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倫理學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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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學的范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詞匯教學 原型范疇 中醫院校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3-0011-01

一 原型范疇理論在中醫院校英語詞匯教學中的必要性

1.中醫院校英語詞匯教學現狀

中醫院校的學生大部分是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市縣，受到各地區英語教學水平不同的影響，學生英語基礎有一定差距，使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兩極分化。在詞匯教學中，基礎差的學生連拼讀單詞都有困難，而基礎好的學生又覺得英語課上教得太少太慢，學不到新知識，從而給教學帶來一定困難。中醫院校內，很多大學生對英語的重視程度不夠、學習動機不強，很多學生選擇到中醫院校學習是因為他們想學習中醫的基礎理論與臨床的實踐，他們將學習重點放在專業課學習上，從而忽視對英語的學習；還有一些學生認為英語這門學科太枯燥、難度太大，從而對英語學習失去了興趣。

2.認知教學法在中醫院校英語詞匯教學中的必要性

認知學習法立足于以學生為中心并遵循這種規律而被實踐證明是可取的。認知語言學具有解釋事物的能力，比一些傳統的學習方法具有更多的優點。認知教學法能夠以理論指導客觀實際，加強教學效果，從而快速達到教學目的。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結合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方法，并將會給英語詞匯教學帶來嶄新的未來。

二 原型范疇理論在中醫院校英語詞匯教學中的應用與研究

1.原型范疇理論在英語詞匯教學中的廣泛應用

在語言使用中，詞匯居于核心地位。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看，主要是指詞的意義。原型范疇理論廣泛用于語義學領域，尤其是對一詞多義現象的解釋。在英語詞匯教學中，教師在教授學生習得新詞匯或舊詞匯的新義項時，都應讓學生理解各個義項之間的深層關系和語義索引性，這樣可以使學生在詞匯學習過程中融會貫通，靈活掌握。

2.一詞多義在中醫院校的英語詞匯教學中的應用

一詞多義在中醫院校英語詞匯教學中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中醫院校的學生由于專業的需要，在詞匯學習上與應試教育下的初高中學生要求不同，中醫院校的學生學習詞匯的內容與目的更加明確，在詞匯量的掌握方面，他們更需要注重對所掌握詞匯的靈活運用。

英語中多義詞formula的意義在a peace formula（一項和平方案）和a formula of a new drug（新藥的配方）中，后者是前者意義的隱喻性延伸，兩個意義密切相關，因此formula 的這些意義構成一個原型范疇。很多中醫院校的學生受到最初詞匯學習的影響，孤立地記單詞的一兩種意思，而忽視了一些詞匯在醫療語境下所對應的意思。下面是筆者在教學中遇到的詞匯“surgery”的例子：（1）外科大樓：The practice has moved to a new surgery on the Bright Street.（2）手術時間：The morning surgery is from 8∶30 to 12∶30.（3）手術：The patient needs urgent surgery on a burst appendix.

以上三個例句講授的都是詞匯“surgery”的意思，但在不同的語境下其對應的漢語意思卻不盡相同，醫學院校的英語教師在詞匯教學中，應在給出詞匯的基本含義的基礎上，注重傳授給學生所用詞匯的具體語言環境。

在詞匯教學中可以根據語境，讓學生在句子中學習，在過程中體會，分層次理解，就能更好地掌握詞匯的多層意思。以教授“bed”一詞為例，教學中不但教授其原型意義“a piece of furniture for sleeping on”（供人躺在上面睡覺的家具），這是人最初的生理感知，后根據家族相似性，又推及對周圍客觀環境的感知；另外，還引申出新意“the flat ground at the bottom of a river，lake，or sea”（像床一樣的地形），如“河床”、“海床”、“礦床”，再引申出“an area of a garden，park，etc，that has been prepared for plants to grow in”（供植物生長得像床一樣的花園或公園），最后又擴展到抽象概念“溫床”。

三 結束語

利用原型范疇理論可以有效地提高英語詞匯教學的質量。讓一詞多義在不同原型的范疇中體會學習，讓學生在醫療語境中體會同一詞匯的不同含義，從而能夠靈活運用，為今后的工作和專業英語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陸國強.現代英語詞匯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醫學倫理學的范疇范文第2篇

醫院對工作人員的培養中，不僅要注重理論知識，更要求其拓展視野，并針對其特點達到人才培養的需求，使他們擁有健康、科學的醫學理論以及道德知識，使信息化人才得到全面發展。醫學倫理學以道德教育為基石，專門研究和解決在醫院以及各個醫療機構中醫患之間關系，為醫務工作者制定了行為準則標準，它是醫療機構信息化人才培養中必不可少的課程[1]。本文對我國醫學倫理學教育的現狀進行分析，探究醫學倫理學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養過程中的重要性，并探索出能夠良好開展的策略。 

2.醫學倫理學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養中重要性的體現 

2.1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實施，是培養醫學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備重要途徑 

醫學信息化人才的醫學倫理知識，決定了醫學教育成果的質量，人們的健康是醫學存在的目的。自古就有“醫者仁術”之說，可見“仁”和“術”在醫者的行為準則中是最重要的，更是醫學行業內的基本準則。醫學理論教育的特點不僅在于對專業理論知識的注重，對醫學信息化人才道德的教育更是其突出的重點。由此可見，醫學信息化人才的醫學倫理素質，決定著醫學教育成果的質量，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實施，是培養醫學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備重要途徑，是推進醫學行業健康發展的強大動力。 

2.2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實施是培養信息化人才能夠應用醫德理論知識來解決醫患問題 

