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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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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范文第1篇

      一、法律制度影響技術創新的基礎理論

      探索技術創新相關法律的基礎理論,既有經濟學家的貢獻,也有法學家的貢獻,但其側重點有所不同。法學家主要從法律影響創新機制的角度進行分析,而經濟學家則更加注重從法律制度對技術創新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比如Cooter(2013)[12]系統總結了法律如何為創新提供制度基礎,從創新法律基礎的角度闡述了創新原理,并具體分析了私法和商法在促進創新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而經濟學家Anderlini等(2013)[13]則更關注法律實施的結果及其影響,尤其是經濟方面的效應。

      (一)企業生命周期與市場結構變化技術創新對法律的需求源自雙重信任困境(DoubleTrustDilemma),即創新者對金融家能否對自己的想法保密的信任以及金融家對創業者技術可行性的信任。這一困境導致技術投資不同于其他領域的投資,從而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而言,法律可以在企業發展的各個階段(融資、發展、市場化以及競爭)影響創新,同時伴隨著企業的發展而逐漸完善(Cooter,2013)[12]。這主要源于創業所需市場結構的變化。在企業創業初期,眾多競爭者的參與能激發出好點子,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有益于創新。但由于創業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企業會更多地偏好模仿而不是創新;而一旦企業進入創新環節,其研發過程以及研發成果都需要保護,以補償企業創新中的巨額研發投入,壟斷的市場結構對此會有裨益;創新成果的擴散可以促進社會技術的進步,因此在創新模仿與擴散階段,不完全競爭市場是最佳市場結構;最后,隨著技術的成熟以及進一步擴散,市場又重新回到完全競爭這一均衡狀態中。但這一市場結構演進所存在的問題是,市場結構的演進是外生的而不會是自發的,它不會隨著企業創新的進程而變化,而知識產權法的介入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Yang和Maskus,2001)[14]。以專利法為例,專利法對創新成果予以保護,一般期限為10年或20年,專利法的出臺使這一期限內專利市場結構以壟斷為特征,專利屆滿后技術市場的逐步放開才導致市場逐漸趨于競爭狀態。

      (二)生物發生律與公私法演進生物發生律(OntogenyRecapitulatesPhilogeny)是指個體的發育歷史和由同一起源所產生的生物群的發展歷史,個體發育史是系統發展史的簡單而迅速的重演(Sarbin,1968)[15]。法和經濟學借用生物進化學中的這一理論,闡述了企業發展過程中公法和私法的演進(Cooter,2013)[12]。在關系易階段,人們主要與有信任關系的人打交道,無限次重復博弈保證了這一交易的順利進行,這一階段中產權法確保了公司間債務的償還以及公平的收益分配。隨著交易的進行,親屬等信任關系的交易范圍已無法滿足企業家融資以及企業發展壯大的需求,企業家于是選擇了更多地與陌生人進行交易,企業家交易由關系型交易階段進入了私人交易階段。這一階段的博弈不再是無限次重復博弈,而是隨時都可能結束的博弈,與陌生人的交易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合同法和公司法的建立及完善保證了這一階段的債務償還和利益分配;當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到在公開市場上進行交易時,其對融資的保護則有賴于證券法的建立和完善。Cooter(2013)[12]以硅谷融資的三個階段為例,形象地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闡述。企業家的某個想法的實施起初需要親戚和朋友的支持,這些投資者為“天使投資者”(AngelInvestors)。這一階段企業家要證明該想法的價值以獲得更多的融資支持。硅谷第二階段的融資來自風險投資資本家(VentureCapitalists),然而雙重信任困境的出現給創新帶來了問題。實務的發展在對理論提出挑戰的同時,也推動了理論的發展,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出臺解決了這一問題。最終風投資本家的退出、企業公開上市融資成為了硅谷企業最好的選擇,并進一步推動了證券法的發展。因此,法律的發展也伴隨著融資方式的變化,二者的伴生演化是生物發生律在法經濟學領域的重要應用。

      (三)法律制度比較理論Anderlini等(2013)[13]提出并建立了法律制度與創新關系的理論模型,比較了固定的法律制度(RigidLegalSystem)和靈活的法律制度(FlexibleLegalSystem)。固定法律制度指技術創新發生前事先設定的一套法律體系,而靈活的法律制度則是指在技術創新發生后,根據創新的實際情況制定法律。他將法律成本與中間部門的邊際成本結合到一起進行分析。假設社會中的三個部門是R&D部門、中間產品部門與最終產品部門。其中,a是法律規定的活動范圍,即與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謹慎度是反向關系。法律的限制越多,中間部門在生產過程中越謹慎,成本也就越高。法律制度的最優選擇依賴于技術創新的不同階段,技術創新的中間階段一般需要法律的變化,此時靈活法律制度產生的社會福利優于固定法律制度;而在創新的初始階段,承諾問題更為重要,因此固定的法律制度會更好;在創新的成熟階段兩種法律體系是相同的。同時,他也發現固定法律體系會產生更多的R&D投入和產出增長。

      二、法律制度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讓人們深刻意識到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Grossman和Helpman(1991)[16]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17]在增長模型中加入了R&D投入,強調了知識積累的重要性;Temple(1999)[18]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人力資本因素,以解釋國家和地區間經濟增長的差異問題。以此看來,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資本積累、知識積累以及人才和勞動力的投入成為重要影響因素。同樣,法律制度(主要有知識產權法、銀行法、證券法以及勞動法等)也會通過知識積累與擴散、資本積累與金融安排以及勞動者創新激勵等影響技術創新這一經濟增長的重要維度。

