些先進經營模型,為我國文化遺產開發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飛龍.國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6):59-66.
［2］顏文洪.世界遺產與保護地管理模式比較研究［J］.城市問題,2006(3):79-81.
地攤經濟的發展歷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并存；同化；浙江村；移民；變遷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2-0136-006
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將不可避免地與城市文化發生碰撞和整合，對此不同學者進行了不同的闡釋。運用傳統-現代的思路來解釋人口遷移過程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是同化論，源于美國芝加哥學派。“同化假設”理論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傳統文化的人必將會“與過去決裂”，失去“特殊群體感”，會被統一地融入現代文化。[1]沃斯和瑞得菲爾德相應的研究取向被稱為Wirth-Redfield模式，即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被視為一個原有人際關系解組、移民不斷個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會關系的過程。[2]另一種觀點是多元論或并存模式，這一論點緣于猶太裔學者Kallen，他對同化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認為不同種族或社會集團享有保持“差別”的權利精神，基于對移民社區、移民網絡的研究，人口遷移也可以是“無現代化的遷移”，傳統社會要素和現代要素也可以共存。[3]曾經聞名全國的北京“浙江村”其變遷過程反映了一種什么樣理論模式和運作邏輯呢？從傳統與現代、鄉村和城市的并存形態，到今天的半融合、半同化的狀態，以及未來愿景中的與城市社會融為一體，“浙江村”與北京社會雙重建構著一個獨具特色的移民村的生存和發展道路。探討“浙江村”的歷史嬗變，在當今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對促進外來移民的社會認同與城市接納，防止社會失范和降低社會風險，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浙江村”的形成過程——
改革推進與文化傳承的產物
北京“浙江村”的稱法始于1988年，其中居民絕大多數來自溫州的樂清縣和永嘉縣，以北京豐臺區南苑鄉大紅門一帶為主要聚居區，這些人來到北京，主要是經商賺錢，90%左右從事服裝加工和銷售活動。后又根據內在需求，發展出了內向行業，如餐飲、診所、幼兒園、理發店等，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整的行業體系和生活體系。王春光把“浙江村”界定為由來京務工經商的浙江人聚集形成的，并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正在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準社區體系。[4]30項飚將“浙江村”定義為超越了地域、體制、身份體系等社會邊界的限制，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體系和社會空間，是進城農民適應社會的一種生存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成為了居于體制之外的“新社會空間”。[5]43這個自成一體的，傳統特性顯著、內聚力強的聚居區與北京社會存在著典型的地理、心理與文化上的邊界。
“浙江村”的形成具有內外兩方面條件，一是改革的推動。改革開放前，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城市的單位制、農村的公社制，和市場的被取消與物資調配權的高度集中，構筑了中國“無流動”的封閉模式。[6]由此造成了大量農村勞動力被完全禁錮在土地上，無法實現其邊際效益，黃宗智將此稱為“過密型增長”。人多地少、生活貧困，以及城鄉利益差別、工農業利益差距對農村人口產生了強烈的流出沖動，形成了強大的流動勢能。城市集聚效應這一拉力和人地矛盾、農業比較利益低這一推力相配合，使農村人口涌向城市。[4]60但這一時期，流動人口規模相當小，而且大都屬于體制外的流動，隨時上演著外出-被抓住遣回-再外出的一幕幕場景，“躲著走”是當時流動的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這在浙江溫州地區尤為典型。
1978—1982年，是我國改革的啟動階段，一方面的實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剩余；另一方面國家改變了對農村生產生活的高度集中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恢復農民一定的自由支配資源權和生存空間，并改變單一化的所有制結構，重新肯定個體經濟的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但這一時期城鄉關系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個體經濟基本上是就地發展，限制城鄉流動。這一系列政策的松動對農村人口則產生一種暗示作用，農村部分剩余勞動力開始突破制度控制向城市流動，向以往僵化的限制城鄉流動的各項體制提出挑戰，而這又進一步形成示范效應和“破窗效應”，外流的人員越來越多，最后反而迫使國家不得不對舊的城鄉二元體制進行改革。