在目前我國醫院的管理中，由于對于醫務人員疏于嚴格管理，因此在各種醫患之間產生糾紛的根源都是由于醫務人員的服務態度差，使得醫患之間關系惡化；以及在對患者的治療過程中沒有對患者的自主權加強重視，沒有遵守知情、同意的準則，因此患者對其不理解，也使得醫患之間產生較多的矛盾；有些醫務工作者沒有責任心，在對患者進行身體檢查時，疏于認真，對問題的處理上不及時、不恰當，也由此引發醫療事故的產生；更有甚者為追求巨大的經濟效益，故意要求患者多花費，患者由于不滿而產生的糾紛。由此可見，醫患糾紛與醫療事故，都體現著醫者的“仁”與“術”。而二則之間是相互依存著的，倫理學教育中醫學技術是醫德基礎，醫德又是醫學技術得以實施的基礎保障。因此，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實施是培養信息化人才能夠應用醫德理論知識來解決醫患問題，是培養醫務人員富有責任感，減少和避免醫患糾紛與理療事故的重要途徑。 

2.3在信息化人才培養中進行醫學倫理學教育是提升醫院醫療整體質量的保障 

醫院工作進行的主題的醫療，醫療決定著醫院能否良好發展和生存的基礎。而“仁”與“術”決是整個醫院醫療重中之重。量的高低。二則密不可分、相互依存，是對醫學信息化人才培養的核心。醫務人員醫德水平決定其能否更好發揮設備、技術作用的基礎。若因過分注重經濟效益而屬于醫德的建設，會使醫院整個醫療水平下降，對醫院的長期、健康、良好、穩定發展極為不利。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養中進行醫學倫理學教育是提升醫院醫療整體質量的保障。 

3.醫學倫理學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養過程中的現狀 

3.1醫院對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忽視。醫學信息化人才的道德、人生、價值觀體現在醫療工作過程中各個環節。由此可見，信息化人才在從事醫學工作時必須擁有醫學倫理學知識。而我國現代醫學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醫學模式也在不斷的改變，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養中醫院必須對醫學倫理學培養的重要性有正確的認識。 

3.2醫務人員對醫學倫理學課程的忽視。由于，很多醫務人員對于醫學倫理學知識不夠重視，認知程度低，因此失去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因此醫學倫理學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養中并不能夠有效發揮其重要性。 

3.3醫學倫理教育的教學內容的落后。信息基礎知識與技能是對信息化人才培養的最基礎要求，對心理學、倫理學、社會等人文化知識都是教育的范疇。但是現今在醫學倫理教育的教學內容依舊很落后，不能夠與社會現實接軌，嚴重影響著醫學倫理學教學的實施。 

4.在息化人才培養中醫學倫理學教育良好開展的策略 

4.1醫學倫理學教育準則的建立。加強吸收世界醫學倫理學教育的先進水平，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醫學倫理學教育準則。 

4.2醫學倫理學教育內容的加強。醫學院校不僅要重視加強醫學倫理學教育內容，制定合理科學的課程標準[2]。以問題、案例為核心，開展互動式、小組討論式的教育。信息化人才只要樹立正確的醫學倫理觀念。那么今后的工作中，學會及時運用醫學倫理學知識來約束自身行為。 

4.3良好人文環境的建設。精神文明的建設和培養是培養良好人文環境的基礎。人文環境由人文精神和文化相互結合下所創建的。在醫學倫理學的教育中，人文素質必須要加強重視，可利用直觀教育、樹立先進典型、大力宣傳h等方式，用實際中的案例去感染、教育信息人員，樹立起醫院良好的醫療形象，加大醫院的影響力度，為醫院創設道德和技術并存的人文形象。加強醫院信息化人才團隊的設立。 

4.4醫學倫理學教育多樣化的開展。醫學倫理學教育不僅要求其在內容上具有實際性、針對性，在規范標準上更要有層次。結合信息人員文化程度、崗位職責、自身身體和思想情況的不同，來制定出不同的教育方針、教育內容和標準，確保醫學倫理學在教育中，具有針對性以及廣泛性。教學方法和形式上具有多樣性和靈活性。例如：座談會、研討會、展覽會、演講比賽、知識問答互動等方式，引起和加強信息化人才的思想共鳴，促進醫學信息化人才團隊的建設發展，以及教育形式多樣化的開展。 

4.5醫學倫理學教育的管理和培訓。醫學倫理學教育的管理中不僅要重視和加強倫理文化的深入，更要對倫理學教育管理進行加強，利用多鐘形式進行培訓。不定時的更新學習信息資源，增進交流和學習。 

5.總結 

綜上所述，現代醫學信息的發展依托于現代社會信息的發展，醫院在人才的培養上，不僅要全面更要與實際信息社會發展狀況相結合，培養出具有專業技術性強，又有創新思維和良好道德的信息化人才[3]。因此，學倫理學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養過程的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曲靖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1]靳輝.加強醫學倫理學教育對護理人才培養的意義.[J].文學教育（中），2013.（02）：54 

醫學倫理學的范疇范文第3篇

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其醫學發展的背后都有一種精神力量支撐，這種精神力量就是醫學倫理，我國的醫學倫理研究是從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職業道德教育的廣泛開展而起步的。30年來，隨著醫學倫理話語權的基本形成，醫學倫理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研究的問題涉及醫學倫理的各個層面，而且形成了專門的研究隊伍、研究機構，創辦了相應的學術期刊，部分研究成果在醫療實踐和醫學科研活動中被采用，顯示了醫學倫理的巨大應用價值。因此，審視和梳理我國醫學倫理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及現存的問題，對其進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1.醫學倫理學是什么

