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經濟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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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遺傳機制；變異機制；選擇機制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路徑依賴”說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納爾遜和溫特強調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演化過程是一種慣例的學習過程。慣例是一種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是一種程序化的、說不出來的知識，且往往是自動進行的選擇，它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達爾文的遺傳機制、“新奇”創生機制和選擇機制是演化經濟學類比和隱喻的基礎，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范文第2篇

周口師范學院學院在第四學期為統計學專業開設了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每周4個（3節理論課+1節實踐課）學時，共68學時。計量經濟學是經濟、統計、數學交叉結合的學科。其內容體系分為：單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聯立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違背基本假設的模型、時間序列分析等內容。該課程開設目的在于讓學生基本掌握現代經濟學分析與研究理論及方法，能夠應用計量經濟學模型理論知識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經典單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主要包括線性回歸分析、違背基本假定的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及聯立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等。計量經濟學課程在內容體系與數學分析、高等代數、概率統計、西方經濟學等緊密相聯，我校目前的教學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的學習。

2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計量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理論為理論基礎，以現實觀測數據和實驗數據為支撐，利用數學、概率統計等方法，依據計算機技術，來研究分析伴有隨機因素效應的現象的定量關系和發展變化的統計規律的一門學科。計量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新的一個分支，西方經濟學為其發展奠定了的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對經濟變量之間質的分析是計量經濟學進行定量研究的前提。數學與概率統計是計量經濟分析、理論研究的主要工具，計量經濟學在的建立與選擇時，很多地方需要用到數學的方法和技巧。但在實際教學中，僅注重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求解及檢驗方法，而忽略模型建立的經濟學基礎；僅僅強調模型的設定是正確的，但是卻沒有教會學生如何去檢驗模型是否正確；同時，也未將經濟學基礎考慮進來。第二，目前的教學過于強調“重思想、重方法”，把必要的數學過程與技巧只是作為解決計量經濟學基本思想的工具，不過分強調，而是著重于基本思想和解決問題思路的分析。第三，在教學時，并沒有將計量經濟學方法應用到實際問題中進行實踐。在上機課上，讓學生自己操作Eviews軟件對課本習題進行操作練習，并寫實驗報告，訓練了學生的動手能力，但是學生并沒有機會將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經濟問題中，計量經濟學的教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實踐相脫節，相當一部分學生在使用計量經濟學方法處理經濟問題時，感到迷茫，也不知運用相關軟件來完成計量經濟學的運算，即使能夠運用軟件，卻不知該怎樣解釋與分析模型的結果。

3計量經濟學教學措施

通過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進一步使學生達到掌握經典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理論和方法，了解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新發展；要求學生能夠應用簡單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和方法，對實現經濟數量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為繼續學習高級計量經濟理論、方法打下基礎。

3.1理論與實驗教學的互動發展

提升教學效果加強理論教學，同時開展創新實驗教學，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的互動、協調發展。

3.2以"任務"驅動教學

課程理論知識、使用專用軟件、提出研究問題、解決研究問題為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四大任務。帶動學生的自主創新及動手能力，適時的給學生布置任務，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3.3劃分和挑選教學內容

對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的層次劃分進行反復討論和界定，形成分層次的課程教學體系。

3.4教學和考核形式的改革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范文第3篇

模型的構造是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中之重，而數學是這種構造的基礎，我們甚至可以理解沒有數學理論保障的經濟學模型就是空中花園，因而，對數學理論體系的認識是經濟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是貫穿整個經濟理論的主干。

