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資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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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資的實質范文第1篇

一、后金融危機關于研究金融業FDI的文獻綜述

世界經濟已經由以實物經濟為主轉向以非實物經濟為主，大量的非實物性質的交易使得金融業出現了廣泛的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業的FDI突飛猛進，對于金融業的FDI理論與經驗研究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對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金融業造成了重創。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首當其沖，顯現出下降趨勢。金融危機下的金融業的FDI的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因素和金融危機對金融業的影響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

1.金融業的FDI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

信息公開對金融業FDI產生積極作用。在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發展環境下，金融業通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有些學者提出，信息公開化，使得信息成本下降，是驅動金融業不斷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尤其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信息公開化程度和系統的有效性顯得越來越重要。Joel F. Houston（2010）通過對69個國家的2400家銀行的研究發現，信息公開程度越高，銀行利潤就越高，風險相對低，同時還能減少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有效的監管系統和宏觀經濟環境影響金融業FDI。Sheng-Hung Chen ，Chien-Chang Liao（2011）對母國和東道國結合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東道國的銀行體系競爭力相對弱時，進入跨國銀行的利潤水平更高。而且，東道國的有效的監管系統，使得外資銀行不斷進入。

2.金融業的FDI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研究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金融業的FDI該如何進一步發展，以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金融業的FDI是否對金融危機的爆發有推動作用，這是金融業FDI研究中關注較多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此類研究大多是以跨國銀行為主要考察對象的經驗研究。

跨國銀行對金融危機發生的推動作用。很多研究學者認為，跨國銀行近些年的發展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Shin（2011）通過研究歐洲銀行，認為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跨國金融業的發展有密切聯系。

金融危機對跨國銀行的影響。Stefanie Kleimeier（2012）根據跨國銀行的存款與貸款的數據研究認為，不同的金融危機形勢產生不同的影響。分別對跨國銀行的存貸款產生不同的影響。在系統性的銀行危機中，國內的銀行存戶會把資金撤回，并存入到安全的國外銀行。但有些學者提出，金融危機對于新興市場的沖擊相對小，而且并未對金融業進入新興市場產生嚴重的影響。Anet Hryckiewicz（2010）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因素對于跨國銀行的擴張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特點

2008-2009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動蕩。伴隨著幾十年來最為嚴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和貿易崩潰，在經歷了2007年源自先進國家市場的嚴重金融危機后，在全球一體化的條件下，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通過金融、貿易等各個渠道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從發達國家擴散至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傳播到實體經濟。2009年全球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衰退最嚴重的局面。2008年9月，先進經濟體的狀況迅速惡化，全球資本總流量收縮，資本傾向于流入那些市場更具流動性、更安全的國家。金融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新的特點。

1.危機后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整體上呈下降趨勢

2009年，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直接外資數額下降了65%，而來自主權財富基金的直接外資則增加了15%。這兩種基金共占全球直接外資流量的十分之一以上，這一比例高于2000年的不到7%，但卻低于2007高峰年的22%。私募股權投資活動在2010年顯示出復蘇跡象，但是歐洲聯盟（歐盟）提議的管制可能會限制將來的交易。2009年，主權財富基金的籌資也由于初級商品價格的下降和貿易順差的減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資活動并未下降，反映出擁有這些基金的新興經濟體較高的增長率。新投資調整了投資方向，其資金逐步投向初級部門、較不易受金融動蕩影響的行業以及發展中區域。

2.國際金融業并購規模擴張

2008年全球千家大銀行總一級資本額為42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9.7%，是2000年全球千家大銀行總一級資本2.4倍，是1990年全球千家大銀行總一級資本4.3倍，表明國際金融業的一級資本在不斷增加。2008年，全球千家大銀行資產總額為96.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6.8%，是2000年全球千家大銀行總資產的2.5倍，是1990年全球千家大銀行總資產的4.2倍，國際金融業的資產規模有了一定提高，顯示了跨國銀行資產規模具有集中化趨勢。