醫學倫理學（MedicalEthics)就國內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對此問題的認識存在諸多分歧。有學者將醫學倫理學稱之為醫德學，還有學者認為醫學倫理學就是生命倫理學，二者的區別不過是同一個對象的不同稱謂而已。由朱貽庭教授主編的《倫理學大辭典》認為，醫學倫理學是研究醫療實踐和醫學科學研究活動中人們之間的道德關系和道德規范的一門應用倫理學科。據此，李本富教授將醫學倫理學劃分為醫德學、近現代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三大部分，并認為這三部分反映了醫學倫理學發展的不同階段。

對于醫學倫理學的不同界定，筆者認為，在我國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初期階段，輕率地否定任何一種觀點都不利于醫學倫理學的發展，因為不同的研究視角，有利于豐富和繁榮醫學倫理學的研究領域。

2.醫學倫理學的學科性質

邱仁宗研究員認為醫學倫理學是規范倫理學;丘樣興教授則主張醫學倫理學屬于應用倫理學的范疇，伍天章教授也堅持同樣的觀點;而孫慕義教授則認為醫學倫理學是倫理學與醫學之間的交叉學科，既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又是理論醫學的一部分，是醫學人文學的學科成員之一。

關于醫學倫理學的學科性質，在不同研究者的視野里，其學科性質是很模糊的，甚至在同一作者的文本里也是模糊的，這必然置醫學倫理學在學科地位上處于尷尬困境。目前在全國性的倫理學會議上，甚至在專門討論以應用倫理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上，幾乎聽不到醫學倫理學的聲音；即使在全國性的醫學倫理學會議上，也很少聽到醫學倫理學以外的倫理學界其他學人的聲音。與此相似而又頗為不同的另一個問題是，因醫學對醫學倫理學的籠罩而形成的醫學倫理學好像是寄生于醫學之上的、可有可無的、道德說教的陰影。筆者認為，擺脫此種困境，真正確立醫學倫理學的學科地位，對其研究必須明確兩點：一是醫學倫理學的研究絕不應是倫理學原理的簡單套用，二是必須突出醫學倫理學是一門為醫學道德立法的價值學科，是醫學的精神家園。

3.關于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

醫學倫理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同社會、不同國家的醫學倫理觀是有差異的，就算在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醫學倫理觀念和規范也有所區別。這體現在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在我國的爭論也較多，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楊同衛、封展旗等學者認為可以從職業倫理層面、技術倫理層面、制度倫理層面展開對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李本富、李傳俊、叢亞麗等教授認為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醫德的基本理論、醫德的規范體系、醫德的基本實踐、醫德難題等四大部分。

應該說上述看法都有合理性和科學性，但關于醫學 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在我國學界仍然存在著兩個明顯的誤區：一是在研究中總把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混同起來；二是研究僅注重醫學倫理中的個體德性，而不是從個體與整體相結合的角度拓展其研究內容。筆者認為，醫學既是個體的，也是社會的，因此，對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應與時俱進，緊扣醫學發展的時代內涵，探討醫學發展各個層面的倫理問題，惟此，醫學倫理學才能更好地服務和引領醫學實踐。

4.關于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方法

從一定程度上說，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是看其是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我國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方法，基于學科的性質定位、不同角度的審視等原因，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丘樣興教授認為研究醫學倫理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李本富教授則認為，研究醫學倫理學在堅持唯物史觀和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基礎上，還須運用歸納和演繹法、系統方法、比較法等;而伍天章教授則主張典型案例分析，提倡數據統計法。

當前在我國從事醫學倫理學研究和實踐的人員，大多分別來自醫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領域，既熟悉社會科學，又從事醫學工作的人員并不多，這就造成醫學倫理研究要么缺乏“倫理學”理論厚度，要么脫離“醫學”實際。筆者認為，在遵循醫學倫理學一般研究方法的同時，必須借鑒、引入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

5.腦死亡的倫理問題

自1968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死亡定義審議特別委員會提出與制定了腦死亡的標準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醫學科學組織委員會、北歐等也先后提出了腦死亡的標準。目前，全世界約有80個左右的國家和地區直接或間接地實施腦死亡制定標準。

從上世紀80年代我國也開始了腦死亡判定的理論研討。圍繞腦死亡標準產生的倫理爭論，孫慕義教授認為“從醫學和立法兩方面承認腦死亡標準已漸漸成為一種發展趨勢”“結合我國當前醫療衛生領域的具體情況，提出我國的腦死亡標準是十分必要的。’’邱仁宗研究員就腦死亡病人終止治療應遵循的倫理原則、決策的程序也做出了寶貴的探索。筆者認為，關于腦死亡的倫理之爭，從積極方面說，關系到怎樣破除陳舊觀念以排除對醫學科學發展的阻礙；從消極方面說，關系到怎樣防止利用腦死亡和器官移植謀殺他人。國家衛生部腦死亡標準起草小組制定的《腦死亡判定標準(成人）（修訂稿)》和《腦死亡判定技術規范(成人）（修訂稿)》無疑表征著腦死亡在我國的實施邁出了扎實的一步。

6.安樂死的倫理爭議

1986年陜西省漢中市發生我國首例安樂死事件，由此在全國掀起了廣泛的安樂死合法化與否的激烈討論。

安樂死觀念的提出和實施，沖擊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使倫理學和法律面臨新的問題。當前關于安樂死的爭論主要有四種不同意見。其一，反對任何類型的安樂死;其二，贊成任何類型的安樂死；其三，贊成在嚴格監督條件下施行“自愿直接”或“自愿間接”兩種安樂死形式；其四，贊成被動安樂死。就以上爭論的理論依據來說，持不同意見者都不同程度地將人道主義、功利主義、境遇論倫理相對主義作為自己的倫理依據。