直覺主義是布勞威爾在數學中發展起來的一種觀點。在他看來，康德的那種觀點，即我們對連續自然數的概念源于時間直覺是非常值得認可的。我們對時間的直覺是指我們對一段時間的理解，這是從先驗的包含短暫連續性的經驗形式中得到的，而不是從特殊的經驗細節那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布勞威爾接受了康德的空間直覺理論，卻拒絕了康德認為的幾何是基于我們先驗的空間直覺的補充這一主張。他的這一看法，對數學的直覺主義概念的可接受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重要性在于能將自然數視作為心智的一種構造，在后續的運算符的重復使用到的確定的方法中產生，考慮一個無限的構造，自然數整數N 是唯一確定的：這不是非同構的構造，每一個都有同樣好的表征N 的方法。但一個無限的構造總被認為是一些產生的過程，而不是完全的構造。因此我們不能理解通過柏拉圖式的方法量化對這些構造的元素的，當產生一個確定真值的陳述通過邏輯推導和無限多例子的真值的匯總。然而，我們必須通過已經被解釋的方法去理解，當產生一個陳述，我們提出一個含有確定的了他的證明的標準。雖然在沒有發現可證或不可證之前確定其真值。堝xA(x)的證明將包含產生證明A(n)的自然數n;坌x A(x)的證明將是可識別的運算當產生對于任意我們所導出的n都有的A(n)的證明。那意味著N 是確定的不意味著它是單一的、完全的、構造的，第一，沒有關于如何延伸任意給出的有限分段N 的選擇，第二，給出任意數學對象，我們總是充分地識別他是否能夠通過連續運算到0 的重復使用而完成，因此它是否屬于N。

直覺主義邏輯是阿蘭德海汀為了給布勞威爾的直覺主義數學進行形式化而提出的符號邏輯。海汀的那種形式化包含直覺主義的命題和謂詞邏輯、數學和分析，認為所有的邏輯理論都存在于一個大系統中。有關分析的部分，不僅在其本意的解釋，而且是形式化的，而不是類似于經典的子系統。這種看法解釋了在當時沒有引起人們普遍興趣的原因，因為它是沒有根據的。客觀地講，海汀的形式化部分沒有考慮到基本論證中的其他原則，這是不同于數學和邏輯部分的，形式化的語言以及忽視它們本意的解釋能從這里提取到它們類似于經典的子系統，其中只有雙重否定消除。無疑這是推動很多人去根據這些系統的一個定義特征去思考的原因。

二、經濟理論的直覺主義邏輯的構成和要素

對于任何的理論體系而言，邏輯構造是必須的，缺少了邏輯構造，任何系統都是有懈可擊的，是不完全的。因而，邏輯構造顯得極為重要。直覺主義邏輯作為一種非經典邏輯，對經濟學理論體系而言是一種新的構造模式，所以，對直覺主義邏輯的研究應該受到重視。

有關當前直覺主義邏輯形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還在于它的構成要素以及形式。畢竟，在進行形式化時必然要涉及到它的要素及其構成。目前，它的形式化描述具體有樹狀形式和BHK 形式。而樹狀形式則是達米特等談論克里普克和貝斯的觀點時所概括出來的。一般來說，理解一種邏輯形式，至關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邏輯常項。因為邏輯常項可被看成是語句的主要運算符。它的意義主要是通過規定而來。這里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我們已知道什么算作為語句的那種構成的證據。對每個常項的說明都須堅持這一原則，即任何呈現給我們的構造，我們總能有效地識別它是否是給定陳述的證據。

在直覺主義邏輯中，邏輯常項可被歸結為兩組：一組是，和堝;一組是坌，和劭。這些邏輯運算符與經典邏輯的運算符可相互定義有所不同，它們有獨立的構造屬性。也就是說，這里更強調的是可確證性。由于在布爾代數中，滿足和參與運算的邏輯連接詞和是可被確認的。因此，從證據上看，邏輯常項、和堝的意義可被概括為：B的證據是任何能算作為A 或B 的證據的東西，它意味著對A 的確證或對B 的確證已被構造;AB 的證據是任何能算作A的證據和B 的證據的東西，這和布爾代數中AB 形式的公式的值同時滿足A的值和B 的值一致，意味著對A 的確證以及對B 的確證已被構造;量項陳述堝xA(x)的證據是對某變量n 來說，任何作為陳述A(n)的證據的東西。類似地，坌xA(x)的證據是對任意的n 來說，能產生A(n)的證據的東西。