3.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向新興發展中國家

在金融危機沖擊相對較小的新興市場國家，如墨西哥、韓國等針對此次金融危機采取了相關的投資戰略調整、健全監管系統和促進產業升級，吸引了以發達國家為主的金融業的FDI。如：美國開始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力度，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以利潤再投資為主、多樣性投資方式并存的格局。

4.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金融業FDI呈上升趨勢

2007年，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只有16.7億美元，而到2008年和2009年，則分別達到140.5和87.3億美元。其中以海外并購為主。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中國金融業海外并購從2006年開始就明顯上升，當年海外并購金額達到12.6億美元，而2007年則更是達到了歷史性的149.54億美元。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金融業FDI呈現發展趨勢。

三、對中國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啟示

1.合理制定中國金融業發展戰略和競爭策略

中國金融業應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合理制定與調整中國金融業全球化和國際化發展戰略，應注重外延式的發展戰略，審慎發展海外業務，準確把握國際金融業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趨勢。積極擴大消費信貸業務增長，發展零售業務與中間業務，實行差異化競爭策略，注重服務管理精細化與專業化，通過創新思維和服務質量，尤其是打造銀行品牌和發揮其競爭優勢，以提高其國際競爭力。

2.鼓勵中國金融企業積極拓展海外投資

政府應當為金融企業提供海外投資的指引與保護、提供對海外投資項目的風險評測及建立境外投資風險的預警機制。在實施“走出去”國家發展戰略過程中，政府還要規劃和細化金融企業海外投資的中長期發展戰略，由此來促使金融企業的海外投資能健康、有序發展。

3.采取更為市場化、國際化的管理方式

要對各大金融機構的聘任制度和任期進行改革，以適應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和競爭的需要。金融企業在實施海外投資戰略過程中，還需苦練內功，這包括完善公司治理、加強內部控制、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引進與培養人才等方面。由此，為金融企業拓展海外投資發展提供重要的支撐。

金融投資的實質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結構，投資基金，內部治理

一、引言

在19世紀中后期產業革命的推動下，投資信托基金首次在英國出現。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投資基金在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上蓬勃發展，目前美國共同基金總規模已增長近1000倍。基金業的迅猛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最顯著的現象。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也開始進行投資基金的嘗試，逐漸形成了投資基金市場的雛形。截止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60家基金公司掌管了納入統計的464只證券投資基金，資產凈值共計18864.60億元，份額規模共計24638.56億份（不含QDII，以下數據均不含QDII）[①]。其中31只封閉式基金資產凈值共計685.52億元，占全部基金資產凈值的3.63%投資基金，份額規模共計768.10億份，占全部基金份額規模的3.12%。其中433只開放式基金資產凈值共計18179.08億元，占全部基金資產凈值的96.37%，份額規模共計23870.46億份，占全部基金份額規模的96.88%。[②]

根據美國2008年度行業統計報告，全美約有600家基金發起人管理8889支共同基金，總資產凈值為9.601萬億美元，約占世界共同基金總資產凈值19萬億美元的51%。綜合1995～2008年的數據統計，共同基金占美國基金總資產凈值的比重約在92%～96%之間。[③]

金融投資的實質范文第3篇

然而，一個對于金融體系并沒有深入研究、而對金融體系的弊端深有體會的美國現任總統，卻對現代金融體系提出了道理淺顯而又富有深意的評論。2008年6月18日，布什在休斯頓一個私人募款會上私下說：“毫無疑問，華爾街是喝醉了。因為喝醉了，所以現在還處于宿醉階段。問題是，它還要多久才會清醒過來，不再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資工具。”這一言論被媒體披露后，白宮發言人證實了布什的上述說法，并指出，布什之前也說華爾街所進行的是一些非常復雜的金融投資產品交易，市場對這些投資工具為整個經濟體系所將帶來的風險并不十分了解。布什的“醉酒”言論是更為“生動”地形容目前美國市場的情況。布什的一句“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資工具”，幾乎道破現代金融體系原本就穿著一件“皇帝的新衣”！一個原本被看作奇妙無比的金融體系，卻被一個口無遮攔的“門外漢”一語道破，現實中的金融體系實質上存在嚴重的內在缺陷而隨時都可能坍塌。