1982年以后，進入改革深化階段，國務院首先從改革城鄉商業流通體制入手來改變城鄉二元體制。在《國務院關于疏通城鄉商品流通渠道擴大工業品下鄉的決定》中首次提出農村個體商業者可以進城經商，以及在《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允許農民自理口糧移居小城鎮，隨后出臺了一系列文件進一步疏通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特別是小城鎮流動的通道。雖然大中城市沒改變舊的戶口制度和就業制度，但卻以有控制的人口遷移與較自由開放的人口流動態度，默許（甚至歡迎）農民進城務工、經商。[7]26從1983年開始，流動人口如潮水般向城市涌入，絕大部分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務工人員和個體戶。1984年后形成了以沿海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體的第一次進城熱潮，盡管這次熱潮席卷江蘇、浙江、廣東、安徽、山東等地，但向來有流動傳統的溫州農民卻是當之無愧的排頭兵。[8]由于城市的外來人口驟增，給城市的管理帶來一系列問題，隨后國家又通過暫住證制度、個體工商戶管理條例、稅收政策等多個方面對外來人口實施管理，這些新的改革措施主要優點在于經濟管理多于行政管理，反映了國家在調整管理職能，不斷縮小、減弱行政干涉范圍和強度，給予民眾遠多于改革前的自由活動空間。“浙江村”正是在改革使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它一方面是改革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推動著我國社會的變遷和改革的加速。
二是浙江溫州的經商傳統及文化強化。北京的移民聚居區不僅有“浙江村”，還有“安徽村”、“河南村”、“新疆村”，為什么其他移民區沒有形成像“浙江村”這樣規模龐大、聚合性強的商業網絡呢？這與“浙江村”獨特的文化傳統有較強的相關性。
溫州人自古就有經商和流動的傳統，特別是手工業和小商業傳統，最形象的一句話是，“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溫州人；哪里沒有市場，哪里就會出現溫州人。”有悠久歷史的發達商品經濟，使溫州人形成了強烈的商品意識和觀念，后者反過來又促進溫州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兩者是互相促進的。溫州流傳的重經商和手工業的民間故事代代相傳，潛移默化，使溫州形成了重商的社會氛圍。溫州人的商業行為和意識也得到了南宋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永嘉事功學派的支持。該學派不但否定了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中“重本抑末”、“重義輕利”的觀念，給予本末以同等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士農工商平等分工和互惠互利是經濟繁榮、社會興盛的先決條件或前提。因此它與中國傳統主流思想相左，構成了溫州區域性文化即“甌越文化”的核心，它是溫州一帶工商業繁榮發達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后來的溫州人注重功利、重視商業的思想觀念。[4]77甌越文化為溫州的商業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環境，使溫州人對工商業產生了強烈的心理認同和期待，并積極從事各種工商業活動。這一文化傳統也使他們敢于沖破區域界限和制度禁地，積極尋找就業和發展機會，同時流動經歷和城市體驗又進一步成為其在現代城市社會得以生存的重要資本[8]。早在改革開放前，溫州農民就能夠無懼政治責罰沖破層層障礙，外出勞動力每年達數萬人，由此創造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獨特發展模式，即“溫州模式”。這個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托，以農村能人為骨干。[9]19北京的“浙江村”是“溫州模式”異地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
溫州悠久的經商傳統以及甌越文化的強化使溫州的農民具備外出經商務工的內在動力和欲望，這是“浙江村”形成的前提條件，體制的變革又為“浙江村”的形成提供了契機。但一方面由于傳統行政管理的路徑依賴性使改革的效能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另一方面由于體制改革的進度總是滯后于社會的變遷速度，典型的城市二元分隔的管理格局（本地人—外地人）無法有效應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對大量的外來移民缺乏合理的制度設計和規劃，從而使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在陌生的環境下為了降低經濟、社會、文化及心理成本，自發地形成了與北京社會相分隔的聚集區，在北京這個資源豐富、潛力巨大的城市以求生存。在這個“空間”里，有不同于其他社會群體的生存方式、行為規則、關系網絡乃至觀念形態，而且這些要素在不斷地被“再生產”著，這個空間超越了原社會中的一些重要邊界，不能為既定的社會構成方式所接納，甚至也不能與之接軌[6]，即更多地處于并存模式。
二、“浙江村”的生存機制——
在尋找體制機會