要指出的是，任何只包含常項，和堝的陳述的證據，都是一個計算或計算的有限集合。例如坌xA(x)的證據是我們能夠識別的構造，即計算當被應用于任意的數字n 時，都能產生A(n)的證據。這樣，證據就成為把自然數帶進證據的運算。依照這一點，AB 的證據是這樣一個我們能識別的構造當應用于A 的任何證據，它都會產生B 的一個證據。該證據就是將證據帶入證據的運算。然而，如果把坌xA(x)的一個證據僅僅刻畫成一個被應用于任意數n 都能產生A(n)的證據的構造或把AB 的一個證據刻畫成一種將A 的證據轉換為B的證據的構造，則是不確切的，因為當我們遇到一個證據時，我們還無權說能有效地識別它。因此，必須明確：算作為坌xA(x)證據的構造，只在于對每個n 來說，我們能夠識別它產生了A(n)的證據;作為AB 的證據，只在于我們能夠識別A 的證據成為B 的證據所要求的轉變是有效的。

應特別提到對劭這個運算符的理解。劭A 的證據常被看成這樣的構造，即當它應用于A 的任何證據時，都能識別它產生了一個矛盾的證據。可這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因為一個矛盾常被理解為陳述B劭B。這似乎是我們根據劭自身來定義劭的。可通過兩種方法來避免這一點：一是選擇一個荒謬的陳述，例如0=1，來認為劭A 的一個證據是A0=1 的證據。在這里，為了證實直覺主義的邏輯規則，就須允許，給定0=1 的一個證據，就能找到任何其它陳述的證據。這完全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有一套方法，能從0=1 來獲得任意數學等式的證據。并從這容易地意識到我們能證明所有的數學陳述。一般來說，如果拋開數學陳述來考慮，那通過合理的推論來從0=1獲得每個陳述就不非常明確了。但如存在疑問，則可把它看成這樣的規定：我們將把0=1 的任何證據看成是存在的，同時也是任何其他陳述的證據。換句話，當用于原子陳述時，可把劭的含義看成由決定這些陳述真或假的計算程序來給出，然后對任何非原子陳述A 來說，把劭A 的證據定義成A劭B 的證據。這需再次承認，對一個原子陳述B 而言，給出B劭B 的一個證據，能找到任何其它陳述的證據。

三、經濟理論邏輯構造的差異化

對邏輯規則的認識的不同，導致經濟學邏輯構造以及形式化的差異化，這種差異化是重要的。因為不同的邏輯形式產生的不同的規則影響了形式化的過程和結論，這樣就影響了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因此，對不同的邏輯規則的差異化的認識是需要的。

直覺主義邏輯極其別致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種非標準的邏輯。因此，它和經典邏輯的關系成為當前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很多的探討直覺主義邏輯的研究都關注過這個話題。例如，顏中軍的論直覺主義邏輯對經典邏輯的挑戰和許穎試論經典邏輯與直覺主義邏輯系統的排中律，都涉及到這一點。概括地講，直覺主義邏輯和經典邏輯之間的差異具體表現為兩點：首先，對排中律的看法不同。在經典邏輯中，排中律是構成其定理的重要基礎。一個排中律公式的有效性斷定取決于公式的值，當且僅當關于任何指派的變量都為真。這里的排中律被看成一種邏輯真理，其基礎就是經典邏輯所奉行的二值原則。因此，在經典邏輯中，P劭P 被作為真理對待的。在這一公式中，無需證明哪個析取項為真的情況下就能確認P劭P 的值，因為經典邏輯的二值原則決定了這一析取式成立。直覺主義邏輯則與此不同，它在擁有矛盾律(劭A(AB))這一經典邏輯的情形下給排中律(A劭A)以否定，強調一個公式只有在確證成真或證據存在的情況下才能夠確定其值為真。因此，對于經典邏輯的析取式P劭P 在指派任何變量值都為真這一結果來說是不正確的。關于排中律，直覺主義者認為，對于所有的推理式而言，要么得到它，要么得到它的否定這一推理的有效性和確定性是無效的才行。否則，就像布勞威爾認為的那樣，排中律是從有窮的情形中抽象出來的，因此沒有理由用它來描述無窮的集合。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教學方法；案例教學；課程研究