      (一)知識積累與擴散是法律影響技術創新的首要途徑新增長理論認為企業通過R&D投入可以生產出新知識,知識的積累和增長推動技術創新,進而導致經濟增長。創新是一種知識的生產,其生產既具有傳承性,同時也存在知識外溢的可能性,這導致創新交易定價不同于一般商品。知識產權法作為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制度,在保護知識生產方面發揮了較大作用。知識產權法主要由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若干法律法規或規章、司法解釋、相關國際條約共同構成。知識產權法一方面要通過給予創新者一定的創新成果保護期為其提供激勵,另一方面也要鼓勵創新成果的傳播,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于知識產權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技術創新的產生和擴散,理論上是存在分歧的。知識產權法與技術創新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專利法。一些學者認為專利法可以促進創新。如,Khan和Zorina(2005)[19]通過研究美國1790年~1920年間的經濟發展狀況,得出美國精妙的專利體系是這些年間技術突飛猛進的主要動力。Yang等(2011)[20]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的研究表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產生更多由專利衡量的創新,而且這一關系與外資的高科技企業有關。這些研究都將專利作為度量創新的唯一指標,但由于很多創新并沒有申請專利,而是采取了商業秘密、技術流程復雜化等方式,因此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專利法對創新的貢獻。另有學者認為,沒有證據可以證明知識產權法促進了創新。如Qian(2007)[21]通過1978年~2002年間26個國家的數據考察制藥業中專利保護對創新的影響,發現僅僅是專利保護并沒有促進創新,而經濟發展、教育的可得性以及經濟自由反而可以促進創新。Moser(2012)[9]以美國和英國1851年~1915年間8000多項世界展覽會的創新產品作為樣本,研究了專利和創新的關系,發現英國的大部分專利是沒有申請專利的,并且是否申請專利的決策與兩國專利法的差異無關。Branstetter(2001)[22]調查了1988年日本擴大專利權范圍的改革以及Selgin和Turner(2011)[23]對瓦特1769年蒸汽機發明的研究都沒能證明創新產出增加與專利法有因果關系。專利制度導致創新抑制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專利的作用到底是暫時的排他發展權還是暫時的經濟壟斷權的區分,對于判斷創新抑制能否發生十分重要。同時,專利制度的問題不在于對專利保護壟斷的濫用,而在于執法領域權力的濫用(比如為使私人控制權凌駕于公共利益至上而進行的尋租)(Howells,2003)[24]。版權法和商標法的研究也出現了分歧。版權法研究中,Novos和Waldman(1984)[25]認為從生產者角度而言,提高版權保護程度會導致社會福利損失的減少;Mortimer(2007)[26]則提出版權法可以有效阻止價格歧視并促進技術革新;Waldfoge(2012)[27]對數字時代音像制品共享和盜版問題的分析也發現,盜版和侵權不僅影響創新者的收入,也會對新產品的供應、消費者發現新產品的方式等產生負面影響。商標法的研究中,DeVires等(2013)[28]比較了企業對于專利權和商標權的選擇,發現新成立企業基于風險融資偏好會傾向于選擇申請商標權;Davies(2009)[29]則認為商標權不利于企業及時對市場環境以及技術的變化做出反應,從而不利于企業的技術創新。

      (二)資本積累是法律制度影響技術創新的重要環節資本在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20世紀末,Merton和Bodie(2004)[30]通過提出“金融體系的功能”觀點,將金融安排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系統、金融組織、金融工具以及運作模式等金融要素和金融資源的配置結構”。技術創新因其技術、市場、收益分配以及制度環境等方面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巨大投入,決定了金融安排支持技術創新的必然性。熊彼特很早意識到了金融安排對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金融的功能在于通過識別最優動力和能力的進行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并向其提供融資以實現經濟增長”[2]。有關法律通過影響金融安排對創新活動產生作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風險投資方面。法律通過對風險投資的公司治理產生影響,進而促進交易的篩選和交易的發起(Cumming等,2010)[31]。由于有創新潛力的小公司多是高風險且缺乏流動性資產作為抵押,因此很難得到傳統的銀行融資,而風險融資可以解決銀行融資在這方面的不足。通常而言,有風險投資支持的公司更易進行創新活動(Samuel和Lerner,2001)[32]。具體來說,法律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影響風險投資的發生,進而推動創新。第一,稅收和補貼是最為典型的方式。資本利得稅率的降低可以增加投資者和企業家的收益,進而刺激風險投資的增加(Mason和Harrison,2000)[33]。Gompers和Lerner(2000)[34]對美國1972年~1994年產業和企業層面風險資本的研究驗證了這一點。許多國家也會通過補貼去刺激風險投資,如美國的小公司投資計劃(SBIC)以及小公司創新研究項目(SBIR)都促進了風險投資。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錯誤的補貼目標以及支持的項目不具有較高的收益(Cumming等,2001;Becker等,2000)[35-36]。第二,對銀行的規制。銀行與風險投資機構作為金融機構的區別是,它們使用了不同的金融合同(Triantis和George,2001)[37]。美國的聯邦法律禁止銀行持有股票,所以銀行無法成為風險資本的持有者(Colin,2001)[38]。英國法律對此沒有限制,可是英國銀行依然沒有持有風險資本(Cheffins和Brian,2002)[39]。因此,風險資本與銀行審慎監管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盡管如此,銀行的貸款和風險投資對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改變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中小企業能得到的風險投資迅速下降,為了增加中小企業對于銀行貸款和風險資本的可得性,政府也進行了干預并出臺了一些對銀行的規制措施(Mason和Harrison,2013)[40]。第三,上市規則。對于風險投資者而言,發行上市(IPO)是其推出風險投資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激勵兼容的機制。因此一個流動性較好的證券市場的可得性與風險投資是緊密相關的(Black和Ron-ald,1998)[41]。Jeng和Wells(2000)[42]比較了不同法律制度下私募融資的發生,同時分析了這一因素與國家層面因素的關系,指出風險投資水平與IPO的活躍程度正相關,并且這一效應在后期融資中更顯著。雖然流動性較強的IPO市場對風險投資有促進作用,但不足以解釋國家間風險投資激勵差異。ZenichiShishido(2011)[43]發現日本在有了流動性較強的IPO市場后,由于企業家不愿放棄對風險投資的控制,導致風險投資的激勵依然不足。第四,破產法。2000年之前關于破產法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對上市公司的研究,之后才轉向了對非上市小公司的研究中,同時一些文獻開始關注法律為小公司提供的激勵,發現個人破產法對風險資本融資的影響大于公司破產法對風險資本融資的影響。公司破產法主要解決債務償還順序的問題,即絕對優先原則的問題(Gebhard和Robert,2000)[44];而個人破產法對于解決小公司的破產問題更具有針對性。一個企業家起步時,可能尋求家人朋友或者是天使投資,而進一步發展時則要尋求風險投資。當他無法得到風險投資的支持而面臨破產、需要償還債務時,需要個人破產法的保護;當他得到風險投資但投資失敗、面臨破產時仍需要個人破產法的保護。如果個人破產法對于破產的要求過分苛刻,就可能降低企業家進入風險行業的動力(Fletchr,1996)。學者們進一步分析了跨國風險投資差異的原因。LiY和ZahraSa(2012)[46]用1996年~2006年間68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風險投資跨國差異產生的原因,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下正式制度提供的激勵不同,正式制度(比如法律)對于風險投資的水平會產生正向激勵,但是在風險規避和集體主義傾向較為明顯的社會中這種效應會減弱。LernerJ和TagJ(2013)[47]分析了法律環境、金融市場的發展、稅收體系、勞動市場規制以及公共支出與風險投資關系,發現國家間的制度差異導致了風險投資水平差異,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對企業家征收較高的稅負起到了關鍵作用。ZenichiShishido(2011)[43]在用流動性較強的IPO市場無法解釋日本和美國企業家對于風險投資控制權態度的差異時,將部分原因歸結于兩國法律制度的差異。