我國傳統文化認為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誰都無法干預。用儒家的觀點審視，主動安樂死不仁，被動安樂死不善；道家認為人類生死均受自然規律支配；佛家思想崇尚生命、力戒殺生。安樂死的提倡與這些傳統觀念有一定的距離，直至現在仍很難為我們的文化所接受。但是，人的出生是無法選擇的，能不能給活著的人最后一次選擇的機會，我們期待著。

7.克隆人的倫理問題

克隆人技術及其應用問題引起了人類的無限遐想，并夾雜著興奮、不安或焦慮，由此引發的巨大倫理學爭論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當前關于克隆人的倫理爭議主要存有三種觀點：其一，堅決反對。甘紹平研究員指出，克隆人是人類不可逾越的倫理禁區。其二，無條件支持。其三，審慎理性對待克隆人技術是大部分學者的觀點。何作庥院士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去妨礙科學的進步，人類應寬容地對待克隆技術。高兆明教授則站在中華民族醫學科學飛躍發展的角度客觀審視克隆人技術的影響。

克隆人技術及其應用問題所引起的全球范圍的激烈論爭仍在進行著。我國政府對此問題的立場是：主張區別對待治療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進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勵和支持以治療為目的的人胚胎干細胞研究，促進我國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健康發展。

8.關于器官移植

充足的、高質量的供體器官是開展器官移植的前提，然而當前器官移植的現狀是：供體器官來源匱乏，嚴重地阻礙著器官移植工作的發展。由此產生的倫理爭議有，關于尸體器官和活體器官采集的倫理問題，異種器官移植的倫理問題，器官商品化和器官的分配的倫理問題。針對器官移植引發的倫理爭議，在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我國首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已經于2007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器官分配的倫理制度上，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認為在選擇受體時應把配型相容性排在前列，術后具有良好的存活前景的優先，其他參考項目是：社會價值、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支付能力、醫療衛生資源的公正分配等P3]。

9.基因組研究與基因治療的倫理問題

自2000年人類基因組草圖公布后，基因組研究便進入后基因組時代，但由此引發的倫理爭論也十分激烈[14]。爭論的問題主要有：是否發生基因歧視現象，基因資源的專利與資源爭奪，基因決定論還是非基因決定論，基因技術普及帶來老齡化社會的壓力，基因治療對個體和人類社會是否安全，基因診斷、治療是否會造成醫療費用的猛增，體細胞、性細胞及非醫學目的的基因增強或基因修飾的難以預料的后果影響等。由于基因治療不同于一般的藥物或手術治療，其高效性和風險性并存，從國際上看，仍處于臨床試驗階段。但是，在基因與倫理的矛盾沖突中，我們的倫理選擇應該是什么？這正是當前迫切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10.健康倫理和衛生資源分配問題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增強，健康倫理已成為醫學倫理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有學者指出健康倫理研究的主要內容有：一是如何確保全體居民公平地享有衛生保健，尤其是貧困人群的衛生保健問題；二是怎樣提高全體居民的生命質量，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在影響衛生保健的諸多因素中，衛生資源分配狀況無疑與之關系最為密切。因此，有的學者主張遵循公正原則和效用原則分配衛生保健資源;有學者主張根據不同情況采取多元的公正標準和原則，認為應堅持公益性原則、公平性原則、效益性原則、價值性原則。

醫學倫理學的范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神經倫理學；腦神經科學；生命倫理學；情感與沖動；道德判斷；行為決策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1

神經倫理學（neuroethics）從2002年正式在美國學術界提出之后，其研究與發展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美國也出現了神經倫理學研究的熱潮。神經倫理學是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主要包括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兩大領域。隨著國際人類腦計劃在上世紀末啟動，各國政府與科學家越來越重視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各國學者也必然越來越重視神經倫理學的研究。

一、神經倫理學出現的背景

神經倫理學的出現首先是得益于現代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早期，人們就開始探索神經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并對人的神經系統有了初步的認識。20世紀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使有關神經沖動機制的研究取得突破。例如，1939年，美國學者柯勒和柯蒂斯以及英國科學家霍奇金發表了有關神經沖動離子機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科學界同行的廣泛重視。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范圍擴大到神經肌肉接頭點。1952年，法特和卡茲闡述了神經肌肉間的神經沖動傳遞的離子機制。1954年，帕達赫和帕雷，羅伯特斯和班尼特分別發表了腦與神經肌肉接頭點突觸的電子顯微圖。同年，納塔和吉蓋斯發明的追蹤法使研究者能準確了解神經細胞間(特別是遠隔神經細胞間) 的相互聯系。這些對后來的研究都有重大影響，為現代神經科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62年，施密特在麻省理工學院發起神經科學研究計劃，并首先使用了“神經科學”這一詞匯，也標志著現代神經科學的正式誕生[1]。隨著腦與行為研究的日益增加，1960年國際腦研究組織(IBRO) 和1969年美國神經科學學會等機構相繼成立，認知神經科學也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為了推動研究神經科學社會影響，美國神經科學學會于1972年成立了一個社會問題分支委員會，旨在向會員和公眾宣傳神經科學研究的社會影響，這也標志著神經科學家開始關注和重視神經科學的社會影響，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2]。從此，不僅人文學者開始認識到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神經科學的社會影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科學家覺得他們有義務和責任關注甚至研究神經科學的社會影響，這種從觀念上確立神經科學社會影響的重要性不僅有利于推動神經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有利于推動神經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促進神經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交叉與融合。而且，自1983年以來，美國神經科學學會每年都要舉行神經科學社會問題的圓桌會議，主要討論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這些會議已經討論了以下主題：大腦的性別差異，腦死亡，神經治療，神經增強，使用胎兒組織治療神經疾病，食品添加劑的神經毒性，神經科學研究對控制吸毒的作用等等[3]385-391。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國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OTA）也進行了一項神經科學研究的潛在影響的社會調查。1984年3月OTA的研究報告《神經科學的影響》主要從醫學影響和社會影響分析了神經科學的潛在影響。醫學影響是指神經科學研究不僅對神經疾病、精神疾病和遺傳腦疾病有巨大的醫學貢獻，也對其他非神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寄生蟲病）等有較大的醫學價值。社會影響主要是指神經科學研究對醫藥產業、犯罪與暴力、司法體系、學習障礙、性別差異等的潛在影響。在該研究報告《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維度》中凸顯了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及其未來神經科學研究面臨的諸多倫理與社會挑戰[4]。美國神經科學學會舉行的神經科學社會問題的圓桌會議和OTA的神經科學的影響的調查研究報告為美國后來制定神經科學發展的科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調查數據和理論依據，使得美國在注重發展神經科學的同時，也非常重視神經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這也是為什么神經倫理學這一研究分支學科首先在美國提出并得到了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歐盟委員會在1997年也資助了一個腦研究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維度的項目。其中Sandro Gindro等學者的《腦研究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報告主要對腦研究與神經疾病、神經移植、大腦控制、心理分析與心理治療等方面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進行了分析，報告特別指出了大腦控制、神經干預和增強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腦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同腦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重要，它有利于神經科學的研究與發展[5]。科學家、學者和公眾日益認識到神經科學研究中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也促使了神經倫理學在美國誕生。