中圖分類號：F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2

《經濟學基礎》作為一門經濟管理類的專業基礎課，既是一門理論很強的課程，同時也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如何教好這門課程，并達到課程的教學目標，已成為我系經濟學老師面臨的一個共同教學課題。

一、高職經濟學教學存在的問題

在教學過程中，發現當前經濟學學習和教學中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從課程本身來講，經濟學理論抽象、難懂，學生很難接受。它從經濟學基本概念出發，研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一般原理和規律，而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也使得該門課程體系龐大、內容繁雜，學生們普通反映學習起來很難、很吃力。本門課程經常用到數學知識，這使大部分學生感到措手不及。

其次，從高職學生的實際情況來說，學生基本都是90后，學習經濟類科目的目的相當明顯，以為學了經濟學就可以為自己掙更多的錢，但面對許多的公式、圖形以及原理，他們顯得茫然，加上教師在授課過程中缺乏理論聯系實際的經驗性案例，課堂上老師滔滔不絕，但課堂氣氛沉悶，學生往往對基礎理論知識感到枯燥無味，失去學習興趣，另外，學生普遍年齡小，平均為18歲至22歲，大部分都是從高中直接考入高校，社會閱歷淺，對于社會經濟活動知之甚少，即使學生們接受能力較強，但辨別與創新能力不夠，普遍尚未走出中學學習方式的圈子，這些都增加了教師講授和學生理解的難度。

最后，從學校的教學安排來說，高職院校的教學計劃一般會將經濟學內容壓縮在一個學期，這就造成經濟學課時少而內容多的矛盾，作為經濟學的基礎性學科，如果按照教學計劃，用一學期講完微觀、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的話，教學質量與教學任務就難以兩全。

二、高職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思路探討

教育的發展表明，任何教學方法都必須適用所授學科的專業特點。對經濟學教學而言，由于受教育者既是經濟學的教學對象，同時又直接參與經濟實踐，因此，相對于其他學科的教學而言，經濟學的教學更加需要優化教育模式，注重教學方法改革，使學生更扎實、更全面地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和分析工具。

（一）因材施教，提高內容針對性

經濟學教學通常遇到課時少，內容多的問題，教學質量和教學任務常常打架。《經濟學基礎》作為一門基礎性學科，不僅經貿類、財經類專業的學生要學，而且諸如信息管理專業、工商管理專業的學生也要學。但對于專科生來說，教學計劃要求一學期講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內容。教師如果要根據教學內容要求、教學對象水平，保證教學質量，教學任務就難以完成，學生學到的東西就少；教師如果趕時間完成教學任務，教學質量就很難保證，學生學的東西多了，但往往似是而非。這樣就出現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尷尬局面。因此，在內容上，首先教師要對課程內容進行篩選，本著夠用、實用的原則，在講課時不必刻意追求體系，而是集中力量講解學科教材中較為重要的知識。

（二）設疑導思，注重思維啟發

從目前大一新生的學習方式來看，絕大部分學生的學習活動僅限于“預習、聽課、復習”之中，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懶于思考、缺乏問題意識”。這種學習狀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我認為教學過程就是教學相長，師生互動環節也早被提出，敢于提問才能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創新。所以在教學中采用積極而富有啟發性的教學方法，一方面可以營造生動活潑的課堂氣氛，另一方面有利于優秀學生的獨創性及個性的發展。