      (三)人力資本是法律影響技術創新的另一機制作為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勞動者和企業家在技術創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何通過法律制度提高其創新激勵,決定了技術創新的速度和水平。勞動法通過影響對企業家和勞動者的激勵,改變他們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的行為,也是法律影響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從雇員的角度來看,其創新的激勵來源于創新過程中失敗不被懲罰和解雇,而這取決于勞動法和合同法對雇員被解雇的規定。Acharya等(2010)[10]的研究認為,嚴格的勞動法(即保證勞動合同不會被經常協商和終止的勞動法)由于不會懲罰雇員的短期創新失敗行為(比如解雇),因此可以促進企業創新。然而,這也會降低勞動市場的流動性,對企業的績效產生不良影響。對勞動者嚴格的監管導致了勞動參與度的降低和失業率的上升(Botero等,2004)[48]。法國和德國McKinsey全球機構1997年的研究表明,嚴格的勞動市場監管是歐洲經濟落后于美國經濟的原因之一。如果勞動法保障雇員擁有不被解雇的風險,或者保證雇員在公司的投資,那么就增加了公司的潛在成本,阻礙了剛起步的小公司招募員工的能力(Black和Ronald,1999)[49]。Jeng和Wells(2000)[42]在研究跨國風險投資的決定因素時,以雇員的流動性作為勞動力市場固定性的變量,發現勞動市場的固定性與風險投資呈負相關。當然,由于變量的選取問題,二者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實證研究。還有一些研究是圍繞剝離公司(Spin-offFirms)中雇員的流動而展開。剝離公司中的雇員流動是指雇員離開前任雇主,受聘于新成立的法律實體,尋找新的機會。雇員的法律約束———雇員非競爭合約(EmployeeNon-competeAgreements),降低了雇員流動性的機會(Fallick等,2006)[50]。雇員非競爭合約的目的是保護公司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有利于知識產權保護,同時有助于建立顧客和供應商之間良好的關系。然而,嚴格的勞動市場監管不利于新公司的發展。對公司而言,它增加了雇傭和解雇成本(VanStel等,2007)[51],限制了公司的流動性。對于雇主來說,相對高的機會成本可能使他們轉為自我雇傭。

      三、評價與展望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范文第2篇

      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法律;管理理念

      由于受到表現形式和規劃方法的限制,金融創新有多種定義,由于金融領域中涉及到多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因此必須適應其應用現狀,在此基礎上更新應用理念。從廣泛意義上來說金融領域中的一切創新活動都是以形式創新為準,其中包括金融工具創新、金融業務創新等。基于兩者間的關系,需要從金融市場出發,掌握金融創新涉及到影響因素,達到創新管理模式的目的。

      一、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間的關系

      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但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兩者間存在很多問題,成為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重點內容。以下將對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1.矛盾的統一體。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制度是矛盾的統一體,相互依存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持續金融創新正逐漸推動在金融制度的逐漸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能有效的提升運行效率。但是在金融監管體制的制約下,要想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明確金融產品和服務過程中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并對其進行詳細的規劃,必要時增加約束機制,達到推動金融監管制度發展的目的。

      2.保證彼此的安全性。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監管之間存在很多必然的聯系,提升金融效率,能有效的提升金融安全。在處理效率和安全過程中,金融法律通常以強制性為主,在任何階段都占據主導性的地位。由于沒有安全作為提升效率的基礎,如果持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會直接構成安全隱患。

      3.相互影響。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監管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金融創新對法律監管的表現趨于多樣性,包括金融創新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市場反作用給金融創新等,如果兩方面協調管理機制不明確,則無形中增加了金融風險,進而減少了金融法律監管的成效。其次金融創新加快了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發展過程,對金融法律的監管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如何完善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監管間的關系