二、神經倫理學的概念

神經倫理學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一詞匯是由威廉•索菲爾于2002年在《紐約時報》上首次正式提出的[6]1。神經倫理學的出現是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及其應用引發諸多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必然結果。當然，神經科學家和倫理學家的共同推動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給神經倫理學的概念進行科學的定義或者解釋，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威廉• 索菲爾認為“神經倫理學是研究人腦治療和增強以及對人腦的干預的對與錯，好與壞”的交叉學科[7]5。索菲爾先生主要基于倫理學的基本概念“對與錯，好與壞”來對人腦干預和控制的神經倫理學概念進行闡釋，突出大腦在神經倫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價值，彰顯神經倫理學是神經科學（腦科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在他看來，“神經倫理學是生命倫理學的一個獨特部分，思考醫學實踐和生物研究的好的和不好的后果。但是，神經倫理學的特殊性在于我們研究的是大腦這個特殊的器官，它與我們的意識、自我息息相關，是我們作為存在的核心，是控制我們行為和人格的思維器官”[7]。由此可見，索菲爾把神經倫理學看作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范疇，同時也富有洞見地看到了它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主要體現在：一是人腦作為人身上最特別和最復雜的物質器官，它是和人的思想、意識以及行為密切相關的。在一定意義上，人腦是人的意識和精神的家園。二是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是以前生命倫理學研究很少涉及的內容。它主要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研究道德問題和道德現象，為倫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

威廉•默布雷指出：“神經倫理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主要研究神經科學發現及其對人類福祉的影響，探討好與壞，平等與不平等，公正與不公正。神經倫理學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參與腦研究，評價研究申請，決定這些申請的相關規則，有利于管理神經科學發現的應用。” [8]威廉•默布雷的神經倫理學概念與索菲爾先生的定義具有相似性，但威廉•默布雷在探討神經科學發現及其應用的好與壞、平等與不平等、公正與不公正等基本的倫理問題的同時，重視神經倫理學對于建立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規則和管理政策的建立。這不僅是當前神經倫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我們研究神經倫理學的重要目的。

伯德在《神經科學百科全書》的神經倫理學部分說：“神經倫理學是一個全新的學科，是神經科學和倫理學的交叉學科，探究行為研究標準和道德判斷的哲學領域。神經科學也同其他哲學領域諸如美學、認識論、形而上學、身心理論相交叉，但這些學科和神經倫理學并非直接相關。神經倫理學包括神經科學的倫理學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兩個研究領域。前者主要研究神經科學實踐或者應用的倫理問題，后者主要研究道德和倫理思考以及決策的神經生物學基礎。”[3]385伯德的神經倫理學的定義是比較全面的，他不僅強調神經倫理學的學科交叉性，指出了它與其他哲學的相關性，還明確指出了神經倫理學的兩大研究領域，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可。

基于上述學者對神經倫理學的闡釋，我們可以歸納出神經倫理學的一些基本特征：神經倫理學是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主要包括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兩大領域。神經倫理學和一些傳統的哲學問題（如身心問題）有緊密的聯系，它可為傳統哲學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有助于深化這些傳統哲學問題的研究。從學科性質來講，神經倫理學與基因倫理學具有相似性，大致可以看作生命倫理學的一個研究分支，但也有其特殊性。

三、神經倫理學的研究領域

神經倫理學主要有兩大研究領域，即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前者主要是探究一個可以規范神經科學研究行為和應用神經科學知識的倫理框架，后者主要是探究神經科學知識對我們理解倫理學本身的影響[6]1。這兩個領域既各自相對獨立，又相互影響，相互支撐，共同推動神經倫理學的研究與發展。

（一）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

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主要是探討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發展和應用中的倫理、法律及社會問題（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重點探究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規范，神經科學應用的ELSI以及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