當然，合理設置課堂提問是有效啟發的關鍵所在。如果教師提出的問題太大、太繁、太難，都很難激起學生思維的靈動。為了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在每一節課上課之前，都做了認真的準備，把要在上課的時候提出的問題做到心中有數。例如在講需求定理時，對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商品本身的價格和需求數量呈反方向變動的關系，很多同學都能用日常生活經驗總結出來，就可以先通過提問，讓學生總結出需求定理的內容。而對于需求定理存在的例外，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聞，可以先把問題提出來，讓學生討論，進而總結出需求定理例外的幾種情況。通過提問可以讓學生更多參與教學過程，可以有效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學習、應用知識的能力，而不是把學生的頭腦當作裝載、儲存知識的口袋。

（三）理實一體，豐富課程內容

經濟學是一門抽象、深奧的社會科學，其理論內容很豐富，但也很抽象、深奧、難懂，學生難于消化，特別是要用高等數學的知識證明和推導經濟理論，而此課程開設對象往往是大一學生，他們由于受中學時應試教育模式的影響，很容易被枯燥的理論磨滅斗志，陷入一種被動地為學習而學習的惡性循環中，所以只有尋找他們熟悉的事例，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才能真正起到以教帶學，以學促教的良性互動作用。《經濟學基礎》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它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一種理論抽象，在教學過程中要充分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為了增強教學的現實性，在教學方式上可以考慮采取案例教學的方法，選取的案例既可以是經典的經濟學案例，也可以是身邊的具體事例。

運用經濟學理論聯系實際生活是本門課程的重要教學目標，教師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搜集案例，并且在理論章節中穿插相應的案例，比如在講到價格理論時，可以讓學生們討論“生豬肉的價格為什么突然上漲？”、“現在幼兒園的學費為什么越來越高？”在生產理論中，以經典的“三個和尚無水吃”的故事作類比。又例如在學習“機會成本理論”時，可以讓學生討論“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是多少”、“可不可以用機會成本原理解釋為什么不鼓勵在校生談戀愛”、“從機會成本角度看NBA球員科比不上大學是不是正確的選擇”等等，通過將經濟學理論與經濟生活現實的密切結合，可以將經濟理論學習過程中的抽象、難于理解的問題，變為具體和簡單的有效工具和方式，極大的提高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正因為案例有如此大的魅力，因此，案例的收集與整理就成為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好的案例更多的是貼近生活、反映時代背景，并且真正能夠學以致用的。大量的本土化的案例對學生的理解和教師的講授都會有幫助。

（四）講練結合，促進知識鞏固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需躬行”。為強化理論教學效果，我要求學生進行一定數量的習題練習來促進他們的自我學習。通過做習題可以使學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糾正學習中的錯誤，鞏固所掌握的知識。因此，教師可以針對教學內容為學生設計相應習題，并在每次課結束后直接把本次課程涉及到的習題讓學生及時解答。通過及時的練習，一方面是對課堂教學的檢驗，便于教師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效果；另一方面講練的及時配合，可以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也讓學生能夠直接通過相關題目掌握所學知識點，提高學習的自信心。

（五）授之以漁，訓練專業思維

教育的過程，不僅僅是教授給學生課本知識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活學活用知識的能力。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不僅僅是為了成為一個掌握一定知識的技術人員，更應該是成為可以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靈活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思考者和實踐者。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學到的，還包括如何思考，如何表達個人的觀點，如何發展個人的決策能力和信心，并能夠認識到世界是豐富的、多樣化的，知識體系不是僵化和一成不變的，而是運動的和發展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作為教師，教一門課，不是建造有關這一科目的一個小型的現代圖書室，而是使學生能夠掌握本門課程的學習方法和思維模式。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而且更要“授之以漁”；不僅要重視知識的傳播，而且更要重視培養學生思維、研究、分析等多方面的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因此，在經濟學的教學中，教師要注重鍛煉學生自己運用相關經濟學理論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在每一個項目的知識點講完后，設置一定學時的討論課，就某一問題進行現場討論。討論可以是即時的，也可以是事先布置討論題目，論題一般是根據學生感興趣的程度和當時社會上的熱點經濟問題。討論要求學生課前在網絡上搜索相關內容就專題進行準備，然后回到課程進行討論。討論式教學法對于學生的各方面能力是一個有效的訓練，包括搜索資料的能力、信息組織能力、表達能力等。