筆者認為，金融系統的內在缺陷，源于它的基礎。它的形成與擴大過程都與龐氏騙局相類似。所謂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是一種最古老和最常見的投資詐騙，這種騙術是一個名叫查爾斯?龐齊（Charles Ponzi）的投機商人“發明”的。1917年，龐齊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各國的經濟帶來的混亂，覺得有機可乘。他開始策劃一個陰謀，移居波士頓在那里開設了一家所謂的“證券交易公司”，向外界宣稱該公司將從西班牙購入法、德兩國的國際回郵優待券，加上一定的利潤轉手以美元賣給美國郵政局，以此賺取美元與戰后貨幣嚴重貶值的法、德兩國貨幣的“價差”。事實上這個計劃根本賺不到錢，但還是有些人沖著一個半月內能獲得50%的回報率去嘗試投資，讓那些初期投資者感到狂喜的是，他們如期獲得了紅利。狡猾的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于獲得了難以置信的贏利，這一“消息”大范圍地擴散開去，龐齊成功地在幾個月內吸引了數萬名投資者，累積獲得的投資就超過了1500萬美元。后來當波士頓媒體的報道造成新投資者對公司的質疑和觀望，使公司沒有新的資金來源去支付先期投資者的利息時，他關掉店門，帶著約4萬名投資人的畢生積蓄逃之夭夭。后人稱之為“龐氏騙局”。龐氏騙局實質上是將后一輪投資者的投資作為投資收益支付給前一輪的投資者，依此類推使卷入的人和資金越來越多。畢竟投資者和資金是有限的，當投資者和資金難以為繼時，龐氏騙局必然驟然崩潰。事實上，龐氏騙局既不是起源于龐齊、也不可能止于龐齊，而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廣泛地存在。龐齊的騙局只不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罷了。

龐氏騙局得以長期延續的方式：無限接近極限、不斷調整騙局標的物、拆東墻補西墻。龐氏騙局形式上不盡相同，但實質上是一致的。判斷龐氏騙局的特征：一是鼓吹無極限的單向性增長（尤其是幾何級數的增長）；二是增長的基礎建立在“良好預期”，而“良好預期”遠遠偏離現實狀況；三是維持某種持續增長局面的前提是社會公眾普遍持有某一“信念”，而這一“信念”并無可信的物質基礎；四是當某一“信念”變得脆弱之時，“信念”標的物出現調整，而通過樹立新的“信念”來維持局面不被打破。現實金融系統的龐氏騙局特性，可以從以下方面來認識：

第一，金融體系沒有物質的根基，隨時存在崩塌的危險。商業銀行獲利的方式是從廣大存款戶那里以較低的利息獲得存款，再以比較高的利息把款貸給需要資金的企業。眾所周知，銀行普遍存在大量的信用貸款（銀行放貸額遠比它的存款多得多，中央銀行規定的存款準備金率越低，貸款的倍數就越大，存款準備金率越高則貸款的倍數較小，通常都在10倍左右）。銀行的風險在于擠兌，當眾多儲戶由于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甚至由于聽信某一傳言）而要求把存款取出來，而貸款根本無法及時收回，發生危機也就在所難免。所以只要發生一定比例的擠兌，銀行必然倒閉破產，與之相關的一切經濟活動也難以幸免。整個金融系統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沒有穩固基礎上的摩天大樓，隨時都有崩塌的風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各家銀行均以“信用”為信條，而實質上任何一家銀行都具有顯著的龐氏騙局特征！