      由于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制度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的同時也存在很多差異,因此為了處理兩者間的關系,必須明確兩者間的意義,突破原有管理形式的限制,促進兩者間的共同發展。以下將對如何完善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監管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1.以金融在法律為金融創新的主要手段。金融法律監管必須從金融監管方面入手,金融監管指的是政府發揮主導性地位,對管理過程中涉及到的管理程序和應用方向進行詳細的分析,并根據實際情況,做好自我監督管理和內部控制管理。金融法律是通過國家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及其他金融體系進行監督和管理的一種形式,如果涉及到相關金融活動,則必須根據金融機構的相關形式和監督體系確定合適的發展理念。金融監管受制于法律制度的管理下,由于金融法律制度不是比較簡單的構成部分,因此需要重視監督管理的形成方式,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通過立法手段和司法手段對金融體系進行監督管理。同時必須按照規定的制度原則和應用方式進行管理,在現代法制社會管理中,需要從規則的連貫性、穩定性及協調性方面入手,保證其朝著金融法律監管的方向發展。

      2.用新的理念指導金融法律制度。金融法律監管涉及到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頒布,在設置過程中,必須保證監管管理機制的有序性。金融創新式對原有金融監管體制的創新,從歷史發展角度來說,由于不同的發展過程中,金融創新起到了不同的發展效果。進入到金融發展階段后,必須重視雙刃劍的作用,隨著金融發展制度的不斷發展,在金融創新過程中,市場經濟是發展主體,金融創新直接涉及到成本、風險轉移和規避手段等,必須實現金融創新,在實踐中不斷放松管理機制,實現金融資源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在此種情況下,必須按照效率優先的發展形勢,實現基本法律目標。但是在其他因素的影響,對經濟發展危機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打擊,主要體現在金融行業的發展和監督過程中,如果沒有設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屏障,則會對社會本位主義的基本法律概念和自身價值造成影響。

      3.在創新語境下更新法律觀念。在金融創新實踐管理過程中,金融法律起到制約性的作用,在效率和安全的雙重管理中,安全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約束性作用,創新和監管是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實踐中必須堅持安全優先的原則,必須堅定不移的對金融創新進行有效的法律監督。金融法律監管是金融創新的有力保障,金融法律監管能有效的刺激金融創新,金融法律監管必須對金融創新進行監控與引導。

      三、結束語

      在新時期的發展形式下,金融創新和金融法律之間是相互依存的發展關系,在實踐中必須對其進行適當的引導。在創新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和法律監管之間必須建立橋梁,并且能及時對市場發展形勢做出應答。進而在實踐中制定高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使其符合經濟發展形勢。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發展過程中能為大家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也存在很多內在風險,因此必須將其和金融改革規范結合在一起,逐步建立一套有效的金融監管體制,協調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參考文獻:

      [1]劉穎,歐陽斌.金融危機背景下協調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沖突的法治對策[J].貴州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19):80-82.

      [2]李樹生,祁敬宇.從美國次貸危機看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辯證關系[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1(17):90-92.

      [3]楊天博.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創新的啟示[J].黑龍江對外經貿,2011(12):390-392.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范文第3篇

      一、當前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管理創新

      中國對于社會管理創新的強調源于特殊的背景。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公民對社會管理與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益凸顯,國家面臨著體制和結構的雙重轉型,因此,社會管理必須創新。黨的十報告中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必須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機制、能力、人才隊伍和信息化建設。這顯示出中央政府對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

      二、檢察機關在參與社會管理創新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檢察機關能否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是否屬于社會管理的主體,是檢察機關在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首先要厘清的認識問題。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的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服務、監督和控制的過程。概括起來說,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統籌管理;在狹義上僅指政府部門依法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社會事務,協調社會矛盾,調節收入分配,保證社會公正,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社會管理創新是指在現有社會管理的條件下,對現行社會管理理念、方法和機制進行改造、改進、改革,構建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健全社會管理體系,以實現社會管理目標及一系列活動的過程。

      (一)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符合檢察權的內在屬性

      從廣義的社會管理職能來講,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我國屬于司法機關范疇,檢察機關是國家政權架構與社會治理格局中存在的一條救濟權利、保障安全、穩定秩序的制度通道,人民的法律要求可以進入這條通道獲得救濟,各種沖突也可以融入其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檢察權同時也是法的實施的重要方式之一,是通過向社會拓展正義促進社會秩序及其變遷的張力結構。作為政治系統中發展著的一個部分,檢察權隨著社會秩序的生成和變遷,已經不僅僅是通過具體案件的處理,使公民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還原的內在機制,而且已成為社會政治發展的重要主導性變量和動力資源,影響和決定著社會政治的實際進程和方式。從狹義上的社會管理職能上來講,檢察機關不是社會管理的直接主體,但是,檢察機關在我國的定位為法律監督機關,有相對廣泛的法律監督權,公訴部門可以對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偵查監督部門可以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監所檢察部門可以對刑罰執行活動以及刑事強制措施進行監督,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可以對民事行政審判活動及其執行活動進行監督,反貪污賄賂部門、反瀆職侵權部門和職務犯罪預防部門還可以對行政執法活動進行監督。被監督者中除人民法院屬于司法機關外,公安機關、監獄、看守所和行政機關還都具有明確的社會管理職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相對于被監督對象而言是具有一定法律強力的外部監督,對于被監督機關的內部監督和管理具有促進作用,有利于規范被監督機關的內部管理。所以無論是從廣義的還是狹義的社會管理來講,檢察機關都具有社會管理職能。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對于維護憲法和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促進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推動法治化社會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獨特的促進作用。

      (二)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需要

      十報告中指出“要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檢察機關雖然并不直接承擔社會管理責任,但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者,必然有責任參與和加強社會管理創新,主動應對社會管理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全面發揮檢察職能作用,促進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系,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斷提升社會管理效率水平,以保障社會安定有序,促進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三)檢察監督與社會公共管理具有價值上的趨同性