1.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主要關注神經科學研究的行為本身、神經科學家的研究規范和阻止意外發現的倫理規范等等，是屬于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學的范疇[6]1。即在神經科學研究的設計和實驗中，研究人員應該遵循哪些倫理道德和研究規范，用什么樣的機制和方法來促使或者確保研究人員遵循這些倫理道德和研究規范。神經倫理學中的有些問題是屬于傳統的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范疇，我們對此也比較熟悉。例如，在選擇受試者時，我們應該遵循什么樣的程序和原則；在腦成像技術的臨床研究和試驗中，我們應該如何確保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我們又該如何保護受試者的個人隱私權；在神經增強藥物的研究中，我們應該怎樣評價其風險-受益；等等。同時，也有些問題是神經研究倫理學自身所特有的倫理問題，這不僅對傳統的研究倫理學提出了挑戰，也是生命倫理學必須面對的一些新的倫理問題。在傳統的研究倫理學框架下，我們可能很難解決這些新的和特殊的倫理問題。例如，在當今的民主社會和注重人權的時代，我們強調我們擁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權。但是，對于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賦予他們知情權或許是難以正確行使的。因為這些疾病患者本身缺乏知情同意和自我決策的能力。例如，老年癡呆癥和腦損傷等患者等對問題的理解和決策方面都存在許多認知和理解障礙，這些患者本身不可能具有自我決策的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知情同意和知情選擇的決策。在此情況下，我們是否應該賦予他們知情選擇權？如果應該賦予，我們又該如何確保他們的知情權得到實施？對患者的治療或實驗又應當遵循什么樣的倫理準則和管理規范[9]？ 基于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中既有傳統的研究倫理學問題，也有特殊的倫理問題，一方面，我們既要探究現有的研究倫理學對神經科學研究的指導價值與意義，把研究倫理學理論和規則靈活地運用到神經科學研究倫理規范的建立中，同時需要探究有哪些倫理原則是適用于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規則，哪些倫理原則不適用，并對它們進行修正和補充；另一方面，我們要研究和解決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面臨的一些特殊問題，解決其與現有的研究倫理規則的沖突，確立神經科學研究學的倫理規范，促進神經科學研究向“善”的方向發展。

2.神經科學技術應用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這是神經倫理學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定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的基礎，對神經研究倫理學和神經科學應用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這一部分研究內容中，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第一是神經倫理學理論之源的探索。現有的生命倫理學框架或者倫理學研究理論是否能滿足神經科學技術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探討，尤其是面對一些新的倫理問題更需要我們思考現有倫理框架和研究進路是否有局限性。哲學家、倫理學家都需要思考和探究：我們應該運用什么樣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來評價、分析甚至解決神經科學前沿中的倫理問題，現有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是否能夠解決神經倫理學的挑戰，面對這些新的倫理問題和新的挑戰，是否應該需要新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如何建構這些新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并為之進行倫理辯護。對神經倫理學理論之源作進一步的思考可能有助于倫理學理論的突破，豐富倫理學理論。第二是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及其應用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及其可能解決的途徑。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神經科學技術也不例外。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及其應用對個人、群體和社會也有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例如，神經增強藥物對于那些需要服用又能購買得起的消費群體有積極的價值，可以提高記憶力，可以取得好成績或者更好的工作業績。但是，對于那些擔心增強藥物的副作用或者長期累積的不良效用而不愿意服用的群體或者購買不起的群體是不公正的。由于各種原因沒有服用神經增強藥物的群體將在社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樣就顯然破壞了社會公正。而且，使用神經增強藥物獲得好成績、好業績在本質上是一種欺騙，是在鼓勵一種“不勞而獲”的行為，對我們已經確立通過個人勤奮與努力來獲得好成績、好業績的價值觀帶來巨大的沖擊和不良影響。神經科學技術前沿中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就成為神經倫理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是神經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在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基礎之上，根據神經科學發展的動態和國家神經科學的發展中長期規劃，提出相應的倫理原則與管理建議，為政府制定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獻言獻策。例如，我國已經把腦科學和認知科學作為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基礎科學研究的重點領域，我國學者研究神經倫理學，必須在了解和掌握國家有關神經科學的總體方針的前提下，結合我國目前腦科學和認知科學以及未來發展前景，研究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在此基礎上再提出我國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神經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是政府部門制定神經科學研究與發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據。

3.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它包括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宏觀政策主要是指我們需要從總體和全局上制定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包括神經科學研究項目的審批，神經科學研究與發展的中長期規劃，神經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經費的分配，是否也需要按照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要求把研究經費的3%~5%用于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神經科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受益-風險評估，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長期規劃的實施與監督等等。微觀政策是指各個神經科學分支領域的研究與發展的公共政策。各個分支領域的公共政策是在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宏觀政策的基礎上結合各自領域的具體特點和特殊性，制定出各自領域的發展規劃和管理政策。例如，腦成像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在新型的技術條件下保護人的隱私。誰有權使用這些腦成像信息？是醫生、病人，還是法官、保險公司，還是雇主或者國家安全機構？這些問題在腦成像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中必須明確。宏觀政策是制定微觀政策的基礎，為制定各個神經科學分支領域的微觀政策提供發展方向和政策指導。微觀政策是宏觀政策在各個領域的落實，它有利于宏觀政策的進一步鞏固和修正，有利于進一步制定更好的宏觀政策。只有把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并有效實施，神經科學才能健康、安全和有序地發展。

（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

倫理學的神經科學是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斷和責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論的神經科學基礎，主要研究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的神經科學機制，探索情感和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和行動決策中的作用，闡釋大腦同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關系。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是屬于神經倫理學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者特別是一些神經科學家的青睞。