第二，金融衍生品，以傳銷式龐氏騙局貫徹始終。信用經濟是金融體系的必然產物。在現代經濟中，信用經濟規模加速擴張，而且信用結構日益復雜，在信用貨幣的基礎上不斷衍生出新的金融產品，它們與實質經濟的距離越來越遠，甚至毫不相關。至此，虛擬經濟已經成為任何現代信用經濟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經濟泡沫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往往造成繁榮的假象，所以容易受到追捧，具有自我強化的機制；又由于形式上虛擬經濟的發展可以完全脫離實質經濟，所以虛擬經濟具有超出實質經濟承受范圍的傾向。當經濟泡沫惡性發展時，結果就會表現為泡沫經濟。所謂泡沫經濟，其一是經濟中虛擬成份的比重超出了實質經濟的承受能力，經濟結構出現嚴重扭曲；其二，在泡沫經濟形成以后，某些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上的預期邏輯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使價格已經很高，由于需求極度旺盛，大多數市場主體仍然預計價格會進一步升高；其三，公眾行為的非理性化致使相關市場的不確定性激增，市場規則失效。通俗地來看，金融衍生品，與傳銷中的傳銷品毫無二致，沒有任何實質的內容，只是傳銷計件的標的。金融市場中的“傳銷”盛行，源于人們對財富飛速增長的渴望，極易被虛假繁榮所迷惑。最終都無法避免因資金難以為繼而頃刻崩潰的結果。

第三，股票、期貨等金融產品都難逃走上傳銷式龐氏騙局之路。在今天的金融體系中，股票、期貨、次級貸款證券以及投機性的房產、土地、石油等等，都變成了金融衍生品，都成為了不斷變更標的的“傳銷”，各種金融投資工具無實質內容的差別，只是不同名稱的傳銷品而已。股票、期貨、房地產、石油等的發展過程中，容易出現以下方式的飛速擴張與驟然破局：誘人的收益回報―帶動眾多的需求和價格的攀升―高回報率帶動新一輪的參與者參與―帶動潛在參與者持續的超高利潤期望―進一步推高了價格―參與者作出價格只漲不跌的判斷而不斷追高買入，這樣供需關系使得價格不斷發散性地提高，直至資金難以為繼時，這一循環就會被打破，龐氏騙局破局。金融體系面對必然破局的風險，不斷創新的金融衍生品，就是當一種投資工具快要崩潰時，換成另一種投資工具繼續炒作，而可以長久維持。這就使得金融體系的龐氏騙局特性更為隱秘而不會被輕易發現。但當資金難以為繼、民眾不再信任而拒絕跟風之時，破局是必然的。

以股票市場為例，投機性的股票交易牛市就是以龐氏騙局方式制造出來的。通過一輪一輪的投入不斷抬高股價，依靠后一輪的資金投入來給前輪的投資者提供收益，這樣的游戲一直持續著、直至沒有新的承接者而崩潰。NASDAQ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落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1998年7月股指為2028點的低位，到2000年4月一躍上升到5022點的高位，而到了2002年6月又下跌到1300多點。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IT概念”下的一個龐氏騙局。對于單只股票而言，假如公司資產每股投入是2元，為什么能夠以2.5元發行？是因為人們預期這個公司有前途。為什么發行之后，它還可以漲到3元呢？因為當人們看到它的業績增長之后，提高了預期。但由此而不斷地提高預期，不斷地提高股價到10元、20元，那就完全偏離了現實基礎。公司根本無法憑本身的經營獲得那么高的利潤來支付“股民”的紅利，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拿后面投資者的錢去補，至于后面加入的，則靠再后來的加入者的錢去補充……這樣一個支付系統就屬于典型的龐氏騙局，其結果注定是要崩潰的。在中國的股市上，莊家形成了“龐氏群體”：進入股市的人并不在乎股票本身的未來業績，而是期望“吃下家”來致富，所以已進入者希望有更多的新進入者。很多股民的心態也類似傳銷者，明知各種“概念”是一個騙局，但卻希望自己買入后有更多的人進入，自己獲利后再崩潰。

再以房地產市場為例，房地產業成長過程中極易出現地產價格龐氏騙局。由于土地價格的市場投機炒作，會出現虛漲，土地價格出現成倍、甚至幾十倍的飛漲。如日本的地產價格暴漲就是典型的例證，日本六大城市的地價指數，在1980年代的10年間上漲了5倍，地價市值總額高達4000萬億日元，相當于美國地價總值的4倍，土地單價為美國的100倍。1991年以后地價暴跌，泡沫破滅，至今經濟尚未恢復過來。房地供需過程中的龐氏騙局，住房市場容易出現這樣一個循環：從眾的購房理念―帶動住房需求和價格的攀升―帶動房地產商的利潤期望―進一步推高了房屋價格―消費者認為房屋是不會貶值的投資品而追高購買，這樣供需關系使得價格不斷提高，直至某一天購買房屋的資金難以為繼時，房產價格將應聲而落。房產價格的下跌，必然導致一連串資產價值的大幅減價，直至銀行貸款無法收回而導致金融體系的危機。