      良好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法律秩序和規范為支持,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社會主體的行動井然有序。法律是社會公共管理的載體也是客體,使社會公共管理在法律領域的表現,必須通過立法賦予司法機關的權力對涉及規范法律的公共事務進行有效的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立法的目的和法律的價值。我國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作為國家政權的工具和必要保障,檢察機關自產生之日起就作為廣義的政府范疇參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為整個社會運行提供法制,秩序和公正的保障。應該說作為公共管理的主體之一,檢察機關參與社會公共管理的方式,從管理的本質而言,是一種間接的方式。它是通過對公共權力的約束和監督,保證公共權力沿著法治的軌道運行來間接地實現對社會的管理。不斷強化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功能,是法治發展的共同規律,也是檢察制度和社會公共管理制度共同的發展趨勢,兩者的內涵雖然不同,但在價值取向上卻有著共同的追求 。

      三、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

      上文中論述了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檢察機關如何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如何才能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社會管理格局,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的關于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的表述。黨委統領全局、政府負責實施、社會各方協同、公眾廣泛參與,法治的保障這每一個方面都不是可有可無的。所以,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哪些事情要加強政府監管,哪些事情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降低管理成本,哪些事務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和自治,哪些事情要引入市場機制并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諸此等等,都需要在理論上弄清楚、在實踐中落實到位。從國家的長治久安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適應時代變化的新的社會管理的體制機制,也許就是所謂“頂層設計”。 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管理創新也要在這個頂層設計的框架內履行職責,發揮職能作用。

      (一)立足檢察職能,依托依法辦案,為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打好基礎

      檢察機關要進一步強化法律監督,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主動服務第一要務,不斷提高執法辦案的工作質量和水平,充分發揮各項檢察職能,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通過執法辦案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司法公正,理順群眾情緒,維護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執法辦案是履行一切檢察職能的本源和歸宿,也是檢察機關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性工作。所以,檢察機關只有在立足檢察職能的基礎上,依托依法辦案,不斷創新服務人民群眾的體制機制,才能使其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成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一是偵查批捕、審查、民行檢察等檢察職能領域,通過建立健全執法辦案風險評估預警機制、風險化解機制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長效機制來助推社會管理創新。切實加大對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風險預警評估,通過評估,對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案件要提前提出風險化解的預案,明確風險化解主體的職責,風險化解的流程和風險化解的后續保障。對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案件,要完善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相互銜接、協作配合的檢調對接工作機制;對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青少年犯罪、老年人犯罪等其他輕度危害社會的人和行為要在不立案、不批捕、不、刑事和解、青少年前科消滅方面做出優先考慮。

      二是在刑罰執行檢察職能領域,通過不斷創新服務在押人員和社區服刑人員的體制機制來助推社會管理。加大對減刑、假釋等刑罰變更執行的監督檢察,通過檢察建議書、糾正違法通知書等形式督促監管民警依法規范執法,促進監管場所秩序穩定;積極探索參與社區矯正監督的新模式。尤其要注意未成年人矯正對象的監督教育和管理,要積極與社區組織、家庭成員、學校、司法、公安、工青婦等群眾團體加強協調配合,引導更多的人參與到社區矯正對象的教育管理中來。

      三是在職務犯罪偵查與預防的檢察職能領域,通過不斷完善創新嚴厲打擊腐敗犯罪、瀆職犯罪、有效預防職務犯罪的機制助推社會管理創新。要大力推進“偵查一體化”建設,使檢察機關各職能部門在執法辦案中都能把挖掘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作為自己應有的職責。通過整合偵查力量,加大職務犯罪偵查力度,為督促社會管理創新的主體即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廉潔從政進而服務社會管理創新做出貢獻。在預防職能領域,通過職務犯罪檢察宣傳教育廣大領導干部廉潔從政、依法行政有效糾正社會管理部門履職中的突出問題,提出堵塞漏洞、健全管理制度的建議,推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進而促進社會管理的加強和創新。

      (二)延伸檢察職能,服務地區發展,找準社會管理創新的切入點

      一是將檢察職能延伸到社區參與社區管理創新。其一是參與社區矯正對象服務管理。檢察官要積極配合社區矯正辦加強對矯正對象的服務管理,幫助他們解決就業、生活上的困難,通過溫和說理感化的方式加強管理;其二是參與社區弱勢群體服務管理;其三是推進社區法律服務與咨詢活動。通過對房屋拆遷、舊房改造、拖欠工資等危害民生的法律訴求提供法律咨詢與服務。

      二是將檢察職能延伸到企業,創新促進企業管理手段。其一是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促進企業生產經營管理。要堅持走訪轄區內的重點企業,提供法律咨詢,講授法律知識,對合同詐騙、侵害商業秘密等典型案例進行剖析,以案釋法,引導企業及其管理人員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合法權益,維護和促進企業依法生產、依法經營、依法管理、合法競爭。其二是提高辦案質量和效果,促進企業規范生產經營管理。檢察機關要通過充分發揮審查逮捕、審查等職能作用,優化案件審理資源,設立審理涉企案件專案組,加大打擊經濟犯罪力度,重拳打擊侵財性犯罪,為企業建設提供健康環境。其三是履行好法律監督職責,為地方企業發展營造健康、清廉的政務環境。要進一步加大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案件工作力度,在履行好檢察職能的同時要主動深入企業,有針對性地提出檢察建議,幫助發案企業完善管理制度,規范管理活動,有效地減少和防止企業內部經濟犯罪案件的產生。

      三是積極參與對網絡虛擬社會的管理創新。互聯網不僅僅是新技術、新產業、新媒體,也是新的意識形態陣地。在建設與管理并重的思路指導下,檢察機關要堅決依法打擊利用網絡實施的詐騙、盜竊和“黃賭毒”等犯罪活動,維護網上秩序,凈化網絡環境。高度重視涉檢網絡輿情,建立健全應對、引導等機制。既要把網絡輿情作為聽民聲、察民情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視涉檢負面報道,認真評估輿情影響,主動回應社會關切,正確引導網上輿論,營造有利于社會穩定的輿論環境。