改革期是新舊體制的交替期，當舊的體制逐步被削弱，而新的體制又沒有全面建立起來，就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混亂和障礙。我國的改革是先農村后城市，先經濟后政治，結果出現社會結構變化的異步性或不協調性，主要表現在對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缺乏新的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措施，各管理部門之間缺乏強有力的配合，例如工商、稅務、公安等部門各自為政，出現錯位和缺位現象。北京市盡管也針對大量人口的流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其改革是出于外部壓力而作出的被動調適，僅就表面化的問題進行治標不治本的調整，而沒有進行實質性和徹底的改革，特別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后，造成了社會變遷出現脫節、失范以及整合減弱等問題。“浙江村”居民一方面利用改革帶來的有限空間和資源，另一方面又沿用自己原有的資源優勢拓寬體制外的活動空間，以求得在城市社會的生存。他們游離于城市體系和農村體系、體制內與體制外、正規市場與非正規市場、傳統行業與現代行業之間，處于“邊際人”的地位。[4]74
在經濟體系方面，因為體制和身份所造成的區隔，使外來者不能取得充分的、平等的“市場進入權”，造成“浙江村”在生產和經營領域面臨著諸多困境。由于沒有固定的住所，而且隨時都可能被驅逐，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從而降低了市場的競爭力。由于不能合法地參與診所、房地產業建設等方面的經營，阻礙了內部行業的分化和發展。當社會需求受到社會結構和體制的限制時，如果需求不強烈，它就不會引發沖破現存社會結構和體制的社會分化，否則，這些需求就會以各種隱蔽的、非法的方式來得到滿足。“浙江村”人利用各種網絡資源通過體制外手段與體制內的各部門形成緊密的利益關系，尋求自己的“庇護網”，以降低合法性問題所造成的風險系數。例如，通過賄賂商場負責人獲得商業企業的柜臺經營權，通過賄賂工商稅務部門減少各種稅費開支以及簡化辦理各種證件的手續，通過發展和村級組織及北京人的關系獲得房地產業的經營權。“浙江村”人正是在體制的縫隙中掙扎前行，努力爭取并緊緊抓住各種生存的機會，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代價。上世紀90年代專業市場的建立，特別是“京溫大廈”的建成對“浙江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不僅意味著“浙江村”進入外部社會的成本代價降低，發展規模擴大，而且表示北京市政府對“浙江村”的管理從消極被動轉向積極主動，向有序化管理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同時也標志著“浙江村”在向著規范化、合法化方向發展。如果不是“京溫大廈”等專業市場的建立，“浙江村”在1995年的大清理中可能會被徹底根除。
在社會管理方面，北京市并沒有將“浙江村”納入其城市行政管理系統。“浙江村”之所以會聚集于北京的城鄉結合部，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改革是從開始然后向中心推進的，首先放松了對在地理、體制和經濟上的控制，使外來人口在北京獲得了生存的機會。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市對“浙江村”的管理政策是以“趕”為主，從1986年到1995年基本上每年都會在8—9月份對其進行轟趕，而城鄉結合部的管理相對較為薄弱，往往成為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帶，從而使“浙江村”有了狹小的生存空間。但這一空間并不穩定，“浙江村”人是在“驅趕—逃跑—撤退—回潮”中上演著馬拉松式的拉鋸戰，在每一次轟趕、清理后，一些人重新回到原地，而另一些人則留在了更為偏遠的地帶，但這后一群人在中心產生的空缺很快又被新來者填補，這種運動反而使“浙江村”在面積上不斷擴大。
“浙江村”與北京社會存在著相異的圖景想象，盡管“浙江村”人在意識中已將自己與在家鄉種田的農民區別開來，不少人將自己認同為“生意人”而不再是農民，但在北京人的想象圖景中，“浙江村”人是一群“在北京做生意的浙江農民”，是外來人口，這種“外”不僅僅具有地域的內涵，更指稱一種文化和體制之外。北京政府和市民對“浙江村”常持有社會刻板印象，甚至帶有偏見，即“浙江村”是臟、亂、差的代名詞，因此相應的政策導向便是清理，并沒有將其視為城市社會的一部分，對其實施有效的管理。從1990年開始“浙江村”內部治安狀況明顯惡化，到1992—1995年期間，已經陷入了完全的無序和混亂狀況，幫派和黑惡勢力橫行，惡性案件經常發生，而當地公安部門嚴重的不作為，當正式的社會管理機構實施其功能出現障礙、失效時，人們只能尋求體制外的“替代品”，最后造成以亂治亂，進入了“亂”的惡性循環。“浙江村”出現的此類問題并不是其自身所造成的，而是城市管理缺位的必然結果。根據劉林平的調查，目前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仍然存在著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同鄉會，他們的存在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在提供權益保護和社會服務中的缺位。[10]272學者們的此類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性，移民聚居區只有在威脅到城市社會安全的時候才會引起普遍關注，而往往缺乏預防性、防范性的社會管理思路和管理體系。