1.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的神經機制。腦成像技術表明，我們在進行道德推論時，分布廣泛的大腦區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這些區域包括和高級認知功能（比如，前額葉皮層和聯合區域，以及邊緣結構：杏仁核、海馬、扣帶皮層和丘腦，這些區域被認為是關系到情感反應）相聯系的皮質區域[10]。這說明我們的行為和大腦皮質區域是緊密聯系的，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是大腦不同區域激活之后相互作用的結果。一些神經科學家基于腦成像技術和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們的行為不是由我們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所決定的。自由意志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它根本不存在，大腦才是決定性的物質器官，是大腦決定了我們的行為[11]。神經科學家認為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是大腦內部的神經機制在起決定作用，而不是所謂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神經科學家的觀點對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以理性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道德責任標準和法律體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里就進一步提出了以下問題：神經科學提供的證據在何種意義上是可信的？哲學家、倫理學家該如何看待神經科學家提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的神經機制？大多數哲學家、倫理學家一般都認為人作為自主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動者，應該對他的行為負責。他們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且與決定論是一致的。但哲學家、倫理學家的觀點似乎與神經科學家的觀點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誰的觀點更合理一些？筆者認為，人是理性的道德責任者的立場是不能動搖的。畢竟，道德責任本身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而不是在人腦中主觀存在的個體產物，是人們為了更和諧地相處而確立的社會規則，這些社會規則是通過社會中的人與人的相互作用來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從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12]95-102。人的行為和決策主要是由人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決定的。當然，筆者也不否認大腦尤其是腦損傷或者精神錯亂等病人的大腦對我們的行為決策和道德判斷有重要影響。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問題是：大多數遭受蓋格類型的前額葉損傷或者腦損傷的人并沒有表現出法律所關注的行為。精神分裂癥病人也是如此，精神分裂癥病人的好斗的犯罪行為并不比正常人的高多少。如果諸如蓋格類損傷的人或者精神分裂癥者進行犯罪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其他人，似乎僅僅只是這些類型的大腦疾病或者認知缺陷并不足以用來消除責任[12]97-98。因此，神經科學家需要進一步研究來確定到底前額葉受損多少是大腦阻止其正常功能喪失或者停止的必要條件（這樣可能減少責任）。同時，哲學家倫理學家需要研究和思考神經科學證據在何種意義上和在多大程度上為我們使用的問題。

2.情感和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和行動決策中的作用。傳統的觀點認為倫理道德決策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認知和道德判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否與倫理作為理性思考的觀點有所相悖呢？如何更好地探討倫理道德認知和行為的神經科學基礎？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是以哲學觀念為核心的，例如意識、自由意志、自我控制、個人同一性、道德判斷和道德責任等。這些觀念都可以從腦功能的角度進行探討，即用當代的神經科學來探討這些傳統的哲學問題，賦予這些傳統哲學觀念或理論一種全新的甚至可能是顛覆性的解釋[9]。例如，我們傳統的道德責任標準是以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但是，當代神經科學的研究表明以理性為基礎的自由意志根本就不存在，而情感、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中起決定作用，這就對我們傳統的道德責任標準帶來嚴峻挑戰。如何看待這些挑戰？是我們傳統的道德責任標準有問題還是神經科學研究的解釋不可靠？情感和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和行動決策中到底起決定作用還是非決定作用？我們如何解決神經科學研究與現有的道德責任標準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都需要仔細研究和深入探討。

3.大腦與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關系。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認知都同大腦的結構和功能有密切的關系，人腦是記憶、意識和自我認知的物質器官，是研究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邏輯起點，記憶和意識是要借助大腦來打開自我認知和世界萬事萬物理解的邏輯通道。那么，記憶和自我又是什么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 我們可以通過記憶來確定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可以和以前的人被看作同一個人，如果他能保留（至少部分）那個以前的人的獨特記憶。即人的記憶和人的身份、人的同一性又有緊密的聯系。但無論怎樣，我們最終還是要通過對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的認識記憶同意識、自我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我們進一步提出以下問題：大腦和道德推理、道德判斷以及價值觀念之間的內在機理和邏輯關系是什么？ “自我”的神經基礎又是什么？大腦能否作為個人的身份標志？改變了的大腦會不會改變自我？[9]要研究這些問題，就需要從神經科學和哲學的雙重維度研究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的互動關系的實現機制及其對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的作用，闡釋大腦同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邏輯關系，分析大腦如何對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認知產生決定作用，從而為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總之，神經倫理學作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會日益受到學者和公眾的泛關注。神經倫理學的研究與發展不僅有利于神經科學的規范研究和有利于增加人類福祉的應用，也有利于豐富科技倫理和生命倫理的研究內容。因此，神經科學家和倫理學家都有義務和責任推動神經倫理學的研究與發展，畢竟它對神經科學和倫理學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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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Neuroethics

MAO Xin-zh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醫學倫理學的范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全科醫生；醫德培訓；繼續教育；契機

中圖分類號：G724 文獻標識碼:A

一、到2020年我國將初步建立全科醫生制度

2011年7月7日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全科醫生制度，基本適應人民群眾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這對保障和改善城鄉居民健康，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全科醫生作為居民健康的“守門人”，是基層衛生服務的主力，主要在基層承擔預防保健、常見病多發病診療和轉診、病人康復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體化服務，是能夠獨立處理多種臨床和公共衛生問題的綜合程度較高的醫學人才。

總理在6月2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指出，目前，我國全科醫生的培養和使用尚處于起步階段，全科醫生數量嚴重不足。建立全科醫生制度，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緩解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具有重要意義。會議要求，到2012年使每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農村鄉鎮衛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醫生；再經過幾年努力，基本形成統一規范的全科醫生培養模式和首診在基層的服務模式，基本實現城鄉每萬名居民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

當前，存在著全科醫生急需與規范化培養周期較長之間的矛盾，要著力解決。應采取多種措施培養合格的全科醫生，不要急功近利，要步入規范，走向正規。

二、全科醫生培訓是繼續醫學教育的要求

由于醫學科學發展迅速，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承諾并參加終身學習即貫穿整個執業生涯的、持續終身的培訓過程是至關重要的。世界醫學全球標準，對醫生有繼續教育的要求。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FME）制訂的“醫學教育全球標準”包括本科生醫學教育全球標準、畢業后醫學教育全球標準、繼續醫學教育等全球標準。