      (三)拓展新型監督職能,為推動檢察監督從訴訟監督向社會監督轉變

      一是要積極服務于社會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和運行。檢察院應通過訴訟監督,提出有針對性的檢察建議,致力于推動各行各業的社會管理制度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更新和完善。目前正在構建的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大調解體系中,檢察機關不僅要通過檢察和解、服判息訴等監督行為作出應有的貢獻,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還應積極延伸職能,多種形式地發揮制度構建作用,推動大調解體系的建設步伐。

      二是積極開展社會調查工作,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檢察機關應開展社會調查工作,注重突出民生重點,密切關注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國有資產流失等熱點難點問題,加大調查力度,提出解決方案,并持續跟蹤調查報告的落實情況,使相關問題得到妥善解決,推動社會管理模式創新。當然,在開展社會調查中,為避免檢察權代替行政權,或對當事方的權利過分干涉,檢察機關應注意開展社會調查工作的方式方法,屬于檢察職能范疇的,以督促、支持民事或行政訴訟來保護公共利益,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屬于檢察職能之外的,則通過與相關權力部門或職能部門的交接或轉換,間接發揮社會調查的作用。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范文第4篇

      一、網絡虛擬社會對傳統社會管理模式提出的新挑戰

      網絡虛擬社會以其獨特的存在方式,對傳統社會管理模式提出的新挑戰,促使管理體系、管理思維、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效果的進一步更新轉變。檢察機關作為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參與者、保障者和促進者,必須對這些新挑戰進行認真研究與分析,從而找到檢察機關在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方向和路徑選擇。

      (一)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相對薄弱,要求管理體系實現“規范化”和“法治化”

      我國對網絡虛擬社會的管理顯得相對薄弱。一方面,我國保障網絡虛擬社會良性運行的法律法規欠完善,并且在執法司法的實踐方面缺少具體法律標準;另一方面,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的主體具有多樣性。但是,在具體的管理過程中,某些管理部門缺位現象較嚴重,真正堅守網絡虛擬社會管理職責的多是公安部門和文化部門。因此,須創新網絡虛擬社會管理體系,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實現有關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工作的法制保障與支撐;其次還應做到“有法必依”,督促管理部門依法規范行使自己的職權,真正做到執法、司法“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

      (二)網絡違法犯罪案件日趨增多,要求管理思維實現“新型化”和“多樣化”

      隨著網絡虛擬社會的不斷深入發展,加之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的背景下,網絡違法犯罪案件日趨增多,尤其是新型違法犯罪案件不斷出現。目前網絡違法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類案件:危害信息網絡安全的違法犯罪案件;侵犯網絡知識產權的違法犯罪案件;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違法犯罪案件;危害社會風尚的違法犯罪案件。面對迅速蔓延的網絡違法犯罪態勢,須實現管理思維的“新型化和多樣化”。一方面,要根據網絡違法犯罪案件具體情況,認真考慮其應當適用的法律法規,從而開展依法、高效、高質的打擊工作,真正做到“治標”;另一方面,要根據網絡違法犯罪發生的背景、過程和規律,認真研究其發生的深層原因,從而進行及時、全面、有效預防工作,真正做到“治本”。

      (三)網絡呈現多發態勢,要求管理方式實現“陽光化”和“動態化”

      傳播學上的“蝴蝶效應”在網絡社會可以得到最好的體現,任何一條網民不經意間發到網絡上的信息,或者一張隨意的照片,都可能引發一場網民的集體行動,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如果對網絡處理不及時、不適當,就很可能引發實體現實社會的,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因此,在社會管理方式要進行改變和創新,破除原來的“神秘主義色彩”,通過“陽光化”和“動態化”的管理方式,積極向社會公眾傳播公共信息,及時回應社會公眾的質疑和訴求,充分滿足社會公眾的知情權。

      (四)網絡虛擬社會主體規模迅速擴大,要求管理效果實現“社群化”和“自律化”

      目前網絡虛擬社會主體規模將進一步迅速擴大。不計其數的網站和網頁,如果離開從業人員和機構的自律和機制,僅靠擁有“公權力”的管理部門把關,無論如何都難以收到最終的良好效果。因此,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效果就應該朝著“社群化”和“自律化”方向發展,管理部門應通過積極引導,整合資源,加快網絡行業自律機制建設,促進網絡行業自律意識覺醒。

      二、檢察機關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職能作用

      檢察機關應切實按照“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總要求,明確自身在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中的職能定位,充分利用自身獨特的優勢,積極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順利開展。

      (一)積極推動有關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立法工作

      1.充分發揮檢察調研優勢,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立法工作。在美國,聯邦政府制定有關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的法律主要有:《反域名搶注消費者保護法》、《未成年人互聯網保護法》和《1998年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等。在韓國,韓國國會制定的法律主要有:《電信事業法》、《信息通信基本保護法》和《促進信息通信網絡使用及保護信息法》等。檢察機關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將國外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的法律進行比較研究,找出對完善我國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形成高質量的關于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的立法建議書,積極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

      2.積極發揮司法辦案職能,總結案件主要特征規律,推動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的立法工作。檢察機關要始終堅持立足法律監督的憲法職能,充分發揮自身司法辦案這一核心職能,針對所辦理的涉及網絡違法犯罪案件進行認真研究、分析和整理,找出其中具有普遍性、規律性、全局性的問題,并提出富有價值的網絡虛擬社會管理的檢察建議,向政府有關職能管理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書,促進有關主管部門依法規范參與網絡虛擬社會管理創新。