金融投資的實質范文第4篇

在你拿到本期雜志的時候，馬年已如約而至。在這里首先祝本刊的忠實讀者和操持理財家計的朋友們新春快樂，馬年吉祥平安。

平安是生活的基礎，在此前提下我們才可能談及進取，正所謂“穩中求進”。在家庭理財規劃中，保險是保證當風險來臨時，家庭和個人生活繼續保持穩定的良好工具。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入，市面上出現了許許多多的保險品種，尤以投資型保險引人注目。目前的金融理財市場，雖然還存在分業監管的體制障礙，但銀行、保險、證券業均有功能相近的投資產品可以滿足你的收益需求，實質上的綜合金融時代已經悄悄來臨。比如，銀行不僅擁有這個行業獨家壟斷的存款產品，各種銀行理財產品與基金、信托產品實質上已沒有區別，都具有“買者自負、賣者有責”的風險性質。券商的集合理財產品也與基金、信托產品在市場上爭分一杯羹。保險機構的萬能險、投資連結險也是應理財人群“收益優先”的浮躁心理而產生，把那些純保障性質的消費型保險晾在了一邊。

理財的目的是為了平衡一生的財務需求，重點對家庭收入達到“削峰填谷”，不至于因收入的波動而饑一頓飽一頓。保險理財的目的，就是當你的家庭成員發生死亡、疾病以及其他意外等極端不可測風險時，借助社會的力量（由保險機構整合這種力量）來幫你渡過難關。因此，保險產品的本質特征是保障。依靠保險產品追求高收益，是一種緣木求魚的做法。

金融投資的實質范文第5篇

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現狀，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資本管制較嚴且有效，可資防范資本沖擊風險之用，人民幣離完全可兌換尚有相當距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資本管制“名不符實”，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際程度已頗高，至多是“變暗為明”。上述觀點分歧的實質是如何看待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名”與“實”。

“名”是基于對資本賬戶交易的法律限制或管制狀況來衡量資本項目可兌換狀況；“實”則是用事實上的跨境資本交易狀況來加以衡量。目前，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名實之間頗有矛盾之處。

首先，國際組織認定與國內法律和政策規定的“名”有差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兌年報》所列中國資本賬戶的幾乎各個子項目的“管制狀況”均標為“是”，即便是我國認為已經達到可兌換程度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是如此。實際上，我國對多數資本交易都已被允許，有些項目的管制并不構成實質性限制。

其次，與其他新興市場可兌換貨幣國相比，人民幣不完全可兌換的“名”與金融開放的“實”有差距。在金磚國家中，2006年9月印度央行委員會曾建議要求5年內實現印度盧布可自由兌換，俄羅斯宣布本國貨幣自2006年7月1日起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巴西和南非也被普遍認為貨幣可兌換程度明顯高于中國。

Maziad等（2011）評估認為，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程度（-1.1）與印度、南非相當，而低于巴西（0.4）、俄羅斯（0.2）。這些信息都顯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在這些國家中即使不是最低，也是很低的。

但跨境資本交易規模顯示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就國際收支統計的資本項目交易額（借方+貸方）/本國GDP而言，2010年中國（8.14％）低于巴西和俄羅斯（10.2％），高于南非（6.75％）和印度（3.98％）。就國際投資頭寸表統計的對外資產和負債之和/世界GDP而言，2010年中國（10.4％）遠高于俄羅斯（3.8％）、巴西（3.4％）、印度（1.7％）和南非（1.1％）。換言之，上述混雜的信息可能意味著中國以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可兌換之“名”承擔了較大金融開放之“實”。