總之，《經濟學基礎》是一門系統性、邏輯性較強的課程，有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以及獨特的知識結構和研究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法，要達到教與學的和諧統一，需要大量的教學實踐，需要老師與學生雙方的有效配合，才能提高教學質量，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張苓.淺談高職經濟學教學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中國集體經濟，2009（12）.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范文第5篇

然而，畢竟經濟法是一門與傳統法律部門差異極大的法律部門，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將經濟法置于整個市場經濟，并將其與經濟學的經典理論緊密結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經濟法的特征。

分析經濟法規群的共同特點，筆者認為經濟性是而且應該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特征。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對經濟法的經濟性進行論述，這也是筆者的一點思考。

一、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性

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市場主體調控關系，市場秩序調控關系，宏觀經濟調控關系以及社會分配關系。

從市場主體調控關系來看，國家為了維護市場的有效運行和整體利益，通過市場準入制度等制度，對市場主體進行經濟調控。以《商業銀行法》為例，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主要經營負債業務、資產業務和中間業務，由于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至關重要，為了保障商業銀行的安全性，國家對商業銀行的設立規定了極為嚴格的準入條件。《商業銀行法》第13條以嚴格的準入制度對金融業做出了調整。商業銀行在設立后仍要受到持續調控，由于商業銀行主要是經營負債業務，負債率就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新《巴塞爾協議》做出明確規定，要求各成員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應高于8%。我國也根據這一協議做出了相應的要求。這些規定無不顯示出經濟法對現代經濟關系的積極調控，也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經濟關系的重要性，才引發了國家通過經濟法進行有效的調控。

此外，國家為實現一定的產業布局調整以及社會公平目標，也經常通過產業政策、再分配政策、財政政策等對經濟發生作用。這在日本等發達國家集中表現為《產業政策法》《結構不景氣法》等法規。無論是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經濟法的產生正是客觀經濟關系出現而傳統的民法、行政法都無力調控，它們天生就具有強烈的經濟性，這也內在地決定了經濟法具有經濟性，并且經濟性理應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特征。

二、經濟法調整工具的經濟性

經濟法的發展與干預主義的出現密切相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但干預主義并沒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預經濟的調控工具。隨著西方市場經濟以及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西方國家逐漸提出了操作性極強的調控工具。

以國家對壟斷的干預為例，由競爭引起的壟斷，反過來又必然妨礙、限制甚至消滅競爭，最終使市場機制遭到破壞。為維護市場機制的健康運行，通過經濟法限制壟斷成為必然的選擇，但何時該由國家介入呢？在微觀經濟學理論中，市場結構區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當競爭使得市場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出現壟斷。衡量市場集中度有幾種經典的指標，譬如四企業集中度（CR4）、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指數）以及熵指數（entropindex,Ei）。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采取了HHI指數作為判斷企業收購行為是否構成了壟斷威脅，國家是否應當進行干預。根據微觀經濟學理論：

聯邦貿易委員會要求意圖實施兼并的企業必須提供該企業以及其競爭企業的市場占有率，接著由該委員會計算兼并前與兼并后的HHI指數值的差值，倘若這個差值達到兼并法則規定的數值，聯邦貿易委員會隨即根據反壟斷法作出允許或者不允許企業兼并的決定。運用HHI指數進行壟斷的認定有一個相當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兼并較量。倘若允許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實施兼并，將使兼并后的HHI值嚴重超過法則規定。

在美國反壟斷法的實施過程中，經濟學的工具被運用于判定壟斷與否的標準，而反壟斷法被稱為“經濟憲法”，是經濟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法的調控工具具有濃厚的經濟性，其數據完全來自真實的市場經濟運行過程，而諸如HHI指數之類的調控指數最先純粹是經濟性的指標，而后才引入了經濟法的領域，故而經濟性成為經濟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應該成為經濟法的本質特征。

三、專業技術規范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