      (二)果斷依法打擊在網絡虛擬社會中違法犯罪案件

      1.協調配合,共同打擊網絡違法犯罪案件。檢察機關要加強與公安機關、審判機關進行聯系溝通,充分發揮自身在刑事訴訟程序的獨特優勢與作用。一方面,要對重大網絡犯罪案件適時提前介入偵查,完善“檢務引導偵查”機制,適時適當引導偵查,促進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依法、全面、客觀、高效展開;另一方面,要建立與審判機關之間的“法律適用聯絡”機制,加強對網絡犯罪案件法律適用標準(包括定罪標準和量刑標準)的溝通和交流,進一步提高公訴案件質量,促使刑事訴訟程序的順利開展。

      2.法律監督,嚴肅查處瀆職侵權犯罪案件。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依法查處職務犯罪、監督公權力依法行使,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之一。檢察機關要積極通過查辦對于網絡虛擬社會管理中存在失職瀆職的犯罪案件,尤其是涉及社會穩定的失職瀆職犯罪案件,促進網絡主管機關依法正確使用管理權力,保障私權利始終朝著健康的方向實現,保障公權利始終沿著法治的軌道運行。

      (三)充分做好在網絡虛擬社會條件下的檢務公開

      1.加快建立“網絡虛擬檢察官制度”,推動網絡涉檢工作及時開展。檢察機關可以借鑒“網絡虛擬警察”的設立模式和經驗,在檢察機關官方網站上以及一些與檢察機關有重要關聯的網站上,設立“網絡虛擬檢察官”,通過接受網民的舉報、傾聽網民的訴求、回應網民的質疑,進一步加大對涉檢網絡輿情的收集、分析和研判工作,及時將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防止網絡虛擬社會的謠言演變成為現實生活中大規模的。

      2.藝術使用“檢察微博”,實現檢務公開工作思路的及時轉化。檢察機關要及時更新傳媒技術理念,改變以往“案件處理完畢”再說的工作模式,學會“邊處理事故邊信息”的方式,及時進行檢務公開,并主動把處置事件的過程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虛心解答公眾的質疑。檢察機關應通過建立專門的檢察微博隊伍和制度,及時反饋社會關切,防止“小道消息”甚至謠言的廣泛傳播,引導網絡輿論良性宣泄,促進網絡信任逐步提高,實現網絡互動健康發展。

      (四)努力促進網絡虛擬社會自律機制和意識全面構建

      法律創新的主要方式范文第5篇

      關鍵詞:技術標準 專利池 激勵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hen Pei-xiang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072)

      Abstract: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as a relatively new thing in the filed of technology, We can’t ignore its influence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it. At firs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then explai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distinguish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and explore the jurisprudence basis behind the incentive effect. Hereby give suggestions to bring incentive effect into full play,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Keywords: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incentive

      一、技術標準專利池的發展

      技術標準是指重復性的技術事項在一定范圍內經過協調統一,由行政機構、行業自治機構或其他標準化機構批準,通過特定的形式公開,供技術產業人員共同遵守的準則和依據。專利池又稱專利聯盟,是指多個專利所有權人,為了能夠分享專利技術或者統一對外進行專利許可而形成的聯盟組織。技術標準以原創性專利技術為主,通常由一個專利群來支撐。技術標準專利池是技術標準與專利池有機結合的一種運作模式,它是指某種產品或技術領域中的多項專利技術在專利權人之間的協議下組成該產品或技術領域的技術標準和專利池。

      近幾年,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通過自主研發和組建專利池,從而進一步形成和擴張某一行業技術標準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技術標準與專利池,兩個獨立發展的領域,隨著專利向標準領域擴張,逐漸結合到了一起,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融合,成為部分產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標準制定者擁有標準中的技術要素、指標及其衍生的知識產權,因而現代專利池大多是伴隨著技術標準而形成的。專利池加快了技術標準的形成步伐,技術標準的公共屬性和普遍適用性反過來又使專利權人通過標準簡化了單獨實施重復許可的繁瑣程序,兩者結合可以節約專利許可的成本,提高專利授權的效率,并為專利池中的權利人實現超額壟斷利益提供可能。因此技術標準通過與專利池的結合,成為世界范圍內專利戰的主要作戰武器,并且發展成為時代的特征和趨勢,當前不少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眾多企業紛紛提出技術標準專利池戰略,便是積極響應這一形勢的結果。

      二、技術標準專利池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影響

      (一)外部激勵影響

      外部激勵指的是企業自主創新的社會和市場效應。創新的外部性容易導致交易成本和收益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會對企業創新產生負面影響,而知識產權制度可以降低和削弱這種負面影響。我國法律明確保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權益,確保專利權人的創造性投入獲得回報,通過產權交易實現對創新者的補償,從而使企業創新知識的外部性內部化,達到避免效率損失的效果。但是,現代產品,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其生產往往涉及多個專利技術,容易產生“專利叢林”現象,并且可能出現阻礙專利技術擴散的“反公地悲劇”。“專利叢林”現象是指任何一項專利技術的應用或相關新產品的推出,都必須獲得大量的專利權人的許可。“反公地悲劇”困守于舊式所有權,容易導致資源的閑置和使用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技術創新積極性的發揮勢必受到影響。而通過組建技術標準專利池,實施專利許可制度,不僅有助于突破“專利叢林”的障礙,克服“反公地悲劇”的現象,而且能降低研發成本,分散研發風險,有效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積極性提高。

      此外,企業最重要的自主創新外部動力來自于對市場需求的適應以及市場競爭的壓力。需求的變化是一種最根本的市場變化,任何一種產品都是滿足市場需求的一種手段或工具。市場需求可以引導和幫助企業進行創新,同時使創新在獲得技術成功后實現經濟成功。當前國際上大多數主流專利池的組建都是以滿足特定市場需求為目的,集中了實現該需求的產品生產所需要的關鍵及主要技術專利。從當前的市場結構來看,除少數行業處于自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狀態,大多數行業廣泛處在壟斷競爭狀態,而戰勝對手的主要手段就是比對手更具有某一方面的競爭優勢。如果企業成功進入某個專利池,就可以憑借專利許可制度使用池內專利技術,這樣相較于競爭對手具有更大的成本優勢。無論是滿足市場需求還是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專利池巨額利潤的預期吸引了大批國內優秀企業積極投入到自主標準的創新研發當中,這對我國企業實現自主創新具有顯著的激勵作用。