在社會整合方面，“浙江村”內外部關系主要以功能互賴性整合為主要調節機制，制度性整合力度嚴重不足，認同性整合畸形發展，所以“浙江村”的社會整合處于低水平，或者說低度整合。[4]231
“浙江村”內部存在著相當強的功能互賴性整合，各戶、各行業之間為了提高生存能力，降低生存風險，增強生產和經營的集聚效應，形成了一個高度依賴的分工合作體系。“浙江村”內的每個人都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關系叢，也即項飚所稱的“系”，一個系包含兩個“亞系”，一邊以親友關系為主，叫做“親友圈”，另一邊以合作關系為主，叫做“生意圈”，兩個亞系中間重疊的部分即為核心系，這個部分構成人們生活中最重要的關系[5]27，在“浙江村”這個部分占相當大的比例。而不同人之間“系”又存在著交叉和重疊，由此在內部就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絡。“浙江村”與外部社會也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互賴紐帶，因為其快速發展也給當地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收入，帶動了北京第三產業的發展，成為北京難以割舍的部分，這也是后來“浙江村”能夠被北京接納的主要原因。但這種功能互賴性整合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具有很大的脆弱性。
制度性整合即制度化的過程，主要體現為國家和各級政府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規和制度對社會實現正式的管理和控制。制度性整合的基本功能是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穩定。但在“浙江村”，制度性整合水平相當低，相應的政策、法規等制度性規范沒能適應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新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即使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規范，但由于執行乏力，造成了權力的尋租、社會的無序，這也是“浙江村”混亂的根源。
認同性整合是建立在個人自覺認同的基礎上，通過社會化來實現。“浙江村”人在生活、社會交往、情感等許多方面對所在共同體具有強烈的認同，傳統鄉土人情、民間信用及非正式制度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Portes通過對國際移民現象的研究，注意到了社會資本在人口遷移行為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社會資本是個人依賴網絡或在更大的社會結構中互相調配稀缺資源的能力。當大量遷移者在遷入地定居，移民網絡可能形成，移民網絡實質是一系列人際關系的組合，其紐帶是血緣、親緣、鄉緣和業緣等。[11]12-15在移民網絡內部往往形成較強的社會認同。“浙江村”依賴社會資本等資源發展成為一個獨立于北京社會的經濟、文化和心理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缺乏現代社會的正式社會組織和制度性機制，帶有狹隘的家族主義和地方主義偏見的認同性整合反而阻礙了“浙江村”和外部社會的整合。群體成員將他們自己的群體稱為“內群體”，對它懷有特殊的忠誠感；同時，他們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其他群體，將其視為“外群體”。[12]334 “浙江村”人和北京人正是將彼此視為“外群體”，從而造成了互動、融合的障礙，無法在認同上達到有效整合，由此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三、“浙江村”的最終命運——邁向制度化軌道
沿著“浙江村”的發展脈絡，今天這個移民村究竟呈現出一種怎樣的景況、是被徹底清除還是被完全接納？是延續著傳統的共同體模式還是走向現代化的組織結構、是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境地還是全面進入了制度化軌道、是保持并存模式還是已實現了徹底的同化？如果把這一系列理想類型看作是一個兩端連接的連續譜，那么可以說“浙江村”目前正處在中間偏右的位置，離制度化的軌道愈來愈近，且仍在不斷地向終點邁進（如下圖）。從擺地攤到租柜臺再到建市場建大院，“浙江村”不斷分化重組，一步步擴大自己的經營范圍，形成了覆蓋全國乃至全球的“流動經營網絡”，在北京打下了自己的根基。
傳統意義上的“浙江村”已消失在人們的視閾中，成為歷史的記憶，目前的“浙江村”已發展為另一種形式的“溫州城”或也可以說“浙江城”。從1997年“浙江村”一帶開始拆遷改造，經過地方政府多年的整頓、疏導和建設，“浙江村”現今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有的舊村落已被現代化的商貿城和住宅區所替代。目前在京的溫州人擁有木樨園一帶80%的商鋪和住宅，以木樨園環島為輻射中心，周邊近3公里范圍的區域，聚集了大小24個現代化商貿城，這個以服裝批發、零售為主的華北最大的服裝集散中心，已經成為京城著名的“商圈”之一。[13]原先家庭作坊式的服裝加工現亦大都通過辦服裝廠轉向了組織化、專業化生產模式。在經濟體系、社會管理和社會整合等諸多方面基本上已進入了制度化的框架。“浙江村”居民在地域上不斷分化，在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上也逐漸趨同于現代城市社會，血緣、地緣關系逐步弱化，傳統的因素逐漸削弱，現代的因素日益增強，流動將越來越快速，邊界也將越來越模糊。“浙江村”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產物，它的出現和變遷體現了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個典型的并具有普遍意義的結構性特征，即：城鄉社會從隔絕走向溝通、從對立走向一體化的方向轉變。同樣，“浙江村”的未來走勢也反映出國家的改革方向與城市的開放態度。“浙江村”所發生的變遷證明了外來人口的生存機制正在由“并存模式”向“同化模式”的轉變之中，盡管“同化”未必是最優狀態，但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正如帕克所言，“邊際人”或“邊緣人”身份會令其不安焦慮、敏感好斗，只有不斷褪盡自己的“異性”，填平文化的溝壑，以同化而告終，才能消解“邊際人”的心理障礙。