繼續醫學教育（CME）是醫學教育連續統一體的一部分，是指個人整個職業生涯中獲得新知識和新技能的連續過程。由于本科生醫學教育和畢業后醫學教育難以保證醫生的終身能力，因此為了保持醫生的能力，補救技能上的不足，使衛生專業人員具備適應知識和技術迅速增長、衛生需求改變和醫學實踐中社會、政治、經濟因素挑戰的能力，繼續醫學教育是非常必要的。[1]

基層衛生人才隊伍承擔著為廣大居民群眾提供基本預防、保健、醫療、康復、健康教育和計劃生育指導等重要工作任務。基層衛生人才隊伍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居民群眾的健康保障水平。在基層，全科醫生是醫療活動的“守門人”，隨著社區首診制的推行，全科醫生在整個醫療系統內的責任會更加重大。[2]

全科醫生是經過全科醫學專門訓練，工作在基層的臨床醫生，能夠為病人個體及其家庭成員以及社區居民提供優質、方便、經濟有效、全方位負責式的健康管理。其服務對象涵蓋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其服務內容涉及生理、心理、社會各層面的健康問題；能在所有與健康相關的問題上，為每個服務對象當好健康人。[3]

為加快基層衛生人才隊伍建設，提高基層衛生人才整體素質和服務水平，對基層全科醫生進行培訓是基層衛生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的需要，是醫生自身素質提高的需要。

三、醫德是全科醫生職業素質的重要內容

繼續醫學教育其目的是維護和進一步發展醫生個人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適應病人的需要，它也是提高衛生保健質量的先決條件。

繼續醫學教育過程必須為強化醫生的職業素質服務，學習應當為職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提供保證，使醫生能按病人和公眾的最大利益行事。

醫德是醫生職業素質的重要內容，對全科醫生進行醫德教育是進行全面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完整的醫學教育體系內，加強醫學知識和操作技能的培養是醫學生作為未來工作者的硬件所需，而高尚的醫德品質、崇高的醫學敬業精神的培養則是未來醫務人員的精神需求，是塑造完備醫學人才的過程。[4]現如今，醫德教育是通過醫學倫理學課程教學來實現的。學習醫學倫理學就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醫學職業，指導醫學實踐。

借全科醫生培訓之際，抓住繼續教育的契機，進行醫學倫理學的強化，提高全科醫生醫德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實效具有現實意義。

四、全科醫生醫德培訓的內容設計

由于醫學本身就含有倫理因素，醫學臨床實踐、醫學科學研究和其它醫學活動過程中都體現了倫理價值和道德追求，因此，醫學倫理學是醫學與倫理學相互交融的邊緣學科。它不能脫離醫學專業教育,又具有獨立的知識體系和特殊的規范性要求。合格的全科醫生，需要在醫療實踐中有倫理道德的規范，醫德理論與實踐很好地結合，才能做成有良知和素養的真正的醫生。

基層全科醫生有臨床實踐經驗，但由于缺乏系統醫德理論的指導，這樣會影響工作實施的效果。

醫德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理論依據是系統的醫學倫理學教育，在基層全科醫生崗位培訓里應該有醫學倫理學的內容。教育內容的設計要針對性強，適應繼續教育的現實。應讓學員對醫學倫理學由淺表的印象變為深刻的認識。明確醫學倫理學的學科性質，明白其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把基本原則、基本規范牢記于心，并且能結合專業特點，把醫學倫理學的具體原則實際應用，掌握審慎、慎獨等基本范疇，從而具有事業心、責任心及人文情懷。

醫療人際關系，是必須處理好的與患者、與同行、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醫生必須做到盡個體義務與社會義務的統一，認識到尊重對方權利及履行各自義務是和諧醫患關系的重要，是重塑醫生良好形象、密切醫患關系的必須。

現代醫學模式對醫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應進行新醫學模式的滲透，深入理解新醫學模式的內涵，明確社會、心理因素在疾病發生中的作用、機制和防治措施。

計生工作、公共衛生事業管理是全科醫生的基礎工作，所以，計生倫理及公共衛生中的健康教育、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公共衛生事件等具體工作倫理是必須掌握的理論。為了推動全科醫學的發展，參與科研，具備科學研究倫理素質應該是全科醫生一定要培訓的醫德內容。

醫學發展到現代，需要用生命倫理學來為醫學的發展做指引，為高新科技的應用做辯護，為倫理困境的辨明提供依據，為倫理問題的決策指明方向，這是現代醫學對醫生的必然要求。

五、全科醫生醫德培訓的方法探究

要提高全科醫生醫德培訓的實效，理論支撐、實踐經驗、相關的方法，三者缺一不可。除了講授理論，還得找準醫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點，要教會方法。

在實際培訓工作中發現，參加全科醫生培訓的學員差異性較大，主要表現為：年齡跨度較大、學歷層次參差不齊、專業方向不盡相同。表現在教學上就要求采取多樣的教學方法，避免授課過于單一、枯燥，充分調動學員學習的積極性、自主性。在教學研究中鉆研成人教育的特點，努力采取病例分析、小組討論、視聽教學等多樣的教學方法，力爭通過各種方式將問題講清、講透。

首先，訓練思維，鍛煉能力。醫學倫理學屬于道德哲學，辯證的、歷史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等哲學的方法，要學員全面綜合，融會貫通，學以致用。

其次，要提高醫學倫理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實效性，全科醫生還必須具有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動力――熱情、自覺性、修養。必須在實踐中，加強知、情、意、信、行的錘煉及增強與患者多方面的互動，使自身品質得以完善，真實地感受到醫學倫理學的價值和力量。

總之，要很好地實踐，需要理論指導，邏輯推演，加上大腦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拓展，這樣的實踐更有方向性，也更有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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