      (二)內部激勵影響

      技術標準專利池的內部激勵指的是企業內部的創新激勵效應。相較于外部激勵,內部激勵是企業技術創新人員進行創新活動、完成創新任務的動力,隨著技術手段的更新,企業之間競爭的本質已經演變為以創新為主導的競爭,傳統的“命令式”領導方式已不能適應對企業員工的知識管理,只有當企業的價值導向能夠真正融入員工個人的價值追求時,才能有效地激發員工的創新效益。通常企業自主創新的內部激勵手段包括物質獎勵,以及表彰、榮譽和職業發展等心理與精神激勵,兩種激勵方式相結合能極大地提高企業技術人員的研發積極性。內部激勵注重以企業的內部創新文化對員工進行塑造,滿足員工的內在需求,關注員工技術創新的心理動機,重視和激發員工的自我激勵,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員工由被動受命轉變為主動進取,進一步吸引員工積極投入到我國自主標準的研發之中,實現自主創新。

      三、技術標準專利池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影響的法理學依據

      (一)自由

      自由常常表現為一種權利,是一種主體自由的結果。在這里主要是指專利所有權人對專利的一種自由支配行為,也包括專利池中的專利權人對池內專利處分的自由。對于自由的社會個體來說,它可以不斷競爭、不斷自我超越、不受任何約束,依主體本意而進行社會交往。但是,自由并不是沒有限制的,當個體試圖進入社會與他人發生關系時,由于每個人都具有自由的傾向,社會的交往就意味著人類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準則。法理學中的自由可以被移植來理解技術標準專利池的創新觀,因為技術標準專利池下的自主創新并不是一種不受任何限制的創新,而是法律自由下的一種創新,創新只有擱置于法律自由的框架下,才具有完整的意義,同時,創新的自由也正是有了法律的保護才能得到持續且良好的發展,取得積極的社會效果。

      (二)效率

      效率是指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中獲得最大的產出,即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大的效果,或以同樣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換句話說,效率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價值極大化”或“以價值極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資源”。技術標準專利池的激勵影響主要體現在優化專利資源配置上的效率。資隨著技術更新速度加快,聯合組建技術標準專利池可以共同分擔研發成本,降低研發風險,減少交易費用,池中權利人有機會實現以較少或較小的投入獲得較多或較大的產出,確認、保護、創造最有效率的經濟運行模式,實現對自主創新的激勵影響,使之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三)激勵理論

      激勵理論是行為科學的核心理論。行為科學認為,人的動機來自需要,由需要確定人們的行為目標,激勵則作用于人內心活動,激發、驅動和強化人的行為。在激勵理論中,權利被賦予發明者不是因為他們以一個適當的方式值得此種權利或者融進了他們的勞動,而是因為這是確保智力產品的理想的產出能夠為社會所獲得的唯一方式。一種創新產品的產生往往是由多項技術集群的創新構成的,在技術創新活動中會產生不同性質的專利和其他多項知識產權,技術標準專利池將這些知識產權囊括成一個整體,強化了發明和投資的動力,同時技術標準專利池的形成會產生理想的社會智力產品總量,與此相應的就會產生理想的社會效用的總量,帶動整個行業的創新和整個社會的發展。

      四、技術標準專利池激勵影響的啟示

      通過上文技術標準專利池對自主創新的激勵影響的分析可以看出,技術標準專利池的戰略價值不容小覷。技術標準專利池作為現代專利技術聯盟的一種高級形式,其形成對于促進技術標準和專利技術的擴散和推廣日益顯著。在知識技術經濟高度發展的當下,為了大力推進中國的自主創新戰略就必須多角度完善和發展技術標準專利池,充分發揮其激勵影響的作用,推動中國技術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首先,完善技術標準專利池的相關法律政策,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在我國全面推行“科教興國”的背景下,技術標準專利池是標準和專利相結合的新興事物,在我國尚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需要全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規范引導,當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可能不足以涵蓋技術標準專利池的各個方面,因此,有必要出臺相應的法律或規章制度對技術標準專利池的發展進行法律指導,建立知識產權法律評估體系,充分發揮其對自主創新的激勵作用。同時,政府應當在各項政策方面給予技術標準專利池以便利,營造良好的技術創新環境,積極引導技術標準的形成和專利池的建立,鼓勵國內企業參與各種技術與標準聯盟,支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形成行業標準,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

      其次,完善企業的技術創新管理,重視企業的內部激勵。自主創新的管理是高層次的知識產權管理,企業務必予以重視,對員工必須摒棄僵化的機械模式,采取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的人性化管理,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同時,企業要建立有效的創新人才激勵機制,實施合理有效的獎懲措施,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工作環境。以建立行業技術標準專利池為目標,全方位激勵員工的創新熱情,為我國標準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人才保障。

      最后,最為重要的是,在知識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增強我國的技術實力,提高我國技術標準專利池的應用水平,這樣才能經得起國際市場的考驗,也是獲得長遠發展的根本途徑。從國家層面來看,切實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加強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化工作,提高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從企業層面來看,力爭在核心技術的研發上取得突破,構建行業技術標準,增強自身競爭力。

      技術標準專利池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系統化的工程,我國的自主創新使命也任重而道遠。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和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今天,為了在世界知識產權領域和國際標準化制定中搶占一席之地,我國必須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構建符合國情發展的技術標準專利池,反過來也讓技術標準專利池帶動國家自主創新。筆者相信通過國家、社會和企業的合力,全面激發產業核心競爭力,能加快我國技術標準專利池的發展,使我國的自主創新實力再上一個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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