但實現完全的同化還需邁過一道坎，制度和心理的障礙還沒有徹底清除。傳統的“浙江村”盡管已經慢慢向現代化的商業模式和生活方式轉變，居民已經逐漸滲透進北京社會，卻仍處于半融入半整合狀態。他們在經商和居住地域空間上與北京人、其他省籍人越來越混合、雜化，但是他們依然尚未真正融入北京社會，尤其是在社會心理上呈現出馬賽克般、小團體化的群體分割。[14]傳統因素的頑固性和慣性，仍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對他們形成無形的內在束縛，由此帶來認同危機。尤其是戶籍制度的阻隔，使他們在身份上仍沒有得到政府的制度認可，在心理上也沒有完全得到城市居民的接納。這已然不僅僅針對“浙江村”人，而對來自于農村的城市移民均具有一定的適用性和共性。外來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與流入地的接納是互為前提、相輔相成的過程。如果外來人口對流入地城市能夠產生心理認同，即會傾向于用城市的文化、規范約束和指導自己，從而能夠有效地降低各種失范風險，如此進一步推動城市的接納；相反如果外來人口把城市僅作為短期居留地，而不是永久定居地，就很難對城市文化產生認同，則容易偏離城市規范，產生越軌行為，結果又加劇了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的排斥。與此相應，如果城市居民和城市社會能夠將外來人口作為城市體系的一部分，將其納入等同的管理體制和公共服務范圍之內，則會有助于消除各種隔閡，促進外來人口對城市的認同。看得見的城鄉壁壘和看不見的鄉里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使得無論是農民進入城市生活還是城市生活接納農民都十分困難，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真正打破這城鄉壁壘，中國農民在現代城市生活中將會變得更加開放、更加自如。[15]283因此，打破城鄉之間各種顯性的和隱性的壁壘，消除城市居民與外來人口的隔離，促進其交流與融合，對今天的社會治理、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未來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大規模城市移民的出現，我們應努力消解各種主客觀障礙，實現有序轉移，減少社會震蕩，推動外來人口真正融入現代城市社會。
參考文獻：
[1]Sauvy， Alfred.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M].New York：Basic Books， 1966.
[2]Kearney， Michael. 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Visible Feet：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M].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6.
[3]姚華松，許學強.西方人口遷移研究進展[J].世界地理研究，2008，（03）.
[4]王春光.社會流動和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5]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6]項飚.傳統與新社會空間的生成──一個中國流動人口聚居區的歷史[J].戰略與管理，1996，（12）.
[7]李夢白，胡欣，編.流動人口對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及對策[M].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8]周曉虹.流動與城市體驗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影響[J].社會學研究，1998-05.
[9]張仁壽，李紅.溫州模式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10]劉林平.權益、關系與制度[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11]Portes， Alejandro.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J].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12]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謝良兵.人口遷徙鏡像中的北京“浙江村”[N].中國新聞周刊，2008-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