第三，資本交易的法律和政策限制與市場信息和社會觀感有差距。目前政策允許的居民個人對外證券投資主要是QDII渠道，個人未被允許直接投資境外證券市場。

香港交易所《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2010/2011》顯示，過去十年內地投資者在港股市場的交易額復合年增長率達47％，遠高于其他類型投資者。2010至2011年度，來自內地投資者的交易約占港股市場總成交額的4.6％（約合7900億港元）。

事實上，在現代信息條件下，內地居民直接投資港股等的技術成本并不高，投資港股的內地居民個人或私募機構并非個別現象。此外，有關中國居民在紐約、倫敦等地投資購買房產的報道屢見報端，而國內現有法律和政策并未明文允許。

就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名實而言，目前中國的資本管制，有的是“有名無實”，即政策名義上有審批或登記，實質上對資本流動并無太大影響，如FDI；有的是“有實無名”，即法律和政策并無規定，實際交易卻并不少見，如個人對外投資；有的是“有名有實”，即政策上有管制，實際交易也受限制，如外債管理；有的是“無名無實”，即法律上未明確規定但實際不允許做或者很少發生，如居民向非居民貸款等。

從上述“名”“實”差距來看，顯然前兩種情況居多。如何解釋和看待這種現象呢？

應該看到，資本管制本身有度和區間的概念。如果將資本管制比作“門檻”的話，《匯兌年報》列出了中國對資本交易的各種“門檻”，但并未對“門檻”高低做出評估和評判。禁止、嚴格審批、市場準入、掌握跨境資本交易和資金流動信息等都可以作為“門檻”，但只要這個“門檻”低到對資本交易不構成實質性影響或歧視性安排，則應視為可兌換。

應該避免將資本項目可兌換等同于沒有任何“門檻”或完全自由的認識誤區，也不宜不論“門檻”高低，一概冠以管制之名，高估其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應充分考慮中國貿易開放度較高的現實。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貿易和金融開放相互關聯、密不可分。我國有大量跨境貿易和投資的市場主體和關聯企業，尤其是內地與港澳臺之間的聯系緊密，很多企業在三地都有子公司或關聯公司。這些市場主體根據市場機會及利率、匯率等價格信號，通過可兌換的渠道來擺布跨境資金和開展資本交易，規避資本管制并非難事。

即便有不符合政策的跨境資本交易，也可能是“民不舉官不究”，或者在支付罰金后合法合規。如果資本項目可兌換不能與貿易開放相適應，很可能是企業承擔的資本管制成本很大，或者資本管制“名不符實”，即便明令禁止交易也效果不佳。因此，對開放條件下資本管制的實施程度和效果都不宜過高估計。

面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名實相悖，修正這一差距不失為一條推進人民幣可兌換的技術線路。

一是有必要對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的現狀做一個全面、客觀的評估，摸清資本管制的“底”。認定資本管制的合理標準，區分管制的性質和強度，全面梳理現行資本項目交易的“門檻”及其高低。結合跨境資本交易的數量，確定“名”“實”差距最大的資本交易項目。在此基礎上，明確資本管制的風險底線，確定中長期內哪些“門檻”必須保留且要高一些，哪些“門檻”可以降一些或大大降低，哪些“門檻”是不必要而應該去掉的。

二是采取適當措施修正資本管制的名實差距。對直接投資等未實質性限制資本流動卻有管制之名的資本交易，改審批、核準等管理方式為備案、事后核查、掌握信息等最低“門檻”，這不會改變資本流動，對市場卻有便捷之利；對個人對外投資等市場需求大但“無名有實”的資本交易，通過試點等方式逐步“名”之，“變暗為明”，建立規范的正規渠道。

這對跨境交易的總量影響不大，對可兌換卻有事半功倍之效；對國際板、國外一般主體境內發債等“無名無實”的資本交易，則可從無到有，逐步建立相關開放制度，這在初期可能量不大，但對資本開放卻有標志性意義；對外債、衍生工具等“有名有實”的資本交易，則應視為風險防范的重點，繼續實施有效監管。

三是重新認識開放條件下資本管制的功能定位。傳統的資本管制往往基于本國國際支付手段短缺或經濟金融體系相對封閉的環境。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名實差距的實質是資本管制不完全適應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的迅速變化。